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京东路街区的“前世”

从几幅地图中可以反映明清时期上海县城北部一带的景象，此为“前世”。

图1-3为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上海志》所附“上海县地理图”，这是上海的早期地图。该绘制地图，无比例尺之设，也无方位之定，只反映大致轮廓，环绕县治内外，旁有黄浦、吴淞江，内有上海县衙、儒学、城隍、社坛、馆驿等。综合其他文献记载，其时上海县城未筑，县治之北、吴淞江边还是一片荒地，人口稀少，图中标注高昌乡等。

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所修的《上海县志》，内有多幅地图，其中的“上海县全境图”（图1-4）绘有上海县城，四周设防，设敌楼、平台。城北处标注“老闸市”，西北为“新闸市”。

在清嘉庆《上海县志》所附的“乡保区图”中（图1-5），可以反映县城北部一带的乡保区图情况，这里属于上海县高昌乡。

图1-5，清嘉庆《上海县志》“乡保区图”

图1-6，清同治《上海县志》“浦西乡保区图”

到了清同治年间，这一带“乡保区图”的格局基本保持不变（图1-6）。

结合更多的文献记载，本文继续考察上海县城及四郊的图区分布情况，该地区属高昌乡二十五保，划分为十六图，大致如下：

一图老闸北，二图老闸南，三图旧军工厂，四图晏公庙，五图城隍庙，六图侯家浜，七图小东门，八图大东门，九图西门外，十图西门内，十一图大小南门，十二图陆家浜，十三图斜桥头，十四图五里桥头，十五图草堂头，十六图大东门内。

今南京东路一带，在明清时期的地籍上属于上海县二十五保一图、二图，跨吴淞江，老地名称“老闸”，位于新闸以东（图1-7）。

在开埠以前，县城是上海县的中心。上海县城内除官署、庙宇以外，还有大量的店肆街巷。至清乾嘉道年间，因沿海贸易的兴起，县城内外有所拓展，特别是县城东南隅，“人烟稠密，几于无隙地” 。那里地近港口，是上海最为繁盛的地方，沙船号子都集中于此，各地运载的南北货物也在这里集散，行号、店铺林立，货物琳琅满目，但市面显得有些拥挤和嘈杂。

与上海县城、东门外港口一带商贸繁荣的情形相映照，同样位处黄浦江畔、县城北面的那块地方却仍是乡村景象，寂寞异常。有一片农田，零星地分布着几个小村落，沿浦之地有几家旧式船厂、木行，“余者卑湿之地，溪涧纵横，一至夏季，芦草丛生，田间丘墓累累” 。从相关地契上看，黄浦江与吴淞江交汇处往南，注明“东至黄浦”的地块，除建了一些营垒兵防设施外，大多为农民的田地，在1840年前后，其业主分别是：奚尚德、奚尚宾、吴金盛、吴建勋、石成山、吴会元、施万兴、石炳荣、吴思本、陈圣章、姚恒源、吴秀昌、吴恺亭、王协忠、吴大德、吴襄、陈茂林、瞿吉夫、方锯、石姓、周远兰等。 这些业主拥有的田地多寡不等，有数亩、数十亩，少数人家达到数百亩。今西藏路桥南堍也是如此，其地属二十五保二图过字圩，土名泥城桥东，一块面积为23.15亩的土地，分别为周、俞、徐、王、奚诸姓占有，如周朝昆基地原契内有1.189亩，王正英、徐明皋、奚锦堂原契内基地有2.973亩。 从这一带的田单名册上可以看出，业主分散，地块零碎。农户们大多种稻植棉，从事农业生产。

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的“阿美士德号”到达上海，当其船员驾驶着小艇驶进吴淞口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场景：

江岸两边一马平川，寂静无声，河渠纵横交错，土地精耕细作，与荷兰几有异曲同工之妙……时值麦收，人们都忙碌于收割。土地看来都分成小块经营，因为在每家农舍前我们都看到妇孺将从地里运回的麦子脱粒、扬净。当地的植棉十分普遍，是中国商品性棉业生产的最主要地区。

这些欧洲人当时是怎么也想不到数十年后这里会变成近代上海城市的主体，远东闻名的“十里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