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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推翻一个旧朝廷，还是建设一个新政权，光靠领袖折腾是不行的，得需要手下无数人的鼎力支持。都说二十一世纪最珍贵的是人才，十五世纪又何尝不是呢？有所不同的是，今天的很多老板说要重用人才，不过是嘴上说说，转个身就忘了，而朱棣却落到了实处。
别的不说，对待建文降臣和自己的北平老臣，朱棣并没有采取双重标准，对事不对人，这一点太难能可贵了。
朱棣对于选拔人才，很有自己的心得：
人君进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须服众心。若进一人而天下知其善，则谁不为善？退一人而天下知其恶，则谁敢为恶？无善而进，是出私爱；无恶而退，是出私恶，徇私而行，将何以服天下？
朱棣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一项了不起的制度，深深地打上了朱棣的烙印。
科举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也被后来西方文官制度大力借鉴。还有一个现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制度，事实上也是中国最先采用和完善的制度。
这就是内阁制度。
朱棣二十一岁那年，朱元璋一手策划和导演了胡惟庸案，一气儿屠杀了两万多人，顺便把宰相职位也取消了。老皇帝告诫子孙：“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真的是杀气腾腾，用心良苦啊！
在以后的十八年中，朱元璋这位曾经的和尚与乞丐，把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一担挑，日理万机，披星戴月，忙得日常生活都受到了严重干扰，许多妃子都月经失调了。在身边人的建议下，朱元璋设立了“殿阁大学士”的职位，帮助自己批读诏书，处理政务。办公的地点是三殿和两阁，即文华殿、武英殿、华盖殿，文渊阁、东阁。朱元璋是何等聪明的君主，本身工作热情又高，对别人的戒备心理又重，还特别看不起读书人，如此一来，这些大学士最多是相当于政务秘书，做点儿抄抄写写的工作，大事小事还得由老朱一手包办。
朱元璋死后，皇孙朱允炆继承了皇位，他当然没有皇爷爷的治国能力，身边必须有一群得力助手。朱允炆既需要人帮忙，又不能违反先皇的规定，只能采取一些变通之法。他颁布圣旨，把各部尚书由从二品提到从一品，这样他们就有了更多的决定权。
朱允炆没有立丞相，但齐泰和黄子澄所做的工作，事实上就类似于以前的二把手，只不过是没有名号，也不拿那份工资罢了。朱允炆把朝政放给了“齐黄”之后，自己则和方孝孺一起研究更重大的决策，比如要不要恢复井田制、如何恢复，等等。（真是悠闲，不想想朱棣都要打到南京了。）
等到朱棣在南京称帝时，朝廷可用之人本来就少，很多老家伙虽说被迫归顺，但依旧心系前朝，对朱棣只是表面上客气，内心充满不满情绪。而朱棣也很清楚稳定压倒一切的必要性，对于归顺的建文朝官员，他并没有做出重大调整，原来的尚书还是尚书，原来的侍郎还是侍郎。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就要维持现状了。
朱棣知道，想要把朝政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指望这些老家伙肯定不行，必须破格提拔年轻人，打造一支完全服从自己的、年轻有操守的干部队伍。
建文四年七月，朱棣刚占领南京城，皇帝的位子还没坐热。在清洗建文余党、维护京城秩序之时，还不忘颁布一道重要圣旨。而这个决策也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以后五百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朱棣指示说，因为翰林院人员缺乏，要挑选一批有真才实学并且年富力强的学者，充任翰林。当时被荣幸选上的有数十人，而在其中，朱棣又特别挑选了七人，为他们在皇宫内的文渊阁安排了办公室。
六部九卿高官的上班地点，都在皇宫以外。除非上朝，这些人平时轻易见不到皇帝，也没有同万岁爷直接联系的通道。但文渊阁就在皇宫里面，位于午门的东南角，属于内务府管理的地盘，因此设在这里的办公场所，就又多了一个名称—内阁。被有幸选中的七人，当然就成了内阁大学士。
当然，朱棣的这个举措，肯定是有历史继承性的，正因为朱元璋搞了殿阁大学士，朱允炆事实上恢复了宰相制，在前两人的基础上，朱棣根据自己的切实需要，采取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
相比老朱时的那些抄写员，如今的这些大学士，可是要参与政务的，甚至要参与到重大问题的决策中来，他们的前程，理论上说是非常光明的。
在欣喜之余，这七个年轻人根本没有想到，他们能够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做的事情是有开创性的；他们没有想到，一个新时代就此开始。此后五百余年的时间里，在明清两代，内阁都是朝廷重要的中枢机关，从中走出了许多让我们耳熟能详的重要人物。
历史不会忘记这七人的名字，他们是解缙、黄淮、胡俨、胡广、杨子荣、杨士奇和金幼孜。其中，年龄最大的胡俨不过四十三岁，最小的杨子荣只有三十二岁，借用一下当代的通俗说法，他们都是那个年代的“60后”和“70后”。（朱棣本人就是“60后”。）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朱棣在位二十二年里，只选用了这么七个大学士。胡俨在永乐三年调任国子监祭酒，其他人都在内阁做了多年，除了解缙和黄淮之外，其他四人甚至一直做到了去世。
杨子荣、杨士奇与后来进入内阁的杨溥一道，更是组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杨内阁”，在朱棣死后的洪熙、宣德以至正统早期，他们一直得到皇帝的极大尊重，事实上掌握了国家核心权力，为大明中后期出现的政治大变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可以说，没有“三杨”，就不可能出现张居正这样的人物。
什么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朱棣给那些只会嘴上喊口号讲段子，转过身使劲儿安插自己大侄子或小舅子的同行，好好地上了一课。
必须指出的是，七人之中，没有一个是朱棣从北平带过来的亲信，事实上，他们都在朱允炆那里领过工资，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有对主子不忠的变节行为。常言说，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今天能背叛建文，难道明天就不会出卖永乐吗？
可朱棣似乎并不担心。
七人之中，杨子荣是福建建安人，黄淮是浙江永嘉人，其他五人全部来自江西。大明的首届内阁，可以把江西话当成工作语言了。其中杨士奇是泰和人，金幼孜是新干人，剩下的三人，则又是真正的同乡。
他们都来自吉安府吉水县，这是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爱国诗人文天祥的故乡，是人才辈出、人文荟萃的一方热土。“朝中半江西，翰林多吉水”，一点儿也不夸张。
而这七人之中，自然也需要一个领袖人物，这个位置要别人心服，自己必须有过硬的才学、超高的人气。幸运的是，这个大明历史上第一个首辅，还真称得上才华横溢。
此人是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