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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虽然不像毛泽东建立新中国和邓小平改革开放那样具有明显的质变，但中国靠其规模而发展起来后引起的量变其实具有质变的性质。中国的规模太大，这一规模本身已经有了质变的意义，不但带来了世界秩序的变化，也为国内秩序带来根本性变化和挑战。
世界秩序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衰落之中，其突出表现是西方国家倡导了两百年的自由贸易理论正在被美国放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回到传统的双边贸易谈判，英国脱欧公投，都是对以自由化为支撑的地区化和全球化的一种逆势而动，因而被称为“逆全球化”或“全球化退潮”。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高举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赢得了世界的高度评价。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所有规模以上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亚投行”已经成为事实性的“世界投行”。这意味着，主导世界秩序的权力正在位移，世界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话语权空前扩大，而且必将更加具有主导性。
国内的结构性变化。在政治建设上，到2022年左右，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定型，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也将更加制度化法治化。在经济建设上，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所呈现的“新常态”正在催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且整体性成功升级的可能性很大，中国的发展模式随之而来将呈现“发达型”。在社会民生建设上，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了更实际的意义。所有这些，都有了“新时代”的意义，需要新的发展理念，新中国前60年的理论和思想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
新的挑战。新时代的新挑战是多方面的，也十分严峻，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政治经济关系上。市场经济已经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人的观念的深刻变化和利益结构的深刻调整，这些变化在过去已经对执政党构成过严峻挑战，诸如各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形成。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党通过强力反腐而清理了威胁人民主体地位的利益集团。但是，市场经济带来利益多元化而产生利益集团，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顽症，顺其自然就必然是政治上的多元化即多党制，正如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政体那样。如果这种情况在中国出现，必将是灾难性后果。这样，如何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多元化与我国宪法条件下的民主集中制即党的领导，将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个不容轻视的长远性、根本性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长期性、根本性的挑战，以及世界秩序的大变局和国内走向新阶段，都迫切需要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因应新时代的习近平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