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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哲学是人们对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命运、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哲学思考。为此，历史哲学观的形成，既需要对大历史的关怀和理解，更需要一种大的政治情怀。为建设政治而理解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政治智慧，从文明基因中寻找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习近平历史哲学的一条主线。上任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就主持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政治局集体学习，可见其哲学关怀之深切。
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从文明基因讲到文化自信问题。可以说，“文明基因”意义上的历史连续性，是贯穿习近平历史哲学的经纬，习近平总书记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视文化传统和文明基因的领导人，他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传统文化和文明基因之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
在2013年11月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谈话中，习近平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的话：“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因此，习近平认为，对孔子思想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今天的中国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应坚持这样的态度。习近平的中国观不仅把改革前后两个30年统一起来，在多次的讲话中，他还把当下中国视为5 000年历史、170年历史的一个连续体。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
这样的历史观决定了习近平特别重视历史传统所提供的思想资源，重视儒学的背后应该是寻求新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任何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都不可能永远建立在经济绩效上，对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国家而言，传统是其重要的可资汲取的合法性资源。在视察曲阜孔子研究院时，习近平就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要求“四个讲清楚”：
“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第一个讲清楚厘清了文明基因与制度形式的关系，即那些没有文明基因的“飞来峰”式制度必然行不通，而中国道路、中国制度则是基于自己的文明传统的。第二个讲清楚是关于弘扬民族精神的问题。第三个讲清楚阐述了文明多样性问题，不存在“普世价值”代替其他文明体系。第四个讲清楚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基于民本主义的文明沃土之上的，社会主义和民本主义是可以通约的。
没有历史哲学的大关怀，是不可能提出这些最基本的、不容易讲清楚因而也是容易被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不但是对中华文明和当代中国政治的理解，也离不开比较文明的视野。
从文明基因出发的历史哲学是一种新历史唯物主义。与传统的侧重于经济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比，新历史唯物主义在强调经济基础作用的同时，更多地主张历史文化传统的作用，是一种更加宏大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