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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登上皇位的朱允炆，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让他无比沮丧。
自己接手的，甚至可以说并不是统一的国家，而是一个中央政府，外加二十五个独立王国！这其中二十二个藩王，都是朱允炆的亲叔叔，其他三个是他的堂弟。这些王爷，个个都有丰厚的俸禄、奢华的宫殿、成群的王妃，很多人甚至还有广阔的地盘和庞大的卫队，对朝廷来说，当然是重大的威胁。朱元璋作为这些藩王的老子和爷爷是自信完全可以震慑住，但朱允炆一上台就感到了莫大的威胁和压力，让他没有了安全感。
其中权力最大的，无疑是为了对付蒙古人而设立的“九边”，这九大军事要塞都由藩王驻守，被称为“塞王”，他们的控制区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大体上沿长城一线分布，每个王府都有三个护卫指挥使司、二个围子手所、一个仪卫司，直接管辖的军队不下万人。名义上是为天子守边，实际上却是皇权的重大威胁，这九王分别是：
秦王朱尚炳：二皇叔朱樉长子，自己的堂弟，建藩陕西西安府。
晋王朱济熺：三皇叔朱棡长子，自己的堂弟，建藩山西太原府。
燕王朱棣：四皇叔，建藩元故都北平府。
代王朱桂：十三皇叔，建藩山西大同府。
肃王朱楧：十四皇叔，建藩陕西平凉府。
辽王朱植：十五皇叔，建藩辽宁广宁府。
庆王朱栴：十六皇叔，建藩陕西韦州府。
宁王朱权：十七皇叔，建藩辽宁大宁府。
谷王朱橞：十九皇叔，建藩河北宣化府。
你急，或者不急，威胁就在那里，不尴不尬。
你削，或者不削，藩王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尾大不掉的诸位藩王，坐拥数十万军队，自然成为新政权的最大威胁。更让人尴尬的是，大部分藩王都是朱允炆的长辈，他们很难打心眼里服从朱允炆这个文弱的年轻人。想要解除他们的兵权，实在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齐泰和黄子澄都是削藩的坚定分子，他们饱读史书，很清楚汉朝和晋朝的藩王是怎样祸害中央的。在朱元璋当权时，他们不敢就此提出建议，害怕拍马屁拍到马腿上，被一蹄子给踢死。
要知道，封建藩王那是朱元璋最得意的成果，老家伙就是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代替武将守边，掌握军队，防止江山改变颜色。
对于藩王拥兵太重，其实在洪武初年，眼明的大臣早就看出了危害，但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地一言不发。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由于天生异象，似乎预示国有大难或天下有不平之事。朱元璋下诏，要天下人士上书直言。本来也就是一说，但有人就跳出来了，国子生授平遥县训导叶伯巨，就上了道洋洋洒洒近万字的《奉诏陈言疏》。
叶伯巨直言封藩的隐患：认为强干（中央）弱支（地方）是安定团结的根本，按照传统，最大的封地，也不能超过首都的三分之一，但现在的秦、晋、燕、齐诸国，都有城郭数十座，而且有精兵，恐怕再过几朝，就不得不进行削藩夺权，势必引发祸乱。
叶伯巨举西汉的七国之乱和西晋的八王之乱，说明即使是天子骨肉，如果分封的地盘过大，待遇过优，也将会贻害无穷。七国诸王，那可都是刘邦家族的后代啊，和汉景帝有直接血缘关系，一旦被削地，还不是一起发兵西向，跟朝廷叫板？晋朝的八王也都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亲孙子，却为了权力相互攻击，导致了匈奴首领刘渊、石勒的乘虚而入，给司马家的江山带来了灭顶之灾。由此看来，分封一旦越制，祸患立即丛生。
最后，叶伯巨指出，贾谊曾劝说汉文帝尽分诸侯国的地盘，空置下留给他们的后代子孙，文帝没有早采纳贾谊的建议，结果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端。叶伯巨建议朱元璋在诸王未及就国之前，果断采取措施，严格限制藩王的发展空间，防患于未然，所谓“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于此”。
叶伯巨的上书可谓字字忠心，句句真诚，何况，还是在朱元璋反复要求上书直言的情况下进行的。朱元璋读了之后，也非常激动，大叫：“这小子离间我父子骨肉，赶紧给我抓来，我要亲手射死他！”
叶伯巨被抓起来后，被关进了刑部大牢。朱元璋由于工作繁忙，一时还没抽出时间去亲手杀他，几个月后，这小子就在牢里病死了。
叶伯巨死后，朝中大臣更是噤若寒蝉，为了皇帝的家务事掉脑袋，既不光彩也不值当。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颁定《皇明祖训条章》，明确规定“后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奸臣论”，之后更不会有人跳出来反对了。
现如今事态的发展，完全应验了叶伯巨当年的预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像比朱允炆仅小一岁的宁王朱权（还不得不叫人家皇叔），不仅麾下有八万兵马，还掌管着朵颜、泰宁和福余三卫。三卫是由蒙古骑兵组成的雇佣军，战斗力非常强，如果发生兵变，未必能千里奔袭进攻首都，但如果宣布独立，甚至与蒙古勾结，都够朝廷折腾好一阵子的。
而皇叔中年龄最大的老四朱棣，手下则有十万精兵，属于隐患中的隐患、危险中的危险。更可怕的是，朱棣继承了父亲朱元璋的作战指挥才华，又先后得到了徐达、傅友德和李文忠等名将的悉心指点，颇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节奏。朱棣到了三十出头之时，傅友德、冯胜这些大将军，居然都要受其节制。
朱允炆与其团队在削藩上已经达成了共识。但对于先削谁，如何削，他们的意见无法统一。
当然，想削藩的并不只是核心管理层的这些人，朝中也有大臣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有两个人的看法比较有个性。
户部侍郎卓敬认为，燕王朱棣“智谋过人，雄才大略，很像先帝。北平地形险要，兵强马壮，金元两朝就是从那里崛起的（这可不是实情，这两朝是先崛起再占领北京的）。现在应当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也容易控制”。
如果朱棣真能听话，乖乖到南昌上任，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对于一个经营了二十年北平的将军来说，离开自己的根据地，损失无法估量。朱棣的亲信和死党都在燕王府，如果不让他带张玉、朱能、谭渊这帮人去南昌，他还能造反吗？难！而且，南昌和南京只有十天的路程，可以说就是在朝廷的眼皮底下，想做什么坏事，还真的不是太方便。
当然，朱允炆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否则，南昌历史上只会有一个王爷朱棣，就没有王阳明大战鄱阳湖的传奇故事了。
吏部一个小官高巍则建议，别学晁错削夺之谋，那是会引起诸王造反的，而要学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比如朱棣有三个儿子，就把三个王子都封到江南去，断绝他们的有效联系，这实际上就是变相夺权，但比公开削藩高明一些，属于杀人不见血的那种。
但是，朱允炆还是没有采纳，为什么呢？他太相信自己身边的亲信团队了。可这些人有什么高招呢？
齐泰认为，当然得擒贼先擒王，把最大的威胁朱棣收拾了，其他的小混混不值一提，所谓“去其大者，小者自慑”。而黄子澄却觉得燕王做事稳当，抓不住明显的把柄，勉强治罪了会损害朱允炆的声誉。主张先削周王朱橚，这是朱棣的同母弟，打击他无疑是对朱棣的折磨，同时也可以观察朱棣的反应，以采取下一步措施：“周王如被抓，燕王肯定要设法搭救，难免露出把柄，到时可以一锅端。”黄子澄侃侃而谈，而齐泰在旁边却是大摇其头。
黄子澄真急了，连比喻句都整了出来：“只要先除了周王，那么燕王在北平一隅就势单力孤，就像一堆没垒好的鸡蛋，随时可能倒塌，谁还会跟随他谋反呢？（则其势孤立，僻处一隅，危如累卵，谁肯从之？）”
说来也巧，就在不久前，朱允炆还真收到了一封密信，举报朱橚有谋反的嫌疑，希望朝廷捉拿严办。这个对形势门儿清的告密者是谁呢？说来大家可能都不敢相信，居然是朱橚的二儿子，汝南王朱有熏——坑爹这个典故，估计就是打这儿来的。
洪武三年（1370），朱橚被封为吴王（朱元璋自己就是从吴王当上皇帝的，这个身份不一般），驻守中都凤阳；洪武十一年（1378）又改封为周王，驻守开封。这里是宋朝故都，明朝初年的“北京”，朱橚的王府就是由北宋皇宫改建的，可见朱元璋对老五的厚爱。
朱橚当然不是省油的灯，可他的志趣显然不在谋反。他不但是个曲艺发烧友，还是宋词元曲的研究专家，创作了《元宫词》百章。同时，他还是个天才的植物学家，研究了国内可以食用的四百多种植物，绘制成图，编撰出了专著《救荒本草》，很有当年神农氏的风采，要在今天，他有望出任农业科学院院长。这么有个性的人，要他老人家当皇帝，每天看一大堆装正经的奏折，见一大堆装正直的大臣，听一大堆装正义的废话，人家还真不一定乐意呢。
究竟谁的想法更正确，还真不好下结论，历史是复杂的，两个人的意见其实都有道理，没有谁对谁错，事后诸葛亮就不必要了。但是，在朱允炆刚刚上台之际，就这么磨刀霍霍地进行削藩，显然并不是明智之举，因为这违背了朱元璋的遗训，也与建文朝整体的宽大思路不符。
真的需要这么着急吗？一个新政权刚刚建立，寻求更多的支持者，恐怕要比铲除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更加重要。
但拿五叔开刀，朱允炆还是于心不忍。在黄子澄苦口婆心劝了好几回之后，他终于下了决定，密召曹国公李景隆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