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泥城浜的变迁

西藏中路是南京东路街区的中轴线，如今是上海繁华的中心路段，而在历史上，其路名不断变迁。上海开埠之初，这条路还只是一条连接洋泾浜和苏州河的不知名小河浜，1848年公共租界扩界之后，将其开凿，作为西部边界的界河，称为“泥城浜”，后常以此浜上所建“泥城桥”之名来概指这一区域。1912年开始，租界逐步将泥城浜填平成路，因其东南沿河的一条小路名为“西藏路”，因此，被填平的浜与路并成了一条重要马路——西藏路。1936年，租界工部局以中国著名商界领袖虞洽卿的名字命名西藏路，成为虞洽卿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势力控制了租界。1943年，汪伪政权对上海路名作了大规模更动，虞洽卿路又被更名为西藏中路，一直沿用至今。

（一）泥城浜的由来

1843年，上海英租界始辟，但西部边界并未确定。1848年，英国领事阿礼国向中方要求扩界，获得上海道台的同意，将其西南界扩至周径浜，西北界扩至苏州河滨的苏宅。1853年，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清军包围了县城，租界为免受战火侵袭，就把西界的小河拓宽挖深，称为“护界河”，亦作“泥城浜”。

关于泥城浜名字的由来，有多种说法。一是陈荣广的“泥城说”，他在《老上海》一书中记载，在今天新世界附近，曾经有过一座泥土堆筑之城，名曰泥城，“高约寻丈，俨然一小城市也” ，在开埠通商后被外国人拆毁。余槐青也曾在竹枝词中感叹：“沧海桑田成惯例，更从何处觅泥城。”此泥城其实是租界拓宽挖深河浜时，用挖出来的河泥堆成的一道2米高的似城土墙，于太平天国战事消弭后拆除。二是英国人兰宁的“泥脚之战”说，在小刀会起义期间，1854年4月4日，租界的外国军队、商团与清军发生了冲突，一个英国士兵在护界河边上摔了一跤，溅了一脚的泥水，当时北华捷报的记者把这次战争说成了“泥脚之战”（The Battle of Muddy Feet），然而排字工搞不清意思，自作主张改成了“泥城之战”（The Battle of Muddy Flat）。由于战斗发生于护界河旁边，于是护界河就被称为“泥城河”或“泥城浜”了。

（二）泥城桥一带早期的繁华

作为当时公共租界的西部边界，不算宽阔的泥城浜与东部的黄浦江相映成趣，而泥城浜东岸的西藏路，也就同时被称为“西外滩”（West Bund）。

与洋楼林立的东外滩相比，“西外滩”附近并不热闹，陆续出现的主要是为东部经济中心服务的一些配套设施。其中，著名的有大英自来火房。1865年初，租界的一些外国商人借鉴英国利用煤气照明的经验，合伙集资组建煤气公司，以15万两白银建起了中国第一家煤气厂，为租界居民供气。当时中国人称管道煤气为“自来火”，这个煤气厂后来也就被称为“大英自来火房”（Shanghai Gas Co., Ltd.）。 考虑到需要依靠水路运输原煤和其他原材料，自来火房选址在泥城浜以西（今汉口路）的地方，后来机器厂移至附近的新闸路。煤气厂初始铺管8 600码（25 800英尺），供给以洋行为主的58家主顾。当年12月18日开始向公共路灯供气，这是上海街头第一次出现煤气灯。19世纪70年代，上海人评租界十景，即有“夜市燃灯”：“电火千枝铁管连，最宜舞馆与歌筵。紫明供奉今休羡，彻夜浑如不夜天” ，“西域移来不夜城，自来火较月光明。居人不信金吾禁，路上徘徊听五更” 。此后，自来火房事业迅速发展，至1901年更名为英商上海煤气公司时，已能向上海供气1.6亿立方英尺。在上海开始以电力代替煤气进行照明时，自来火房将煤气用途转向热能，用于采暖和烹饪，为西部新建的大批里弄住宅提供服务。至1930年代，自来火房的生产能力达到极限，才被新建的杨树浦煤气厂所替代。

随着租界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寓沪外侨的增多，公共租界的城市格局由东外滩的经济、金融中心，向西部扩展为生活和休闲的区域，泥城浜附近西人跑马场的建立也让这片区域初步繁荣起来。1854年，上海跑马总会因原跑马场规模过小，在泥城浜东（今西藏中路以东、浙江中路以西）辟筑第二跑马场。1862年，跑马总会又圈定泥城浜西（今人民广场）400余亩土地，辟筑第三跑马场，并开始越界开筑马道至静安寺。在跑马场开辟之后，这片区域的人气急剧上升。时人在竹枝词中有着对热闹场景的诸多描述：“西人角逐成年例，如堵来观举国狂” ，“为看跑马换衣新，几日前头约比邻” 。外侨还在泥城浜上进行跳浜比赛，观者众多，时人有云：“春秋赛马大围场，末日还须看跳浜。惹得车马生意好，一般游女斗新妆。”

由于泥城浜两岸逐渐热闹开来，对交通的要求日益提高。泥城浜上原筑有的小木桥已不堪重负，大规模地破墙与筑桥以利交通开始提上日程。1863年10月起，公共租界工部局着手在泥城浜进行丈量和设计，先后在泥城浜上自北向南建起4座桥，因横跨泥城浜而都被称为“泥城桥”：北泥城桥（位于今西藏中路苏州河南堍）、中泥城桥（大致在今凤阳路西藏中路口）、泥城桥（大致在今南京东路西藏中路口）、南泥城桥（大致在今广东路西藏中路口）。当时上海人习惯上称的“泥城桥”，则是指北泥城桥。随着逐步繁荣，“泥城桥”范围扩展为北泥城桥至凤阳路的泥城浜两侧一带。

从当时上海的城市空间上看，泥城桥亦已成为标识租界境内与境外的重要地标，上海人描述东西两侧地点，常用“泥城桥西张氏味莼园”“泥城桥西首日清贸易研究所”“泥城桥东首福昌成面包号”等。随着泥城桥的修筑，泥城浜两岸的交通大为便利，租界向西至静安寺的房地产业也得到极大发展，特别是洋商的房地产业，在西部相对空旷的区域里很快开展起来，花园洋房、里弄、公寓等住宅大规模出现。时人感叹：“自光绪十年至今，又不啻倍之，如虹口之北，泥城桥之西，四明会馆之南，鳞次栉比，皆蔓延于租界之外，而城南高昌庙一带所增之屋，尚在不计，其始，租界房产皆为各洋行所属。”

从当时的街景看，泥城浜东岸是正在蓬勃兴旺的南京路、福州路、北京路等商业街市，西岸是正在快速形成的风景优美的住宅生活区和娱乐休闲区，而泥城桥则是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已呈繁忙之状。如赛马时节，中外游客车马如织：“泥城桥畔暮烟遮，赛马场西落日斜，归去马蹄忙不了，暗尘犹绕七香车。” 每当夏日夜晚，则会有东岸拥挤的商业区的居民，从这里去西岸纳凉：“沪上有一种风气，每届夏令，辄深夜乘坐马车到静安寺一带纳凉，路经泥城桥以西，该处均系洋商住宅。” 更多的市民是通过泥城桥，去绿树成阴的静安寺路等地感受西部区域的自然风光：“穿破绿阴驰马路，望中楼阁想神仙。泥城桥过便斜桥，花妒红颜柳妒腰。”

（三）填浜筑路与交通枢纽

19世纪末，公共租界工部局以界内人口剧增，大量工厂需要创设为由，迫使清政府同意租界扩界，将西部边界从泥城桥扩展到了静安寺。泥城浜以西的区域划入租界之后，泥城浜作为界河的意义就不存在了。随着当时上海填浜筑路的兴起，从1912年开始，公共租界工部局也着手对泥城浜进行填浜准备。然而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泥城浜已与上海的方方面面关系紧密，当时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对于其存留与否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赞成填浜筑路的观点有三：一是清洁问题，随着城市的快速繁荣，泥城浜已成为城市垃圾堆积之地，“其污秽触目刺鼻，炎夏尤甚颇碍卫生”；二是交通问题，“南京路之交通日见其盛，电车、汽车、马车、人力车往来如织”，“其东段咸为商店，西段则为居户，中间并无其他大道贯通之”；三是经济合算，当时工部局工程司估算，填浜筑路及埋置沟管、添置路灯等需银二十万两，但是填浜筑路之后，新路产业必然大涨，以增入的捐税抵付各项费用仍然会有结余，因此不会增加财政负担。

反对填浜筑路的理由亦有三：一是泥城浜的清洁问题，长期未开浚的缘故，如果按之前所定的制度执行，则可清洁如寻常街道；二是交通问题，如果填没泥城浜，陆上交通固然方便，但是从苏州河过来的运输的杂货船、粪船等就无法为医院、旅馆等提供便利，游船也无法开进来；三是费用问题，当时工部局也在建造新屋及新公园等处花费巨资，填浜筑路之事同时进行是否过于奢侈。

尽管双方各执一词，但在纳税人会议上的表决，赞成者占压倒性的优势，显示出泥城浜的填浜筑路已是大势所趋。至1915年底，泥城浜全部填平，以原沿浜西藏路的名字冠之，不过“泥城桥”这个俗名却沿用至今。原来的河道成为宽阔道路之后，西藏路俨然成为上海重要的干道之一；而昔日的泥城桥地区，也成为西藏中路、北京东路、北京西路、新闸路、芝罘路所交汇的六岔路口，成为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

泥城桥区域作为上海重要的交通枢纽，早在填浜筑路之前就是上海公共交通的始源地之一。上海最早出现的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1907年4月，有轨电车的建造作为公共租界重要工程开工，由英商上海电车公司承办。1908年1月31日，英商电车在泥城桥附近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

试车。同年3月5日，电车路线开通，由外洋泾桥至静安寺，共设三站：一站由黄浦滩总会或礼查至泥城浜；二站由泥城浜至卡德路爱文义路；三站由卡德路爱文义路至静安寺。泥城浜是其中重要的中转站。头班车每日早晨5点30分、末班车每日夜间11点30分，由外洋泾桥开行，每5分钟或10分钟开车一次。自租界西扩和填浜筑路之后，西藏路及泥城桥区域一直是从东西方向联系着外滩、南京路商业街与静安寺区域，南北方向联系着苏州河北岸的宝山、杨树浦与南市的交通中心。 至1947年，上海市区主要的24条电车路线中，穿过西藏路附近区域的就有9条 ；22条公共汽车路线中，穿过这一区域的也有9条之多 。

泥城桥地区也是上海交通管理的始源地。到1920年代，泥城桥地区成为交通要冲之地，汽车、人力车、三轮车、老虎车、电车等川流不息，是上海交通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繁忙的通勤、经常出现交通事故，带来了交通管理上的问题。上海乃至中国最早的信号标志，即产生于泥城桥区域的垃圾桥。时人陈伯熙在1923年出版的《上海轶事大观》一书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癸丑秋，余友胡海峰自美界乘电车越垃圾桥而南，是桥两边近堍初基低垂，正中渐高，对面不见，桥仅单线，适同时由南而北之电车亦达单线彼此始觉，北车则退倒原道（平路双轨），拖车不能自主，误入歧途，正拖被牵制，皆失自由，横亘轨道，乘客已跃下，而南车捩机停顿，桥势倾莫能遏，互相碰撞，损坏尚不甚巨。甫经一月，电车公司在此桥中间立一木牌，可以旋转自如，一面垩粉，一面涂朱，派人专司其事，遇两车同至，转垩粉向先到之车放行，背面涂朱向后到之车令止，待先行车过单线，然后转垩粉示后车行，危险永免矣。

这个用人力转动的“一面垩粉、一面涂朱”的红白灯牌，就是今天红绿灯的雏形。而用电力照明的红绿灯和人工控制的交通岗亭，也很快在西藏路附近的南京路路口出现。

1949年之后，上海成为全国领先的工业城市，西藏路及泥城桥地区是通往彭浦工业区、吴淞工业区和上海火车站的交通要道，除了承担城市公共交通的10多条公交线路外，更承担起繁忙的工业运输责任。同时，新的交通方式——地铁也开始在上海规划，而处在南北和东西两干道中心点的西藏路区域又成为上海地铁的枢纽中心。1995年贯通南北的地铁1号线全线开通，西藏路附近原跑马厅改建成的人民广场成为中心站点。1999年贯通东西的地铁2号线试运营，第二年正式运营，与1号线相汇于人民广场站。2007年，为缓解市中心的交通压力，地铁8号线也与前述两线汇于人民广场站，向北延伸至杨浦五角场。至今，这个区域仍是上海市内的交通中心之一。

（四）特色商业街的形成

作为城市中心的商业街，西藏路附近街区虽然不如无所不包的南京路那么有名，但也极具自身特色。上海开埠初始，租界仅是一个以黄浦江沿岸为中心的港口区域，外滩附近是上海洋行、商铺的聚集地，但缺少居住的配套设施，别说中国人，即使是外国人也更愿意住在南市。随着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租界发展迅猛，特别是大量人口的涌入，使华洋杂居的租界成为初具完整功能的城市，而今南京东路街道所在的区域，即是为外滩的金融、商贸和航运提供生活便利的产业向西扩展过来的城市空间，因此，在这个空间里集聚起来的主要是百货行业、服务行业和文化行业，如百货零售店、五金店、皮货店、酒店、旅馆、茶楼、医院等，商业业态非常丰富。

泥城浜及附近区域，在19世纪末期开始逐步繁荣起来，1915年填浜筑路完成后，进入飞速发展时期。至20世纪30年代，宽阔的西藏路开始发展为租界中南北走向的著名商业街。据统计，1930年代末西藏路已拥有跑马厅、大上海大戏院、维也纳舞厅、东方饭店（今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大世界等商业网点242个。而针对来沪人员的大量饭店、旅社等食宿业也在此拔地而起。1930年代初，东方饭店、吴宫饭店、扬子饭店、爵禄饭店、大中华饭店、远东饭店、大陆饭店、一品香大旅社等高级宾馆在西藏路先后建成。西藏路某些地段也形成了颇有名气的特色商业与服务业集聚地，如西藏路的南京路至福州路段已集聚了近20户皮件店 ，从南京路到延安路的西藏路沿线，则又被称为“舞场路”，短短数百米距离，就有高峰、远东、爵禄、逍遥、大新、锅台、米高梅、维也纳等8家舞厅。

作为近代中国城市中最先经受欧风美雨洗礼的区域之一，西藏路区域所提供的商品与服务自然常常中西相融，同时又在各方面追求新潮。如1900年泥城桥电灯总厂对于新款式的追求：“大厅有一盏光明如昼新造灯，用法比前简便，并省电。石奇巧莲花灯，可燃三盏大厅，有此灯宴客，三五棹可不燃别灯，锡凤、磁瓶两种棹灯并可挂，式样华美，买送礼者多。惟半年来卖灯不少，远者竟有十之八九邻近各省。” 又如对新品种照相机的追求：“活动照相为泰西最近新发明之品，本埠照相馆林立，尚无此项新机。英租界泥城桥云南路口中华照相馆，现因迁移伊始，拟别开生面，知留美学生雷石泉置有活动摄影新机，特聘到馆以应主顾，闻此项新机一经摄影，映晒纸上，不须另附机械，而人之面目口鼻手足即能运动自如，诚照相界奇术也！”

还如1912年中国精益眼镜公司对临场观摩等新销售方式的追求：“本公司开幕以来，即承各界交口称为新国民之第一，新制盖非特验目配光运机，磨片量、面装架，种种专门技术为专顾诸君所见目。即所制金银各式镜架，亦无弗精益求精，力求新异，固不敢以不对光之镜片，损人目光，亦安肯以不真实之伪货自损名誉？兹将本公司诸特色，再布于下，一电光验目室及磨片各机坊，可领客参观，以表新艺。”

在政治局势波谲云诡的近代中国，西藏路一带的商人们并不只关心经济利益，在历次中外重大政治事件中也多次发出自己的声音。19世纪初，以“挽救国权”为口号的浙江保路运动爆发，寓居上海的江浙绅民在泥城桥的商学公会多次召开大规模的集会，向清政府呼吁抵制外人侵夺，向东南社会呼吁团结而力争路权。 当时以商学公会为中心的上海商界，成为保路风潮中重要的舆论和财力基地。20世纪30年代，上海华人经济地位上升，政治上积极要求获得与洋人同等的地位，因此，华人商界向工部局提出建议，希望租界的一条道路以华商领袖虞洽卿先生的名字命名，以纪念他为上海公共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公董局董事会经过讨论，认为应该接受这一建议：一是因为西藏路是连接了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地的主要干道，与虞洽卿先生的贡献相匹配；二是西藏路上的地产业主们并不顾及将因路名改变而受到损失也向工部局提交请愿书。 1936年10月1日，西藏路被正式命名为“虞洽卿路”，这是公共租界第一条以华人名字命名的马路，上海的华人各界举行了大规模的巡游和庆祝活动，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重大事件。

1949年后，西藏路区域更为繁忙和兴旺，其商业格局也继承了原有的特色，继续引领着上海乃至全国的潮流。例如1961年成立的新中国第一家音乐书店，当时《人民日报》还对其作了特别的报道：

在上海市繁华的西藏中路上，设立了一家引人注目的音乐书店。说是书店，却不停地从里面传出一首首雄壮的革命歌声。歌声是那样嘹亮、动人，有时，过路的人不禁被吸引着走进去看个究竟。在这个书店里，等待顾客来购买的不全是书籍，满满地放置在书架上的是唱片——中国唱片社出版的几千种唱片，包括革命歌曲、民族民间音乐、各种地方戏曲、曲艺，等等。长长的柜台上，安置了四架电唱机。只要顾客提出一张需要的片名，年青的售货员就会熟练地从书架上取出来，放送给他听，直到认为满意才停住。音乐书店不仅供应文化娱乐的唱片，还出售汉语拼音、汉语朗读、外语朗读以及工间操等教育唱片。但是，目前最受读者欢迎的是革命歌曲唱片。

更有敢为天下先的是中国第一家24小时通宵服务的便利商店——星火日夜商店。这家食品店最初专卖糖果糕点，后来考虑到这片区域地处西藏中路、北京东路闹市的六岔路口，每天晚上关门以后马路上的行人还很多。在店门前，有6条公交车线路日夜通过；在店的背后，是日夜穿梭着船只的苏州河；在店的周围，还有许多三班生产的工厂和日夜服务的医院，整个社区是24小时活动着的，因此24小时开门更利于便民。 至此，中心城区“太阳山上高，排门还关牢；太阳没下山，东西买不到”的场面终于被打破。

改革开放之后，西藏路向着“美食、旅游、娱乐”的特色目标发展，附近区域大量出现旅行社、名贵服装店、美食酒家等营业场所，仍然是时代的弄潮儿。 LFPGhK3FmchC6mYJ6vv80ZVak4awENqHsxcL8RWE79gGlYR6kx203qGf2Sn85D2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