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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时间的变化如此之大！在新千年的头10年，也即继1999年原版《共同基金常识》出版后的这10年间，差异是令人惊奇的。在之前的20年间，美国的股票市场的平均年回报率达17%，是其200年历史中的最高水平。在过去的10年间，伴随着2000—2002年和2007—2009年两个主要的熊市，股票市场的回报率整体转为负值，年回报率仅为–1.5%。这是在股市的200年历史中，记载的回报率最低的两个10年之一。
类似地，我们的经济已经从一个繁荣强大的长盛时期，过渡到了一个以2008—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为起点、未知长短的新时期。现在看来，这种衰退已经见底，并伴随着适度的经济恢复，其中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经济体实际增长率的“新的正常”水平更可能是年增长2%，而非20世纪特有的3%的增长水平。
这些仅仅是当今世界已发生变化的几个例子。全球化如今是理所当然的趋势。战争与和平形影相随。政权更替司空见惯，正如我们联邦政府中的民主党已经接替共和党执政。负债已经猛增至史无前例的、不可持续的水平。当我们的国民在努力减少负债水平时，美联储的负债实际上却在爆炸式地上升，而且近期几乎没有减少的迹象。
在某种程度上，最近发生的所有变化都已经对共同基金业形成了冲击。尽管股票型基金的回报率必然会落后，但平均而言，与股票市场的回报率持平。20世纪90年代积累的股票市场动量在21世纪生效了，这10年间，共同基金的资产规模已从1万亿美元增长至5万亿美元，在2007年秋天一度超过了12万亿美元，而随后在股市崩盘的余波中骤降至10万亿美元。即便如此，共同基金仍然继续吸引着基金持有人，10年前的5 000万的基金投资者大军如今已经有9 200万人的庞大规模。
时代确实已经不同了。在国家金融财政、退休计划和经济系统中，共同基金业逐渐变成了更重要的因素。共同基金的经营也显得更加重要，借用一句1940年的《投资公司法案》里的原话：“这关系到了全国公众和投资者的利益。”
10年以后的2009年似乎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全面更新的《共同基金常识》不仅得以出版，它的启示也得以重新评估。为了达到此目的，我没有更改原版中的任何字眼，而是增加了自1999年以来的大量数据和对重大历史事件回顾性的评论。评论分散在每一章中，为了便于解释清楚，用灰色背景突出显示。不管历史事件是否证实了我10年前的观点，我都尽量不偏不倚地描述它们。就本质而言，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我很开心地在此报告，我的首要目标“通过共同基金建立一个健全的投资计划，以帮助读者成为更成功的投资者”已经实现。我在1999年版中所陈述的原则仍然成立，而且还远不止于此。 是的，在股票和债券之间平衡恰当的投资组合是成功的关键。是的，简单化原则仍然关键。是的，股票市场最终反映的是盈利增长、分红收益、公司经营等实体经济的业绩表现。是的，投资成本仍尤为重要，税收也是如此。 而且，消极管理的股票型和债券型指数基金的业绩将会继续优于主动管理型基金。
当然，在各种投资板块中获得的回报率，包括美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仍然回复于市场的均值水平或以下。是的，正如昨日业绩表现优异的基金有可能成为明日的落后者，单只基金的回报率也在继续向市场的均值水平回复。这些简单的原则仍然适用，我后来将它描述为“简单算术的铁则”。确实如此，毕竟“基本原则亘古不变”。
可惜，我的第二个目标“为共同基金业的变革制定方向”没能实现。尽管我热衷于这种变革，而且现实也强烈要求变革，但基金业的状况还是越来越糟糕。技术进步有好的一面，如速度、效率和信息量等，但同时也是坏的一面的推手。比如说，技术创造了极其复杂、充满风险的金融工具，怂恿投资者像频繁交易股票一样去交易基金。市场营销的地位仍然优于基金管理，销售的作用也胜过于管理。基金经理们仍然忽略了他们是为基金投资者工作，是扮演着基金受托人的角色。基金业的管理结构仍然是不利于基金投资者而有利于基金经理的。因此，我虚心地承认，我关于“时间和推理”（借用托马斯·潘恩的表述）将一起推进基金业改革的期望仍未实现。
总而言之，尽管我的投资法则的确广受欢迎，至少是获得了精明的投资者、有责任心的投资顾问和学识渊博的学者等的支持，但显然，我的基金业改革运动还并未成功。但是，请相信我，“时间和推理”将继续支持我。尤其是在当前的后危机时代，投资逻辑在未来的数10年中将不可避免地进行重构。
正如我已故挚友彼得·伯恩斯坦在本书1999年版的序中写道的：“个人投资者财富的变化离不开财富管理行业的结构。”行业结构确实有巨大的缺陷，它已经削弱了大量信任共同基金的投资者的财富。尽管重建共同基金业非常重要，但广泛的行业既得利益者将对改革的成功形成巨大阻力。因此，我借用托马斯·潘恩的话来安慰我自己，在上一版的前言结尾部分也曾引用过：“斗争越是艰难，成功就越辉煌。”
约翰·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