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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二岁的年龄，朱允炆就继承了皇祖父的万里江山，成为这个世界第一大帝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不能不说是苍天眷顾。从古到今，多少人梦寐以求这个职位，多少人为了坐到这里，不惜出卖朋友、出卖亲人、出卖灵魂、出卖自己，结果，却倒在了通向座位的半路上。更多的人，甚至连想象一下的勇气都没有。
而他，朱允炆，真的是无比幸运。
奇怪的是，当上最高领导人的朱允炆，并没有表现出多少高兴劲儿，不光是皇祖父的死，更有他对前途的担心。
五岁时，大娘常妃就不幸去世了；六岁那年，疼爱自己的奶奶马皇后去世，同一年，哥哥朱雄英也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十六岁时，父亲朱标积劳成疾，不治身亡；再后来，二叔三叔都走了；到现在，皇爷爷也归天了。偌大一个明皇宫，知心的人越来越少……
生命的成长，也许就是伴随着一个又一个亲人的离去。
和父亲朱标比起来，朱允炆同样仁慈，却更加柔弱。这在常人看来，不算是什么大问题，但要登基坐殿，处理天下大事，这样的特质可能会带来许多的麻烦。
朝中文武大臣虽多，但真正有才华、有能力的，基本上都让朱元璋定点清除了，给朱允炆剩下的，无非只有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茹常、梅殷和李景隆等人，虽然不能说一群“废柴”，但关键时候，他们能起到的作用却相当有限。
高阳先生认为：齐、黄二人，是中国历史上一等一的忠臣，但才具实在有问题，充其量只是治世的良臣，绝不能担当“削藩”的重任。
这个见解非常客观。在和平年代，可以允许平庸的忠臣，但是在国难当头的非常时刻，仅仅有忠心是远远不够的，眼高手低，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
齐泰本名德，字尚礼，别号南塘，江苏溧水人。洪武十七年（1384）在应天参加乡试，取得第一名，第二年高中进士，后来曾担任过礼部和兵部主事。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的谨身殿遭雷击，没学过物理的老朱一下子紧张起来，自己做了那么多坏事，哪天别把我这把老骨头给劈了哇，于是决定到寺庙祭拜，求得平安。
为了显示自己的真诚态度，朱元璋从朝中官员中挑选九年内没有任何过错的陪祀——话说，这难度是不是有点大了？不过还真有这样的人，能在善于从鸡蛋里挑骨头的朱重八手下当了九年官，不仅没掉脑袋，还没被找出毛病，这种素质还真是一般人比不了。老朱挑出的人正是齐德。
据说齐德的记忆力超好，朱元璋询问了一堆边境守将的名字，他对答如流，好像做过脑手术，把普通人的大脑，换成了1TG硬盘的电脑。老朱又问他各地的形势，齐德不慌不忙，从袖子里掏出准备好的一本册子，皇上要的都在上面记着呢，人才啊！朱元璋对齐德不由刮目相看，于是决定赐名齐泰，不久又升他为兵部左侍郎（第一副部长）。朱允炆即位后，更升齐泰为兵部尚书。
不过，能背书的人不一定能背得起兵部尚书的重担，没有过错的人也许只是中规中矩，不等于能力就一定强。
但和另外一个哥们儿黄子澄比起来，齐泰绝对就算能臣了，因为后者更浪得虚名。
黄子澄，名湜，字子澄，江西分宜人（和一百多年后的大奸臣严嵩是同乡）。洪武十八年，黄同学参加会试，勇夺全国第一解元，进入翰林院任编修，不久又升为修撰官，被朱元璋钦点去东宫上班，陪太子读书。朱标死后，他很自然地又和朱允炆走到了一起，陪太孙子读书，并一路升到太常寺卿。相比齐泰，他和朱允炆接触的机会更多，关系更加亲密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一天，朱允炆和黄子澄坐在皇宫东角门外聊天，朱允炆突然悲从心起：“我那堆皇叔都拥有重兵，很多人都行为不轨，我应该怎么办啊？”
黄子澄胸有成竹地对曰：“诸王的护卫亲兵，用来自保还马马虎虎，想造反的话，我们朝廷只要派六师精兵去镇压，他们哪个能挡得住？汉朝时期，叛乱的七国不能说不强大，最后还是被朝廷消灭了，这个道理，就是以大制小，以强制弱。”朱允炆觉得很有道理。
朱允炆即位后，很快任命黄子澄兼任翰林学士，与齐泰同参国政。有一天散朝之后，朱特意叫住了黄子澄，很严肃地说：“先生还记得当初在东角门说过的话吗？”
黄子澄一听这话，赶紧跪倒磕头：“微臣绝不敢忘。”表现出一副为主分忧的忠诚。当然，这也许是他身上唯一的亮点。这样肉麻的话，为人死板的齐泰恐怕就说不出来，因此，尽管齐泰的眼光见识明显胜过黄子澄，朱允炆对后者的信任却要超过前者，他们两个感觉更投缘，性格更接近，气场更合拍。
还有一个人，也值得一提。尽管他只是个正五品，跟“齐黄”的正二品差了很多级别，但在朱允炆眼中，此人的价值不是用官衔可以衡量的。
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浙江宁海人。宁海是著名的状元之乡，盛产文曲星的地方，出现方孝孺这样“读书人种子”并不足为奇。他的父亲方克勤，在朱元璋时期的“空印案”中被错杀。方孝孺从小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学习能力，读书飞快，被视为神童。后来成为大儒宋濂的学生，先辈胡翰、苏伯衡这些学者，提起小方都自叹不如。方孝孺并不愿意做一辈子钻故纸堆的书虫，而希望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当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洪武十五年（1392），经过地方推荐，方孝孺被朱元璋召见。老朱见他行为端正，对朱标说：“这是一个才子，以后可以辅佐你。”然后……把他打发回家了。十年后，朱元璋再次召见方孝孺，然后说：“还没到用他的时候。”又把他打发走了。
方孝孺回来后被聘为汉中府教授，从九品，低到尘埃里了。蜀献王听说了他的学问与品德，特聘其为世子师，对其恭敬有加，并把他的书房命名为“正学”——正人君子学习的地方。
朱元璋不喜欢方孝孺，但朱允炆却非常欣赏此人，刚一即位，就把老方从成都挖过来，担任翰林侍讲。第二年又升他为侍讲学士，正五品。朱允炆有重大事情一定和方孝孺商量，对他的信任，甚至超过了齐泰和黄子澄。他还让老方担任了《太祖实录》和《类要》等书的总编撰，当然，后来讨燕檄文的执笔人，更非方老师不可。
因为朝廷重臣病死的病死、处决的处决，这三个人构成了朱允炆身边最重要的谋士集团，他们均为人正派，理想远大，学识渊博，好为帝王师，好替主子分忧愁。
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这几个人最大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政治上的天真。对于置身其中的这个残酷世界，他们的认识实在是远远不足。
朱元璋已经废除了丞相一职，并由他本人亲自领导六部。朱允炆上台之后，将六部尚书的级别由正二品升为从一品，但事实上，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凭借与皇帝的特殊关系，取得了超越六部尚书的职权。他们并非大学士，却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内阁”。对于朱元璋在世时期的很多弊政，这三人当然相当清楚，也非常期待新皇帝能有所作为。
建文帝首先改进了洪武时期极为严厉的法令，在朱元璋的英明领导下，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变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动物庄园”。朱允炆执政之后，禁止使用朱元璋制订的《大诰》作为审案标准。为了减轻江南百姓的负担，朱允炆力主减少在这些地区的税收，并改革了征税方式，同时，他限制佛、道二教寺院所拥有的免税土地数量，将更多土地分给耕种者。
这些措施显然要遭到无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执行效果当然也会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朱允炆的精力有限，在其短暂的执政生涯中，大部分时间也在为另一件事所困扰，并最终令自己走上了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