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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引起知识界最大反响和积极回应的无疑是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的提出。这一命题不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知识界持续关注的重大政治主题和重大理论议程。
要更好地理解这一命题，首先还是应该研究命题人的政治思想和执政逻辑。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家思想和政治行为的研究，一直是西方中国政治研究的志趣所在。比如，普通中国人所以知道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FVogel）教授，不是因为其早期的《日本第一》，而是他先后专门研究陈云和邓小平，《邓小平时代》一书让其享誉中国和中国研究学术界。其实，梁启超早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就指出，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不同，“政治思想什九与实际问题相接触，一有机会，则不惟坐而言，直将起而行”，故凡有主张的政治家，其政治活动都应该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中国思想先贤和国外学界之于当代政治家的重视，值得当下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学界的省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伴随着社会科学中所谓的“去价值化”“科学化”，中国政治学研究居然逐渐远离当代政治人物及其思想，这无疑等于自我放逐，自我收缩营地，最终必然是自我矮化。另一方面，在研究取向或者研究方法上，社会史叙事开始流行，但从政治人物思想及其政策的角度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乃至制度变迁，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最重要的研究路径。
在政治发展意义上，人们都能感受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之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固然是实践活动的结晶，但实践活动离不开政治思想的引领。就政治思想层面而言，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可谓博大精深，缤彩纷呈，最突出的主线可以归纳为：政治宗旨上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为此在政治道路上必须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在公共政策上坚持体现人民主体性的公正社会导向。就此而言，习近平政治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政治继承和发扬光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应该看到，习近平政治思想具有政治学说的性质，也就是说已成为社会科学范畴上的政治思想。对此，我们初步总结为：从历史文明基因出发的历史哲学、强调政治制度“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新政治经济学、以国家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理论、以公正社会为导向的新发展理念和新世界秩序观。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政治思想，更化传统的发展理论，并给世界秩序增添了更多的民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色彩。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和理论要先行，更重要的是需要具体的战略部署去推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策环环相扣，依次推进：以强力反腐为全面深化改革清障、以顶层设计规划国家治理现代化蓝图、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力推进国家治理、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全面深化改革所指向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政策的逻辑性清晰可见，谋篇布局的章法精妙。
战略部署的成果和公共政策最终要在制度建设中巩固下来，形成常态化、机制化、制度化的行为方式。在制度建设上，首先是以持续高压的反腐打造青山绿水的制度环境，这是各层次政治主体赖以存续的政治生态；在政治体制上，改革决策领导体制，形成更有助于提升决策权威和政策执行力的领导小组体制，以破解利益集团化政治生态而难以革新的局面；在经济体制上，在发挥政府应有功能的同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军事体制上，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脖子以上的改革”，对军事管理体制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在司法行政体制上，不但正在试验和完善最高人民法院的派出法庭制度，在法官制度、律师制度上都进行了专业化取向的改革，并进行了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对于一个已经改革了30多年、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的巨型国家而言，还能进行如此深刻的变革，非有强烈使命感的权威领袖所不能为。总结下来，五年来，中国发生了有目共睹的巨大变化，优良的政治生态正在形成，更多的中国人有了更多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习近平政治思想下的政策逻辑和制度建设，都是为了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是一项终结“历史终结论”而又必将书写新历史的伟大工程。
依赖流行的来自西方的旧知识和二元对立旧思维，根本无法理解这一“新历史”，甚至会误读“新历史”，比如，把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二元对立起来。世界大历史多次告诉我们，没有强大权力和权威，根本无法推动触动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革命性改革。中国改革开放史告诉我们，以分权为起点的改革固然激发了社会活力，但同时也把很多权力分放到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和特定社会力量那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特殊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如果没有强大的权威，如何去破除已经利益集团化的利益结构？正如我们常说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和集中都不够一样，中国的集权和分权都不够，当集权的要有更多的集权，比如司法与行政执法权；当分权的则应该有更多的分权，比如资源配置中的市场作用。
时代呼唤新思想，呼唤自主性社会科学，否则就无法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事业。自主性社会科学的形成，不但要汲取世界文明成果，更要研究自己的实践并汲取中华文明基因的滋养。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习近平政治思想及其政策逻辑和制度建制，不但是构建自主性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之必需。
本书是集体合作的结晶。杨光斌教授设计了本书的总体框架，负责统稿并撰写第一章和第四章，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衡讲师撰写第二章，第三章由杨光斌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博士后林雪霏撰写。中国人民大学的几位同事对本书也给予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杨光斌
2017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