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公

“中公”是中国公学的简称。本篇言清末民初与我有关系时的中国公学——就是我的回忆——故以此为题。

中公的历史，讲起来颇多趣味。它最初由闹学（罢学）而成，日本人要干涉这样，又要干涉那样，我国一部分的留日学生认为“奇耻大辱”，遂相适归国，组成中国公学。

清末民初闹学的风气，着实盛行，不独在日本的学生常要闹学，就是在中国的学生也是如此。震旦闹学，组成复旦；南洋闹学，造成南中。这不过两个例子。其他闹学的案子，真不少呀！

最初组成中公的时候，似乎没有校长，只有干事，地点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之北，福民医院左近。后来，因欲取得官款，聘请夏剑丞（敬观）先生为校长。夏先生是红道台，与端方很亲热。光宣间丁忧，闲居在申，不过他曾经做过江苏提学使，又曾经署过江苏巡抚。端方极相信他。有了他做校长，官费一定请得到。据说后来与复旦同等，必每年拨两万元。

我第一次和中国公学发生关系，在北四川路的时代。我担任欧洲近世史，介绍我去的是胡梓方先生（江西人）。当时和我一同教书的，有两位王先生，后来都成闻人。一位是王显华（浙江人），一位王云五（广东人）——商务先后聘为总经理。当时的学生，后来成为世界闻人的，据我所知，只有一人，就是胡适之。

在北四川路时代的中公，颇优待教员。除上课下课茶房照例倒茶，绞热手巾，下课时另供牛乳一杯。我没有吃到牛奶，因为在它煎熟之前，我已经离校了。我第一次在中公授课，只有两早晨——两个小时。不是我不肯去，倒是他们不要我。我的失败，我的寂然被“逐”，因为我教得太快。众学生虽然默默而听，没有和我当面为难，但是我知道我有误处。后来旁人告诉我，说我的教法，不合他们的“胃口”。他们所要的，是国语的仔细讲解，我所能授的，是整段整页的大意。他们所要的，是文法上的分析，我所愿授的是史事的连贯。我那年二十四岁（清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历一九〇八年），自己是一个甫从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对于教育全无经验。我去教曾经留学过日本的学生，本不应该，太不量力！班中各学生，有穿吴服的，有着木屐的，有胡须长长的……倘然现在有人请我去教类似的一班，我看见了一定会倒退而出。当时我年少无知，所以“胆大妄为”地跑了进去。显华和云五在那边，大受学生的欢迎，因为一个教读本，一个教文法，都能详解的缘故。

我第二次进中公教书，在民国三年。那年我三十岁，担任的是商科英文。到任不久，我就闹了一个小笑话。让我写出来给大家看：

商科某级的学生颇多，大半为湖南籍。书本相当高深，但是发音并不正确。他们最劣的功课是作文。他们怕作，我也怕改，两方面耗费有利之光阴，作无为之事罢了。一日，我刚巧踏进教员预备室时，李师登辉——当时为教务主任，也是我第二次进中公的介绍人——对我一看，用英语高声说道：“周……你来看这本练习簿。有学生来告你呀！你不小心！你自己看，以后应当谨慎些！”

我仔细翻查那篇“文章”，看见漏改了一个误处，就是：三个相等云谓字（动词）的寡数（单数）第三身（第三人称），两个已经代他加了S，其余一个忘记加了。我即禀告道：“老师，是不是这个错误？那有什么大关系呢？我同他加了两个S，脱了中间一个罢了。是不是这个错处？”

李师道：“他们没有指出错处来，我也没有工夫去找你的误点。总之，他们已经到我这里来告过你了。并且就是那个S也很重要。教师那里可以错呢？”

我气极了，少年气盛地回口道：“李老师，俗语说得好，‘孔夫子也有错误’，难道我们中公的教员比孔夫子还要好么？这一点点小事情，少加一个S，他们还要小题大做地告到你教务主任那里来么？”

李师道：“你和我辩，有什么用。你口才好，你自己到课堂上去同他们辩好了。”

我答道：“好的。那末我把这本练习簿拿去了。”

我一进教室之后，即手持练习簿而问道：“这是那一位的？”

有一个身材不高，肥肥的湖南学生应声而起道：“是我的。”

我道：“请你到我这里来。”

他来了。我以手指定那个漏改的字而对他说道：“我没有在这个字上加一个S，那是我的疏忽。但我已经在前面相等的字上加了两个S，照理你应该明白了。古人说‘举一反三’。你即使笨，也应该举二反一呀！请你把这本练习簿拿回去罢。”

上面所讲的虽然是我一己的经验，无足轻重，然而青年教员也可借以为镜。对待学生，我们总要有理，总要说得过去。

我第二次在中公教书，另外还有一件可笑的事，也值得记出来。当时中公经济不足，常常欠薪。我们几个穷教员，天天去拜访会计员，他老是不在“家”。我们四五个人急极了，决意组织索薪团，硬要李老师加入。他笑笑，不肯答应。后来我们果然找到了总务主任刘君，逼他付款。他说：“款没有到，到了就发。”我们硬要他清付欠薪。他说：“下一个月一定付。”我们说：“口说无凭，我们不敢相信。”他说道：“那末，让我写一纸借据给你们罢。”

那时的校长是王搏沙（敬芳），他是创始时干事之一。他身任福中（煤矿）公司的要职，少到上海来。就是来的时候，也不十分顾问校事。他好玩政治，什么宪政党呀，政学系呀，都与他有关系。听说后来还要组织国粹党，不过没有成功。我曾经见过他一次，但没有与他交谈。他与别人讲话，颇露真诚之状。

我第二次在中公教书，有一年之久。除了借据上之款子至今尚未曾收到外，其余的月薪早已取得，并且早巳化尽了。

界路的中国新公学，和一·二八前后，法租界（第八区）的中国公学，与我毫无关系，所以不敢乱道。

三十二年十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