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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坐在贝德福德旅馆的阳台上，裸露出来的白里泛红的膝盖顶着铁栏杆。这是一个星期日，大教堂的钟声叮叮当当地响着，招呼人们去做晨祷。在邦德街的另一边，穿着深蓝色运动罩衫的年轻的黑人姑娘们坐在中学临街的窗边，正在进行一项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想个法子把她们的金属线般刚硬的头发卷起来。威尔逊捋着他前不久才蓄起来的上须，一边等着自己要的杜松子酒，一边梦想着。
他对着邦德街坐着，脸侧向一边，望着大海。从他白皙的皮肤可以看出，他从大海那边来到这个港口该是多么新近的事，他对街对面的女学生缺乏兴趣同样也说明这一点。他好像晴雨计上的一只落在后面的指针，在它的同伴早已移向“风暴”之后，自己却仍然指着“晴朗”。阳台下面的街道上，一些黑人职员正向教堂走去，但是他们穿着湛蓝和鲜红色的亮丽夺目的午后礼服的妻子们一点也没有引起威尔逊的兴趣。阳台上，除了一个留着大胡子、裹着头巾、向威尔逊招揽给他算命的印度人以外，就只有威尔逊一个人：这不是白人到旅馆来的时刻——他们现在都在五英里外的海滩上，但是威尔逊还没有汽车。他感到自己几乎无法忍受孤寂。学校两边的铁皮屋顶都向大海一边倾斜着，当一只秃鹫落下来，威尔逊头顶上的波纹铁皮就发出一阵哐啷哐啷的响声。
从停泊在港口的一支商船队里走下三个高级船员，沿着码头踱了过来，立刻有一群戴着学生帽的小男孩把他们围住。小孩们像唱儿歌似的反复喊着一句话，隐隐约约地传进威尔逊的耳朵里：“船长要基格基格
吗？我姐姐是漂亮的中学女教员。船长要基格基格吗？”大胡子印度人望着写在信封背面的几个计算式紧皱着眉头——是占星术的公式还是计算花销的数字？当威尔逊低头再向大街望去的时候，几个船员已经从孩子们的包围中冲出来了，可是，这群小学生又把一个没有结伴的水手簇拥起来。他们像打了胜仗似的领着他向警察局附近的一家妓院走去，好像是在送他去托儿所。
一个黑人仆役拿来了威尔逊要的杜松子酒，威尔逊一口一口地慢慢呷着，因为他没有别的事可做，除非回到他那间肮脏、闷热的房间里去读小说——或者读一首诗。威尔逊很喜欢诗，但是他只是暗地里啜饮着，仿佛在服一剂什么药水。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他总是随身带着《黄金诗库》
，不过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饮一口朗费罗，再喝一口麦考莱和曼甘
：“继续诉说吧，如何才华虚掷，被出卖的友情，爱情中遭尽戏弄……”威尔逊欣赏的是浪漫主义的诗篇。为了装点门面，他手边总有一本华莱士
的作品。他热切地希望自己在表面上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蓄着胡须就像系着某个俱乐部的领带一样——这是表示他是一个普通人的最好的标志，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却泄露了秘密——一双棕色的小狗似的眼睛，一只雪达犬的眼睛，这双眼睛这时正忧郁地凝视着邦德街。
“对不起，”一个声音说，“你是威尔逊吗？”
他抬起头来，看见一个中年人。他穿着人人必穿的卡其短裤，生着干草颜色的长睑。
“是的，我就是。”
“我能坐在你这张桌子吗？我是哈里斯。”
“欢迎你，哈里斯先生。”
“你是非洲联合公司新派来的会计吗？”
“是的。喝一杯酒吗？”
“我想喝一杯柠檬汁，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中午我不能喝酒。”
印度人从他的桌子边站起来，满怀敬意地走过来说：“您记得我，哈里斯先生。也许您愿意同您的朋友讲讲我的才能，哈里斯先生。也许您这位朋友愿意看看我的这些介绍信……”一沓肮脏的信封始终攥在他的手里，“都是来自社会名流。”
“走开。快滚，你这老骗子。”哈里斯说。
“你怎么会知道我姓什么？”威尔逊问。
“在一份电报上看到的。我是电报检查员，”哈里斯说，“这个鬼工作！这个鬼地方！”
“我在这里就看得出来，哈里斯先生，您已经交了好运了。如果您肯同我一起到浴室里待一小会儿……”
“滚开，甘加丁
。”
“为什么要到浴室？”威尔逊问。
“他总是在那里给人算命。我想也许那是唯一没人打扰的地方。我从来没想到问他这个。”
“在这里待了很久了吗？”
“待了他妈的十八个月了。”
“很快就该回家了吧？”
哈里斯越过铁皮屋顶凝望着港口。他说：“船去的方向都不对头。但是只要我一回到家，你就再也不会在这里看到我了。”他把声音压低，一边喝柠檬汁一边恶狠狠地说，“我恨透了这个地方。恨透了这里的人。恨透了这些讨厌的黑鬼。不能这么叫他们，你知道。”
“我的佣人似乎还过得去。”
“谁的佣人都过得去。那些人是真正的黑人。可是这些人，你看，你看下边那个戴羽毛披巾的人，他们连真正的黑人也算不上，都是些西印度群岛人，海岸一带都被他们霸占了。商店的职员也好，市议员也好，文职官员也好，律师也好——我的上帝。在保护领地倒没有什么。我对真正的黑人没有任何意见。上帝给了我们不同的肤色。可是这些人——噢，我的上帝！政府害怕他们。警察局害怕他们。你看看下边那个人，”哈里斯说，“看看斯考比。”
一只秃鹫扇动着翅膀，在铁皮屋顶上走动了两步；威尔逊的目光投向斯考比。他顺着这个陌生人的指点，不怎么感兴趣地望过去，他觉得这个单独走在邦德街上的身材粗矮、头发灰白的人并没有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他不知道这是一个人永远也不可能忘记的时刻之一：记忆已被刻上一个小小的伤疤，只要几件事情同时出现，这伤口就要发疼——中午杜松子酒的酒味、阳台下的花香、波纹铁皮屋顶的叮当响声，一只丑陋的大鸟拍着翅膀移到另一个栖息的地方。
“他非常喜欢他们，”哈里斯说，“还跟他们睡觉呢。”
“那是警察制服吗？”
“是。我们的警察大军多么伟大！‘失去了他们就永远无法找到’
——知道这句诗吗？”
“我不读诗。”威尔逊说。他的目光随着斯考比在这条沉浸在阳光里的街道上移动着。斯考比停下来同一个戴白色巴拿马草帽的黑人谈了几句话；一个黑人警察从他身边走过，非常洒脱地给他敬了一个礼。斯考比继续走下去。
“说不定他还接受叙利亚人的贿赂，要是能知道实情的话。”
“叙利亚人？”
“这里是个地道的巴别塔
，”哈里斯说，“西印度人、非洲人、真正的印度人、叙利亚人、英国人，在市政建设局工作的苏格兰人，还有爱尔兰传教士、法国传教士、阿尔萨斯的传教士。”
“叙利亚人在这里干什么？”
“赚钱。内地的所有商店都是他们开的，这里的商店大部分也都是他们开的。他们还做钻石生意。”
“我想这里钻石很多吧。”
“德国人出的价钱很高。”
“他的妻子不在这里吗？”
“谁？噢，你是说斯考比。当然了，就在这里。如果我有这么一个老婆，说不定我也要去跟黑人睡觉。你不久就会见到她。她是这里的知识分子，喜欢艺术、诗歌，还为船只失事的海员举办过艺术展览。你知道这类东西——飞行员写的充满异国情调的诗啊，轮船司炉画的水彩画啊，教会学校学生的烙画啊，等等。可怜的老斯考比。还要喝一杯杜松子酒吗？”
“再喝一杯吧。”威尔逊说。
斯考比走过市政厅，拐进了詹姆斯街。市政厅这所建筑连同它长长的阳台总是使他想到医院。十五年来他看见一个又一个的“病人”走了进去，一年半之后，一部分“病人”被遣送回国，个个面色苍黄、神经紧张，另外一些人则填补上他们的空缺——殖民厅厅长、农业厅厅长、财政厅职员、市政建设主任。他一个不漏地观察着这些人的体温记录表——第一次毫无道理地发脾气，酗酒，一年来一直宽容默许而突然间又坚持起原则来。黑人职员们来往于各个办公室，好像医生在伺候病人，即使挨了骂也总是赔着笑脸、恭顺有礼。病人总归是有理的。
转过墙角，在一株老木棉树前面——最早的殖民者在登上这块不友好的海岸后第一天就聚集在这里——矗立着法庭同警察局的楼房，一幢像一个软弱无力的人在虚张声势的庞大的石头建筑物。在这个硕大无朋的空壳子里，人们像干果核一样在走廊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没有谁能够适应这样一种卖弄夸张的设计构思，但是幸而这种构思只有一间屋子的进深。在后面的狭窄、阴暗的过道里，在审讯室和牢房里，斯考比总是觉察到人类的粗俗和不公正——散发出一股动物园的气味：锯末、粪便、氨水的气味，而且缺乏自由。这所房子的地板每天擦洗，但是这种气味却永远也去不掉。犯人也好、警察也好，衣服上都带着这种气味，就像吸烟的人身上总有一股烟味一样。
斯考比走上宽大的台阶，转身向右，沿着室外的遮阳走廊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两把硬靠背椅，一个柜橱，几副已经生锈的手铐像旧帽子似的挂在墙上，一个公文柜。在陌生人的眼睛里，这是一间空荡的、极不舒适的屋子，但是对斯考比来说，这却是一个家。别的人都是通过积累而建立“家”这一概念的——新购置的一幅画、越来越多的书籍、一个形状奇特的镇纸、不记得在哪个休假日为了什么原因买的一个烟灰缸；斯考比却通过逐渐减少而建立起自己的家来。十五年前他刚刚在这里安身的时候，什物用品要比现在多得多。这间屋子曾经摆过他妻子的照片、从市场买来的发亮的皮靠垫、一把安乐椅，墙上还曾挂着一张这个港口的彩色大地图。地图后来被年轻的同事借去了：反正他也不需要了；就是闭上眼睛，这块属地的整个滨海地区也能清清楚楚地浮现在他的脑子里：从库发海湾到梅德利镇是他经常巡逻的路线。至于靠垫同安乐椅，他买来不久就发现，在这个闷不透风的地方，这类舒适品只意味着增加热度。只要身体的某一部分接触到其他东西或者被遮盖起来，汗珠马上就淌出来。最后，因为他的妻子已经来到身边，照片也变得不必要了。在谣传战争要开始的头一年她就到了他这里，现在她想走也走不掉了；潜水艇击沉船只的危险把她也变成跟墙上挂着的手铐相同的一件固定的装置了。此外，这是她很早以前的照片，他已经不愿意再回忆起她当时那张尚不成熟的脸、懵然无知的温顺和恬静的神情，以及听从摄影师摆布张着嘴憨笑的样子了。十五年的时光使人的面孔定了型，温顺随着阅历渐深而消退，他一直非常清楚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领路的人是他自己：她的生活道路是他亲自为她选择的。是他塑造了她今天的面貌。
他在自己的一张空无一物的桌子旁边坐下，几乎与此同时，他的门德族
巡佐就在门口咔嚓一声立正行了个礼。“长官！”
“有事要报告吗？”
“专员要见您，长官。”
“案件记录里有什么事吗？”
“有两个黑人在市场上斗殴，长官。”
“因为争风吃醋？”
“是的，长官。”
“还有别的吗？”
“威尔贝弗斯小姐想要见您，长官。我告诉她您在教堂，叫她过一会儿再来，可是她不走。她说她就要待在这儿。”
“是哪个威尔贝弗斯小姐，巡佐？”
“我不知道，长官。她是从沙尔普镇来的，长官。”
“好吧，等我见完了专员再同她谈。但是我不想再见别的人了，知道吗？”
“好的，长官。”
斯考比穿过过道走向专员办公室的时候，看见这个黑人姑娘一个人坐在一张长凳上，倚着墙。他只望了一眼：他只模模糊糊地看到一张年轻的非洲人的黑色的脸，一件颜色鲜艳的棉布衫，接着她就完全从他的头脑里消失了。他拿不定主意自己该同专员说什么。整个一星期，他的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
“坐下吧，斯考比。”专员是一位五十三岁的老人——年纪是根据一个人在殖民地工作的年限计算的。专员有二十二年的资历，是这里年纪最老的人，就像总督虽然已经六十岁，可是同任何一个在殖民地工作了五年的地方官员相比仍然算个小伙子一样。
“这次任期满了，斯考比，”专员说，“我就要退休了。”
“我知道。”
“我想谁都知道了。”
“我听见别人谈论过这件事。”
“但是你是第二个我直接告诉这件事的人。他们说没说谁来接替我的职位？”
斯考比说：“他们知道谁不能接替你。”
“这非常不公平。”专员说，“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了，斯考比。你在树敌方面有惊人的本领，就同正直的阿里斯蒂德
一模一样。”
“我不认为我能像他那么正直。”
“问题是，你想要怎么做？他们就要从冈比亚派一个名叫贝克尔的人来。他比你年纪轻。你是想辞职、退休，还是调到别的地方去，斯考比？”
“我想待在这里。”斯考比说。
“你的妻子不会高兴你这样做的。”
“我在这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再也离不开了。”他心里想：可怜的露易丝，如果我一开始就让她拿主意的话，现在我们该是在什么地方呢？他马上就承认他们一定不是在这里——一定在一个比这里好得多的地方，更好的气候，更高的薪金，更优越的职位。她会利用每一个改善处境的机会，她会灵活地顺着梯子爬上去，远远地躲开这些卑鄙龌龊的人。是我使她陷到这个地方的，他想，心头又泛起一种奇怪的、预感似的内疚，仿佛对一件自己还无法预见的、即将发生的事要负责任似的。他大声说：“你知道我喜爱这个地方。”
“我相信你喜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喜爱。”
“黄昏的时候这里很美。”斯考比含混地回答。
“你知道市政厅里那些人最近在讲什么故事攻击你吗？”
“是不是说叙利亚人用钱收买我？”
“他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那是下一阶段的事。不，他们是说你同黑人姑娘睡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斯考比，你应该同他们中的哪个人的老婆调调情。你没有这样做，他们感到受了侮辱。”
“也许我倒真该同一个黑人姑娘睡睡觉。这样，他们就用不着去捏造什么了。”
“你的前任同几十个女人睡过觉，”专员说，“但是谁也没有认为这是什么不得了的事。他们给他编造的是另外的事。他们说他偷偷地喝酒，这样他们自己就可以厚着脸皮公开酗酒了。这是一群怎样的混账东西啊，斯考比。”
“殖民厅副厅长人并不坏。”
“是的，这个人还可以。”专员笑了起来，“你是个可怕的人物，斯考比，正直者斯考比。”
斯考比又从过道走回去。那个黑人姑娘坐在一个幽暗的地方，光着两只脚丫儿，两只脚并排摆着，好像博物馆里陈列着的模压品，同她的漂亮的棉布衫一点儿也不相配。“你是威尔贝弗斯小姐吗？”斯考比问道。
“是的，长官。”
“你不住在这里，是不是？”
“不，我住在沙尔普镇，长官。”
“好，你进来吧。”他带着她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在桌子旁边坐下。桌子上没有铅笔，他拉开了抽屉。抽屉里积累了不少物件：信件、橡皮、一串断了线的念珠——但是找不到铅笔。“你遇到什么麻烦的事了，威尔贝弗斯小姐？”他的眼睛看到一群穿着游泳衣的人在梅得里海滨拍的照片：他自己的妻子，殖民厅厅长的妻子，教育厅主任举着一个看上去像是死鱼的东西，殖民厅会计的妻子。这些人裸露出来的大片白肉，使他们看上去像一群白化病患者，所有的人都咧着大嘴乐呵呵地笑着。
那个女孩子说：“我的女房东——她昨天晚上闯进我的房子。她在天黑的时候走进来，把所有的隔断都拆了，还把我的箱子连同里面的东西都偷走了。”
“你那儿有许多房客吗？”
“只有三个，长官。”
他完全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房客每周出五先令租下一间木板房，安上几扇隔断，再把隔开的所谓住屋分租出去，一间收半克朗
的房租，这样他自己就成了二房东。每间小屋都摆着一个盒子，装着哪个房东给的或者从房东那里偷来的一小件瓷器和玻璃杯。此外，屋子里还有一张用旧包装箱搭的简易床和一盏煤油灯，这种灯的玻璃罩寿命不长，没有灯罩的小火焰随时都可能把溢出来的煤油点着，火舌卷到三合板隔断上，引起一场又一场的火灾。有的时候女房东会闯进她租出的房子里来，把这些危险的隔断拆掉；有的时候她还会把她房客的煤油灯偷偷拿走，于是这一小小的涟漪便扩散开，引起越来越多的偷窃煤油灯案件，最后也波及到白人居住区去，成为白人在俱乐部里谈论的话题。“你就是把看家的本领使出来也看不住一盏煤油灯。”
“你的女房东，”斯考比用呵斥的语调说，“她说你总是惹麻烦，你的房客太多，煤油灯太多。”
“不是的，长官。不是为了煤油灯的事。”
“女人的事，嗯？你是个坏女人？”
“不是的，长官。”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为什么不去找沙尔普镇的拉敏纳班长去？”
“他是我房东的兄弟，长官。”
“你房东的兄弟，是吗？同父同母的？”
“不，长官。同父的。”
这场谈话就像神父同助祭者之间进行的一套宗教仪式。他知道得很清楚，当他派手下哪个人去调查这件事的时候，会是什么结果。房东会说她早就同房客说了，要把所有的隔断拆掉，因为她说了话没用，所以只好亲自出马。她还会咬定说，屋子里从来没有什么装瓷器的盒子。班长将会证实她的话。而班长本人，人们还会发现，并不是女房东的兄弟，但是同她还是沾一点儿亲——或许是某种不太体面的亲属关系。贿赂——人们客气地称之为腰包——将传过来、递过去，于是一时煞有介事的愤慨和怒气都逐渐平息下去。隔断又重新搭起来了，盒子的事也没有人再提，有几个警察手头会多了一两个先令。斯考比刚刚到警察局的时候，曾经不遗余力地投入这种调查工作，而且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偏袒一方。他总是维护他相信是贫穷的、无辜的房客，反对有钱的、违法的房产主。但是不久他就发现，犯罪也好，无辜也好，同财富一样，都是相对的。受害的房客结果被发现也是阔绰的资本家，租一间屋子，不但自己分文不出，而且一个星期还能赚取五先令的利润。从此以后，他总是设法从源头杜绝这类案件。他尽力说服原告，向她指出审理这个案件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无疑要花费她的时间与金钱，有时候他甚至干脆拒绝受理这种案件。他这种不作为的态度招致的后果是，汽车窗户被人投掷石块，轮胎被割破，并且得到了一个“坏家伙”的绰号，在一次愁惨的长途巡查中，走到哪里被人叫到哪里。在潮湿、燠热的煎熬里，他一直为这件事苦恼着。他不能淡然处之。这时他已经开始期望得到这些人的信任和感情了。就在那一年，他患了黑水热病，几乎使他不得不退职。
那个女孩子耐心地等着他作出决定。在需要耐心的时候，这些人具有无限的忍耐力——正像一旦急躁能给他们带来好处时，他们也会急躁得把一切礼规抛在脑后一样。他们会在一个白人的后院里静静地坐一整天，为了向他要一个他无权给予的东西。他们也会尖叫、谩骂，甚至动武，为了在商店里抢在自己的邻居前边购买什么。他心里想：她是多么美啊！想起来也真奇怪，如果在十五年前他就不会注意到她的美丽——小小的高耸的乳房、纤细的手腕、显示青春的翘起的臀部，在她的同族人中间她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一个黑人女孩而已。在那些日子里他认为他的妻子很美丽。白色的皮肤那时候还没有让他联想到白化病患者。可怜的露易丝。他说：“把这个字条拿给坐在办公桌前的巡佐。”
“谢谢您，长官。”
“不用谢了。”他脸上浮起了笑容，“你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他望着她走出自己的昏暗的办公室，好像望着白白浪费掉的十五年生命。
在争夺住房的无尽无休的战斗中，斯考比因为失算打了一个败仗。在他最后一次休假期间，他在欧洲人住宅区开普区的一栋房子被一个姓菲娄威斯的高级卫生督察占去；休假回来，他发现自己的家被搬到山下平地上，原来为一个叙利亚商人盖的一栋四四方方的两层楼住房里。这块地原来是沼泽，只要雨季开始，就又变成一片汪洋。从窗户里，越过一排克里奥尔人
的住家，可以望到大海；在公路的那边，大卡车在运输部队的停车场里一刻不停地来回倒车，秃鹫像饲养驯熟的火鸡似的在团队的垃圾堆上悠闲踱步。在他住房后面的小山冈上，开普区的一栋栋单层住房笼罩在低垂的云层里。这些住房里的柜橱需要终日点着煤油灯，靴子很快就发了霉；尽管如此，这些房子还是斯考比这一等级的人的住宅。女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骄傲自夸而生活，夸耀自己，夸耀自己的丈夫，夸耀住房环境，但是，在斯考比看来，她们很少为一些看不到的事情感到骄傲。
“露易丝，”他喊道，“露易丝。”本来没有什么理由要喊她，如果不在起居间，除了卧室她就没有别的地方好去了（厨房只是后院里对着后门搭起的一间棚子），但是回家后喊她的名字是他的习惯，是他过去在充满思念和爱情的日子里养成的习惯。他越不需要露易丝，就越加感到有责任关心她的幸福。他喊她的名字时，就像克努特
不想让潮水到来而喊叫一样——斯考比惧怕的潮水是露易丝的忧郁和失望。
在过去的日子里，露易丝总是回应他，但是她同他不一样，并不执着于习惯——也不爱装假，他有时这样对自己说道。她从不叫怜悯与体贴支配自己，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感情，她从不假装有这种感情。而且，她同那些小动物一样，偶然有点儿什么病痛，就会痛苦得受不了，但是她也同小动物一样，会一下子又突然好转过来。当斯考比发现她躺在卧室里蚊帐下面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一只小狗或小猫，看起来，她好像就剩一口气儿没断了。她的头发乱成一团，眼睛紧闭着。他像一个到了外国领土上的间谍一样，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他现在确实是站在异国的领域里。如果家对斯考比意味着各种什物逐渐减少，直到剩下少得不能再少的几件牢固、熟悉、不再改变的什物，那么家对露易丝就意味着永远不停的积累。化妆台上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和照片——他穿着上次大战军官制服的一张年轻时的照片——现在看起来已经很不顺眼了；露易丝当时认作是自己好友的高等法院法官的妻子；他们三年前在英国一所学校里死去的独生女儿——一个披着第一次领圣体的白纱衣的九岁小女孩的虔敬的小脸。此外就是露易丝本人的数不过来的照片了：同一群群女护士合拍的、在梅德利海滨参加欢迎舰队司令集会的、在约克郡荒原同泰德·布罗姆利夫妇的合照……看来她好像正在积累证据，证明她也同别人一样，有无数朋友。斯考比透过蚊帐望着她。她的脸泛着阿的平
药片的黄象牙颜色；她那一度像罐装蜂蜜般的黄头发，因为汗水浸沤，已经变得粗硬、乌暗。这是她以自己的丑陋引起他爱怜的时刻，每到这样的时刻，他对她的怜悯和责任感，就激化升为爱情。他转身离开这间屋子，这同样也是受怜悯的驱使：即使是一个积怨最深的人，他也不愿意把他从睡梦中惊醒，更不用说露易丝了。他蹑手蹑脚地走下楼去（在这座到处是单层住房的市镇里，除了市政厅外，只有他们一家的楼房有室内楼梯；露易丝在上面铺上地毯，沿墙挂着许多画，尽一切力量把楼梯装点成一笔值得骄傲的财富）。起居间里有一个摆满露易丝藏书的书架、几块铺在地板上的小地毯、一个尼日利亚土著人的面具和更多的照片。书架上的书需要每天拂拭一遍才不长霉。一个食品橱为了防止蚂蚁爬上来，四脚浸在装满水的搪瓷碗里；露易丝用花帘子把食品橱挡起来，可是遮掩得不很成功。男仆正在摆一个人用餐的餐具。
这个仆人身体矮壮，生着一张丑陋却讨人喜欢的扁阔的面孔。他光着脚在地板上走动，两只脚丫儿啪啦啪啦的像两只空手套。
“太太怎么了？”斯考比问。
“肚子痛。”阿里说。
斯考比从书架上取出一本门德语语法书。这本书塞在书架的最下一层，只有在这里，它老旧的、不很干净的封面才不显眼。书架上面几层，一排排摆着露易丝心爱作家的小薄册子——那些已经不很年轻的现代诗人和弗吉尼亚·伍尔夫
的小说。斯考比的精神无法集中；天气太热，他的妻子不在跟前给他一种感觉，仿佛屋子里有一个人正在不停地唠叨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一把叉子落到地板上，他看着阿里偷偷地在袖口上擦了擦；他望着阿里，心头涌起一股深情。他同阿里已经相处了十五年——比他婚后的日子还多一年——使用一个仆人这么久是很少见的。开始的时候，阿里还是一个小厮，以后在斯考比使唤四个仆人的日子里阿里是副管家，现在他当了管家，可却是个光杆司令了。每一次斯考比休假归来，阿里总是带着三四个破衣烂衫的搬运夫在码头上等着料理他的行李。在他度假期间许多人都想把阿里抢走，但是哪次阿里都到码头上等着他——只有一次没有能来，那是他被关到监狱里去了。这里的人不认为坐牢是什么丢脸的事，也不能永远逃避这一关。
“蒂奇。”他听到一个带着哭腔的喊声，马上站了起来。“蒂奇。”斯考比跑上楼去。
他的妻子已经在蚊帐里坐起来，有那么短暂的一刻，他觉得自己看到的是纱罩下的一大块带骨头的肉，但是这个残忍的形象只在他的脑子里一闪就被怜悯的感情驱走了。“你觉得好一些了吗，亲爱的？”
露易丝说：“卡索尔太太刚才到家里来了。”
“难怪你要生病了。”斯考比说。
“她同我谈了你的事。”
“我的什么事？”他假意摆出一副乐呵呵的笑脸，生活中很多事都是把不愉快推延到下一次，拖延从不会使人受到任何损失。斯考比的一种模模糊糊的想法是，如果尽量把事情往后推，也许死亡最终会把一切都从你的手里承接过去。
“她说专员就要退休了，他们把你甩开了。”
“她丈夫说梦话说得太多了。”
“真有这种事吗？”
“是的，我已经知道了好几个星期了。这没有什么，亲爱的，真的没有什么。”
露易丝说：“我再也没有脸在俱乐部露面了。”
“不至于糟到这个地步吧！这种事是免不了的，你知道。”
“你会要求辞职，是不是，蒂奇？”
“我觉得我不能这么做，亲爱的。”
“卡索尔太太站在咱们这一边儿。她气坏了。她说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都在说一些无中生有的事。亲爱的，你没有接受叙利亚商人的贿赂吧？”
“没有，亲爱的。”
“我心里乱成一团，没等弥撒完我就出来了。这些人太卑鄙了，蒂奇。你不能让他们这么欺侮你。你得想到我啊。”
“是的，我是想到你。总是想到你。”他靠着床沿坐下来，把手从蚊帐里伸进去，摸到她的手。两个人皮肤接触的地方开始冒出小汗珠。他说：“我真的一直想着你，亲爱的。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十五年了，随便再换哪个地方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即使说他们再给我换一个工作的话。你知道，这次我被甩开，并不是个很好的推荐信。”
“咱们可以退休。”
“退休金是不够过日子的。”
“我相信我可以靠写作赚点儿钱。卡索尔太太说我应该当个职业作家，有这么多生活经验。”露易丝说，她的眼睛透过蚊帐凝视着远处的化妆台，化妆台上另一个披着白纱的面孔也向她这边望过来。露易丝把头扭过去，她说：“如果我们能到南非去就好了。这里的人我实在受不了。”
“也许我能替你安排一个舱位。这条航线最近没有多少沉船的事。你应该度一次假。”
“有一段日子你也曾经想过要退休。你还计算时间，安排计划——为咱们两个人。”
“唉，一个人的心思总是在变化啊！”他说。
露易丝一点儿也不留情地说：“你那个时候一点儿也不怕跟我单独在一起。”
他用自己的流着汗的手捏了捏她的手说：“你胡说些什么，亲爱的？你一定得起来吃点儿东西……”
“除了你自己，你还爱别的人吗，蒂奇？”
“不爱，我就爱我自己，谁我都不爱。还爱阿里。我把阿里忘了。我当然也爱他，但是我不爱你。”他继续背诵这一套已经说了无数次、脱口而出的打趣话，一边抚摸着她的手，笑着，抚慰着……
“还有阿里的妹妹呢？”
“他有妹妹吗？”
“他们不是都有姐妹吗？你今天为什么不去参加弥撒？”
“今天早上是我值班，亲爱的，这你知道。”
“你可以同别人换换班啊。你的信仰并不多，是不是，蒂奇？”
“你一个人的信仰对咱们两个人也足够了，亲爱的。起来吃点儿东西吧。”
“蒂奇，有时候我想，你皈依天主教只是为了同我结婚。信不信教对你是无所谓的事，对不对？”
“你听我说，亲爱的，你必须下楼吃一点儿什么。以后你还须坐汽车沿着海边兜兜风，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
“如果你回家来对我说：‘亲爱的，我要当专员了。’”她怔怔地望着帐子外面说，“这一天情况会多么不同啊！”
斯考比慢条斯理地说：“你知道，亲爱的，在这样一个地方，又是战时——一个重要的港口——维希政府的法国人就在边界那边——这么多从保护领地往外偷运钻石的案件，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年轻人。”他对自己说的这套话一个字也不相信。
“我没有想到这个。”
“这是唯一的原因。你不能怪罪任何一个人。都是因为战争。”
“战争真是把什么都毁了，不是吗？”
“战争给了年轻人一个机会。”
“亲爱的，也许我该下去吃一点儿东西，只吃一点点儿冷肉。”
“这就对了，亲爱的。”他把手撤回来，手上的汗珠滴滴答答地往下滴，“我去告诉阿里一下。”
到了楼下，他向后门外面喊叫阿里。
“老爷。”
“摆两份餐具。太太好些了。”
从海上吹来一天中的第一阵微风，它从岸边的矮树丛顶端和克里奥尔人的棚屋空隙里吹过来。一只秃鹫沉重地扑扇着翅膀从铁皮屋顶上飞起，落在旁边的一个院子里。斯考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虽然精疲力尽，却有一种胜利之感：他已经劝服了露易丝吃一点儿冷肉。使他所爱的人幸福快乐从来就是他的责任。他现在没有危险了，再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另一个人正在起身，准备下来吃午饭呢。
每逢黄昏，港口会变得非常美丽，这种美丽大约持续五分钟之久。白天显得那么污浊、丑陋的公路呈现出像娇嫩的花朵般的淡红色。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心满意足的时刻；一些永远离开这个港口的人，在伦敦的某一个灰暗潮湿的傍晚有时候会记起这种转瞬即逝的辉煌绚烂来，他们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自己过去这么厌恶这个海滨，他们甚至在把一杯酒灌到肚子以前，渴望回到这里来。
斯考比在爬山公路的一个大环道上把自己的莫里斯汽车停住，向后边望去。他刚好迟了一会儿：市镇上空开放的花朵刚刚凋谢，砌在陡峭的小山边缘上的白色石块在薄暮里有如点点的烛光。
“我怀疑会不会有人去那里，蒂奇。”
“当然有人去，今天晚上是出借图书的日子。”
“快点儿走吧，亲爱的。坐在汽车里热死了。我真希望雨季快一点儿来。”
“是吗？”
“如果雨能接着下一两个月再停就好了。”
斯考比总能正确地回答露易丝的问话。当他的妻子说话的时候，他从来不需要用心听，只要她用平板的语调不住口地讲话，他就能一股劲地干事；一旦她奏出了一个凄苦的音调，他马上就会发觉，他像一个面前摊开一本小说的无线电接线员一样，除了轮船发出的信号和SOS以外，对别的信号一概不加理会。他在她讲话的时候甚至比在她沉默不语的时候能够工作得更好，因为只要他的耳鼓收听着那些平静的音响——俱乐部里的流言蜚语啊，对兰克神父布道词的议论啊，一本新小说的情节啊，甚至对天气的抱怨——他准知道一切都平安无事。只有寂静无声才能使他停止手头的工作。在寂静无声中他就可能抬头一望，看到她眼中那专等着他注目而滚滚下落的泪珠。
“人们都在传说，上星期有一船冰箱都沉到大海里去了。”
当她这样谈着话的时候，他思索的是明天早晨拦港铁索开启后一艘葡萄牙轮船就要入港的事，他在想那时他要做些什么。每两星期有一艘中立国家的轮船进入这个港口，这给下级警官提供了一次休闲的机会：改变一下伙食，喝几杯好酒，甚至还可以在船上的小卖部给女友买一两件小装饰品。他们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帮助外勤警察查验一下有嫌疑的旅客的房舱。一切费力又不讨好的事，像到货舱里从一袋又一袋的大米里搜寻商品钻石，在闷热的厨房里把手伸进猪油罐头里，剥开填好的火鸡的内脏——都是外勤警察干的活儿。想在一艘一万五千吨的客船上搜寻出几颗钻石是一件荒谬透顶的事，即使童话故事里恶毒的暴君也没给牧鹅姑娘安排过比这更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尽管如此，随着每一艘轮船进港，总会拍来一封密码电报：“头等舱旅客某某人有偷运钻石嫌疑。下列船员疑有……”从来没有人搜查出任何违禁品来。斯考比想：该轮到哈里斯上船了，弗莱塞尔可以同他一起去。我年纪太大了，不能干这种事了。让年轻人开心去吧。
“上一次寄来的书有一半都损坏了。”
“是吗？”
从汽车的数目上判断，他在想，到俱乐部来的人还不很多。他把车灯关上，等着露易丝挪动身体，但是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仪表盘上的灯光映照出她的一只紧握的拳头。“好了，亲爱的，咱们到了。”他用一种外人听来会认为他是个傻瓜的热切的语调说。露易丝说：“你想这时候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吧？”
“知道什么了？”
“知道你被甩开了。”
“我亲爱的，我还以为这件事已经告一段落了呢。你看看那些将军，有多少人自从1940年以后就被甩开了啊。人们谁也不关心一个副专员的事。”
她说：“可是他们不喜欢我。”
可怜的露易丝，他想，不被人喜欢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他的思想又回到自己早年外出巡逻的一段经历：黑人把他的汽车轮胎割了口子，在车上涂写一些谩骂的话。“亲爱的，你真是太糊涂了。我从来不知道有谁能像你这样，有这么多朋友。”他没有什么说服力地说下去，“哈里法克斯太太，卡索尔太太……”说到这里，他决定最好还是别数这些了。
“他们都在这儿等着呢，”她说，“就等着我走进去……我今天根本不想到俱乐部来。咱们回家去吧。”
“咱们回不去了。卡索尔太太的车开来了。”他干笑了一声，“我们被困住了，露易丝。”他看到她的拳头一会儿松开、一会儿又握紧，不起作用的、已经潮湿的香粉像融雪似的铺在冈峦似的关节骨上。“噢，蒂奇，蒂奇，”她说，“你永远也不会离开我，是吗？我一个朋友也没有——自从汤姆·巴尔洛一家人走了就再也没有了。”他举起这只潮湿的手来，吻了吻它的手掌。正是她这种令人心酸的毫无动人之处，才牢牢地把他束缚住。
他俩并排走进俱乐部的大客厅，像是两个值勤的警察。哈里法克斯太太正在这里向外借书。任何事都很少像人所担心的那样坏：看不出他们正在被人议论的任何迹象。“太好了，太好了，”哈里法克斯太太招呼他们道，“克莱门斯·戴恩
的新书来了。”哈里法克斯太太是这里一位最不伤害人的女人，她的长头发总是梳不整齐，在图书馆借出的书箱里面常常可以找到她标记页数的发卡。斯考比感到把自己的妻子交给她做伴再安全不过了，因为哈里法克斯太太既没有害人的心肠又没有搬弄是非的本领。她的记忆力糟得要命，任何东西在她的头脑里都待不长：同一本小说她能读了一遍又一遍，自己根本发觉不了。
斯考比走到阳台上的一伙人中间去。卫生督察菲娄威斯正用激烈的言词同殖民厅第一副秘书瑞兹和一个名叫布里格斯托克的海军军官大发议论。“不管怎么说，这是个俱乐部，”他说道，“不是火车站餐馆。”自从菲娄威斯抢走了他的房子那一天起，斯考比就尽一切力量试图喜欢这个人——输了东西不能输人，这是他的一条生活准则，但是有的时候他发现要喜欢这个人也真是困难。暑气逼人的傍晚弄得他的样子非常难看：一头湿淋淋、稀疏的赤黄色头发，一撮刺刺扎扎的小胡子，一对醋栗似的眼睛，赤红的脸颊，系着一条老蓝星公学俱乐部的领带。“一点儿不错。”布里格斯托克轻轻摆动着身躯说。
“怎么回事？”斯考比问道。
瑞兹说：“他认为我们这里人太混杂了。”他的语气中带有一种自鸣得意的讥讽味道，看来这个人当初是非常孤高的，事实上也是如此，他过去在保护领地的时候，总是独自一人霸占着一张孤零零的餐桌，绝不允许别人和他同座。菲娄威斯气愤地说：“总应该有个界限吧。”他一边说一边摸弄着脖子上的蓝星领带，仿佛想从中汲取信心似的。
“是这样的。”布里格斯托克应声道。
“我早就知道会落得这样的结果，”菲娄威斯说，“从我们答应这里的每个军官都可以当俱乐部的名誉会员那天起，我就猜到了。迟早这些人要把一些不受欢迎的人带进来。我不是势利眼，可是像这样的地方总该划条线儿——为了太太们也该这样做。这里同家里的情形可不一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斯考比又问。
“名誉会员，”菲娄威斯说，“就不应该准许把客人带进来。前两天还有人把一个士兵带进来。军队如果愿意讲民主就让他们讲去吧，可是别拉我们垫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即使没有这些外客，我们这里的酒就已经不够喝的了。”
“这话说得有理。”布里格斯托克说，身体比刚才摇晃得更厉害了。
“我真希望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斯考比说。
“第四十九联队的牙医官带来一个叫威尔逊的文职人员，这个威尔逊提出要参加咱们的俱乐部，弄得大家都非常尴尬。”
“这个人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
“他是非洲联合公司的一个小职员。他可以参加沙尔普镇的俱乐部。他到这里来想干什么？”
“那个俱乐部已经停办了。”瑞兹说。
“那是他们的过错，是不是？”从卫生督察的肩膀上面，斯考比可以看到一幅广阔的夜景：萤火虫在小山脚下像信号灯似的往返移动，海湾里闪烁着点点灯火，看得出来，航行着的巡逻艇的灯光比较明亮、稳定。“开始灯火管制了，”瑞兹说，“咱们还是进去吧。”
“哪个是威尔逊？”斯考比问他道。
“那边的那个就是。这个可怜的家伙看上去很孤独。他到咱们这个地方来才不过几天。”
威尔逊孤零零一个人站在一大片扶手椅中间，正在假装看墙上的地图。一张苍白的面孔不断往外冒汗珠，就像灰泥墙上滴答着水珠一样。他身上穿的一套热带服装——一件带着古怪条纹的猪肝色的衣服，显然是从办理托运的商人手里买的：这种没人要的货色只有遇到威尔逊这样初来的人才能脱手。“你是威尔逊吧？”瑞兹问道，“我今天在殖民厅厅长的户口册里看到你的名字了。”
“是的，我就是。”威尔逊说。
“我叫瑞兹，我是殖民厅第一副秘书。这位是副专员斯考比。”
“我今天早晨看见你路过贝德福德旅馆，先生。”威尔逊说。斯考比觉得这个人的整个言谈举止给人一种毫无防范能力的感觉；他站在那里等着别人对他做出友好的或不友好的表示，而他自己则似乎没有期待任何一种反应。他很像一只小狗。还没有人在他脸上刻画上那种成人具备的线条。
“喝一杯酒吧，威尔逊。”
“可以的，先生。”
“这是我的妻子。”斯考比说：“露易丝，这是威尔逊先生。”
“我已经听到不少人在谈论威尔逊先生了。”露易丝矜持地说。
“你看，你已经出名了，威尔逊。”斯考比说，“你住在市区，可是今天晚上你闯进我们的开普区俱乐部里来了。”
“我没有想到我不该来，是库珀少校医官邀请我来的。”
“你倒提醒了我一件事，”瑞兹说，“我得跟库珀约定个时间。我觉得我得了脓肿了。”说着，他悄无声息地溜走了。
“库珀告诉我这里有个图书馆，”威尔逊说，“我想也许我能……”
“你喜欢看书吗？”露易丝问。斯考比意识到她会好好看待这个可怜虫，不觉放了心。露易丝的态度总是让人捉摸不定，就像扔硬币猜正反一样，有的时候她也可能成为开普区的最势利的一个。斯考比猜想，或许她认为现在已经没有资格看不起别人了，不禁心里又一阵发酸。任何一张不“知情”的面孔对她来说都是个救星。
“嗯，”威尔逊一边吞吞吐吐地说，一边拼命揪自己稀疏的小胡子，“嗯……”看起来他好像正在鼓足勇气准备坦白一件隐私，或者是回避一件大事。
“侦探小说？”露易丝问。
“侦探小说我也看，”威尔逊局促不安地说，“某一类侦探小说。”
“就我个人来说，”露易丝说，“我喜欢的是诗。”
“诗，”威尔逊说，“是的。”他不太情愿地把手指从胡须上撤回来。从他那像小狗似的流露着感激和希望的神色里，斯考比看到了某种使自己高兴的东西。斯考比想：我真的替她找到了一个朋友吗？
“我自己也喜欢诗。”威尔逊说。
斯考比慢慢地向酒吧间挪动脚步，他的心头又一次撂下一个重担。这个晚上不会出问题了，她会高高兴兴地回家，高高兴兴地上床。一夜之间情绪是不会变化的，她的这种好心情会保持下去，直到他离家上班。他可以睡个安心觉……
他看见自己手下的几个警官正围坐在酒吧间里。弗莱塞尔在那里，托德也在那里，此外还有一个不久前刚从巴勒斯坦调来的人，这个人有一个奇怪的姓——西姆布勒利格。斯考比犹豫了一会儿，要不要走进去。这些人在里面喝酒、谈话，玩得很高兴，他们一定不乐意有一个长官坐在他们当中。“脸皮厚得不像话。”托德正在说。他们可能正在议论可怜的威尔逊。但是正当他要迈步走开的时候，弗莱塞尔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来：“他这次算受到报应了。女诗人露易丝可把他整苦了。”西姆布勒利格从嗓子眼里发出咯咯的笑声，杜松子酒在他的肥厚的嘴唇上形成一个气泡。
斯考比很快地走回休息厅。他冲到一张扶手椅前，坐了下来，定了定神。他眼前的东西跳动着重新聚到焦点上，但是汗珠却流进了他的右眼。他擦拭汗水的手指像醉汉的手指一样抖个不停。他告诉自己说：要小心，这里的气氛可不适宜动感情。在这种气氛里一个人可以卑鄙、恶毒、势利，但是爱或恨，哪怕只有一点点儿，也会使一个人发疯。他记起，鲍尔斯因为在一次酒会上打了总督的副官一拳，被送回国去，而传教士麦金则落到奇斯尔赫斯特
的一家疯人院里。
“天气实在太热了。”他模模糊糊地觉得旁边坐着一个人，就开口说。
“你的脸色很不好，斯考比。喝点儿什么吧。”
“不，谢谢你。我还得开车去巡查一下呢。”
书架旁边，露易丝正高高兴兴地同威尔逊谈着什么，但是斯考比却感到世界上恶毒同势利已经像饿狼似的把她包围起来了。他们甚至不允许她享受一下看书的乐趣，他想；他的手又开始颤抖起来。走近了一些，他听到她像善心肠太太
似的亲切地说：“哪天你一定得到我们家来吃饭。我有许多书，可能你会感兴趣。”
“我很愿意来。”威尔逊说。
“只要给我们打一个电话就成，不特意为你准备什么。”
斯考比想：他们这些人居然敢讥笑人，他们自己又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呢？讲到露易丝身上的缺点，他知道得比谁都清楚。她那种对陌生人的庇护使他多少次从心坎里发冷啊！她说的每一句让别人产生隔阂的话，用的每一个得罪人的语调，他完全知道。有时候他真想像一个母亲教训自己女儿那样劝诫她一下——别穿那件衣服，别再说那样的话，但是到头来他还是不得不保持缄默，尽管他预见到她将因为失去朋友心里万分痛苦。最使他难受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同事都对自己表现出多余的亲切，仿佛对他心存怜悯似的。他真想大声减叫：你们有什么权利批评她呀？她是我造成的。她现在这个样子是我一手造成的。她过去不是这样的。
他快步走到他们跟前说：“亲爱的，我要去巡查了。”
“到时候了吗？”
“我怕已经到了。”
“我留在这儿，亲爱的。哈里法克斯太太会用车子送我回去。”
“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去。”
“什么？一道去巡查？上次和你一起去是好久之前的事了。”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想要你跟我一起去。”他拿起她的一只手，吻了一下：这是一个挑衅。他在向所有在俱乐部的人宣布他不需要别人的怜悯，他爱他的妻子，他同她在一起是幸福的。但是见到他这个姿态的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哈里法克斯太太忙着摆弄书，瑞兹早已离开了这里，布里格斯托克在酒吧间，菲娄威斯忙着同卡索尔太太谈话，什么也没有看到——除了威尔逊外，谁也没有看到。
露易丝说：“我下次再同你去吧，亲爱的。哈里法克斯太太刚刚说好把威尔逊送回去，路上从咱们家过一下。有一本书我要借给他。”
斯考比心里非常感激威尔逊。“这太好了，”他说，“太好了。但是你要在我家待一会儿，喝杯酒，等着我回来。我送你回贝德福德旅馆。我不会回来得太晚。”他把一只手放在威尔逊的肩膀上，暗中祷告着：别叫她对他过分施恩体恤吧；别叫她太不近人情；至少让她保住这个朋友吧。“我现在不向你道晚安，”他说，“我等着回家再见到你。”
“你太好了，先生。”
“别称呼我先生。你又不在警察局工作，威尔逊，这你该庆幸自己的运气好。”
斯考比回到家里比他预料的晚了一些，他在外面耽搁是因为遇到了尤塞夫。在下山的半路途中他发现尤塞夫的汽车在路边抛了锚，尤塞夫静静地在汽车后座上睡大觉。斯考比汽车的灯光照亮了一张面团似的大脸和耷拉到额头上的一绺白头发，刚刚照到他的裹着白色斜纹布紧身裤的大腿根。他的衬衫领口敞开着，几根黑色的胸毛缠结在扣子上。
“要我帮忙吗？”斯考比不太高兴地问道。尤塞夫睁开了眼睛，他的兄弟，一位牙科医生给他镶的一口金牙像手电筒似的倏地闪出了亮光。斯考比想，如果这时候菲娄威斯开车经过这里，又会流传开一个多么有意思的故事啊！副专员同商店老板尤塞夫深更半夜秘密会面。帮一个叙利亚人的忙，其危险程度只比接受一个叙利亚人帮忙轻一个级别。
“啊，斯考比少校，”尤塞夫说，“患难之交才是知交。”
“我能帮你点儿什么？”
“我们已经在这里抛锚半个小时了，”尤塞夫说，“过去了好几辆车。我一直在想，救人急难的撒玛利亚人
什么时候才能来呀。”
“我没有多余的汽油可以浇灌你的伤口，尤塞夫。”
“哈，斯考比少校，那没关系，但是假如你肯让我搭你的车到市里……”
尤塞夫坐进莫里斯汽车，一条粗壮的大腿紧靠在制动器的控制杆上。
“你的小厮最好坐到后边来。”
“让他在这儿待着吧，”尤塞夫说，“假如他知道要想回家睡觉的唯一方法是把车修理好，他就会这么做了。”他把两只肥胖的大手搭在膝头上，接着说，“你有一辆很不错的汽车，斯考比少校。你为它少说也花了四百镑。”
“一百五十镑。”斯考比说。
“我愿意出四百镑。”
“我不想卖，尤塞夫。我上哪儿去再弄一辆呢？”
“不是现在，也许等你离开这里的时候。”
“我不准备离开这里。”
“噢，我听说你要辞职了，斯考比少校。”
“没有。”
“我们生意人听到的事很多——但都是没根没据的闲话。”
“生意怎么样？”
“噢，不坏。也不太好。”
“我听到的是自从打起仗来你发了几笔财。当然也是无根无据的闲话。”
“怎么说呢，斯考比少校，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在沙尔普镇的那家店搞得不坏，因为有我在那里照看着。我在麦考利街的那家也搞得不坏，因为有我妹妹在那里。可是德班街和邦德街的两家店就非常糟。我一直在受人欺骗。我同我所有的老乡一样，不会读也不会写，处处受人骗。”
“听人闲扯说，你脑子里有一本账，你几家店有什么存货，你记得一清二楚。”
尤塞夫呵呵笑起来，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我的记性不错。但是为了这个我夜里睡不着觉，斯考比少校。除非拼命灌威士忌，否则德班街、邦德街和麦考利街的事就老在我脑子里转。”
“现在我把你送到哪条街去？”
“噢，现在我回家去睡觉，斯考比校。我的家在沙尔普镇，假如不麻烦你的话。你愿意不愿意进来喝一点点儿威士忌？”
“对不起。我现在在值勤，尤塞夫。”
“你太好了，斯考比少校，让我搭你的车。你能不能让我送给斯考比太太一匹丝绸表示我的一点儿谢意？”
“这正是我不想见到的，尤塞夫。”
“是的，是的，我懂。真让人为难啊，这些流言蜚语。就因为有一些像塔利特这样的叙利亚人。”
“你希望塔利特别在这儿碍你的事，对不对，尤塞夫？”
“对，斯考比少校。这样对我有好处，可是对你同样也有好处。”
“你去年是不是卖给他一些假钻石？”
“噢，斯考比少校，你真的相信我会用这种法子占别人的便宜吗？有好几个叙利亚人为了这些钻石吃了大亏，斯考比少校。假如这样欺骗自己的老乡，也就太没有廉耻了。”
“他们根本不该买钻石，这是违法的事。他们中间还有几个人胆子很大，居然到警察局来告状。”
“他们是些无知的人，一些可怜虫。”
“你可不像他们那么无知，是不是，尤塞夫？”
“假如你问我的话，斯考比少校，我要告诉你，最无知的是塔利特，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瞎说什么我卖给他钻石呢？”
斯考比的汽车开得很慢。街道不平坦，行人很多。细瘦的黑色躯体像长腿蜘蛛一样在昏黄的车灯前面穿来穿去。“米荒还要持续多久啊，尤塞夫？”
“这件事你知道得同我一样清楚，斯考比少校。”
“我知道那些可怜虫按照官定价格是买不到大米的。”
“我听说，斯考比少校，他们得不到免费配给的那一份，除非他们在大门口给督察塞一点儿腰包。”
尤塞夫说的是实情。在这块殖民地里，每逢有人对一件事提出谴责，总有人提出另一种谴责堵住第一个人的嘴，总能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一件性质更恶劣的丑事指点给别人看。市政厅的那些造谣专家在某一方面倒也是有用的——他们不断地提醒人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信任的。这倒也不错，总比自鸣得意好一些。斯考比一边扭转汽车方向盘，避开路上的一只死狗，一边暗自思索：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个地方啊？是不是因为这里的人性还没有来得及伪装起来？这里还从来没有人能够谈论起要在人世建立天堂的事情。天堂仍然一成不变地停留在它本应所在的地方，停在死亡的彼岸；而在这一边，猖獗泛滥的则是别处人们早已巧妙地遮饰起来的不公正、残忍和卑鄙龌龊。在这个地方，你几乎可以像上帝那样爱人类——明知道他们有罪仍然爱他们，你不喜欢做作的姿态、漂亮的衣服和弄虚作假的情趣。他突然对尤塞夫涌起一股感情，他说：“两件坏事永远不能互相抵消，变成一件好事。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我的脚踢在你的胖屁股上，尤塞夫。”
“也许会的，斯考比少校，或者我们俩也可能交上朋友。我在这世上最希望得到的就是这个。”
他们在尤塞夫的沙尔普镇住宅前停下来，尤塞夫的管家拿着手电筒跑出来给尤塞夫照路。“斯考比少校，”尤塞夫说，“如果能请你喝一杯威士忌，我该多么快乐啊。我想我能帮你很多忙。我是很爱国的，斯考比少校。”
“是不是因为你爱国才囤积棉花，等着维希政府打进来？那时候棉花可比英镑值钱多了。”
“希望号明天早晨进港，是不是？”
“可能。”
“在那么大的一艘轮船上搜查钻石真是白白浪费时间，除非你事前准确知道钻石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当轮船回到安哥拉后，一个海员就会打报告，说你都搜查了什么地方。你得把货舱里的食糖翻遍；你得搜查厨房里盛猪油的铁罐，因为有一个人曾经告诉过德鲁斯队长，可以把一颗钻石加热，投进一听猪油罐里面。当然了，还有客舱、通气孔和衣物柜，一支支牙膏管。你想有一天你会搜寻到一小颗钻石吗？”
“不会。”
“我想也不会。”
包装箱堆积成一座座的木头金字塔，在这些金字塔的每一个角上都点着一盏煤油灯。隔着一片黑魆魆的沉滞的海水，他刚刚能分辨出海军补给船——一艘久已废弃不用的客轮——模糊的轮廓。人们都说这艘船停泊在由空威士忌酒瓶堆成的礁石上。斯考比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呼吸着海水的腥咸气味。整个商船队停泊的地方离他还不到半英里远，但是他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补给船狭长的影子和星星点点的几盏红色灯火，仿佛一条街升起在半空一样。除了海浪拍击着防波堤的汩汩声外，他听不到海里有任何声响。这个地方对他总有一股魔力，他在这里，在这奇异的大陆的最边缘上，保有自己的一个立足点。
不知在哪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两只老鼠吱吱地打起架来。这些水老鼠个头有兔子那么大，本地人管它们叫“小猪”，喜欢烤着吃。这个名字把它们同“码头耗子”区别开来，后者实际上指的是人，不是真的老鼠。斯考比沿着一条轻便铁轨向市场的方向走去。在一所货栈的拐角他碰上了两名警察。
“有什么事要报告吗？”
“没有，长官。”
“是从这条道走过来的吗？”
“是的，长官，我们刚刚从那边过来。”
他知道他们在说谎，没有白人警官做护卫，他们绝对不敢单独走到码头的另一端，因为那里是码头耗子的游乐场。这些码头耗子胆子虽然不大，却非常危险——一些十六七岁的青年，用刮脸刀和玻璃瓶碎片做武器，成群结队地在货栈周围游荡。一发现容易撬开的木箱，这些人就把东西偷得一干二净；看见喝醉酒的水手脚步踉跄地走过来，他们就像一群苍蝇似的蜂拥而上。偶尔，他们也会在得罪了他们某一位亲友——他们的亲戚多得数也数不过来——的警察身上划几个口子。码头四周的木栅栏阻挡不住他们，他们会从克鲁镇或者捕鱼的海滩上泅水绕过来。
“来，”斯考比说，“咱们再过去看一看。”
两个警察懒洋洋地跟在他后边，一人在左，一人在右，每个人同他都保持着一段距离。只有水老鼠在码头上窜来窜去，还有海水在轻轻拍击。一个警察没话找话地说了一句：“真是个安静的夜晚，长官。”为了表示自觉的勤奋，他们用手电筒来回照射。电筒的光照亮了一个废弃的汽车底盘、一辆空卡车、防雨苫布的一角，又照到一个货栈椅角上摆着的一个瓶子，瓶口是用棕榈叶塞着的。斯考比说：“那是什么？”他在这里当警官，噩梦之一就是燃烧弹。制作燃烧弹一点儿也不难，每天从维希法国领土那边都有人把牛群偷运到城里来——由于这边食用肉紧张，这种偷运是受到鼓励的。在疆界的这一边，为了对付敌人突然入侵，正召募了一些土著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训练。既然这边可以这样做，那一边为什么就不能呢？
“让我看看。”他说。两个警察谁也不动一步，谁也不想碰它。
“多半是草药泡制的药水，长官。”一个警察说，语意间流露着些微的讥嘲。
斯考比把瓶子拿起来。一个瓶身凹进去的海格威士忌酒瓶。当他把棕榈叶抽掉以后，一股狗尿臊和说不上来的腐臭气味马上像漏出的煤气一样钻进鼻孔里来。斯考比突然一阵无名火起，头上的一根神经怦怦地跳起来。他毫无理由地想起了弗莱塞尔红涨的面孔和西姆布勒利格咯咯的笑声。瓶子里的恶臭使他一阵恶心，他觉得他的手指都因为接触到棕榈叶而中毒了。他把瓶子扔到码头外边，海水饥饿的嘴巴咯的一声把它吞了下去，但是瓶子里的气味却飘散出来了。因为没有一丝风，整个这块地方弥漫着酸臭和氨水的味道。两个警察一句话也不说，斯考比知道他们在用沉默表示责难。他本来不应该动这个瓶子的，瓶子摆在那里只有一个目的，它是针对着某一个人的，但是一旦闷在里面的气味放了出来，就给人一种感觉，仿佛是原来的恶念已经获准随空气到处盲目游荡，就连无辜者也都有可能遭殃。
“晚安。”斯考比说着很快地转过身去。他走了还没有二十码远就听到两个警察的皮靴一阵急响，飞快地离开了这个危险区域。
斯考比穿过皮特街把车开到警察局。在警察局左边的妓院门前，姑娘们正并排坐在人行道上乘凉。警察局里，在遮光窗帘后面，猴子笼的气味在夜晚变得更加刺鼻了。值勤的巡佐把摆在审讯室办公桌上的两条腿拿下来，站起身给斯考比敬了个礼。
“有什么事要报告吗？”
“五个人酗酒生事，我把他们关在大囚禁室里了，长官。”
“还有别的事吗？”
“两个法籍人没有护照，长官。”
“黑人？”
“是的，长官。”
“在什么地方抓到的？”
“在皮特街，长官。”
“我明天早晨审问他们吧。汽艇怎么样了？能开吗？我需要乘它到希望号上去。”
“汽艇坏了，长官。弗莱塞尔先生想修理它，长官，可是总也修不好。”
“弗莱塞尔先生什么时候来上班的？”
“七点，长官。”
“告诉他我不需要他去希望号了，我自己去。如果汽艇还修不好，我就同外勤警察一起去。”
“好的，长官。”
斯考比重新爬进自己的汽车，懒洋洋地按着起动装置。他一边做这些动作一边想，这种小小的报复行为他还是有权力做的。报复对于一个人的性格有好处，报复以后就可以宽恕了。他开始吹起口哨来，穿过克鲁镇向回家的路上驶去。他这时的心情几乎可以说是快乐的——只需要再有两件事确实如他所想的就成了：一件是在他离开俱乐部以后那里没有再发生什么事，另一件就是在他往家里走的这一刻，夜晚十点五十五分，露易丝心情舒畅，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事。至于下一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在下一个小时到来的时候，他自有办法应付。
进门以前，他先绕到房子面海的一边看了看，是否有灯光透出来。他听到房子里露易丝的喃喃低语声，可能她正在读一首诗。斯考比想：啊，上帝，弗莱塞尔那个小傻瓜有什么权利为这个看不起她呢？接着，当他想到弗莱塞尔明天早上会大失所望——不能上葡萄牙船，不能给他心爱的女友买礼品，要在闷热的办公室单调、无聊地过一整天——他的怒气就像个衣衫槛褛的乞讨者似的游荡到别的地方去了。他不想用手电筒，就在后门上摸索门把手，一根木刺把他右手划破了。
他走进灯光明亮的屋子里，看到自己的手正滴着血。“噢，亲爱的，”露易丝说，“你怎么了？”说着她把脸捂起来，她是见不得流血的。“我能帮忙吗，先生？”威尔逊问。他想站起来，可是他正坐在露易丝脚前的一张矮椅里，膝头上压着一大摞书。
“没什么，”斯考比说，“只是擦破了点儿皮，我自己会上药的。你们只要告诉阿里一声，叫他拿一瓶干净的水来就成了。”他刚走上一半楼梯，就听见楼下的嗡嗡谈话声又重新开始了。他听见露易丝在说：“一首描写电缆铁塔的可爱的诗。”斯考比走进浴室，把一只小老鼠惊动起来；小老鼠原来趴在凉爽的浴盆盆沿上，就像伏在墓石上的一只小猫。
斯考比坐在浴盆边上，让手上的血滴到在刨花堆里放着的一只水桶里。正像在办公室里一样，他在这里也有一种家的感觉。露易丝尽管很会想办法，还是没能改变这间屋子的面貌。浴盆的瓷釉已经划了很多道道儿，水龙头只有一个，而且每到旱季结束的时候就淌不出水来；马桶座下面的马口铁水桶每天只倒一次；洗脸台同样也只有一个不出水的龙头；光秃的地板；死气沉沉的绿色的遮光窗帘。露易丝唯一能使这间屋子改观的是在浴盆旁边放了一块软木垫子，又在屋子里摆上了一个亮闪闪的白漆药品柜。
屋子的其余部分都是斯考比的，好像是他年轻时留下的一件纪念品，从一所房子搬到另一所房子里。多少年以前，他还没结婚的时候住的第一所住房的浴室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间他总是独自一人待在里面的屋子。
阿里走进来，粉红的脚底在地板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他从过滤池里打来一瓶水。“后门把我的手割破了。”斯考比告诉他说。他把手伸出去，放在脸盆上面。阿里一边往他的伤口上浇水，一边发出啧啧的声音表示怜惜。阿里的手像女孩子的一样轻巧。当斯考比不耐烦地说“够了”的时候，他毫不理会。“太脏了。”他说。
“现在上碘酒吧。”在这个国家里，哪怕身上破了块皮，只要一个小时不管它，也会腐烂发绿。“再上一些，”他说，“把整个伤口都倒上。”他因为碘酒刺痛而抖动了一下。楼下面，从嘁嘁喳喳的话语声中突然迸出“美丽”一词，随即又落回到连绵的语流里。“现在贴橡皮膏吧。”
“不，”阿里说，“不，包扎起来更好。”
“好，那就包扎吧。”好几年以前他就教会了阿里包扎，现在他包扎伤口像医生一样内行。
“晚安，阿里，去睡觉吧。我不需要你了。”
“太太还要喝酒。”
“不用你了。我会照管的。你去睡觉吧。”屋子里剩下斯考比一个人时，他又一次坐在浴盆边上。划破了手使他略微感到一些不快，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本来也不愿意到楼下那两个人那里去；有他在场，威尔逊肯定会觉得不自然。如果有一个局外人掺和在里面，一个男人是不可能倾听一个女人读诗的。“我宁愿变一只小猫，喵喵叫……”但这不是他的真实态度。他并不是看不起这类事，只不过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种毫不掩饰的情感交融的关系。此外，他在这里觉得很快活，坐在刚才小老鼠坐的地方，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开始思索起希望号轮船和明天要做的工作来。
“亲爱的，”露易丝向楼上喊，“你弄好了吗？能用车子把威尔逊先生送回去吗？”
“我可以走路回去，斯考比太太。”
“胡说。”
“真的，我可以走路。”
“来了，”斯考比喊，“当然我要用车子送你回去。”当他同他们两人在一起时，露易丝温柔地握住他的裹着纱布的手。“噢，可怜的小手，”她说，“疼吗？”干净的白纱布她并不害怕，这也就像医院里一个全身盖着洁白的被单的病人一样，你可以带着葡萄来探视他，却根本不知道遮盖起来的被手术刀切割得皮开肉绽的伤口。露易丝把嘴唇贴在绷带上，在那上面留下了一抹橘红色的口红。
“我送你去，一点儿不费事。”斯考比说。
“真的，先生，我可以走着回去。”
“你当然不能走回去。来吧，上车吧。”
仪表盘的灯光把威尔逊那怪模怪样的衣服照亮了一块。他把头探出车外，喊着说：“晚安，斯考比太太。今天晚上过得太好了，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他的话音颤动着，流露出一片真情，使人听起来像是在说外国话——英国人在英国说的话。在这里，只要住上几个月语调就变了，变得高亢、不真实，或者变得平板、谨慎。听得出来，威尔逊离开故乡只是不久以前的事。
“你过两天一定还要到我家来。”斯考比说。在汽车沿着勃恩赛德街向贝德福德旅馆驶去的路上，他的脑子里一直浮现着露易丝的幸福的面孔。
凌晨两点钟手上的伤口把斯考比疼醒了，他像钟表发条似的蜷缩成一团，躺在床的外边，尽力使身体不碰到露易丝。只要身体的哪一部分稍一接触——哪怕一个人的手指挨着另一个人的手指，立刻就要出汗。即使这样保持着距离，他也能感到热气在两人的中间震颤着。月光罩在梳妆台上，给人一丝清凉之感；那些瓶瓶罐罐的化妆品，以及镶在框子里的照片的一角，都被月光照亮了。他马上开始倾听起露易丝的呼吸来。
露易丝的呼吸断断续续，很不均匀。她没有睡着。斯考比抬起一只手，摸到她的潮湿、发热的头发。她僵直地躺在那里，仿佛在守护着一个秘密。斯考比感到一阵厌腻，他知道他会发现什么，他的手指摸索下去，直到碰到了她的眼皮。她正在掉眼泪。他感到无比的疲倦，他强打起精神，开始抚慰的工作。“亲爱的，”他说，“我爱你。”他总是这样开始的。安慰的话语，就像夫妻间的性行为一样，总是形成一套例行常规。
“我知道，”她说，“我知道。”她也总是这么回答。他暗自责备自己没有情义，因为他的脑子里忽然闪现的念头是：这是半夜两点钟，这件事可能要纠缠好几个小时，而他在六点钟就要开始一天的工作了。他把她的头发从她的额头上撩开，说：“雨季快要到来了。到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舒服一些了。”
“我没有什么。”她说着开始抽泣起来。
“怎么回事，亲爱的？告诉我。”他咽了口唾沫，“告诉蒂奇。”他讨厌她给他起的这个名字，但是他这样做总能发生效力。她说：“噢，蒂奇，蒂奇。我不能这样下去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挺幸福的呢。”
“我刚才是的——但是，想想吧，只因为一个非洲联合公司的小职员对我不错就觉得幸福？蒂奇，他们为什么不喜欢我呢？”
“你不要这么傻了，亲爱的。都是天气太热的缘故，总是叫你胡思乱想。他们谁都喜欢你。”
“只有威尔逊一个人。”她失望地、羞愧地重复道，又开始抽抽噎噎起来。
“威尔逊人还不错。”
“他们不愿意让他加入俱乐部。他跟着牙科医生愣闯进去了。他们会嘲笑他和我的。噢，蒂奇，蒂奇，请你让我走吧，让我重新开始吧。”
“当然了，亲爱的，”他说，“当然了。”斯考比凝视着帐子外面，凝视着窗户外面，目光一直落到平坦、宁静、敌舰出没的海面上，“上哪儿呢？”
“我可以到南非去，在那里等着你休假。蒂奇，你很快就会退休的。我会给你准备好一个家，蒂奇。”
他把身子挪开了她一点儿，但是怕她发现，又很快地把她的一只汗涔涔的手拿起来，在手掌上吻了一下。“要花很多钱的，亲爱的。”退休的想法使他的神经紧张得抽搐起来：他一直在祈祷，祈求死亡先落到自己头上。他的人寿保险也是按照这样一个愿望安排的，在他病故以后才能领到保险金。他想到一个家，一个永久的家：有艺术风趣的漂亮的窗帘、摆满了露易丝藏书的书橱、一间漂亮的镶着瓷砖的浴室。根本不需要有办公室——一个为两人居住的家，一直到死，在永恒来临以前不再有什么变化。
“蒂奇，我在这个地方再也忍受不了了。”
“我要好好地盘算一下，亲爱的。”
“艾塞尔·梅布瑞一家在南非，柯林斯一家人也在。我们在南非是有朋友的。”
“价钱很高啊。”
“你可以中断几份你那些愚蠢的人寿保险，蒂奇。而且，蒂奇，我不在这里，你也可以省一点儿钱。你可以在食堂吃饭，不用雇厨子。”
“厨子费不了多少钱。”
“积少成多呀，蒂奇。”
“我会想你的。”他说。
“不会，蒂奇，你不会想我。”她说。她偶然间表现出的这种深刻的伤心的理解，叫他吃了一惊。“不管怎么说，”她说，“咱们攒钱又是为了谁呢？”
他温柔地说：“我会尽力想出个办法来的。你知道，只要可能，什么事我也愿意为你做——不管什么事。”
“你这不是半夜两点钟说出来哄我的话吧，蒂奇？你会做一些事吗？”
“我会的，亲爱的。我会想出个办法来的。”他很奇怪，她这么快就睡着了。她好像一个把担子撂掉的累垮了的搬运夫。他还没把一句话说完她就睡着了，像个孩子似的握着他的一根手指，呼吸也像孩子那样自然。现在挑子摆在他身边了，他准备把它担到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