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泥城浜的变迁

西藏中路是南京东路街区的中轴线，如今是上海繁华的中心路段，而在历史上，其路名不断变迁。上海开埠之初，这条路还只是一条连接洋泾浜和苏州河的不知名小河浜，1848年公共租界扩界之后，将其开凿，作为西部边界的界河，称为“泥城浜”，后常以此浜上所建“泥城桥”之名来概指这一区域。1912年开始，租界逐步将泥城浜填平成路，因其东南沿河的一条小路名为“西藏路”，因此，被填平的浜与路并成了一条重要马路——西藏路。1936年，租界工部局以中国著名商界领袖虞洽卿的名字命名西藏路，成为虞洽卿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势力控制了租界。1943年，汪伪政权对上海路名作了大规模更动，虞洽卿路又被更名为西藏中路，一直沿用至今。

（一）泥城浜的由来

1843年，上海英租界始辟，但西部边界并未确定。1848年，英国领事阿礼国向中方要求扩界，获得上海道台的同意，将其西南界扩至周径浜，西北界扩至苏州河滨的苏宅。1853年，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清军包围了县城，租界为免受战火侵袭，就把西界的小河拓宽挖深，称为“护界河”，亦作“泥城浜”。

关于泥城浜名字的由来，有多种说法。一是陈荣广的“泥城说”，他在《老上海》一书中记载，在今天新世界附近，曾经有过一座泥土堆筑之城，名曰泥城，“高约寻丈，俨然一小城市也” ，在开埠通商后被外国人拆毁。余槐青也曾在竹枝词中感叹：“沧海桑田成惯例，更从何处觅泥城。”此泥城其实是租界拓宽挖深河浜时，用挖出来的河泥堆成的一道2米高的似城土墙，于太平天国战事消弭后拆除。二是英国人兰宁的“泥脚之战”说，在小刀会起义期间，1854年4月4日，租界的外国军队、商团与清军发生了冲突，一个英国士兵在护界河边上摔了一跤，溅了一脚的泥水，当时北华捷报的记者把这次战争说成了“泥脚之战”（The Battle of Muddy Feet），然而排字工搞不清意思，自作主张改成了“泥城之战”（The Battle of Muddy Flat）。由于战斗发生于护界河旁边，于是护界河就被称为“泥城河”或“泥城浜”了。

（二）泥城桥一带早期的繁华

作为当时公共租界的西部边界，不算宽阔的泥城浜与东部的黄浦江相映成趣，而泥城浜东岸的西藏路，也就同时被称为“西外滩”（West Bund）。

与洋楼林立的东外滩相比，“西外滩”附近并不热闹，陆续出现的主要是为东部经济中心服务的一些配套设施。其中，著名的有大英自来火房。1865年初，租界的一些外国商人借鉴英国利用煤气照明的经验，合伙集资组建煤气公司，以15万两白银建起了中国第一家煤气厂，为租界居民供气。当时中国人称管道煤气为“自来火”，这个煤气厂后来也就被称为“大英自来火房”（Shanghai Gas Co., Ltd.）。 考虑到需要依靠水路运输原煤和其他原材料，自来火房选址在泥城浜以西（今汉口路）的地方，后来机器厂移至附近的新闸路。煤气厂初始铺管8 600码（25 800英尺），供给以洋行为主的58家主顾。当年12月18日开始向公共路灯供气，这是上海街头第一次出现煤气灯。19世纪70年代，上海人评租界十景，即有“夜市燃灯”：“电火千枝铁管连，最宜舞馆与歌筵。紫明供奉今休羡，彻夜浑如不夜天” ，“西域移来不夜城，自来火较月光明。居人不信金吾禁，路上徘徊听五更” 。此后，自来火房事业迅速发展，至1901年更名为英商上海煤气公司时，已能向上海供气1.6亿立方英尺。在上海开始以电力代替煤气进行照明时，自来火房将煤气用途转向热能，用于采暖和烹饪，为西部新建的大批里弄住宅提供服务。至1930年代，自来火房的生产能力达到极限，才被新建的杨树浦煤气厂所替代。

随着租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寓沪外侨的增多，公共租界的城市格局由东外滩的经济、金融中心，向西部扩展为生活和休闲的区域，泥城浜附近西人跑马场的建立也让这片区域初步繁荣起来。1854年，上海跑马总会因原跑马场规模过小，在泥城浜东（今西藏中路以东、浙江中路以西）辟筑第二跑马场。1862年，跑马总会又圈定泥城浜西（今人民广场）400余亩土地，辟筑第三跑马场，并开始越界开筑马道至静安寺。在跑马场开辟之后，这片区域的人气急剧上升。时人在竹枝词中有着对热闹场景的诸多描述：“西人角逐成年例，如堵来观举国狂” ，“为看跑马换衣新，几日前头约比邻” 。外侨还在泥城浜上进行跳浜比赛，观者众多，时人有云：“春秋赛马大围场，末日还须看跳浜。惹得车马生意好，一般游女斗新妆。”

由于泥城浜两岸逐渐热闹开来，对交通的要求日益提高。泥城浜上原筑有的小木桥已不堪重负，大规模地破墙与筑桥以利交通开始提上日程。1863年10月起，公共租界工部局着手在泥城浜进行丈量和设计，先后在泥城浜上自北向南建起4座桥，因横跨泥城浜而都被称为“泥城桥”：北泥城桥（位于今西藏中路苏州河南堍）、中泥城桥（大致在今凤阳路西藏中路口）、泥城桥（大致在今南京东路西藏中路口）、南泥城桥（大致在今广东路西藏中路口）。当时上海人习惯上称的“泥城桥”，则是指北泥城桥。随着逐步繁荣，“泥城桥”范围扩展为北泥城桥至凤阳路的泥城浜两侧一带。

从当时上海的城市空间上看，泥城桥亦已成为标识租界境内与境外的重要地标，上海人描述东西两侧地点，常用“泥城桥西张氏味莼园”“泥城桥西首日清贸易研究所”“泥城桥东首福昌成面包号”等。随着泥城桥的修筑，泥城浜两岸的交通大为便利，租界向西至静安寺的房地产业也得到极大发展，特别是洋商的房地产业，在西部相对空旷的区域里很快开展起来，花园洋房、里弄、公寓等住宅大规模出现。时人感叹：“自光绪十年至今，又不啻倍之，如虹口之北，泥城桥之西，四明会馆之南，鳞次栉比，皆蔓延于租界之外，而城南高昌庙一带所增之屋，尚在不计，其始，租界房产皆为各洋行所属。”

从当时的街景看，泥城浜东岸是正在蓬勃兴旺的南京路、福州路、北京路等商业街市，西岸是正在快速形成的风景优美的住宅生活区和娱乐休闲区，而泥城桥则是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已呈繁忙之状。如赛马时节，中外游客车马如织：“泥城桥畔暮烟遮，赛马场西落日斜，归去马蹄忙不了，暗尘犹绕七香车。” 每当夏日夜晚，则会有东岸拥挤的商业区的居民，从这里去西岸纳凉：“沪上有一种风气，每届夏令，辄深夜乘坐马车到静安寺一带纳凉，路经泥城桥以西，该处均系洋商住宅。” 更多的市民是通过泥城桥，去绿树成阴的静安寺路等地感受西部区域的自然风光：“穿破绿阴驰马路，望中楼阁想神仙。泥城桥过便斜桥，花妒红颜柳妒腰。”

（三）填浜筑路与交通枢纽

19世纪末，公共租界工部局以界内人口剧增，大量工厂需要创设为由，迫使清政府同意租界扩界，将西部边界从泥城桥扩展到了静安寺。泥城浜以西的区域划入租界之后，泥城浜作为界河的意义就不存在了。随着当时上海填浜筑路的兴起，从1912年开始，公共租界工部局也着手对泥城浜进行填浜准备。然而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泥城浜已与上海的方方面面关系紧密，当时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对于其存留与否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赞成填浜筑路的观点有三：一是清洁问题，随着城市的快速繁荣，泥城浜已成为城市垃圾堆积之地，“其污秽触目刺鼻，炎夏尤甚颇碍卫生”；二是交通问题，“南京路之交通日见其盛，电车、汽车、马车、人力车往来如织”，“其东段咸为商店，西段则为居户，中间并无其他大道贯通之”；三是经济合算，当时工部局工程司估算，填浜筑路及埋置沟管、添置路灯等需银二十万两，但是填浜筑路之后，新路产业必然大涨，以增入的捐税抵付各项费用仍然会有结余，因此不会增加财政负担。

反对填浜筑路的理由亦有三：一是泥城浜的清洁问题，长期未开浚的缘故，如果按之前所定的制度执行，则可清洁如寻常街道；二是交通问题，如果填没泥城浜，陆上交通固然方便，但是从苏州河过来的运输的杂货船、粪船等就无法为医院、旅馆等提供便利，游船也无法开进来；三是费用问题，当时工部局也在建造新屋及新公园等处花费巨资，填浜筑路之事同时进行是否过于奢侈。

尽管双方各执一词，但在纳税人会议上的表决，赞成者占压倒性的优势，显示出泥城浜的填浜筑路已是大势所趋。至1915年底，泥城浜全部填平，以原沿浜西藏路的名字冠之，不过“泥城桥”这个俗名却沿用至今。原来的河道成为宽阔道路之后，西藏路俨然成为上海重要的干道之一；而昔日的泥城桥地区，也成为西藏中路、北京东路、北京西路、新闸路、芝罘路所交汇的六岔路口，成为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

泥城桥区域作为上海重要的交通枢纽，早在填浜筑路之前就是上海公共交通的始源地之一。上海最早出现的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1907年4月，有轨电车的建造作为公共租界重要工程开工，由英商上海电车公司承办。1908年1月31日，英商电车在泥城桥附近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

试车。同年3月5日，电车路线开通，由外洋泾桥至静安寺，共设三站：一站由黄浦滩总会或礼查至泥城浜；二站由泥城浜至卡德路爱文义路；三站由卡德路爱文义路至静安寺。泥城浜是其中重要的中转站。头班车每日早晨5点30分、末班车每日夜间11点30分，由外洋泾桥开行，每5分钟或10分钟开车一次。自租界西扩和填浜筑路之后，西藏路及泥城桥区域一直是从东西方向联系着外滩、南京路商业街与静安寺区域，南北方向联系着苏州河北岸的宝山、杨树浦与南市的交通中心。 至1947年，上海市区主要的24条电车路线中，穿过西藏路附近区域的就有9条 ；22条公共汽车路线中，穿过这一区域的也有9条之多 。

泥城桥地区也是上海交通管理的始源地。到1920年代，泥城桥地区成为交通要冲之地，汽车、人力车、三轮车、老虎车、电车等川流不息，是上海交通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繁忙的通勤、经常出现交通事故，带来了交通管理上的问题。上海乃至中国最早的信号标志，即产生于泥城桥区域的垃圾桥。时人陈伯熙在1923年出版的《上海轶事大观》一书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癸丑秋，余友胡海峰自美界乘电车越垃圾桥而南，是桥两边近堍初基低垂，正中渐高，对面不见，桥仅单线，适同时由南而北之电车亦达单线彼此始觉，北车则退倒原道（平路双轨），拖车不能自主，误入歧途，正拖被牵制，皆失自由，横亘轨道，乘客已跃下，而南车捩机停顿，桥势倾莫能遏，互相碰撞，损坏尚不甚巨。甫经一月，电车公司在此桥中间立一木牌，可以旋转自如，一面垩粉，一面涂朱，派人专司其事，遇两车同至，转垩粉向先到之车放行，背面涂朱向后到之车令止，待先行车过单线，然后转垩粉示后车行，危险永免矣。

这个用人力转动的“一面垩粉、一面涂朱”的红白灯牌，就是今天红绿灯的雏形。而用电力照明的红绿灯和人工控制的交通岗亭，也很快在西藏路附近的南京路路口出现。

1949年之后，上海成为全国领先的工业城市，西藏路及泥城桥地区是通往彭浦工业区、吴淞工业区和上海火车站的交通要道，除了承担城市公共交通的10多条公交线路外，更承担起繁忙的工业运输责任。同时，新的交通方式——地铁也开始在上海规划，而处在南北和东西两干道中心点的西藏路区域又成为上海地铁的枢纽中心。1995年贯通南北的地铁1号线全线开通，西藏路附近原跑马厅改建成的人民广场成为中心站点。1999年贯通东西的地铁2号线试运营，第二年正式运营，与1号线相汇于人民广场站。2007年，为缓解市中心的交通压力，地铁8号线也与前述两线汇于人民广场站，向北延伸至杨浦五角场。至今，这个区域仍是上海市内的交通中心之一。

（四）特色商业街的形成

作为城市中心的商业街，西藏路附近街区虽然不如无所不包的南京路那么有名，但也极具自身特色。上海开埠初始，租界仅是一个以黄浦江沿岸为中心的港口区域，外滩附近是上海洋行、商铺的聚集地，但缺少居住的配套设施，别说中国人，即使是外国人也更愿意住在南市。随着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租界发展迅猛，特别是大量人口的涌入，使华洋杂居的租界成为初具完整功能的城市，而今南京东路街道所在的区域，即是为外滩的金融、商贸和航运提供生活便利的产业向西扩展过来的城市空间，因此，在这个空间里集聚起来的主要是百货行业、服务行业和文化行业，如百货零售店、五金店、皮货店、酒店、旅馆、茶楼、医院等，商业业态非常丰富。

泥城浜及附近区域，在19世纪末期开始逐步繁荣起来，1915年填浜筑路完成后，进入飞速发展时期。至20世纪30年代，宽阔的西藏路开始发展为租界中南北走向的著名商业街。据统计，1930年代末西藏路已拥有跑马厅、大上海大戏院、维也纳舞厅、东方饭店（今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大世界等商业网点242个。而针对来沪人员的大量饭店、旅社等食宿业也在此拔地而起。1930年代初，东方饭店、吴宫饭店、扬子饭店、爵禄饭店、大中华饭店、远东饭店、大陆饭店、一品香大旅社等高级宾馆在西藏路先后建成。西藏路某些地段也形成了颇有名气的特色商业与服务业集聚地，如西藏路的南京路至福州路段已集聚了近20户皮件店 ，从南京路到延安路的西藏路沿线，则又被称为“舞场路”，短短数百米距离，就有高峰、远东、爵禄、逍遥、大新、锅台、米高梅、维也纳等8家舞厅。

作为近代中国城市中最先经受欧风美雨洗礼的区域之一，西藏路区域所提供的商品与服务自然常常中西相融，同时又在各方面追求新潮。如1900年泥城桥电灯总厂对于新款式的追求：“大厅有一盏光明如昼新造灯，用法比前简便，并省电。石奇巧莲花灯，可燃三盏大厅，有此灯宴客，三五棹可不燃别灯，锡凤、磁瓶两种棹灯并可挂，式样华美，买送礼者多。惟半年来卖灯不少，远者竟有十之八九邻近各省。” 又如对新品种照相机的追求：“活动照相为泰西最近新发明之品，本埠照相馆林立，尚无此项新机。英租界泥城桥云南路口中华照相馆，现因迁移伊始，拟别开生面，知留美学生雷石泉置有活动摄影新机，特聘到馆以应主顾，闻此项新机一经摄影，映晒纸上，不须另附机械，而人之面目口鼻手足即能运动自如，诚照相界奇术也！”

还如1912年中国精益眼镜公司对临场观摩等新销售方式的追求：“本公司开幕以来，即承各界交口称为新国民之第一，新制盖非特验目配光运机，磨片量、面装架，种种专门技术为专顾诸君所见目。即所制金银各式镜架，亦无弗精益求精，力求新异，固不敢以不对光之镜片，损人目光，亦安肯以不真实之伪货自损名誉？兹将本公司诸特色，再布于下，一电光验目室及磨片各机坊，可领客参观，以表新艺。”

在政治局势波谲云诡的近代中国，西藏路一带的商人们并不只关心经济利益，在历次中外重大政治事件中也多次发出自己的声音。19世纪初，以“挽救国权”为口号的浙江保路运动爆发，寓居上海的江浙绅民在泥城桥的商学公会多次召开大规模的集会，向清政府呼吁抵制外人侵夺，向东南社会呼吁团结而力争路权。 当时以商学公会为中心的上海商界，成为保路风潮中重要的舆论和财力基地。20世纪30年代，上海华人经济地位上升，政治上积极要求获得与洋人同等的地位，因此，华人商界向工部局提出建议，希望租界的一条道路以华商领袖虞洽卿先生的名字命名，以纪念他为上海公共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公董局董事会经过讨论，认为应该接受这一建议：一是因为西藏路是连接了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地的主要干道，与虞洽卿先生的贡献相匹配；二是西藏路上的地产业主们并不顾及将因路名改变而受到损失也向工部局提交请愿书。 1936年10月1日，西藏路被正式命名为“虞洽卿路”，这是公共租界第一条以华人名字命名的马路，上海的华人各界举行了大规模的巡游和庆祝活动，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重大事件。

1949年后，西藏路区域更为繁忙和兴旺，其商业格局也继承了原有的特色，继续引领着上海乃至全国的潮流。例如1961年成立的新中国第一家音乐书店，当时《人民日报》还对其作了特别的报道：

在上海市繁华的西藏中路上，设立了一家引人注目的音乐书店。说是书店，却不停地从里面传出一首首雄壮的革命歌声。歌声是那样嘹亮、动人，有时，过路的人不禁被吸引着走进去看个究竟。在这个书店里，等待顾客来购买的不全是书籍，满满地放置在书架上的是唱片——中国唱片社出版的几千种唱片，包括革命歌曲、民族民间音乐、各种地方戏曲、曲艺，等等。长长的柜台上，安置了四架电唱机。只要顾客提出一张需要的片名，年青的售货员就会熟练地从书架上取出来，放送给他听，直到认为满意才停住。音乐书店不仅供应文化娱乐的唱片，还出售汉语拼音、汉语朗读、外语朗读以及工间操等教育唱片。但是，目前最受读者欢迎的是革命歌曲唱片。

更有敢为天下先的是中国第一家24小时通宵服务的便利商店——星火日夜商店。这家食品店最初专卖糖果糕点，后来考虑到这片区域地处西藏中路、北京东路闹市的六岔路口，每天晚上关门以后马路上的行人还很多。在店门前，有6条公交车线路日夜通过；在店的背后，是日夜穿梭着船只的苏州河；在店的周围，还有许多三班生产的工厂和日夜服务的医院，整个社区是24小时活动着的，因此24小时开门更利于便民。 至此，中心城区“太阳山上高，排门还关牢；太阳没下山，东西买不到”的场面终于被打破。

改革开放之后，西藏路向着“美食、旅游、娱乐”的特色目标发展，附近区域大量出现旅行社、名贵服装店、美食酒家等营业场所，仍然是时代的弄潮儿。 xDi4FzCxDF/AO1Ku+Km4ZVRm6k9I+WwlFXsfi8kjHo97q1eAq6e/WXemcFJXpfss

第二节
街区形成与空间演进

南京东路街区作为城市建成区，主要形成于近代，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区域的建筑和道路形态并未经历太多的兵燹与天灾破坏，城市空间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传承脉络。以此而言，公共租界政府的建设与管理对这一区域的空间演变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公共租界城市管理体制的特点

近代上海开埠后，作为“国中之国”的租界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城市建设和规划管理上的理念及制度。相对而言，法租界行政机关信奉集权理念和整体性的规划与管理方式，而公共租界行政机关则更崇尚自治理念与自由主义的管理方式。公共租界的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机构，在开埠早期是英租界道路码头委员会，负责界内基础性设施建设。1854年，公共租界成立了工部局，负责租界的市政、警务等建设。工部局的成立，是在开埠以来《土地章程》规定的租地人会议上通过的，1869年租地人会议又被扩大了的纳税人会议所取代，而租界工部局的城市建设和管理事务的提议则必须得到纳税人会议的通过，并必须接受纳税人会议的监督。

这一体制模式源于英国的市政自治传统，英国城市自《大宪章》签订以来，取得了市民人身自由、土地保有权自由、独立司法权、自由贸易权等权力，随着1835年《市政法人法》的实施而逐步完善了现代地方自治制度。公共租界的纳税人会议正是被英国侨民引入上海的议会制度，由有一定资格的有产阶级构成，而工部局则是受纳税人会议委托办理城市市政的机构。因此在城市的规划与管理方面，就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公共租界对城市街区发展常常没有太多的全局规划，不像法租界那样行政机关权力能够介入街区形态，即使工部局试图进行整体规划管理，也往往受到具有纳税人会议话语权的商人的限制而妥协，因为市场的力量占据更主导的地位；二是在高度保障私有财产和权利的原则下，工部局往往只能为由工商业自由发展而形成街区形态的城市建成区提供基础设施和规划管理方面的制度保障。

南京东路街区的城市空间，在公共租界时代其实是两个行政区划。西藏路以东是中区的一部分，以西是19世纪末扩界后的西区。1845年英租界初立之时，其城市空间主要位于黄浦江附近、苏州河与洋泾浜合围的狭小空间内，以航运和贸易为主要功能。不少外国洋行在外滩租地盖办公楼，而外侨将住宅、仓储等建筑建造于河南路以东的区域，河南路以西尚未进行开发。为了贸易运输的便捷，租界非常重视道路的整治，在1845年与上海道台商定的《土地章程》中，就规定了9条主要道路，其中4条为东西走向并通往黄浦江的大路，即是后来的南京路、北京路、汉口路和九江路。而当时租界的外国商人成立的“道路码头委员会”，则承担了一些基本的道路维护、桥梁维修和码头建造的工作。

（二）娱乐业、房地产与早期的城市空间

随着寓沪外侨的增多，满足其各种生活需要的愿望成为城市空间扩展的动力，娱乐生活是其中重要的一项。1847年，英国侨民在界路河南路西、南京路以北的区域购地修筑第一个跑马场，南京路就成为跑马场的主要道路。1854年，第二个跑马场建成，成为当时租界外侨最为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而南京路也被延伸到这个跑马场附近，即今浙江路的位置，成为租界最为重要的道路。界外最初的住宅房屋均沿着南京路建造，工部局也给予了当时上海最高级的铺路材料和煤气灯等最新的道路设施。同时，工部局制订了新的道路计划，南京路以南的纤道路（今九江路）、海关路（今汉口路）、教会路（今福州路）、北门街（今广东路）四条东西向干道也开始修筑。1866年，北面的北京路也延伸到了泥城浜，成为继南京路后租界又一条东西向的主要通道。

同时，公园、花园等休闲娱乐场所也在这一区域逐步兴建，在今湖北路、西藏路、芝罘路、北海路等地开辟了占地百余亩的新花园。在小刀会战事之前，今南京东路街区的东半部区域开始形成外侨的公共娱乐空间，与租界东部沿江的港口空间、中间河南路以东的外侨居住与商业、仓储综合空间相呼应。

19世纪中期，战争是塑造上海城市空间的重要促因。小刀会和太平天国的战事使大量华人涌入租界避难，至1862年，避难人数已高达20万人，这极大地刺激了租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使租界的经济结构由初期的单一贸易转变为贸易与房地产并重。外侨居住区域仍然保持在河南路以东地区，而1848年扩展的河南路至泥城浜之间的区域，则被房地产商所建造的华人住宅填满。因为中外联军在静安寺、徐家汇一线防御太平军，租界出于军事需要同时也是道路延伸的动因，修筑了新闸路等几条军路向西面延伸出去。

战争高潮过去之后，租界工部局在地产洋商的要求下开始对租界进行新的建设。首先是在泥城浜以西区域进行大规模的住房、道路和公共设施建设。1860年开始，工部局实施了新的道路计划，宁波路（1862年以前名为宽克路）等多条东西向马路从旧区域延伸到泥城浜附近，广西路（初期名为锡克路）等多条南北向的道路也开始修筑，而苏州河南岸福建路附近华人聚居的老闸地区更是开辟了多条新路。至1866年，河南路至泥城浜之间区域的道路网络基本建成。

租界道路的格局，是先由几条主干道延伸，再由近代城市中典型的方格网模式来覆盖整个空间。方格网既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利用华人原有道路和填浜而筑成，也有利于房地产分块出售的商业目的。这也显示出公共租界城市空间的主导者是商业市场，而不是公共租界行政机关。

租界还在城市安全、公共卫生等方面对街区的建筑和道路进行规范。在华人大规模涌入的时候，房地产商为追逐利益，偏好用木板等简易材料为华人建造成本低、施工简单、建造速度快的简房，从1853年9月到1854年7月，广东路、福建路一带，就建造了800多幢木板简屋。这种简屋虽然利润高，但是存在易燃的安全隐患，因此1854年的《土地章程》中严格限制了木板房的蔓延，禁止用篷、簝、竹、木及一切易燃之物起造房屋。工部局成立后，竭力控制木板简房的建造，而推崇石库门里弄住宅。石库门里弄虽然造价高于木板房，但是因其用地经济、维修费低、租金高而广受房地产商的欢迎，至19世纪末扩界之前，泥城浜以东的区域已是里弄住宅密布，并开始向泥城浜以西的越界筑路地区扩展，里弄的条条总弄和支弄，又构成了公共道路之外的方格网。

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南京东路街区是以外侨的公共娱乐和华人的居住为主要功能的城市空间。之后，华人的不断涌入以及新兴房地产业的崛起，一方面使得租界以前华洋分居的格局开始被打破；但另一方面，由于以河南路为界的两个区域建筑样式、拥挤程度等不同，又缺乏彼此流动，城市空间呈现出港岸区域、外侨聚居区域和华人聚居区域并存的局面。同时，公共租界空间扩展模式也在这时候形成：即先因经济或其他原因，在原区域外出现一个据点，带动一条或数条道路的向西延伸，随后商业、娱乐业和房地产业等沿着这些延伸路段发展起来，道路和沿路地产互相促进发展，租界或房地产商又开辟纵向与横向的其他道路，逐渐形成方格网的格局，将分割形成的各个地块开发出来。

（三）商业中心的形成

1870年以后，随着南京路、福州路、北京路等各条商业大街迅速向西推进，以及土地价值提升过程中的市场化调整，河南路甚至福建路以西路段，皆成为各类商店、饭店、戏院、茶楼聚集之处。同时，大量建造的里弄房屋不仅容纳了数十万居民，也成为渗透进商业的海绵，将各类工商业吸纳进这片欣欣向荣的区域，开始成为新的商业与文化中心。

以百货业为例，这是上海开埠后广东商人来沪经营的主要模式，主要买卖广货、洋货、京货等，外商则开设主营洋货的洋行。在靠近港口的东部区域，百货业的经营形式首先是各类中小型的零售店和杂货铺，至20世纪初已经出现种类繁多、丰富多彩的特色，并逐渐向西部延伸。之后，大型百货业兴起，集吃、穿、住、用、玩等于一体，兼具销售、展示等功能。这类大型百货出现于南京东路四川中路路口附近，即福利、惠罗、汇司、泰兴等前“四大公司”。自1917年开始，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等新“四大公司”在南京路陆续建成，成为上海百货零售业新的中心。

民国时期，除金融业仍以外滩为中心外，餐饮业、宾馆业、文化娱乐业的中心等都逐渐转移到公共租界中区的西部区域，让这里成为上海最为繁盛的闹市区。根据学者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末，这片区域的商业聚集已经具有明显的特点，区境内的南京路，以新“四大公司”为中心，是百货业聚集之地；南京东路以北地区，商业业态略为初级、低档，主要是重工业制品，比如柴炭、铁铺、木器、五金、装潢、漆业、车行等；南部地区的商业业态则较为高档、精致，主要是轻工业制品，包括服装、鞋帽、礼品、皮货、呢绒、古玩、药业、信局、糖业、文化等。 至1949年之前，区域内已经形成了多条具有特色的商业街，如五金业聚集的北京东路，文化用品业聚集的福州路，估衣业聚集的石路（今福建中路、南京东路以南地段），礼品业聚集的汉口路，装潢五金业聚集的宁波路，服装业聚集的大新街（今湖北路），汽灯业聚集的广东路（今福建中路以西），女鞋业聚集的小花园（今浙江路上，福州路、广东路之间）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一区域的商业布局仍然沿袭了之前的风格。1985年，黄浦区政府开始对南京路、北京路等商业街进行统一规划和综合开发，南京路在区境内分为两个部分：西藏中路至浙江中路，将成为大型综合商场和文化娱乐相结合的商业中心，部分地段进行改建，开辟街坊型绿化小广场；浙江中路以东两侧大面积改建，上海市第一医药商店等商业机构开始入驻。1992年，又将南京路分为4个功能区，其中南京东路街区内分为3个：浙江中路以东拟建成以商业、宾馆为主的街区；浙江中路至西藏中路是以市百一店、市食品一店、市时装公司、华联商厦四大商店为标志的旅游购物区；西藏中路以西，则拟建成文化、商业、居住为主的街区，保留由大光明电影院、上海美术馆等组成的文化娱乐中心。

（四）工部局的城市管理

公共租界的管理者对于城市管理非常重视，在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凭借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理念，以及完善的法律框架，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治理上取得了全面而优异的成绩。

1845年，租界成立之初的《土地章程》，虽然主旨是确定租界范围，但也渗透了现代城市管理的意识。其中第十二条规定：“商人租地并在界内租房，白杨（洋）泾浜以北，应行公众修补桥梁、修除街道、添点路灯、添置水龙、种树护路、开沟放水、雇募更夫，其各项费用，由各租户呈请领事官劝令会集公同商捐。” 这是对城市基础建设的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界内不得搭盖易烧房屋，如草棚、竹屋、板房等；不得收藏危险可以伤人货物，如火药、硝磺及多存火酒等；不得占塞公路，如造房、搭架、檐头突出、长堆货物等；并不得令人不便，如堆积污秽、沟渠流出路上、无故吵闹喧嚷等；皆系为出保房屋货财，永图众商平安也。如火药、硝磺、火酒等物运到上海，必须会同在界内距住房、栈房较远之处公议一地，以备存贮而防疏失。” 这是对城市公共卫生与安全的管理。

《土地章程》还根据当时租界内的房地产建筑狂潮和交通情况，作出规定：“起造房屋，札立木架及砖瓦、木料货物，皆不得阻碍道路，并不准房檐过伸各项，妨碍行人。如犯以上各条，饬知后不改，每月罚银五元。禁止堆积秽物，任沟洫满流，放枪炮，放辔骑马赶车，并往来遛马，肆意喧嚷、滋闹，一切惹厌之事，违者每次罚银十元。” 凡此，均说明此时的城市管理已经更为精细，且有惩罚措施相配套。

与此同时，工部局还已经注意到城市各类营业对生活造成的危害，特制定了二十条禁例：“禁马车过桥驰骤；禁东洋车、小车在马路随意停走；禁马车、东洋车夜不点灯；禁小车轮响；禁路上倾积垃圾；禁道旁小便；禁肩舆挑抬沿路叫喝；禁施放花爆；禁不报捕房，在门外砌路、开沟及拆造临街房屋；禁私卖酒与西人饮；禁春分后、霜降前卖野味；禁卖臭坏鱼肉；禁卖夜食者在洋行门首击梆高叫；禁肩挑倒挂鸡鸭；禁吃讲茶；禁沿途攀折树枝；禁九点钟后挑粪担；禁乞丐；禁夜间行人形迹可疑及携挟包裹物件手无照灯；禁聚赌酗酒斗殴。” 对于城市街道的垃圾，工部局要求承包人雇用苦力定期清扫街道和一些弄堂。对于租界内的粪便，也采用同样的办法，由租界与承包人签订合同，在工部局规定的时间内由承包人清理干净，承包人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

在严格的管理之下，租界很快显示出清洁整齐的面貌，为华人所钦服和推崇：

上海各租界之内，街道整齐，廊檐洁净，一切秽物亵衣无许暴露，尘土拉杂无许堆积。偶有遗弃秽杂等物，责成长夫巡拾，所以过其旁者，不必为掩鼻之趋，已自得举足之便。甚至街面偶有缺陷泥泞之处，即登时督石工为之修理。炎天常有燥土飞尘之患，则常时设水车为之浇洒。虑积水之淹浸也，则遍处有水沟以流其恶；虑积秽之薰蒸也，则清晨纵粪担以出其垢……其尤妙者，大街无许便溺，致秽气有冲天之失；浦滩不准澡浴，使乡人知裸浴之非，其意识尤为周到，其风俗犹可维持……或者人谓此种事极细致，何至受罚？不知租界地方十分洁净，其人既居租界必知租界规矩，岂容其任意糟踏、毫不经心乎！若使听其无节，必将大众效尤，恐清静国中变成污浊世界矣。

自19世纪60年代上海人口激增、经济飞速发展之后，工部局的城市管理也日益追求精细化和全面化，在城市道路建设、城市公共设施建设与管理、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城市交通管理、城市建筑管理等方面都开始完善起来。

城市道路建设是租界最先重视的方面。1845年的《土地章程》规定了租地人在租界内修筑道路的要求，在当时面积不大的界内开辟东西向主干道7条，南北向主干道3条。后来成立的道路码头委员会，则确定了筑路资金筹集原则和道路宽度。1850年前租界已修筑道路6 360米，包括6条东西向主干道与2条南北向主干道，占英租界总面积的14.2%。到1866年左右，已扩展为南北干道11条，东西干道9条，总长达24 500米左右，约占租界总面积的23%。 工部局成立之后，设立了负责市政工程建设和维修、养护的工务处，该处下面分设了道路工程师部、工场部、沟渠部、建筑测量部、构造工程部、土地测量部等道路建设的相关机构。同时，道路铺筑技术方面也在不断进步，19世纪50年代之前，主要采用掺和砂石，平整夯实的方法。至1850年代末，改为碎砖铺筑，再用煤渣铺面的技术。1863年以后，开始对旧道路进行整理，“两旁砌以侧石……侧石下砌条石”以利排水。20世纪初，为适应有轨电车和汽车的行驶，又逐步以小方石、混凝土等新材料重新整建市区道路。 到了20世纪30年代，公共租界的道路占上海市区面积的46%，且基本已换成新式的柏油马路。

城市公共设施建设与管理也是租界极为重视的。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使用煤气的城市，如前文所述，因大英自来火房的建立，1865年底南京路的路灯开始用煤气。煤气灯优越的光源很快受到中外居民的欢迎，工部局开始在其他街道推广开来，使用煤气灯的区域随着越界筑路向租界的西部和北部扩展。至1868年8月，老闸地区的华人聚居地已经敷设了煤气总管。工部局对于煤气的管理，采取了欧洲城市管理中常见的给予企业特许经营权，同时对煤气公司的经营和服务进行调控的方式。工部局在给予煤气公司经营权的同时，规定了自身有权对公司在租界煤气的供应质量、价格、公司最高收益、基本设施建设、服务方式等方面进行管理。这种管理机制平衡了市场规则和管理理念之间的矛盾，有利于煤气供应市场的有序竞争，也能保证煤气市场在工部局调控的范围内发展。20世纪20年代开始，煤气业务受到电力竞争，重点转向了居民热源供应、住宅的家庭烹饪和取暖上，这几方面的煤气用量大幅度增长。

在给水事业上，工部局同样采用了特许经营权的办法。1875年纳税人会议决定工部局本身不办水厂，欢迎私人公司从事给水事业。其时英国商人M. Mcleod组织的上海自来水公司筹备委员会取得了租界给予的特许经营权，组成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选址杨树浦建厂，自1883年8月开始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心区域供水。工部局针对自来水公司的项目发放具有一定期限的开掘路段许可证，如果到期不能供水，公司就要受罚。这对提高公司供水质量和效益起到很大作用，使公共租界供水质量长期保持了较高的标准，甚至“超过了伦敦达到的标准或美国大部分严格的市政当局的要求”。

自1882年引入电灯之后，上海也成为最早采用电灯照明的城市之一。与自来水、煤气等不同，工部局对电力直接进行经营管理。1882年英侨立德尔等筹设上海电气公司，并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厂，比美国纽约珠街电厂要早2个月，比日本东京电灯公司早5年。 1888年上海电气公司因缺乏资金和技术而倒闭，一部分股东筹资设立上海新申电气公司。鉴于新生的电气企业缺乏资金，工部局于1893年购买了新申电气公司，并成立电气处，建造新厂。电气处有一定的自主经营权，兼负经营和管理职责，并靠发行电气公债来扩展电力设施。至1899年已将供电范围扩展到静安寺路，囊括了今天南京东路街道的大部分地区。20世纪开始，发电业务向居民家用电器与工业用电方面发展。

城市公共卫生管理是公共租界在城市管理中涉及面最广的一项。除早期的基础性环境卫生管理之外，面对日益繁荣的城市和流动性人口的增大，工部局主要关注于食品卫生、防疫卫生等方面。由于受英国卫生观念的影响，工部局对食品卫生管理比较重视，采用了稽查员检查制度和建立公共售卖空间的方法。19世纪60年代起，工部局开始检查租界内的肉店和屠宰场，对于劣质的肉食和牲畜进行没收。由于私人屠宰场卫生条件不佳，以及瘟疫的频繁，工部局于1892年建立了设备先进的公共屠宰场，并对送来的牲口进行严格检查和监督。对于菜场的管理也是如此，1884年工部局在南京路建立第一个室内菜场，集中出售鱼、肉类食品。其后陆续在各地建立一批菜场，以改善街市的混乱。在今天南京东路街区境内及附近地区，较为著名的有1930年建造的福州路菜场、1932年建造的北京路菜场和改造的新闸路菜场等。

这些新式菜场大多采用先进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内部分成蔬菜部、肉类部、禽类部等，设置有自来水龙头等卫生设施。同时，工部局也颁布了详细的《菜场章程》，对于售卖时间、售卖种类和卫生措施等都作了充分说明。在防疫卫生方面，大量的流动人口导致疫病爆发机会较多，不过由于公共租界主管卫生事务的人员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医生，对于近代防疫有一定的应对措施。他们建立了港口检疫制度，并采取了防疫注射、隔离消毒、建立新式医疗机构等先进方式，所以在上海几次遭遇各类疫情时，工部局都采取了及时而有效的措施防止疫情蔓延。1874年为了防止新加坡等地发生的霍乱传入租界，工部局河泊司颁布检疫条例，自此港口检疫成为定则。1869年上海出现天花患者，疫病流行已现征兆，公共租界在南京路开设专门接种牛痘的诊所，工部局同时在报纸上布告宣传，抵制了天花的蔓延。1898年为了应付华人中的霍乱，工部局设立临时隔离医院。1900年，华人隔离医院建立，主要收治猩红热、白喉、天花、鼠疫、霍乱等恶性传染病患者，患腮腺炎、麻疹等其他传染病者，在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也可以入院。 在预防和医治的同时，工部局也建立了自己的科研机构，针对上海地区的疫情进行科学研究。1898年工部局组建了疫苗接种站和以预防狂犬病为目的的巴斯德研究院。1899年工部局建立了病理实验室，主要进行水、牛奶、冰、冰淇淋和其他食物的细菌检查。1906年工部局成立化学实验室，主要负责牛奶及奶酪、各种水质、食品及酒类等的化验。

资料来源：史梅定主编：《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515页。

作为近代中国最先步入城市化、工业化的通商口岸城市，上海也是最先遭遇到现代城市污染、最早进行城市环境污染治理的城市。而南京东路街区因既是工商业聚集之地，又是中外市民居住生活之所，自然成为上海最早进行污染治理的区域。

当时上海的城市污染，已经包括了今天常见的空气污染、噪音污染、水污染和化工污染等。就南京东路街区而言，空气污染主要是商业街道上工厂、作坊的燃煤所排放的煤烟；水污染主要是工商企业和住户向苏州河或黄浦江排放的污水和废水；噪音污染种类较多，有路人与苦力的喧闹声、华人燃放的爆竹声、黄浦江上船只的汽笛声、汽车喇叭声、工厂机器声等。工部局在治理污染的过程中，既注意限制污染对居民生活的妨害，同时也尽量保证工商的正常生产和经营，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1887年6月，龙飞洋行致函工部局，控诉泥城浜附近的大同石印社排放的煤烟对龙飞马房的马匹健康不利，而且其汽笛产生的噪音又给周围居民带来了极大的烦恼。工部局经过调查研究之后，通知大同石印社，烟囱必须接高到与煤气公司烟囱一样的高度，以利于煤烟扩散，并要求必须降低汽笛声。8月，龙飞洋行再次控诉污染问题，但是工部局认为大同石印社正在接高烟囱，而且提出控诉的也只有龙飞洋行，已不能算为公害，因此并未干预。一个月之后，多位居民又向工部局投诉大同石印社的汽笛噪音污染问题，工部局遂再次要求大同石印社必须停止鸣放汽笛。半年以后，当越来越多的居民来投诉时，工部局认定已形成严重的公害，因大同石印社存在拒不执行停止鸣放汽笛的态度，工部局果断通知巡捕房将其经理拘捕送交会审公堂。

公共租界对于城市的建设与管理，体现了英式自由主义城市模式与上海本地特性的结合，是上海城市治理的宝贵历史经验，许多新生的制度、机构和措施具有开创性，深刻影响了如今南京东路街道的街区空间布局与面貌，也是推动当时法租界、华界市政革新的动力。 xDi4FzCxDF/AO1Ku+Km4ZVRm6k9I+WwlFXsfi8kjHo97q1eAq6e/WXemcFJXpf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