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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3月15日，丁玲的大幅彩色照片矗立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门口，迎接着排成长阵前来跟她遗体告别的人们。在络绎不绝的佩戴白花的行列中，很多人是丁玲愿意见到或极想见到的，但也会有个别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也许是她并不乐意见到的。丁玲可能早已预见在她死后会有这样的场面。是的，历史上任何杰出人物去世之后，大抵都会出现这种热闹非凡的场面。我想，既然感情上跟丁玲比较亲近或疏远的人们，历史上有心或无意一时曾支持或打击丁玲的人们，在她死后终于能够汇集一堂，这本身就表明了丁玲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当然，她也跟其他杰出人物一样，不可避免地有着自身的缺点和弱点。
彩色照片上的丁玲在微笑着，那双能够作为她外形独特标志的大眼睛仍然在放着光彩，眼角的道道鱼尾纹，深深地刻下了她跟我们的国家、民族一起经历磨劫的历史印记。照片的左侧印有丁玲的手迹，那是从《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摘引的一段话：“‘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瞿秋白同志在20世纪20年代对丁玲的八字评语，成为了丁玲毕生遵循的座右铭，解放前激励她在“魍魉地狱”中保持革命的节操，解放后激励她度过了“左”的错误迫害下那些难熬的“严寒的日子”；即使长期生活在被称为“风雪人间”的北大荒，她仍然忠贞不渝地始终坚持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1950年，丁玲为开明书店出版的《胡也频选集》撰写过一篇文情并茂的序言，题为《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丁玲也是“一个真实人”，一个真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遗憾的是，限于自己的学力和跟丁玲的交往，我无法展现她真实而光辉的一生，只能在悲痛中断断续续写出她一生中若干不相连贯的片断。这些片断无疑都是从她真实的内心深处掏出来的。
丁玲的客厅里，挂着叶圣陶书赠她的词《六么令》、鲁迅的七绝《悼丁君》，还摆着一尊鲁迅的瓷像。除开这些，引起我兴趣的还有一只白松鼠。丁玲介绍说：“这是雕刻家刘开渠的作品。刘开渠是老实人，雕出来的东西也是老实样。本来，小松鼠是还可以塑得更活泼一点的。但是我就是喜欢朴实一点的东西。”她由此忆及一段往事：大约是20世纪20年代末，她就结识了刘开渠。当时，刘只晓得她是穷诗人胡也频的爱人，不了解她本人是一登台就挂头牌的作家。有一次，刘开渠看到她桌上的文稿，上署“丁玲”二字，这才吃惊地问道：“你就是丁玲呀！”说到这里，丁玲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丁玲厌恶那些靠别人声名牟取私利的人。解放初期，有一位烈士的侄儿要过继给烈士做儿子，以享受烈士家属待遇。她颇不以为然，说：“优待烈属是国家一项政策，但你们要靠自己努力，不要吃烈士嘛。”
1980年，又有一个自称是也频的好朋友的人，拿出一张丁玲跟胡也频烈士的合影，照片背面有他们两人的各一句题词，想要公开发表。丁玲郑重告诉我：“这个题词不可能是真的。所谓胡也频的题词，使人觉得他自己有即将成为烈士的预感；所谓丁玲的题词，使人觉得她自已有即将遭到逮捕的预感。我当年把这张照片寄回老家，背面并没有题词，后来被人借去看了，还回来就有了这种题词。”丁玲说，她决不承认这种并不存在的事实。
1980年8月，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在庐山举行，丁玲应邀参会，围绕“文艺与政治关系”作了一次发言。她强调，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创作本身就是政治行动，创作和批评文艺作品一定要讲社会效果。她认为，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跟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她告诉我，这次会议后来发了简报，但把她下面的这些话删掉了：“你们不要跟着那些自诩为理论家的人跑。他们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你哪里跟得过来？有时间不如多读几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从中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还是在庐山高校文艺理论讨论会上，有人说，巴金作品在解放前要比鲁迅作品的社会影响大，很多人是读了巴金作品走上革命道路的。丁玲说：“这不符合历史。巴金作品虽然写得好，发行量也大，也起了进步作用，但那时他的作品的革命倾向和思想深度，以及影响的深远，跟鲁迅作品还有不同。巴金同志如果听到这样的评论，也会不同意的。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很多人都受过鲁迅作品的熏陶。鲁迅说他自己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我便是吃鲁迅奶长大的。鲁迅是指引我道路的人，我永远站在他的一面。”
在我保存的珍贵纪念物中，有一张30厘米宽、26厘米长的照片，上面是毛泽东同志1937年2月写的一首《临江仙》。丁玲在赠我的这张照片上签了名，并注明赠送时间“1980.12”。丁玲介绍了这首词的题写和保存经过。她说，1936年11月中旬，她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党中央的临时所在地保安（现为陕西省志丹县），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同志的欢迎。不久，毛泽东同志抄写了这首调寄《临江仙》的欢迎词给她。后来因为战局动荡，她把这首词的手迹装进一个中式信封，带到大后方，委托胡风保管。胡风在信封上写了“毛笔”二字，意即“毛主席的笔迹”。1955年抄胡风家时，抄家者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没有拿走。十年浩劫中，胡风的东西再次被抄，他把这个信封放在一只皮包的夹层中，结果，皮包里胡风自己的东西被抄走了，而这个信封却安然无恙。丁玲风趣地说，当时如果发现了这个信封，有人就会说丁玲跟胡风早有勾结了。
大约是1983年，有家文艺刊物发表“翻案文章”，说赛金花如何如何好。丁玲气愤地说：“赛金花原本是状元夫人，后来主动当了妓女兼鸨母，甚至发展到跟侵略者睡觉。这样的人有什么可肯定的呢？发表这种文章，对年轻一代有什么影响呢？还有人把赛金花跟陈白露相比，这是不对的，曹禺笔下的陈白露，毕竟厌恶周围庸俗、卑污的人们，不甘心于丑恶污浊的生活，赛金花怎么能相比？”
1983年9月，丁玲为一部未刊稿写了一篇短序。我征得她的同意，改题为《鲁迅与我们党的关系》，先在我们单位的内部刊物《鲁迅研究动态》（总第23期）刊出，后又转寄给《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大地》。该版负责人同意公开发表。我很高兴，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丁玲，不料丁玲说：“这篇文章我不发表了，因为有人正在造我的谣，说我想在作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竞选主席。我今年79岁，明年80岁整，有生之年连自己想干的事情还做不完，哪里会想当什么作协主席。但有人编造这种谣言，从北京一直造到上海。如果这个当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有人不就会讲这是为争当作协主席制造舆论吗？”
我对丁玲说，我爱读她的散文。还是上初中的时候，我就读过她的《彭德怀速写》《三日杂记》等。我至今还能背诵《三日杂记》的开头：“也许你会以为我在扯谎，我告诉你，我是在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寂静的山沟里行走。遍开的丁香，成团成片地挂在两边陡峻的山崖上，把崖石染成了淡淡的紫色……”
丁玲说：“是的，我写过一些散文。但有人讲中国现代散文时，根本不提我，好像我只写了小说。”说完，她在新出的《丁玲散文集》上签了名，要我转赠给鲁迅博物馆的资料室。
提到创作自由的问题，丁玲的谈兴总是很浓；看到有些人论创作自由的文章，丁玲觉得好笑。她说，作家要创作自由，首先思想要长上翅膀。没有翅膀，作家怎么飞得起来？同时，作家脑子里还要有个广阔天地，否则也没有法子展翅腾飞。一个作家，如果只关心小院、小街、小巷里的琐事，只描写小茶杯里的风波，那他的创作自由恐怕只能是狭小天地里的自由。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绝对自由。球类运动员打球，不是也不能超越球场的边线、端线吗？
有一次，我跟张扬同志去拜访她。她冲着我说：“在旧社会，很多好作品都是在不自由的环境里写出来的。你是研究鲁迅的，鲁迅写文章时有多少自由？”张扬笑着对丁玲说：“你的话里还有很多辩证法哩。”
1985年年初，丁玲去延安探亲访友。返京后，她十分感慨地对我说：“现在有些人讲延安的文艺运动，只剩下一个鲁艺，这不全面。讲‘左联’的历史，不讲冯雪峰，不讲潘汉年，这也不全面。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历史原因的。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拨乱反正，但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趁文艺界很多老同志还健在，你们应该集体编写一部符合历史面貌的‘左联’史。”
丁玲认为，我国文艺界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宗派。开始是一些思想、艺术志趣相近的人结成社团、流派，这并不坏，但后来有些人掌了权，利用权力搞宗派，这就害人了。有的人被同派的人包围吹捧，飘飘然起来，缺乏自知之明，好比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皇帝，自以为穿的是新装，其实别人看得到他到底是什么模样。现在有的刊物不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这当然不好。但另一些刊物搞平衡，发一篇某方的文章，同时发一篇另一方的文章，这也不好。在存在大是大非的方向问题、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要让人看出你的倾向性，要帮助读者辨别是非，不能模棱两可，搞什么平衡。
记得鲁迅去世前不久，许广平曾把他谈话中的精到之处记录下来，编辑成帙，题为《片断的记录》发表，成为鲁迅研究史料中颇具参考价值的回忆文章。我模仿许广平的做法，记录了丁玲生前的若干谈话片断。丁玲还有一些其他意见，看来只好留待今后续写了。可以预料，对丁玲的上述看法，人们会持有不同的评价。在一个新旧观念演化更替的历史转折时期，产生这种情况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有些问题恐怕也无须匆忙做出结论，可以留待历史与后人去评说。但无论如何，上述看法是属于丁玲的，具有上述看法的丁玲，才是真实的丁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