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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传家，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光荣传统。耕作保证了中国人最基本的物质需要，而读书则为炎黄子孙提供了高尚的精神追求。对个人而言，读书固然可以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对其家人来说，读书则可以光大门楣，甚至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对一个国家来讲，领导者的知识储备与眼光见识，决定了这个政权的走向与命运。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哲理很多老粗当然无法理解，书籍是人类文明传承最好的载体，唯有爱书之人方能真切领悟。朱棣虽然读书不多，但别人想骗他并不容易。
朱棣不光创设了内阁制度，还迅速恢复和发展了科举制度。
有人说，科举是中国在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从可以改变无数普通人的一生命运，甚至改变社会阶层的意义上来说，它比那器物上的四大发明，可能更加伟大。科举让所有的参加者，无论民族、种族、家庭门第、社会背景，还是相貌差别、身材高低……都要经过同一种程序的选拔，都要迎接同一种标准的挑战，而且，也必须由同一种规则来判定胜负、决定高下。
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世祖大业元年（605）。杨广鉴于陇右门阀势力的强大，希望能在平民之中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到国家管理队伍之中。唐朝建立之后，当然也继承了这种制度。但事实上，因为民间教育不发达，真正能在科举之中脱颖而出的寒门之后非常稀少，很多人根本就不愿读书，能够中试者，多为世家子弟。
到了文化教育非常发达的北宋，朝政昌明，并且打破了门第限制，科举兴盛一时，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人才选拔机制。科举考试与今天的高考、考研一样，有明确的时间规定，不过三年才能有一回。乡试由各地方在秋天举行，称“秋试”，又叫“秋闱”，其优胜者称为举人，取得第二年会试的资格。次年二月，各地乡试的优胜者，将集中在首都开封进行会试，称为“春试”或“春闱”，优胜者分为三甲，一甲的前三名，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其他人则授进士。
元朝也曾经一度实行过科举，考试办法基本上照搬宋朝，但蒙古、色目、汉和南人分开录取，类似今天的按户籍参加高考。这对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汉人和南人来说，当然很不公平，但有总比没有好。科举一直坚持到了至正二十六年（1366）。
朱元璋建政之后，立即责令恢复科举，基本上沿用宋制，并在洪武三年（1370）八月进行了首次乡试。永乐朝的多数官员，均是在洪武、建文期间，通过科举进入官员序列的。
尽管这个竞争规则本身也有不少问题，但拥有规则，显然要好过无序竞争。再不公平的规则，也比没有规则来得公正一点儿。而规则本身，也可以不断完善。
科举考试的竞争极为残酷，其概率之低，不会比今天中彩票的难度低多少。能从中脱颖而出者，除了需要长年的埋头苦读之外，也绝对需要或多或少的运气。但是，科举至少给上百万读书人，提供了不用参与造反就能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有人甚至大胆设想，如果黄巢和洪秀全这二人能中个秀才，他们就不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闹事了。
明代的科举只有进士科一门，规定子、午、卯、酉年秋季，在各地省城进行乡试，取得秀才资历的人方能参加。考试于八月初九开始，每三天一场，共有三场。初场考《经》义两道及《四书》义一道，二场考试论一道，三场考策论一道。乡试的优胜者被称为举人，拥有参加次年二月在京城进行会试的资格。
朱棣占领南京的壬午年，本来是举行乡试的年份，但让“靖难”给耽误了。朱棣被迫在永乐元年，下令各地举行乡试，接着于永乐二年，在南京举行会试和殿试。同时，朝廷下令，继续维持丑、辰、未、戌年会试的传统，也就是说，永乐三年，再进行一轮乡试。大明的考生算是有福了。
永乐二年的会试，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按照传统，一般会试只录取二百来人，但这一次，朱棣一口气录了四百七十二人，显然，他是充分考虑到“靖难”战争对人才的破坏作用。朱棣还下令，挑选其中最出色的二十八人，直接进入翰林院读书，重点培养。这些人于是有了个很牛的称谓—二十八宿。
内阁学士的地位越来越高，非翰林不能入内阁，而要想进入翰林院，自然要在会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得到主考官员的垂青。
科举最大的优点，也是其诱人之处，就是选拔制度的公正。所有的考生面对的是同样的考题，接受的是同样的规则，更让人称道的是，科举固然对考生资格有种种限制，却没有年龄的要求。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你，能够想象五六十岁的老人去参加高考吗？而在六百年前，这根本不叫事儿。没有一个读书人，会因为年龄而被剥夺考试资格，考卷面前人人平等，就算是六部尚书的儿子，也没有优先录取的特权。当然，这些高干子弟可能通过捐官进入仕途，但只能在外围部门做一些闲职，而且还往往会被人看不起。这和隋、唐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范进中举的故事，总是会受到中国人的嘲笑，但这毕竟是虚构的故事。在十六世纪初期，有个叫张璁的读书人，却用自己的经历，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也为科举的公正增加了一个注脚。
弘治十二年（1499），二十六岁的张璁首次参加会试，从此屡败屡战，或者叫屡战屡败也行，反正他一直考到正德十五年（1520）。
此时，张璁已经到了抱孙子的年龄，坐在考场上，周围大都是比他小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可这一次，他偏偏还考中了，从此拥有了公务员资格，开始在礼部打杂。
没有后台，没有关系，没有人脉，而且年龄一大把，谁会要他？答案是：规则要他。
因为试卷是要全部誊抄的，主考官只能根据考生的文章来定夺。所有考生遵循的是同一个规则，只认考卷，不管其他。
活在今天的我们，还有资格嘲笑人家吗？可笑的往往正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相信世界上有公平竞争，就认为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出现；如果我们以为灰色交易天经地义，就认为自己的祖先也和今人一样“鸡贼”势利；如果我们对历史没有最基本限度的尊敬，就会以为过去两千年的传统社会真的是不堪入目。
事实上并非如此。
各位如果知道张璁七年之后的岗位，恐怕就更不淡定了。五十四岁时，他居然坐上了大明首辅的宝座。真正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张璁的事例固然太极端了一点儿，但足以证明，真正有才华的读书人，在大明被埋没的可能性，真的远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
明朝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以及嘉靖时期的首辅严嵩，都出生于标准的下层家庭，似乎种一辈子地才是他们唯一正确的出路，进城打工也只配当农民工。但抱歉，他俩偏偏位极人臣，并且是大明首辅中名气最大的两个。
没有科举制度，没有这种制度的（相对）公正性，两个送不起礼的屌丝，恐怕连个秀才都当不上吧。
至于被后世严重诟病的八股取士，也和朱棣没有多大关系。这种制度是在朱元璋时期就实行的，朱棣不过是遵守祖制而已。
而且，八股取士并非一无是处。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标准化的考试格式，尽量避免因为主考官的好恶而形成的印象分差异，反而更能体现出考试的公正性。一个连八股文都写不好，连乡试都过不了关的人，基本上可以说算不上人才。这样的人，如果愣要说自己聪明过人，那不是骗子又能是什么呢？如果偏要让考得差的人升得高，那才是可耻、可笑、可恶的事情。
朱棣自己没多少文化，可他并不像父亲一样看低读书人，因为他需要很多饱读诗书的人来为他分忧。当然，鉴于自己刚刚上台，政权并不稳固，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因此还需要很多赳赳武夫来为他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