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堂到学校

梅贻琦回到阔别五年的故乡，家人与师友自是欢欣非常。时代已变，人也在变，何况是万里归来的洋学士！梅的气质、学识以及看世界的角度、方法，变得广博并更具魅力。作为一个一生坎坷的小商人，父亲在全身散发着海腥味的儿子面前，欢喜之余，认为自己那一套旧学、旧识、旧本领，已不合时宜，且年老体衰，乃自觉退居二线，把一家之主的椅子，让于海归儿子梅贻琦坐上，并“命诸子惟五哥之命是听” ^[1] 。梅贻琦并不谦让或无法谦让，乃挺直了腰杆，负起一家十几口生活起居的责任。许多年后，小弟梅贻宝在回忆中说：“五哥”主持家中大计，“立即把我送进南开中学。学费每月3元，交付不出，张伯苓校长因为是世交，而且五哥是他的得意门生，所以亦不催促。但亦未明言算作免费奖学金，乃以记账方式出之。转年，我考入清华中等科……我入清华当学生的那年，亦即是五哥入清华当教员的那年” ^[2] 。

梅贻宝所说的“那年”，乃民国四年，即1915年。在美皈依基督教的梅贻琦回国后，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一年，算是尽了对乡土的赤子之心与对“主”虔诚侍奉之谊。1915年9月新学年开始，梅应清华校长周诒春之邀，离津赴京到清华园执教。此时，大清王朝早已崩溃，继这个王朝之后烟消云散的还有游美学务处、肄业馆以及清华学堂。——“庚款派遣留学生”的历史，随着新组阁的北洋政府一同进入了清华学校时代。

根据中美达成“自退款第一年起，前四年每年要派一百名学生留美”的协议，梅贻琦等第一批学生放洋后的翌年，即1910年7月，游美学务处又招考了第二批留学生。主考官为周自齐、范源濂、唐国安。报考400余人，录取了杨锡仁、赵元任、张彭春、竺可桢、胡适、周仁等70名，同年8月赴美。这次招考还录取了备取生143人，以备入肄业馆训练。

1911年6月，学务处又考选了第三批直接留美生姜立夫、陆懋德、杨光弼、梅光迪、王赓、章元善、卫挺生、吴康、张福运等63人，同年7月由上海乘船赴美。

以上三批直接留美学生共180人，皆为20岁以下的青少年男生，大都来自国内英语教学较好的教会学校及省立高等学堂。因是经过游美学务处进行“品学甄别考试”后放洋美国，又被称为“甄别生”。同时，这三批学生因没有接受肄业馆与清华学堂实际培训直接赴美，又被称为清华“史前生”。

对于庚款派遣留学生，以及后来成立清华学堂的前景，第二批考取的“史前生”、时在美国康奈尔学习农学的胡适，曾给予乐观的展望，胡说：“千九百九年，在北京举行第一次考试，派出学生四十七人，明年又派出七十人，同时取入清华学堂肄业百四十人。千九百十一年，由清华学堂考送七十人。现留美之赔款学生共百八十余人，后来者尚不可胜数，十年之后，赔款学生当遍于新大陆矣。” ^[3]

游美学务处在考取选派直接留美学生的同时，开始筹设游美肄业馆，以便经过短期训练，每年甄别一次，“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按照规定，肄业馆学制八年，学生根据年龄、学历，分为高等科与中等科，每科四年制。中等科为初级课程，“高等科分科教授，参照美国大学办理”。 ^[4]

1909年8月，经外务部、学部“奏准”，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馆址。按照计划，游美肄业馆原定于1910年秋季开学，后因应聘的美国教员尚未到馆，清华园馆舍亦未修葺、兴建完竣，延至1911年春季开学。

世界大潮迅猛向前，世人的眼光不断跟进，并在眼花缭乱的世界里，寻找着新的和引领时代风潮的热点。肄业馆筹备期间，游美学务处又根据世界大潮和国内蓬勃发展的新形势，提出创设正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1910年12月，这一方案得到清政府学部批准。对于这段历史，后来一度出任清华校长的曹云祥说道：“中美约定原议，系于最初四年，每年派送学生一百名。一九〇九年举行考试，合格者仅四十八人。一九一○年录取者，亦只七十人。学务处鉴于人才之难得，遂有自设学校，施行准备教育之决议。……先在北京举行入学试验，后又咨行各省保送。冀育才之效，不限一隅。自是每年赴美名额乃渐增，至民国三年，达九十八人焉。”又说：“以上历史的回忆，凡以见当时所定选送游美学生之教育政策，乃斟酌时势与需要，会合朝野名流之意见，而后审择之，决非苟焉而已。” ^[5]

1911年2月，设于北京城内的游美学务处和肄业馆，全部迁入清华园，正式将疑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按办学章程：“清华学堂系外务、学部奏设，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以造成能考入美国大学与彼都人士受同等之教育为范围。”“本校参酌中美学科制度，分设高等中等两科，各以四年毕业。”其教育方针是：“进德修业，自强不息。” ^[6] 后来经梁启超演讲而定型，广为流传的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结胎于1911年的初创时期。

新创立的学堂设正副监督三人，由学务处总办周自齐为监督，会办范源濂、唐国安分别任副监督。“嗣后考送学生，监督报告等事，即归并学堂办理，以一事权，而节縻费。其办事员司，除素称得力酌留二三员，由学堂监督分别委任外，一概裁汰。” ^[7]

1911年3月，清华学堂在北京宣武门内学部考棚举行了入学复试。参试者有三个部分组成：在北京招考生；1910年备取生；各省保送生。试毕，共录取468名，其中五分之三编入中等科，其余入高等科。——此为清华学堂招收的第一期学生。

1911年4月29日，即宣统三年四月初一，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校名全称为“帝国清华学堂”，英文校印为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此为清华大学历史的开端，以后每年的4月最后一个星期日，即为清华校庆日。

清华学堂于忙乱中总算开学，新聘的九女八男共十七位美国教员已抵达北京逾二月余（后又增加一位），全部分发到清华园外籍教员专门住宅——北院居住，高等科的教学全部由洋教员负责。中等科教务由二十名中国教员担任。未久，正监督周自齐受朝廷委任，赴大英帝国参加英王加冕典礼，副监督唐国安继之赴欧美考察，学堂正监督一职由外务部左丞颜惠庆代理，范源濂仍为副监督。教务长先后为胡敦复、张伯苓。

初至清华园的中外师生，新鲜、好奇的日子未过多久，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爆发。武昌的一声枪响，令清廷上下惊慌失措。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及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人深感局势严重，一致主张起用此前被摄政王载沣以皇帝之名，贬于河南洹上隐居的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英美等国公使也随声附和。载沣见中外一致认为“非袁不能收拾局面”，只好硬着头皮于10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派其南下镇压造反的军民。11月1日，清廷又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凯抵达京师，16日组织新内阁执掌政府权柄。

当此之时，病弱得骨瘦如柴、仅存最后一丝气息的大清王朝，面对脸上淌着热血、脚踏血浪汹涌而来的革命志士及其周身散发的浩然锐气，顾不得中美达成的协约，在袁世凯力主下，悍然截留、挪用美国“退还庚款”，以充镇压革命者军费和补助朝廷大员青春损失费及吃喝玩乐费。——当年袁世凯对庚款用途的未了心愿，总算以如此强硬的手段和霸蛮姿态得以变更。美国驻华使馆见中国乱象已现，且挪用庚款，根据此前中美所定条例，决定停付庚款余额，致使清华学堂经费来源断绝。

以武昌为爆发原点的战争烽火，夹杂着流言四处窜烧并在全国蔓延开来，清华园内人心惶惶，中外师生皆感危险向自己步步逼近，于惊恐中作鸟兽散。此时的清华学堂大部分是汉人学生，多从南方来京，而北方满洲人居多，特别是清华园附近多为满洲旗人。随着南方革命军高呼“打！打！杀！杀！血！血！”等口号，伴随浩大声势向北方推进，有学生为之恐惧，遂“请求学校设法保障安全”。其时，清华副监督范源濂正在园内巡视，“有一位同学向他建议说，我们是和美国有关系的学校，可以请美国人来保护”，范源濂听罢，顿脚大骂曰：“你说这种话，就该打！”但是后来局势越来越乱，清华当局为安全计，“还是停课，让学生各自回家”。 ^[8]

11月9日，清华学堂正式宣布停课。早已魂不守舍的学生一哄而散。美籍教员凭着一张走遍天下无人敢惹的四寸护照，怀揣清华学堂发的高额薪水，趁机到日本、朝鲜等国游玩去了，清华学堂的大门就此关闭。

辛亥革命的浪潮继续向前推进。1911年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临时代表，选出同盟会魁首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民国成立，孙中山宣誓就职，此为中华民国的肇始，亦为清华“寿与国同”的来源。这个时候，南方革命党武装力量在袁世凯率部抵抗下开始败退，武汉三镇已被袁氏掌控指挥的北洋军攻下两镇。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2日，袁世凯逼迫清帝宣统皇帝溥仪逊位，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下诏袁世凯组建中华民国。自此，大清王朝入关后267年的血腥统治和残酷奴役就此宣告终结。

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以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实际军政事务仍攥在袁氏一人手中。自此，一个北洋政府名义上统治中国，南北东西各路军阀相互攻伐混战的大时代就此开端。——在这个豪杰并起，武夫当国的“进向大时代的时代”，许多人升官发财，许多人被砍头送进道路上铺满着鲜花的地狱。这正应了鲁迅所言：这个大时代之“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9] 。死者不可追，生者自然成为主宰乱世的主体力量。

袁世凯一朝当国，被认为同道人的清华学堂监督周自齐，调升为山东都督兼民政长，成为山东地盘上的封疆大吏。周氏到任，一改儒生之气，立即在他的家乡鲁西南一带组织民团兵丁设防布控，与北进的革命军大战于城乡草莽之中，竭力抵御革命军北伐，内外透出一股罕见的勇武精进之气。清华学堂副监督范源濂，先后晋升为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总长，算是“大时代”中没有得死且受益的一员。学堂内只剩从欧洲考察归国不久的原副监督唐国安一人。此时的唐国安面临两个抉择，一是继续留在清华园勉力苦撑；一是到北洋政府做官。就私人关系论，唐国安留美归国在京时，经唐绍仪引荐，曾入外务部储才馆任职，并做过袁世凯家庭的私人教习，与袁氏一家友谊自存。时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唐绍仪，既是唐国安的同乡、同学，又是同事，还是同宗同辈的叔伯兄弟。唐国安若想在内阁政府中谋官弄权，自是顺风顺水。但唐氏对官场一套似不感兴趣，对清华却情有独钟，遂甘愿留在清华园独自主持校务，苦撑待变。这年4月，国内形势稍有好转，清华有复校的希望，原聘请的教务长张伯苓，于辛亥革命兴起后辞职回津，唐国安继聘周诒春为教务长。

1912年5月1日，南北各路军阀混战暂呈喘息、僵持阶段，关了半年门的清华学堂重新复学。经袁世凯亲自举荐，唐国安被任命为清华学堂监督。辛亥革命炮火轰鸣声中作鸟兽散的中外教员陆续归来，但返校学生仅有360名，其他生员还躲在各地瞪眼张望，打探清华园炮弹降落的系数与自己那身小鲜肉的关联。清华学堂早时招收的第一届文、实二科（又称特科）毕业生侯德榜、王正序、何穆、李永庆、李保鎏、吴大昌、余文灿、卓越、胡嗣鸿、马国骥、陈藩、徐世箴、杨炳勋、叶玉良、廖慰慈、郑辅维等16人，按计划应于这年6月毕业放洋，因退还庚款被袁世凯拿去充当军费填了大炮、烟枪而无法出国，只好留下继续学习以待机会。为此，清华校史上，以侯德榜为首的这个班级又称为“继续班”。 ^[10]

大宗庚子赔款在炮膛与烟枪中化作青烟，清华学堂经费不继，面临再度关门的窘境，学堂监督唐国安坐立不安，乃四处奔走，借款索债，以维大局。8月22日，心急如焚的唐监督向外交部紧急呈文，称：

……惟上年光复以来，财政困难几有接应不暇之势，本堂未到窘急地步，断不向该户（南按，指财政部）催收。今秋季学期已届，而美国聘来之教习，支薪必须应期。全堂上课之学生膳费，不容少缓。重以游美之学费月余三万金，汇期已过，若再拖延，学生固不免有解散之虞，学堂亦将有停办之势。堂中洋教习十八员，按所定合同索取薪金，不特应付为难，且与国体有损。国家焦烁万分，屡从借款着想，四处磋商，乃无一路应手，彷徨无措计，惟有吁请我总、次长大力维持，咨明财政部，将所欠学堂之款二十余万两，迅予拨发，以济急需…… ^[11]

唐国安的呈文，在政府官僚眼里如一堆废纸，没有引起丁点注意，所欠款项自是无从拨发。10月17日，遵照民国政府教育部关于《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唐国安向外交部呈文：

案查教育部各令皆称学堂为学校，各省校名亦相率改名学校，本校事同一律，自应改称清华学校，以规划一。理合缮具呈文，伏祈鉴核施行。 ^[12]

与索求巨款不同的是，此为挥笔圈点的小事一桩，且政府当局早已议定，外交部很快批复施行。于是，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仍以“培植全才，增进国力为宗旨，以造成能考入美国大学与彼都人士受同等之教育为范围” ^[13] 。与此同时，外交部任命唐国安为第一任清华校长，周诒春为副校长兼教务长。原学务处下设机构、长驻美国华盛顿的游美学生监督处，改称“清华学校驻美学生监督处”，该处设监督一人，受清华校长直接领导，其职权是“经理清华学校所派留学生学费、月费、川资暨已核准之自费生津贴，并考核课务，约束风纪，及统计报告庶务一切事宜” ^[14] 。自此之后，无论是老一辈的容揆，还是后来接任的赵国材、梅贻琦、赵元任等留美学生监督，执行的皆是这项任务和使命。——对于这一变革，当时在校的学生不止一人回忆说：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闹腾了大半年尚未消停，对清华而言，除了师生于惊恐中四散逃奔，自谋生路，就是把“学堂”的名称革成了“学校”，英文校名去掉Imperial（帝国）一个字，学堂“监督”革成了“校长”而已。

上述说法确属事实，但又遗漏了关键一项，即新的清华学校未及一年，便与教育部完全脱离了关系。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范源濂出任北京政府唐绍仪内阁教育次长。是年7月，教育总长蔡元培辞职，范氏继任赵秉均内阁教育总长。鉴于清华人事与经费的特殊性，为避免多方掣肘，范总长主动提议清华归外交部管辖，与教育部暂时脱离关系并得到政府批准。自此，范源濂与清华关系渐行渐远，直至淡出了师生的视线。

关于范源濂何以坐上教育总长椅子，却拱手把兼管的清华学校这块“肥肉”，让于外交部一家独享？历史资料缺失，清华师生回忆文章亦少提及，唯范氏本人1923年赴美考察乡村教育时，于2月27日晚，受威斯康辛清华同学聚餐会邀请，一起与清华留学生萨本铁、罗隆基等共进晚餐并发表简短演说。根据罗隆基现场记录，范源濂在谈到清华学校创立原因一节时，谓主持此事者为外务部与学部，美使馆偶有咨询顾问等情事，实际上无十分权力。外交部代表为周自济、唐国安，学务部代表即为范源濂，“彼时外务部与学务部因上司官僚所见不同，以至关于清华招考之政策亦屡屡互相冲突。即以关于留学生年龄而论，外部极主小，谓十六岁以上则对外国语言已绝无专精之望，而在学务部则谓在三十岁以下之人，国学既乏根底，出洋实为耗费，彼此争不相能（？）而考试亦无从进行。招考时二部分阅，有一次外务部英文取第一之人，在学务部竟一分未得；而学务部取第一之人，则在外务部一分未得。谁去谁留，亦竟至争不相下。在周唐范三先生，则深悉此中困难，不分歧异，惟权操上司，总办等人无能为力耳。后唐周范三先生以为如此分权争立，无所统属，终非久计，于是决计禀请上司筹备完全学校。画清权限，以专责成。彼时学部上司即为张南皮（南按：张之洞），张之习惯非半夜不见客，范先生为清华事，鸡鸣候权者之门者，固不知若干次矣。及至民国成立以后，范先生又向教部提议将清华归外部办理，与学部脱离关系，此所以成为今日之清华也” ^[15] 。

从这段演讲词看出，范源濂确为避免外交部与教育部官僚争权夺利，相互掣肘冲突，对清华前途产生负面影响而主动拱手相让。此事对范氏而言，自是高风亮节，顾全大局，但对清华本身而言，则不尽是好事。自从外交部一家大权独揽后，清华学校进入了另一个独特而夹着几分怪诞的历史阶段，为日后清华园内连绵不断的抗争，以及师生驱赶校长风潮埋下了祸根。

1913年7月1日，清华校长唐国安终于请来了本该收到，但为政府扣留挪用的部分退还庚款，特科班的侯德榜等16人在“继续班”蹲了一年，总算如愿以偿，顺利赴美留学。此为清华继前三批直接留美“史前生”之后，由学校遣送的第一批高等科毕业生。早年以10门功课1000分的优异成绩享誉清华园的侯德榜，这次以平均92 .9分的毕业成绩名列第一。该生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归国后，以创立“侯氏制碱法”名动天下，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眼看放洋的学生即可成行，唐国安在长出一口气的同时，对政府随意断款的担心并未消除，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痼疾，他向外交部提出，必须重申庚子退款与清华的关系，专款必须专用，不得以任何理由妄加曲解和挪用。在致外交部呈文中，唐国安略带火气地强硬指出，内有“花旗银行要求到期偿还美金三十八万五千元，为数甚钜……华比、华俄两银行借款共计公砝平银七万三千两，卡利基借款美金二十万两并各利息（必须归还）。……今夏派生赴美川资各费以及本堂及游美学务经费，经此次派生后尚有游美学务之增加经费。以上种种，或为契约所关，或属事在必行，即应行之，退还之赔款六十余万美金全数到校，且尚有不敷之虞也”。最后，唐氏着力申明中美双方签订的协议，指出法源所在：

查美邦所退之赔款，原备充派游美经费之用，曾经前外务部与驻京美使商定有案，其与国家经常收入可以挪用途者迥然不同。此款之不能绳以普通规则，自在钧部洞察之中。国安为遵照成案，维持与国信用起见，特将美款与本校之关系详细缕陈…… ^[16]

经唐国安奔走呼号，清华经费与退还庚款的关系终于被理顺，或者说此种被官僚政客视为敝履的中美庚款退还协议，又在历史大势面前重新回到法源地，把敝履捡回穿在脚上，并按双方约定规则与指定的道路继续行进。民国政府当局挪用、拖欠的专款，部分勾销，部分得以陆续偿还，以袁世凯为肇端的官僚政客制造的清华危机，暂时得以度过。

正在各方形势好转，清华校内恢复秩序，各项教务步入正轨的节骨眼上，唐国安撒手归天。

1913年春，心力交瘁的唐国安发现自己患有极为严重的心脏病，且连续发病三次，几欲登上鬼录。时清华学校正处于危难关头，仍勉力支撑，但病情日益加剧。唐氏自知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乃于8月21日呈外交部《因病辞职并荐贤自代》文：

为呈请事：窃国安以谫陋之才荷蒙钧部以本校校长之职，视事以来，时虞陨越。乃学风之嚣张，今非昔比，学款之支绌，罗掘俱穷。一年之间，精力耗于教务者半，耗于款务者亦半。入春以后，陡患心疾，比时旋轻旋重，方冀霍然，讵料渐入膏肓，势将不起。校长职务重要，未可一日虚席，谨恳钧部免官，另委贤员担任。惟国安有不能已于言者：查有留美文科硕士周诒春，老成练达，学识皆优，自充任副校长以来，苦心孤诣，劳怨弗辞。国安虽病，该副校长兼理一切，颇能措置裕如。若以之升任校长，必能胜任愉快。以任免之权操自本钧部，本不容他人置喙，而荐贤之忱，发于寸衷，实未敢安诸缄默，所有国安病势沉笃，敬谨辞职，并荐贤自代。各缘由理合具呈，伏乞监核施行。谨呈外交部总次长

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
中华民国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17]

呈文尚未批复，22日，唐国安心脏病猝发，于午后4时与世长辞，享年54岁。这位当年容闳带出的赴美幼童生，终于伴随着他的理想走完了短暂一生。为缅怀唐国安并表彰其对清华建校、治校的功绩，校方特制一面铜质壁碑，悬挂于工字厅大门口东墙之侧。碑额曰：“纪念校长唐国安君”。《清华学校记略》亦专此为文纪念，内中写道：“……时政府停解赔款，校费无所从出，校长唐君，奔走筹措，勉力支持，劳苦过甚。又逾年，以心疾死，全校惜之，为立纪念碑于校内。于是周诒春为校长，赵国材副之。” ^[18] 民国国史馆在唐国安去世不久撰写《唐国安先生传略》，给予高度褒扬：

……若先生者，乃真耶教之信徒、社会之义士、而中华民国之忠仆也。其赤国大公无我之行，载之口碑，必能使四百兆同胞永矢勿忘吾中华民国有唐氏第一人。 ^[19]

唐国安驾鹤西行，死者不能复生，遗泽尚存，外交部根据唐氏生前遗愿，于1913年10月27日，正式任命周诒春为清华学校校长。11月3日，赵国材奉外交部命就任清华学校副校长。

周、赵二人一上台，便以“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热情与虎劲，开始购置园林土地、拆除老旧残破房产、扩大清华势力、修葺办公用房、营建教职工宿舍、送毕业生出洋、招纳新生入学、聘请中外教员等风风火火的行动。据《国立清华大学建校七十年大事记》（初稿）载：

民国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甲寅

周校长任内，建树甚多，诸如（一）筹建大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等建筑，外貌美观，内容充实，嘉惠后学甚多。（二）中英文同加重视，不予偏废。（三）养成节俭美德，在校学生，布衣布鞋，无一例外。（四）提倡体育，每一学生在毕业前必须通过最低标准之五项运动（游泳、百码、跳高、跳远、掷铁球），如有任何一项不及格，扣发毕业文凭，取消出洋资格。（五）考选专科女生（民国三年开始）及专科男生（民国五年起），送美深造。（专科女生系考选高中毕业生，专科男生系考选大学毕业生。）

辛亥革命成功，政府为酬谢有功勋于国家之人士，派遣其子弟赴美留学，旋因经费无着，几陷绝境。周校长毅然由清华基金内拨款接济，解除困厄，使此批功勋子弟得以如期完成学业。其全部名单为赵昱、赵学魁、程祖彝、卓文……任鸿隽……李援……宋子文、曾广智、杨铨、余森等二十三人。其中李援与卓文二人曾于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在粤炸死满洲人将军凤山。

本年留美学生正监督为黄佐庭，副监督为谢昌熙。

本年毕业同学三十四人，于八月十五日，在周校长及职员数人护送下，与下列各班同学，由上海搭乘中国号邮轮赴美：（一）一九一一级幼年生十一人（原选送十四人，本年实际出国者为陈宏振等十一人）。（二）一九一三级毕业同学四十一人（毕业时为四十三人）。（三）一九一四级专科女生同学九人（考取十人，其中唐玉瑞因行前生病，未能上船，延至一九一八年方出国成行）。

本年冬，梁启超（任公）先生来校演讲，以“君子”为题，曾引述易经中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同学，学校当局因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采为校训。

本年创刊之刊物，有下列三种：（一）清华年报，为师生合作编辑之刊物，完全用英文撰述，体裁仿美国学校所刊行之年鉴，记载一年来校中大事、体育成绩、社交活动、教职员衔名、各级同学录、笑话、卡通照片（适遇美国在旧金山举行世界博览会，校方曾将该年报十册，连同学生各种学科成绩，选送比赛，获得教育组特奖）……（二）清华学报，按季出版，中英文各半。为讨论学术之刊物。（三）清华周刊，创刊于本年三月，初名《清华周报》，系一大张，两面印，共八版，与普通小型报纸类似。

民国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乙卯

校西十余里，有红石山及童儿山，系官荒地，面积颇大，土质亦沃，经本校收购为植树造林之用。

清华学校除免缴学费外，在本年以前进入者，由学校免费供应膳食，本年进入者，每人每月伙食费六元五角，只交三元；自下年度起，凡进入清华之新生同学，伙食费全部自理。

对于中等科之幼年生实行一种训导制度，三五个年幼之中等科学生，由学校配给一位导师，导师系由高等科年长学生担任，每星期聚会一次，在生活上对幼年同学予以指导。

本年毕业同学四十二人于同年放洋。

梅贻琦返国，在清华教物理及数理。 ^[20]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点上，梅贻琦踏着时代的节拍走进了清华园，开始了他授业、解惑的岁月。

水木湛清华

1915年秋，梅贻琦受周诒春校长之邀首次踏入清华园，当时情形及他个人的感受，因资料缺乏已不可考。有人说，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开学典礼，梅贻琦与程义法、金邦正等人站在校门口“恭恭敬敬，注视着周自齐一行人过去”云云。 ^[21] 此说显然是不对的。梅贻琦1909年10月作为第一批直接留美生放洋，在美就读近五年才归国，其间并未返国探亲，其他如程义法、金邦正等亦复如是。因而，梅贻琦进入清华的时间不会早于1914年，此时“堂”早已改“校”。而1915年9月或10月间，很可能就是梅贻琦首次踏入对他来说尚属陌生的清华园，至少是首次进入已成为学校属地的清华园。——如果这个推断成立，他所看到的景物应该与梁实秋所见略同。这个“略同”并不需要“英雄所见”，一般清华师生皆可见到。这年秋天，14岁的梁治华（实秋）首次进校当学生，而26岁的梅贻琦来校当梁的老师。

后来梁实秋回忆说：“我记得，北平清华园的大门，上面横匾‘清华园’三个大字。字不见佳，是清[朝]大学士那桐题的。遇有庆典之日，门口交叉两面国旗——五色旗。通往校门的马路是笔直一条碎石路，上面铺黄土，经常有清道夫一勺一勺地泼水。校门前小小一块广场，对面是一座小桥。桥畔停放人力车，并系着几匹毛驴。” ^[22] 又说：“紧把着校门，一边是守卫处，一边是稽查处和邮局，守卫处里面有二十几名保安警察，我们从这里经过，时常可以听见警笛的声音吹得呜呜的响，接着便可以看见许多警察鱼贯而出，手里持着短小的黑漆木棒，到晚上就肩着枪、带着灯了。他们的白布裹腿和黑色制服[相互]反映着，显着格外白净。” ^[23]

类似的景物风情，在梅贻琦主掌清华和西南联大时代担任训导长的查良钊，晚年也有过深情追忆，而最难忘的是匾牌等印记，查说：“清华园内有两块常常使我怀念的匾额，一块是工字厅的‘水木清华’；另一块是在大礼堂悬挂的‘寿与国同’。前者象征着生气勃勃的清华环境，后者显示着本校与国家的密切关系。” ^[24] 可以想象的是，这两块醒目得耀眼的匾额，一定也给初进清华园的梅贻琦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寿与国同”，是指清华建校与中华民国肇造的时间相同；“水木清华”，追述的典故与人物就有些遥远与繁杂了。

正如梅贻琦和梁实秋等一批又一批入校的青年师生后来撰写的回忆文章记述，清华学校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镇，建立在清华园废墟之上，西邻即是闻名中外的圆明园——这座拥有“万园之园”美誉的园子，始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等三园组成，面积5200余亩，150余景，是清朝帝王在150余年间创建和经营的一座最为豪华精致、中西合璧的大型皇家宫苑。清朝皇帝每到盛夏来此避暑、听政，处理军政事务兼游玩淫乐，因而又称“夏宫”，或称政治角斗场兼淫乐所。圆明园周边建有数个附属小型园林，皆引万泉河清流滋养花木鱼虫，可谓一脉相通。咸丰十年，即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并劫掠了难以计数的珍宝奇物，其情形正如悲愤交加的法国文豪维克多·雨果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斥责与指控的那样：“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似乎获得胜利就可以当强盗了。……这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口袋，另一个装满了钱柜，然后勾肩搭背，眉开眼笑地回到了欧洲。……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25] 当此之时，除圆明园三座主体园林建筑被焚毁，周边附属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以及海淀镇等建筑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园内所藏财物几乎被洗劫一空。

圆明园以东有个熙春园，其历史与圆明园略同，属康熙帝的行宫，园内各景点有康熙、乾隆二帝许多墨迹留存。康乾之后，熙春园因袭相承。至道光初年，道光帝出于将西郊诸园分赐众多兄弟子女的需要，把熙春园一分为二，西部取名“近春园”，赐给四子文宗（咸丰帝奕詝）；东部仍袭用“熙春园”原名，别建新舍一百余间（现工字厅一带），赐给他的第五子、惇勤亲王奕誴，俗称小五爷园。咸丰帝登基后，把“熙春”改为“清华”，并亲署“清华园”匾额悬于“二宫门”，自此有清华园之名行世。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劫掠圆明园时，近春园被殃及，遭洗劫后逐渐沦为一片“荒岛”，而东部的清华园由于离圆明园远一点，幸免于难。

清华园主人奕誴有二子，长子载濂，二子载漪。奕誴死后，载濂袭爵为王，清华园由载濂承继。这位王爷常居城中朝阳门内烧酒胡同府第喝酒捞肉，并不到园内游玩，除每年招人于清华园内种地酌收租息外，一任园内荒芜而不加料理。到了1900年庚子拳乱起，其弟端郡王载漪——即闻讯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恩海射杀德使克林德而大加奖赏的那位王爷，这位爷的性情如史家廖一中先生所言：“少不读书，刚愎自用”，“愚而不学，骄盈特甚”，本为西太后“所不喜”，后因其妻为西太后侄女，又“频入内，得太后欢心，以福晋故，渐为孝钦所信”。得到慈禧太后宠信的载漪，由此忘乎所以，怪招与昏招迭出，于战前曾集合义和团员，于清华园中“设坛举事”，除把园子闹得乌烟瘴气，还在一片“打打杀杀”外加“血血血”的叫嚣打斗声中，弄得四邻惊恐不安。待庚子乱平，罪大恶极的载漪作为钦犯流放新疆，可谓咎由自取，受其牵连的长兄载濂亦被夺爵、革职。清华园被朝廷内务府收回，但仍弃用，任其荒芜。这一个时期，用冯友兰的话说，即“若以中国人对外人的态度之变化为标准，可分为三期。在第一时期，中国人过于轻视外国人，看他们如鬼，所以称之谓‘洋鬼子’。在第二时期，中国人过于重视外国人，把他们的地位从九渊之下，抬到九天之上。不看他们如鬼，而看他们如神。……原来清华园的旧主人，也是赞助义和拳的，因为义和拳失败，所以他的园子被收入官，后来即拨为清华的旧址。这个时候正是上述之第二期” ^[26] 。

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外务部呈奏游美学生办法大纲，其中有于京郊清旷地方设立肄业馆、选生入馆等条。当时权倾朝野的清廷军机大臣那桐分管学、外二部，颇赞成是举，派员各处觅地，初择于城北小汤山温泉行宫，并拟筑火车支线以利交通。嗣后查城西北部约20里外海淀镇清华园较为适宜，因而奏请皇帝将清华园拨作游美肄业馆，即后来的清华学校校址。这一选择，用当时在校学生刘崇鋐后来的话说：“似乎是另具意义” ^[27] 。

宣统元年八月十七日，即1909年9月30日，清廷正式同意拨付清华园用以兴筑游美肄业馆。此为清华学校历史上一重大转折和标志，颇有存录价值，清廷外务部咨文如下：

外务部为何日移交清华园地亩兴筑游美肄业馆事致内务府咨文

宣统元年八月十七日

外务部为咨行事。

本部会同学部具奏，拟请赏拨清华园地亩，兴筑游美肄业馆一折，于八月十五日具奏。本日奉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相应咨行贵府钦遵办理，定于何日移交，希即声复过部，以便派员接收可也。须至咨者。右咨内各部。 ^[28]

宣统元年九月初九日，即1909年10月22日，外务部发文与清廷内务府商定，于三天后的十二日午刻派员接收。所派人员为外务部郎中长福、员外郎范源濂，会同中营总兵王文焕等前往清华园与内务府所派人员办理交接文书。

为扩大规模，宣统二年（1910年）春，校方又请朝廷将校西毗连的近春园，即沦为荒岛的原咸丰皇帝的园子——俗称四爷园，一并纳入校址。时校园面积达到900余亩。

1911年，第一批校舍建成。4月29日肄业馆开学，取名清华学堂，清华校史的纪元由此开始。

1913年，即民国二年正月，外交部与清室内务府协商，将近春园西邻的长春园东南一部分，按例给价，纳入清华学校圈管，并筑以围墙数百丈。继之购入校外四围南马路及清华园火车站后身部分约200余亩。自此，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总面积达到了1200余亩，一跃成为中国境内当时占地面积最大的学校。

清华园盛时有两道宫门，园内主体建筑均为宫殿式，初进为大宫门和东西门房。再进为二宫门，咸丰皇帝书“清华园”匾额仍悬于宫门之上。学堂进驻后，大宫门已毁弃，未建；二宫门即工字殿，又称工字厅大门。这一组建筑因其前、后两大殿中间以短廊相连，俯视恰似一“工”字，故得名。工字厅院内共有房屋一百多间，曲廊回合，勾连着一座座独立的小院，朴实中透着灵气。一开始，工字厅为学务处办公场所，被一些外籍教员称为“Yamen”（衙门）。后学务处撤销，此处成为学校文化娱乐场所和重要人物交往、下榻的中心。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就曾在工字厅下榻并留下一段佳话。主厅的西边有垂花门，额书“怡春院”，早年专为安置伶工之所，建校初期为庶务长办公处。与工字厅西院一巷之隔，有一独立的小庭院，房屋数十间，曰“古月堂”。这组建筑肇始于道光二年之后，初时为园主的专用书房，有说是太子、王子的读书之所。而当年的燕京大学，现在与清华园一路之隔的北京大学占据的园子，则是当年公主读书之所在。 ^[29] 清华学堂入驻后，园内原有的两座破庙早已拆除并平整了地面，其他如马圈、车房、东所、西所、西跨院、饭房院、黄花院、佛堂院等残破灰瓦房共计131间，全部铲除，或夷为平地植树栽花，或在原址上建新的建筑。已建成的馆舍有：一院西部——又称清华学堂洋楼；三院——中等科教室和宿舍洋楼；北院——外国教员住宅。至于所聘中国籍教员，由于华人地位低下，除薪水比洋人教员少一大截，专门宿舍自是为零，入住洋楼更是梦中泡影，只能集体暂住在以工字厅为主体古旧建筑的附属院落——古月堂。

当时近春园与清华园西部的河流要道和进出水闸，被种地农民为图自家便利随意阻塞，校方请内务部将那块地段一并按例作价划入清华园，支付大洋一万零五百元搞定。租农迁走，原地筑起围墙五百丈，对渠道加以清理排淤，自此整个清华园区域水流与循环问题得到解决，自万泉河奔涌而来的水流源源不断注入池塘。工字厅西部一长渠，与园内一大一小两个池塘重新注入了清水。未久，荷花长起，开满了整个池塘，成为师生迁入清华园后见到的第一处美丽景观。正是：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除荷花搭配的天光云影，还有与“藤影荷声之馆”般配的“水木清华”。前者是当年在此居住的吴宓（雨僧）教授起的别名，因这个小院与工字厅后厅以“三步廊”相接，俗称“西客厅”或“西花厅”。初建时用作书房，自领一院，院内藤萝缠绕，棂外荷花映窗，是工字厅大院内最幽美的一个处所，吴宓在此“奠居”时故名，由诗文大家黄节（晦闻）墨书“藤影荷声之馆”精裱后悬于厅内，为院内景物增色不少，亦成为校内外文人学者论诗谈艺的最佳去处。在这个馆里，吴氏以《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的身份叱咤文坛有时，并草成《空轩诗话》《空轩诗》等多首，以“寓个人心境”和世间情怀。红学专家俞平伯曾有《壬申春日宴集藤影荷声馆即席赠雨公》诗曰：

明灯促膝坐移时，

为惜兰言酒不辞。

偶忆廿年尘梦浅，

藤阴摊卷日初迟。

“滕影荷声之馆”后厦正廊门额之上，悬有查良钊怀念的“水木清华”匾额，据传是康熙皇帝手笔，或者后人模仿御笔再造之，算得上庄重挺秀，或者说不算难看。两旁朱柱上有一副颇为精彩的楹联：

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

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此为清初州校官、震泽沈广文，为广陵驾鹤楼杏轩题写的得意之作，并由清代道光进士，咸丰、同治、光绪三代礼部侍郎殷兆镛录书。典出晋代谢混《游西池》诗：“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湛”为澄清之意。因工字厅后有荷花池，故有谢氏诗句，以及康熙帝前来游玩时御书之“水木清华”匾额。咸丰登基后，再次来园内工字厅游览，门廊北有临水平台，平台边竖绿豆色石制栏杆。从平台上遥看四周，山峦起伏，松柏苍劲，野花遍山，一派水清木华的自然景象。兴之所至，咸丰乃下诏将工字厅一代由“熙春园”改为“清华园”，并御笔题写“清华园”三字，悬于工字厅门额上方。正因了康、咸二帝两块御书匾额，以及“清华”二字和清华园命名，才有了日后再度以此命名的清华学堂、清华学校与后来的国立清华大学。

当然，梅贻琦与梁实秋等师生初进清华园的时候，此处正大兴土木，全面改造，在景观和环境上要达到查良钊心目中的“水木湛清华”仙居境界，还要等到十几年之后。

清华园里好读书

梅贻琦进入清华园时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梁实秋在回忆文章中做了极其生动、活泼兼幽默的叙述，其文风、文笔皆体现了地道的“梁氏风格”——许多幽默段子趋于黑色，读后却令人捧腹外加喷饭。如此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顺手拈来皆为故事，严谨中不乏诙谐，知人论世不失史家风采的“雄文”，确属了解1915年之后清华园历史风貌以及师生生活情形、情趣不可或缺的上乘之作。对于校园与房舍所处位置以及内外环境的变迁存续，梁实秋做了如下描述：

校门以内是一块大空地，绿草如茵。有一条小河横亘草原，河以南靠东边是高等科，额曰“清华学堂”，也是那桐手笔。校长办公室在高等科楼上。……河以北是中等科，一座教室的楼房之外，便是一排排的寝室。现在回想起来，像是编了号的监牢。我起初是六个人一间房，后来是四人一间。室内有地板，白灰墙白灰顶，四白落地。铁床草垫，外配竹竿六根以备夏天支设蚊帐。有窗户，无纱窗，无窗帘。……每两间寝室共享一具所谓“俄罗斯火炉”，墙上有洞以通暖气，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暖气可通。但是火炉下面可以烤白薯，夜晚香味四溢。浴室、厕所在西边毗邻操场。浴室备铝铁盆十几个。浴者先签到报备，然后有人来倒冷热水。一个礼拜不洗，要宣布姓名；仍不洗，要派员监视勒令就浴。这规矩好像从未严格执行，因为请人签到或签到之后就开溜，种种方法早就有人发明了。厕所有九间楼之称，不知是哪位高手设计。厕在楼上，地板挖洞，下承大缸。如厕者均可欣赏“板斜尿流急，坑深屎落迟”的景致。而白胖大蛆万头钻动争着要攀据要津，蹲蹬失势者纷纷黜落的惨象乃尽收眼底。严冬朔风鬼哭神号，胆小的不敢去如厕，往往随地便溺，主事者不得已特备大木桶晚间抬至寝室门口阶下。桶深阶滑，有一位同学睡眼蒙眬不慎失足，几遭灭顶。 ^[30]

梁氏所言“几遭灭顶”者，应是他另一篇文章所说的项君，梁说：“新生是一群孩子，我这一班里以项君为最矮小，有一回他掉在一只大尿桶里几乎淹死。二三十年后我在天津遇到他，他已经任一个银行的经理，还是那么高，想起往事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 ^[31]

与梁实秋同期入学的四川籍学生李先闻，在回忆中也提及如厕的生活：“我们中等科前三排是教室，后三排是宿舍，宿舍是‘王’字形，我和顾毓琇及另外三位同学住最后一排，左边第二间房，地方大，厕所远，我夜里怕狼（听说西园有狼），不敢起床出去小便，常会在梦中便不知不觉地尿在床上了。湿得不好过，尤其是冬天，炉火熄了更冷，只得向旁边缩着睡，因此垫褥上尽是‘地图’。斋务长后来知道，年幼的学生胆小不方便，在通道里晚上准备不少便桶，确是德政。” ^[32]

当时学校离城较远，就医不便，学校自己成立了校医室，后来发展成校医院。梅贻琦进校时的校医室属初创阶段，无论是房屋设备还是校医水平皆不敷用，特别是校医的服务态度，曾令许多师生不快。梁实秋回忆中对此亦有涉及：“在体育馆之南，小河之北。小小的平房一幢，也有病床七八张。舒美科（Shoemaker）医师主其事，后来换了一位肥胖的包克女医师。我因为患耳下腺炎曾住院两天，记得有两位男护士在病房对病人大谈其性故事与性经验，我的印象恶劣……” ^[33]

刚进清华大门的学生，报到、注册之后，教务室便按监狱的管理方法，给一个编号别在胸前，据说“清华园有很多位美国老师，怕他们搞不清中文姓名，所以用编号代名字” ^[34] 。如此这般，无论点名、排队或做了什么事，一旦被发现，就容易记住，无形中对学生产生了一种约束。当然，如果做了好事被发现并记住，登榜表彰，又是一件荣耀自豪的事，反之则令人不爽。梁实秋清楚地记得，学生几乎全体一致穿着布衣布鞋布帽布手套，只有在清华毕业前夕才试着西装。学生平常是不准出校园的，星期日要有家长或保护人请假信才能出校门。由清华到市内普通是骑驴子，人力车一共只有十几辆，“所以进城听戏逛窑子都很不方便（有两位冶游出事被开除了）” ^[35] 。

对于梅贻琦初到清华园时的膳食与膳费，梁实秋说：“膳食比较其他学校为佳，本来是免费的，我入校那年改为缴半费，我每月交三元半，学校补助三元。八个人一桌，四盘四碗四碟咸菜，盘碗是荤素各半，馒头白饭管够。冬季四碗改为火锅。早点是馒头稀饭咸菜四色，萝卜干、八宝菜、腌萝卜、腌白菜，随意加麻油。每逢膳时，大家挤在饭厅门外，我的感觉不是饥肠辘辘，是胃里长鸣。我清楚的记得，上第四堂课《西洋文学大纲》时，选课的只有四五人，所以就到罗伯森先生家里去听讲，我需要用手按着胃，否则肚里会呜呜地大叫。我吃馒头的最高纪录是十二个。斋务人员在饭厅里单占一桌，学生们等他们散去之后纷纷喊厨房添菜，不是木樨肉，就是肉丝炒辣椒，每人呼呼的添一碗饭。” ^[36] 对于学生的日常生活，斋务人员管理相当严格，一旦越矩就要受罚。如果学生思想行为不端，偷取一本字典，或是一匹夏布，一旦被发现或抓获，就要开除学籍。至于打架斗殴，更是处罚严厉。 ^[37] 梁实秋还清楚地记得，“工字厅西南有古月堂，是几个小院落组成的中国式房屋，里面住的是教国文的老先生。有些位年青的教英文的教师记得好像是住在工字厅，美籍教师则住西式的木造洋房，集中在图书馆以北一隅。从住房的分配上也隐隐然可以看出不同的身份。” ^[38] 。

梁氏所言大体不差，初到清华学校任教的梅贻琦，所住房舍正是如此。

据梅贻宝回忆说：“一九一五年我考入清华学校。清华招生名额乃按庚子赔款各省摊派为比例。那一年直隶省录取五名。富庶省份如江苏、广东，都在十名以上。所以清华校址虽然在北京，而学生中反倒是南方人占多数。与我同期入校的有梁治华（实秋）、徐宗涑、顾毓琇、吴景超、吴文藻等，属一九二三年级，入校不久我被提升了一级，改属一九二二级（壬戌）级。……适巧月涵哥亦是本年入清华做教员，他教物理、数学。在物理班上他是我的老师。由十四岁到二十一岁，我在水木清华的环境里长大成人，所受的教诲感染，真是笔难罄述。” ^[39] 又说：梅贻琦与其他华人教员住在清华园学务处，即工字厅西偏院里。由于他成了我班的老师，“物理这一门我尤其小心预备，以免班上彼此‘那个’，学年结业我得了个甲等。我有时到工字厅他的住处看看。他在时，则是彼此互看一番，Interview（谈论一番）而去。他不在时，则偷吃些花生米蛋糕而逃。他亦从未问过我这些琐事，大概是心照不宣的了。有一次学校国语演说比赛，我参加了。题目已忘记，大概与欧战有关。这次去看五哥，五哥居然根据讲题同我讨论了好久。我当时不过十几岁的顽童，不觉顿开茅塞。回房好好预备了一番，演说比赛竟获第一。此后每天看报，数十年如一日” ^[40] 。

梅贻琦初入清华教书时，学校并未划分院系，只是在必修课程之外，开设一些文法和理工方面的课程，供学生按照自己兴趣选修，并为将来的专业打好基础。后来有清华校友以及梅夫人韩咏华在回忆文章中说梅贻琦一入校就当上了物理系主任，其实是不对的。此时梅还是个“小人物”，只是一位教授物理、数学的低级中国教员而已。据1922年考入清华的学生赵访熊回忆：“梅先生真正是我的老师，他教我们《普通科学》。他是学物理的，我们上他的课觉得很有意思，一点也不紧张。他讲到爆竹怎么会响的，从物理方面作解释。他教的是很普通的物理课程，当时旧清华有很多的普通课程，其中还有一门《公民学》，讲怎样当一个合格的公民，我想我们的中学也应该开设一门公民课程，使学生不致乱七八糟胡搞。” ^[41] 至于赵氏所说的中学开设公民课程，开了公民课程学生是否就不“胡搞”，或一个专制政权是否喜欢学生从小就具有“公民意识”等，暂且不去讨论，现在接着说清华与梅贻琦的往事。

当时清华分为中文部与西文部，梅属于西文部的中国籍初级教员。据清华史料载，西文部教员“享盛名者”，有德文教员谭唐（G.H.Dantom）夫妇、Van Benschoten女士；英文教员王文显、司密士（E.K.Smith）、周辩明；法文教员宋春舫；历史教员麻伦（Malone）；数学教员梅贻琦；社会学教员狄玛（Dittmer）；音乐教员Sharr女士、施丽（Seelye）女士；图书教员司达（Starr）女士。另据清华校友刘师舜回忆：“以上所列诸先生女士，大多数笔者均曾相从，而得受亲炙之益。” ^[42] 1918级毕业的李济对西文部老师印象较浅，他回忆文章中提到的只有一人，即“所授三角这门课程”的梅贻琦。保存于李济印象中的只有两点：梅“是一个很严的老师，我却不算一个好学生” ^[43] 。

尽管同在清华西文部任职，但中国人与洋人的地位比起来，可谓天壤之别，仅一个住房即可见出高下，梅贻琦等住工字厅小平房一间侧室，而洋人却住北院“美国地”拥有七八个房间的上等小别墅。而中西教员的薪水差异之大，更令人慨叹。不过，在梅贻宝看来，当时整个学校除特别邀请前来兼课的梁启超，没有什么赫赫有名的大师，大多是二十几岁的青年教员。老头子教师也有，但大多教国文，学问根底很好，有的还是前清举人、翰林，只是在清华园里有些名声，出了清华园则默默无闻，没人知道他是哪方神仙，绝没有达到窗户棱子吹喇叭——名声在外的境地。个中原因，梅贻宝认为：清华园离城较远，当时学生全体住在校内，缺乏与外界沟通交流。但无论有名或无名，各教员“都很认真，郑重其事，给诸生在中文、英文、数学、科学打下很好的基础。老师督课很严，学生不敢怠惰。中等科课室即是自修室，每人指定一座。晚八时至十时为规定自修时间，随时点名查号。高等科比较自由些，但已养成用功的习惯。熄灯后仍有人点蜡烛苦读，名曰‘开夜车’。清早又有人到荷花池边去，高声朗诵” ^[44] 。

这一个时期，梅贻琦给同事的印象是沉默寡言，甚至给人孤独自持之感。曾与闻一多、罗隆基、吴国桢等同级，一度做过清华教授和四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人尊“逖公”的浦薛凤，曾深情地回忆说：“本人于民国三年夏考入清华后，梅师曾授予数学一课，讲话特别缓慢，解释非常明白，练习认真，而态度和蔼，此一印象至深，犹历历如昨日事。” ^[45] 与浦薛凤同级、一度出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的吴泽霖，对梅贻琦这段生活有更细致的观察，吴说：“像他这样一位不善辞令的人，1915年回国就在清华任教，一周要上三门枯燥乏味又难以用一般词汇讲述清楚的数理课程，还要批阅成堆的学生作业，其紧张繁忙之状，凡我初试教学的人，都会有深切的体会……在清华教学的头几年里，梅先生住在工字厅的一间侧室里，每当深夜万籁俱静，人们总是能从窗帘透出的灯光中，看到他专心致志、埋头备课的身影。尽管工作如此繁忙，他仍挤出时间和精力，认真去从事他认为有利于教育青年的活动。”又说：“在梅先生执教初期，中学部学生每晚七至九时，照例在自修室内集中自习功课。校方派教师巡视督察，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这是一般教师最不愿意承担的额外负担，而梅先生年复一年地在轮值的夜晚里，踏遍这些自修室的外廊，耐心地辅导学生，为其他教师节省了大量的备课时间。” ^[46]

当时清华高等科毕业生，仅相当于大学二年级水平，就此放洋留美插入各大学不同的年级继续深造，直至读完本科、硕士、博士等归国。在这样的体制和校方安排下，学生常按照自己的专业兴趣，联合同好组织各种社团，进行一些有助于专业学习的课外活动。自1913年起，有一批志向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成立了清华“科学社”，但最初的两年间，基本没有让大家特别感兴趣和提高专业知识的活动，直到1915年梅贻琦入校，以及庚款第三批直接留美生返回清华任教的杨光弼、虞振镛等到校后，活动才得以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梅贻琦作为“科学社”顾问，不但辅导社员课外学习、活动，还利用自己的关系，经常为该社邀请校外自然科学家前来演讲和指导，为理工科学在清华校园启蒙与扎根起到了促进作用。曾是清华科学社社员的刘崇乐、程绍迥等青年学生，自美留学返国任教清华后，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进步迅速，成为名重一时的教授群体，而这一批清华老学生回忆当年那段岁月，皆称受梅贻琦、杨光弼等指导的“科学社”影响颇大。对于这个循环因果，或如吴泽霖所言：“看起来都只是教师们课外的一些零星活动，但正是由于这是课外的，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般教师对它们都不感兴趣，不去插手，而梅先生却乐于参加，而且在参加时态度严肃，认真负责。他那时在教学上还没有足够经验，还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备课，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却那样地重视课外活动，看到这些，我们更感到他对学生的爱护和对教育事业的衷心。” ^[47]

作为一个普通教员和尚是“小人物”的梅贻琦，血气方刚，精力充沛，与学生们在一起并做些有益的工作，是情趣、志趣外加环境所决定，梅贻琦身心当是快乐的。但从另一方面说，当时梅这样一个单身青年居住在工字厅小侧室内，有时难免感到孤独与落寞。他当时的薪水在中国教员中属于最低的一级，根据规定，学生付出的膳费很少，而教员膳费却要自掏腰包。家庭一切开销靠梅贻琦勉力承担，而微薄的薪水令他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对这一段生活，梅贻宝回忆说：“五哥初入清华供职，另有三个弟弟在各中学读书。不久分别升入北京师大及清华高等科。这几年大家庭的费用，诸弟的教育费，全由五哥一人负担。大概还清偿了一部分家里的旧债。” ^[48]

或许是经济原因，或许缘于孤独与其他烦恼，半年之后，梅贻琦于清华寒假回津，产生了另谋差事的想法，但被张伯苓所阻止。据梅贻琦夫人韩咏华说：“半年后放假时，月涵回天津去见张伯苓先生，表示对教书没什么兴趣，愿意换个工作。张先生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月涵照老师教导，老老实实回京继续在清华任教。这是他晚年在美闲居时告知我的一段趣闻。我说：‘这可倒好，这一忍耐，几十年、一辈子下来了。’” ^[49] 梅贻琦与夫人韩咏华相识很早，早到少年在天津严氏家塾求学时期。韩家乃天津名门望族，属商业八大家之一，在津开设天成号商行，经营近海运输。韩咏华的曾祖父和祖父均是京官，职位不高，但有些名望。父亲韩渤鹏，名耀曾，为晚清候补道，民国初年在北京政府国务院任谘议之职。韩咏华一辈兄弟姐妹九人，咏华排行第五，人称“韩五姑”。因与严家是世交，当严修办私塾时便把韩家长子韩振华一并收入私塾就读。后来严老先生看到韩家有女初长成，便说女孩子也可以一起进私塾读书，以开风气之先，造就新式国民。于是，家长同意，时年十岁的韩咏华便穿上长袍、坎肩，戴上帽头，打扮成男孩模样，进入严氏家塾，与严家姑娘、少妇一起读书识字。据韩咏华回忆说：“当时除严氏家族的姑娘们之外，尚有亲友们的女孩儿四五个。家塾设在严宅的偏院酒坊院中，男女生各占一边，轮流使用一个操场。女生上体育课时，要把通向男生院的门关上，因我年纪最小，每次都被派去关门。另外，从女生这边隔着窗子也可以看到男生的活动，这样我就知道了月涵和金邦正等人。” ^[50] 当时中国有点身份的青年才俊，开始学习日本人的装扮，从发型、胡须都要模仿，对日本教育和文明进程更是崇拜有加，严家亦不例外，从日本请来教师为学生教授音乐、手工、日语、缝纫和洗衣等课。1907年，又从日本请来幼儿教育专家授课，严氏女塾部分演变为幼稚师范，日本的名称叫保姆讲习所。韩咏华读书三年后，严修认为其材可造，发话说：“韩五姑可以上幼稚师范。”于是，时年13岁的韩咏华又上了幼师班。几年之后，梅贻琦自美国学成回津，正好与出国考察的严修结伴同船归来，众多亲朋师友一起到大沽口码头迎接，韩咏华躬逢其盛，这一个场面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梅贻琦归国后首在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任干事，时韩咏华已于幼师毕业，执教于天津严氏幼稚园和朝阳观幼稚园，业余在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做些工作，每遇请人演讲等事都找梅贻琦联系，并劝梅的妹妹到女青年会参加活动。天作地合，促成了梅、韩二人正式相识相交。尽管两人心中已有对方，但一层窗户纸没有戳破，谁也不好意思谈及婚姻之事。待梅贻琦去北京清华任教，有提亲说媒者，梅一概不为所动。此段故事据梅贻宝说：“像五哥那样的人品，那样资历，当时说媒保亲的不计其数。他好几年不为所动，显然是顾虑全家大局而自我牺牲了。眼看五哥行年已近30，幸而渐渐的听说常往韩家坐坐。” ^[51] 想不到这一“坐”，被精于世故的严修老先生看出了门道，于是从中说和，一层窗户纸戳破，梅、韩二人就缔结了婚约。当然，此事也并非严老先生一句话就能定终身，对梅贻琦来说，其间也经过了一番煎熬与波折。许多年后，韩咏华说：“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经过，仍觉得有趣。当时，严老先生跟我父亲谈，后又跟我哥哥谈，最后由我表哥和同学出面，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梅先生参加了。事后梅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由同学转交给我。我把信交给父亲看，父亲说：‘不理他。’所以我就没有写回信。不久后，梅先生又给我的同学写信，责怪说：‘写了信没得回音，不知是不愿意，不可能，还是不屑于……’我又把这封责问信给父亲看。父亲却出乎意料地说：‘好，好，文章写得不错。’父亲因此同意了。此后，我们便开始通信。我们1918年订婚，1919年结婚。婚礼在北京东城基督教男青年会举行，由牧师证婚。我们的婚礼在当时是很新式的，家里有人不满意，纷纷批评。因为我上边的哥哥姐姐都是旧式结的婚。” ^[52]

韩咏华比梅贻琦小4岁。结婚时，梅30岁，韩26岁，这个岁数在当时算是相当晚婚了。而就在梅、韩订婚前还有一个小小插曲，即关于梅贻琦性格一事。据韩咏华说：“我们订婚的消息被我的同学陶履辛（陶孟和的妹妹）听到后，急忙跑来对我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我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就这样，我便开始了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四十三年的共同生活。” ^[53]

尽管梅贻琦平时沉默寡言，但说起话来不失幽默，许多从梅氏口中说出的段子，被清华师生记住并一代代传了下去。当时梅、韩结婚，在清华教员中产生了不大不小的反响，气味相投的青年教员和朋友赶往北京城内参加了婚礼，并仿梅贻琦平时的幽默风格，在所送对联中把上款的“月涵”题成“悦韩”，梅贻琦自是高兴地“笑纳”了。

婚后，梅贻琦为“悦韩”故，在北京香炉营头条专门租了一个小后院，由天津接咏华前来居住，父母仍住津门。梅平时住在清华园工字厅单身宿舍，只在周末时回香炉营头条租住处与妻子一起生活。为顾及家庭大局，梅贻琦总是把月薪分成三份：一份给天津的父母；一份给读大学的三个弟弟；一份留给北京香炉营的小家。梅家同胞五兄弟中，二弟贻瑞辍学在一中学教了一段书后，重新考入京师高等师范学校，三弟贻琳、四弟贻璠、五弟贻宝皆以优秀成绩考取清华中、高等科，而其小妹贻玲则考入南开大学。作为兄长的梅贻琦，一直供给他们到大学毕业。其中贻琳与贻宝考取庚款留美，贻琳先后获芝加哥大学医学博士、霍布金公共卫生学博士，成为拥有“双博士”学位的“海龟”，历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陪都重庆卫生局长等职。梅贻宝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历任燕京大学教授、教务主任、文学院院长，以及抗日战争期间迁于成都重建的燕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被时人称为“小梅校长”。但这位小老弟却奉长兄梅贻琦为真正的“祭酒”，并对其仁厚的“德政”念念不忘。许多年后，在《五月十九念“五哥”》一文中，梅贻宝对去世的长兄有一段深情的追忆：“五哥直接教导诸弟的时候可说没有，但是他对我的学业、为人种种方面的影响，是不可言喻的。后来读书，明白儒家道家的‘垂拱而治’，‘政者正也’，‘无为而无不为’等等道理，甚至佛家亦有‘无言之教’之说，这都可见潜移默化的功能。我从未听过五哥述说这些道理，而实施此理最著成效的教育家中，恐怕要以‘五哥’为祭酒。” ^[54]

1920年，梅贻琦长女祖彬出生。翌年8月，次女祖彤尚未出世，按校章规定，梅贻琦获得清华公费赴美深造，入芝加哥大学进修物理，同时兼任纽约大学物理课讲师。1922年夏，梅贻琦获芝加哥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旋赴欧洲各国考察、游历。9月，返回清华大学担任物理学首席教授，同时被委任为改革学校（筹设大学部）调查委员会委员。未久，迁入清华园南院5号教授宿舍居住……这个时候，为筹建清华“四大建筑”和教职工宿舍费尽心血，并聘请梅贻琦进入清华任教的周诒春校长，在内外各种势力倾轧中，已离开清华园四年有余矣。

周诒春的“初恋”

按清华校史稿记述，周诒春，字寄梅，原籍安徽，1883年出生于汉口，为独生子，父亲是一位具有新思想和西方价值取向的茶商。周年方启蒙，父亲遵照“只有在新的潮流下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时髦观点，聘请英文教习让其在家接受西式教育，一心要把小周培养成学贯中西、适应新潮流的时代风云人物。1885年，12岁的小周被送入上海圣约翰书院接受基本训练。这位少年确是一位天才的读书种子，各方面表现突出，受到教师颜惠庆及书院主持人卜航（Dr.E.L.Hawksport）等长辈器重。6年后的1891年，小周已变成了品学兼优、风度翩翩的帅哥，遂以学生身份兼任该院数理科助教和英文教员。1903年，周诒春毕业，留校继续任教。1907年，周自费赴美留学，初入耶鲁大学习普通文科，1909年转威斯康辛大学，翌年得硕士学位。留学期间，周氏显示了独特的聪明才智与处世风格，曾被选入三个荣誉学会的会员，1908年获全美大学生演说辩论最优金牌奖。1910年9月，周诒春返国，先任上海中国公学英文和历史教员，1911年上半年又通过考试获清廷赐进士出身，成为中国科举制度末班车最后几位搭乘者之一。同年，转入上海复旦公学任心理学和哲学教员，时马相伯为公学监督。在这一时期，周诒春与圣约翰时代的老师颜惠庆保持紧密联系，并协助颜氏编撰《英华双解大辞典》。辛亥革命事起，受颜惠庆推荐，周诒春任职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并担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英文秘书。当清华学堂重新开学并改为学校时，原教务长张伯苓辞职回津不归，受颜惠庆荐举和唐国安之聘，周诒春出任清华学校副校长兼教务长。未久，校长唐国安不幸病殁于任所，周诒春顺利接任校长并掌控了全校大局。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周诒春留学归国后的仕途与颜惠庆有着既紧且要的关系，而他日后事业上的发展与最终怅然离开清华，也与颜氏的命运紧密相连，可谓中国历代官场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典型代表。那么，这位颜氏惠庆又是何许人物？

据史料载，颜惠庆（字骏人）在中国历代英雄人物榜中排不上座次，但与普通士人相比，则非等闲之辈，具备了三拳两脚行走江湖的本领。此公生于1877年（清光绪三年）上海虹口，父亲颜永京曾入美国人在上海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并赴美留学。1861年，老颜在英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工部局任翻译，后在上海、武汉传教多年，一度做过圣约翰书院的山长。颜惠庆母亲姓戚，受过新式教育。1880年，颜家从虹口搬到圣约翰书院，小颜有机会接触美国人。此后，颜惠庆在圣约翰、英华书塾和同文书院就读，学过英文和拉丁文以及数学。中文旧学是老颜另请家教所教。1895年，小颜被父亲剪去发辫，学西洋人的样子轻装上阵，赴美国中学就读。1897年，青年颜惠庆入弗吉尼亚大学进修。此间学过德文、英国文学以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而国际法和宪法则是颜生的偏好。1900年，即庚子拳匪之乱那一年毕业回国，入上海圣约翰书院（1905年升格为圣约翰大学）任教，成为这所学校自1879年创建以来，与学校外籍教师享受同等待遇的第一位华籍教员。颜的教学任务是，每周授课24小时，包括中学部的地理、英文（读本、文法、作文、翻译等），以及大学部的数学、英文（修辞、作文等）。学生使用的课本与教师讲授皆用英语。据颜氏本人后来回忆，这段时间，授课重点既多，还须批改作业，工作夜以继日，无片刻余暇。

此时的颜惠庆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狮子，周身爆发出超常的正能量，并突显出一般资质者难以望其项背的干才。他的努力和才智受到校方与外籍教师的钦佩与尊敬，大多数美籍同事公认颜氏对英文文法与结构的了解，超过他们甚远。在如此繁忙的教务中，颜惠庆不忘初心，撸起袖子大干，读书之余开始著述，在学生周诒春协助下，颜氏利用课余和假日时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纂《英华双解大辞典》。随着时间推移与交流次数增多，颜、周二人的关系超出了一般师生，结下了近似父子的深厚情谊。颜氏主持编纂的《英华双解大辞典》，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时距《华英字典》的作者马礼逊来华时间一百年，距《几何原本》译者之一利玛窦来华的时间已三百年。这个时候的颜惠庆，有条件比前贤积累更多的双语知识，也有机会接触更新的科学人文词汇，因而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业内轰动，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英汉双解辞典”“巨型双解大辞典的拓荒者”云云，其价值大致如严复在该著序文中所言：“《英华大辞典》出焉，搜辑侈富，无美不收，持较旧作，犹海视河，至其图画精详，迻译审慎，则用是书者，将自得之。”——此为颜惠庆首次向社会展示他的才华与巨大能量，借此一役，颜氏名声大噪，为国内外学界所瞩目。

1905年，颜惠庆于上海创办《南方报》（South China Journal）。这是一份中英文合璧的报纸，颜氏特辟一个英文版面，邀约唐国安任编辑，以树立“利用舆论对外保障国权的楷模”与“经澎湃之风潮而著效于社会”的典范。

作为当年容闳带出的留美幼童唐国安，何以在归国后与作为晚辈的颜惠庆走到一起？此事说来话长但亦可短说。1881年，在美留学的唐国安尚未毕业被迫回国，因守旧势力与顽固势力双重诋毁和打压，唐国安和与他一同回国的幼童生，受到朝廷及各级官吏不公正对待，一时四散流落。唐国安先到开平煤矿（开滦前身）、京奉铁路等处工作，后辗转到上海圣约翰书院任主讲，并担任寰球中国学生会会董。正是在圣约翰书院，唐国安与青年才俊颜惠庆由相识到相知，最后成为莫逆之交。

1906年10月（光绪三十二年九月），颜惠庆离开上海北上，参加清廷举行的留学毕业生考试。大清王朝对留学生考试，原本属于新鲜事物，但仅举行几届即寿终正寝。据统计，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共举行东、西洋留学毕业生考试七次，合格者1388人，其中留学日本1252人，留学欧美136人。据曹汝霖回忆：“第一次应试者，只有十四人，西洋学生无一人应试。第二试人即多了，西洋学生应试者亦多，颜惠庆即是第二次应试者。考试留学生分两次，第一次在学务处，及格者再行保和殿殿试……殿试悉循科举制。”此次殿试的阅卷大臣为孙家鼐中堂、陆润庠中堂、张亨嘉侍读学士，“越二日发黄榜，张于左角门外，一榜尽赐及第，惟分一等为进士，二等为举人……此次殿试结果，引见后授职，一等者授翰林检讨、主事、内阁中书；二等授七品小京官、县知事。吏部定日引见，在颐和园仁寿殿，御案移近殿门，引见者站在阶下，上下都能看见，每人高声自背履历。慈禧太后坐中间，光绪皇帝坐于左侧，揣引见用意，要观其容，听其声，察其举止而已”。 ^[55] 考生们得见天颜后，一律及第。分别授金邦平、唐宝锷、张瑛绪、曹汝霖、钱承瑛、胡宗瀛、戢翼翚、陆宗舆、王守善、陆世芬、高淑琦、沈琨、林棨等十四人为进士、举人出身，并授予官职。 ^[56]

清廷于1906年举行第二次留学生考试时，在不变的外表下暗含着重大变革。信息一，主试官不再是一群科举出身、头昏眼花的土包子老朽，换成当年随容闳出洋的幼童生、时为外务部侍郎的唐绍仪；副主考官为严复、詹天佑，此外尚有政府医官、法官等数人，共同主持相关科目考试。信息二，试毕发榜，及第者三十二人，其中最优等九名，第一名不是曹汝霖回忆中的颜惠庆而是陈锦涛。颜惠庆屈居第二，谢天保第三，以上三人是为前三甲；颜惠庆胞弟颜德庆名列第四，其他五人为施肇基、李方、徐景文、张煜全、胡栋朝。优等五名，分别是田书年、施肇祥、陈仲篪、王季点、廖世纶。中等十八名，分别为曹志沂、黎渊、李应泌、王鸿年、胡振平、王荣树、路孝植、薛锡成、周宏业、陈威、权量、董鸿祎、嵇镜、富士英、陈耀西、罗会坦、傅汝勤、涂廷爵。以上三个类别中的最优等九人，授予进士出身；优等、中等共二十三人，授予举人出身。信息三，此次考试合格留学生国别，欧美留学生共十七名（最优等九名均为欧美留学生；优等五名，欧美留学生占三名），日本留学生共十五名。 ^[57]

对于这次记忆犹新的考试，颜惠庆回忆说：“我报考的专业是哲学，严复为主考官。试题与答卷均用英文，这在会试中实属奇事。试后发榜，陈锦涛（耶鲁大学博士）名列第一，我列第二名，弟弟颜德庆（利哈伊大学学生）名列第四，施肇基（康奈大学硕士）名列第五。另有五名，几乎也都毕业于美国的大学，以上共计10人取为最优等，赐进士出身。其余40余名列为二等，赐举人出身，其中大部分曾留学于日本。……发榜后数日，中式者首先拜谒学部尚书、侍郎以及所有考官。继之，于清晨诣颐和园，恭候引见太后及皇帝。……当时，清廷对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尚有疑忌，惟恐他们对清廷存有二心。……清政府一方面希望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我们能用学得的知识为朝廷服务，一方面又忧心忡忡，惟恐我们会成为此时已开始显露锋芒的革命党人。这次会试后，我被授职于学部。但由于在上海尚有职务，只好请长假，返回南方。比起1880年代游美留学幼童归国后的遭遇，我们这次在京受到的待遇确实很优厚。” ^[58]

从以上几条信息和回忆可知，清廷官僚集团已由科举出身的本土儒生转向洋务派新生力量；东西洋留学生开始转换位置，欧美留学生以绝对优势占据上风，而留日学生却衰落迅速，明显处于下风；此等转换非人力所及，而是世界潮流所趋。尽管清廷对这一帮留学生极不放心，但仍以礼相待，加以笼络——这意味着，时代变了，当政者不得不在国体摇晃中顺潮流而动，无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者，有一个事实已经形成，即一个以欧美思想学术为中心的现代科学主宰世界的时代来临了。

前文已述，1907年7月，清廷驻美国公使梁诚奉召回国，他的职位由英国伦敦学院毕业、中国近代第一位法学博士伍廷芳接替。与伍氏友善的颜惠庆离上海随往，任使馆三等参赞，主要负责使馆的英文文案和留学生事务。时周自齐正在驻美使馆任一等参赞，颜氏与其情投意合，很快成为无话不说的良师益友。此时，唐国安已于《南方报》被迫停办后自上海来到北京，在外务部储才馆任职。1908年，周自齐于美国返回，任外务部要职。1909年6月，周自齐与唐国安被任命为游美学务处正副监督。同年11月，由周自齐荐举，颜惠庆被清廷外务部征召回国任主事，进新闻处，主编英文版《北京日报》，同时襄助筹建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后升为外务部参议。1911年，清华学堂开学伊始，周自齐、唐国安相继出国公务，周荐颜惠庆代理学堂正监督。颜接任后，每周出城到清华园办公两次，每以策驴代步，出西直门经大钟寺斜插清华园。一路黄尘滚滚，蹄声嘚嘚，赶脚的跟在后面忽左忽右地叫喊窜跑，气咻咻然，也算京城一景。用颜惠庆的话说，走这条“捷径”好处是，比乘马车需要的三个小时节省一半的时间。

当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已升任外务部左丞、开始进入中国外交界“领导核心”的颜惠庆，与清华的关系暂告中断。以袁世凯为民国首任总统的北京政府成立后，陆徵祥于1912年5月出任第一任外交总长，颜惠庆出任外交部次长。由于陆氏体弱多病，颜惠庆实际主持外部事宜。此后外交总长多次更迭，但颜惠庆却一直稳居次长之席岿然不动，人称“不倒次长”。由于外交部与清华的隶属关系，颜惠庆与清华当政者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正是上述诸多缘由，当1913年唐国安校长病重且自知不起之日，于最后时刻泣血作书，力荐周诒春为继任人。而与周诒春一起登台亮相的副校长赵国材同是圣约翰出身，师从颜惠庆且与周诒春同期毕业，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威斯康辛大学，获硕士学位。就清华领导层而言，这一个新生局面的形成，自然是才学出众、善于抱团，以颜惠庆为中心的圣约翰人集体帮扶、合力经营的结果。——此为圣约翰人首次呈集团式亮相并占据清华层峰位置。

颇具理想抱负的周诒春继任校长后，自是勇于精进，欲把清华办成一个独具特色的一流学校。按1920级清华校友刘师舜的说法：“母校校长唐国安先生，我等入学时，唐师已在病中，颇少见面，数月后唐逝，而由副校长周寄梅先生继任校长。吾级肄业时代，多半由周师长校。此为清华全盛时代，盖彼以圣约翰毕业生留美，入耶鲁大学，得硕士学位，其人品端学粹，办学认真。我校之深厚基础，无疑的乃由周师一手创建。彼时清华能在华北享有不可磨灭之令誉，其在若干年内所造就之人才济济，指不胜屈，莫不应归功于周师之惨淡经营，不遗余力。” ^[59] 周诒春做校长的几年里，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发功用力。

首先推行“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按周的理想标准，“完全之人格谓何？其人之一切行动均在法律之内是也。”通俗一点讲，即：鼓励学生独立自主，全面发展，养成各种技能，提高综合素质，成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国家公民。周诒春认为，生活内容千头万绪，千变万化，但主要由体育、生活本身、道德与精神三部分组成。年轻一代在学校了解生活，学校课程应该依照生活需要而设置。从这个角度说，学校生活就是引导规则下的社会生活的缩影。但是，学生生活毕竟是一种简单、受限制条件下的狭窄生活，而社会生活则在一种持续、复杂的变化之中。因此，学生应利用有限的在校时间，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全面提升自己，而不仅局限于读书与学习书面知识。 ^[60]

1912年，清华学堂改为新制学校后，在校长唐国安与副校长周诒春主持下，于校内成立体育部，聘请美国马萨诸塞州春田学院体育专业毕业的舒美科为主任，仿照美国的体育制度和规则开展活动。周诒春出任清华校长后，提出了鲜明的办学理念，即德、智、体三育并举，造就“完全人格之教育”。通过体育运动，使学生成为人格、体魄健全的人，以担负起“挽救我极危险之老大国”的重任。在周诒春积极倡导支持下，舒美科博士在清华建立了现代体育训练体系，使清华成为“中国最早设正规西式体育的学校” ^[61] 。当时清华的体育主要有两项：“（一）呼吸运动。每星期一至星期六早晨，有十分钟呼吸运动……（二）强迫运动。每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四时至五时有强迫运动。在那段时间内，全校学生都穿短衣到操场上作各种活动。有体育教员巡视场际指导一切。” ^[62] 这两项训练直到1919年春季体育馆落成，各类体育课转移到馆内才取消。

关于各项运动的要求和利弊，师生评价各有不同，梁实秋回忆说：“教我体育的是舒美科先生、马约翰先生，马先生黑头发绿眼珠，短小精悍，活力过人，每晨十时，一声铃响，全体自课室蜂拥而出，排列在一个广场上，‘一、二、三、四……’连作十五分钟的健身操，风霜无阻，也能使大家出一头大汗。” ^[63] 另据潘光旦回忆：“清华的体育，即在当年，积极的一面终究是更大的一面。上面说到它的强迫性，强迫就意味着普遍，积极的一面就在这里。对付当年专啃书本、足不出户、手无缚鸡之力的一班‘小老头子’，就得这样办，才有希望把千百年的积习与惰性加以初步的扭转。因此，当时得益的倒未必全是‘雅座’上的座客，而是一般的同学。有了体育馆的设备和形成正式课程以后，这种好处更取得了物质与制度的保证。缺点也是有的，特别是在最初美国人担任指导的若干年里，一般的鼓励有余，个别的指导很不足。我入校不久，就选择了‘跳高’作为经常锻炼的方式。不到一年，就出了毛病。我自己总想做个‘文武双全’的人，想在体育方面也出人头地，好高骛远，一意孤行，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但若当时，作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能够得到一些指导，这毛病与后来的不可挽回的损失，我想是可以不发生的。” ^[64]

潘光旦说的“出了毛病”，乃1914年在校园跳高跌倒，伤了腿。当时校医有欠高明，耽延一阵，竟成不治，只好把腿锯掉。只剩一条腿的潘光旦曾装过假肢，但麻烦胜过架拐，一气之下把假肢拔下扔掉，只靠架拐行走。这一走就走了一生，同事与学生背地里叫他“独腿客”。又因古时有《八仙过海》的传说与戏剧，徐志摩把潘光旦与胡适并列，戏称为“胡圣潘仙”。胡，指猢狲，乃齐天大圣孙猴子；潘仙，自然是和在蓬莱仙阁与何仙姑等辈一起渡海的八仙之一铁拐李扯上了关系。至于到了西南联大末期，有学生因对潘氏政治观念和做法不满，在校园张贴大字报称为“独脚兽”，则是另一场争斗引发的故事了。

除了对体育优劣两面的点评，潘光旦又说：“此外，又曾推行过一段时期的课间操，每日上午十分钟，也还有意义。像其他中学一样，也曾搞过英帝国主义者贝登·鲍威尔所‘创立’的所谓童子军，设备很齐全，解放前的末任校长梅贻琦早年还担任过清华童子军的一员教官。这就不值得多说了。” ^[65]

关于清华组建童子军之事，吴泽霖的回忆在感情上似与潘光旦不同，吴说：“当时的清华，为了促进学生有组织、有领导的课外活动，在中学部发起了一种半军事性质的童子军组织。梅先生与一些年轻教师王文显、林语堂、巢昆霖等都响应参加，都充当了中队长，与学生们共同操练，并不时同他们远足旅行或宿营。在这些颇费时间的活动中，梅先生始终认真负责。我当时就是他那个中队的队员。” ^[66] 又说：“自马约翰先生来到清华后，清华一向贯彻周诒春校长首先提倡的学生普及体育运动，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只要晴天，一到下午四时，所有教室、宿舍、图书馆，甚至小卖部尽行关闭，学生必须到体育场上活动一小时，为了支持这一有利学生健康的措施，不少教师也自动响应号召，组织了各种体育活动。梅先生在这方面也是表率。他是篮球场上的活跃分子，常常兴致勃勃地和学生们一起练习和比赛。” ^[67]

对于球类比赛，梁实秋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清华对于运动夙来热心。校际球类比赛如获胜利，照例翌日放假一天，鼓舞的力量很大。跻身于校队，则享有特殊伙食以维持其体力，名之为‘训练桌’，同学为之侧目。记得有一年上海南洋大学足球队北征，清华严阵以待。那一天朔风刺骨，围观的人个个哆嗦而手心出汗。清华大胜，以中锋徐仲良、半右锋关颂韬最为出色。徐仲良脚下劲足，射门时球应声入网，其疾如矢。关颂韬最善盘球，左冲右突不离身，三两个人和他抢都奈何不了他。其他的队员如陆懋德、华秀升、姚醒黄、孟继懋、李汝祺等均能称职。生平看足球比赛，紧张刺激以此为最。” ^[68]

梁氏说的这一次比赛，具体时间是1917年1月18日，此为潘光旦所言。为何记得如此准呢，潘说：“我记得这日子，因为它恰好是我由于醉心体育运动而不得其道，终于失落一条腿的第一个周年。”又说：“记得当天中午食堂上空气氛紧张与推测纷纷的光景，一般出乎主观的愿望，都认为清华必胜，至少主客与劳逸的形势对清华有利。与我同桌吃饭的一个新从南洋转来的插班生却不以为然，大概由于旧有的感情联系罢，认为清华必败。我们在桌上争得面红耳赤——结果是南洋输了，这同学也输了，好几天在桌上没有开腔。” ^[69]

在普遍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同时，清华确也造就了一批体育人才。据档案材料显示，1913—1925年，华北地区举行了12次运动会，清华7次获得团体第一名，并涌现出潘文炳、黄元道、杨锦魁、关颂声、孙立人等一批优秀运动员。正如体育家郝更生所言：“民国二年至六年，实为清华体育提倡时代。盖斯时学校当局，虽竭诚引导，然身受之者，终感有不能自然领受之苦。……民国七年至十一年，实为清华体育鼎盛时代。” ^[70]

除了体育，周诒春对德育与智育的培养更是不遗余力。德育方面，又特别注重将学生培养成爱国、拥有良好的社会公德与协作精神的现代公民。周氏不止一次在大型集会上强调说，清华学生既受特别权利，当奋发有为，力戒虚骄自大；当耐劳忍苦，力戒贪安好逸；当以学问为目的，不可以学位为目的；当群策群力，同气同声，以挽救国家。为此，他对学生择业提出了三条标准：（一）天性之所近；（二）国家所急需；（三）能造福于人类。对此，1917年留美的清华学生裘燮钧曾深情地回忆道：“最使我终身不能忘怀者，在到芝加哥之前夜在火车上开座谈会，周校长希望此次同来美国之全体学生，学成后回国服务，并期望每人能创办一项新事业。假定一项新事业能使五十人有就业机会，如此则此次同来之七八十人可能为国家创造数千人就业机会云。”正是这种春风化雨般的循循善诱，培育了清华学生强烈的爱国精神与责任意识，“形成了清华爱国、奉献的光荣传统”。 ^[71]

从圣约翰到美国留学，再从南京到北京清华园任职，这一段生活历练使周诒春逐渐认识到，道德本身是一个虚幻空洞的名词，只有在社会共同生活的行为准则与规范中才能体现出来。因而，他长校清华以后，着重培养学生的实干精神，提倡参与社会事业，鼓励学生接近身边的穷人，使学校真正成为社会的中心和社会公德建设的组成部分。在周诒春积极倡导下，清华师生纷纷行动起来，热心服务于社会。自1912年开始，清华成立青年会服务部，至1918年周诒春离职，其间共有青年会社会服务团（1912）、通俗演讲团（1912）、校役夜校（1914）、星期六学校（1914）、成府职业学校（1915）、星期日学校（1916）、清华社会服务团（1917）、补习学校（1918）等8个社会服务性团体成立，且各项活动有声有色，声势越来越大，广受社会各界赞誉。许多年后，潘光旦回忆这段生活时说：“一部分同学，老成些的，有些相信当时流行的‘教育救国论’，有些是认真的基督教的信徒，这两种人就是这方面的活动家了。他们主要是在校内或校园附近做些普及识字的工作。……各式各样的‘听差’，或后来改称的‘工友’就多了，加上厨丁、厨役、木匠、铜匠、水电工、园丁、火夫、清道夫、理发匠、‘美国地’各家的‘西崽’，以及住在校外的洗衣工、成衣匠……数目更加庞大。清华全部师生职员，起初不过四五百人，而直接为他们服务的劳动人口，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是这个数目的好几倍，他们几乎全都没有文化，很少几个认得字。于是，校内，就搞起了夜校，校外，如成府、三旗、西柳村、大石桥等村落，办起了些露天的识字班，每当夕阳西下，就有同学轮班出动。为了夜校，学校也出些钱，供给些现成的设备上的便利，至于校外，则物力人力几乎全都是同学自愿提供的了。” ^[72]

潘光旦所说的夜校与识字班，分别叫作“校役夜校”和“成府职业学校”。校役夜校最早于1912年由清华青年会创办人王正序同学创办，当时未得到学校辅助，规模很小。到了1915年，由傅葆琛同学继任校长，竭力提倡，加大组织力度，入校人数猛增，工作较前大为扩张，乃引起周诒春校长的注意和重视，遂与傅葆琛议定，改为青年会与清华学校合办，校方担负一切经费，聘梅贻琦等五名青年教员为顾问，重新组织班次和制定学习规程。按照新的规定，凡清华校役、厨役、电工、花匠、清道夫等均须入学，总数达百人左右。1918年，规模再度扩大，学生达到了165人，以梅贻琦为首的顾问和教职员增至25人。1919年清华社会服务团成立，校役学校归隶该团，校务等诸方面更加发达，为一时之盛。

至于校外的识字班，可分为成府职业学校和露天学校两个阶段、两种教育形式，皆为清华青年会所办，梅贻琦是所聘教员之一。最初，清华学校教职员，怜悯附近村落与夫役人员的贫寒子弟幼年失学、生活困顿，乃由周诒春、赵国材两位校长出面，梅贻琦等青年教员力助，于1915年秋发起成立贫农小学，经费悉由发起人及赞成人捐助，教员由清华学校青年教师和部分学生兼任。这个学校除普通功课外，兼习木工一科，以为日后谋生之道。当时入校者40人，后又扩充一级，共有学生72名。到了1917年，因贫民小学名称不合学生与家属们的心意，乃改为成府职业学校。按该校校章，入学学生皆习木工，各以半日为度，此外仍授普通科目，并由清华师生授以英文、图画、童子军等课，其间梅贻琦仍是主要指导教师之一。1918年再加习拳术、篮球，以养成精神活泼之小工人。以后，该校略有扩充，一切事务多由清华教职员梅贻琦等人担负，学生方面献出的爱心与热情以及实际事务上的帮助亦不少。成府职业学校办学的成功，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瞩目和赞扬。1919年，青年会社会服务部又在三旗营开办露天学校，反响很大，报名入学者踊跃，遂于下学期又至西柳村增设第二露天学校。自此，清华园周边的贫农教育如焉展开。

在创办学校及与穷苦人民的交往中，以梅贻琦等为首的清华师生授之以知识，给予精神上的鼓励、情感上的同情和温暖，令对方感念不已。许多年后的1962年，潘光旦有过这样的回忆：“记得在高等科的理发室里，好几年挂着今天全国政协委员陈鹤琴先生的一张照相，而陈先生便是这方面最出力的同学之一。因此，尽管离校已经多年，还有人惦记着他。” ^[73] 对于学生一方面的受益，除增加对社会底层的了解，获得心灵感受，以及在精神层面上受到刺激，促进理解、分析问题的多面化，树立对待人生的态度之外，还产生了一种新的自省与觉悟。这个自省与觉悟，正如清华校友李绍昌所言：“余在此官费游美学生之唯一制造厂，每日饱食三餐，每夜酣睡八时，谈笑则有来自各省之同学，释疑则有来自联邦之贤师，凡膳宿费，一概不用缴交，校内书报可以随意览读。余每想及，感激之心油然而生。细想余所享之福，是天之恩泽，余所食之禄，是民之脂膏。余做人若不以敬天爱民为纪纲，则与禽兽何异？因时自警云：尔所受者不是皇恩是天恩，尔所领者不是官费是民费。” ^[74]

当时清华被外界称为“贵族学校”，周诒春特别以梁启超在清华的讲演为启示，定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启迪学生在俭朴的生活中保持奋发图强的精神。在校训与校风感召下，大多数学生勤奋上进，德风朴实厚道，如当时的学生陈宏振所言：“但凡是身受周校长训诲之学生，经过长期磨炼，养成守法习惯，均能循规蹈矩，束身自爱，为社会所称道。” ^[75] 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即为梁实秋在回忆中几次提到的张心一，梁说：“张心一，原名继忠，是我所知的清华同学中唯一的真正的甘肃人。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嫌理发一角钱太贵，尝自备小刀对镜剃光头，常是满头血迹斑烂。在校时外出永远骑毛驴。”这位张心一对“所食之禄，是民之脂膏”颇有独到的体会，对周诒春校长与清华教师的辛苦栽培，以及清华精神润育心怀感恩、感激之情。走出校门后，张心一仍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且特别具有公德心。抗战爆发后，张氏作为一个银行总稽核，整天骑一辆摩托车跑遍祖国后方各省，而“外出查账，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 ^[76] 。这一情形，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乱离时代，尤能彰显一个承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衣钵的君子所具有的大德之风。

清华改大与校长出走

周诒春坐上校长交椅之后，于师生欢迎会上，曾慷慨激昂地对天盟誓，要继续执行唐故校长遗留的政策，逐渐提高清华教育程度，把这所留美预备学校逐渐转变为一所学术独立的大学。按照这个构想，很快搞出了一个清华“五步发展计划”，即：第一步，加强硬件设施和物质建设，如添造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大礼堂等；第二步，改订招生办法，直接招考高等科各年级插班生，逐渐减收中等科学生，最后取消中等科；第三步，为公开留美机会，每年考选国内大专毕业男生，来年考选女生，直接送美深造；第四步，取消高等科，改设大学。清华一旦成为独立的大学，利益均沾，择优录取留学生，即是清华的毕业生，也必须与国内其他院校大专毕业生接受同等考试，胜出者方可被选送赴美深造。——根据这个“眼光远大，规模宏伟”的计划，周诒春开始步步为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

当此之时，各地军阀逞强示横，内战频繁，军费激增而国库空虚，全国教育经费预算仅约为500万元左右，分到各校的经费可谓杯水车薪，难以为继。而清华仅一所学校，从1911年到1928年，平均每年获得的庚子赔款就高达70万美元。如此巨款，引得许多人眼红心跳，而如何使用这笔巨款，更是备受瞩目。许多权势人物和团体，在周围一帮师爷或宵小煽惑下，撸起袖子直接插手清华事务，特别是对清华的钱袋干了起来。有北京教育界人士撰文造势，公开宣称清华只需兴建讲堂、寝室及自修室，不应“妄拟欧美”修建所谓的“四大建筑”，更不需要修建学生宿舍、中外教员住宅和教员办公室。声称教员除预备功课外，别无公事可办，盖什么办公室？面对不怀好意的觊觎、质疑与冷嘲热讽，周诒春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仍按预定计划大踏步前行。为尽快兴建“四大建筑”，清华学校增设“工程处”，全面负责工程招标、设计、建筑等项目。

1913年，政局动荡，军阀混战又起。李绍昌等一班学生即将于清华毕业放洋，想不到校内贴出通告，谓本年政府财政拮据，不能派遣各毕业生赴美，命静候一年。这一班学生有的留在学校继续进修，有的则回老家暂谋职业或“静候”。1914年6月中旬，苦等了一年的“静候”学生41人终于得到通知，定于8月15日在沪放洋。各生准于8月1日齐集上海，置备行装候船赴美，校长周诒春提前赴沪为学生办理赴美事宜。同时赴美的还有金岳霖、李国钧等高等科应届毕业生34人。另有清华选派直接游美第一届女生陈衡哲等10人，以及清华选派游美中等科毕业生胡光尘、陈宏振等12人。一时间，近百名留学生云集上海，引起社会关注，各路媒体纷纷报道这一盛况。

据李绍昌回忆说：“13日上午，周校长问余定入何校，余答余拟入普连士顿（Princeton，今译普林斯顿），他问余为何选择该校，余谓在清华时，常与西人干事，如步济时君等来往，熟闻普连士顿科目之完备，学风之良好，及教授之循循善诱，故拟入该校。周校长笑云：‘彼等皆是普连士顿之毕业生，本其爱母校之精神，为母校宣传，良堪钦佩，但与其入普连士顿，不如入耶路（Yale，今译耶鲁）大学。’周校长不惮烦为余详述入耶路之好处，又命余往青年会取阅耶路大学各科目录。余念王宠惠、王正廷，及周校长诸伟人，皆由耶路大学出身，今有机会步其后尘，实荣幸之至，乃决意入耶路，周校长闻之甚喜。” ^[77] 延至15日上午11时30分，李绍昌与同学吕彦直、关颂声、余日宣、唐钺、金岳霖、李国钧、陈衡哲等97名男女留美生齐集码头，跟随领队登乘小轮到吴淞口，搭太平洋邮船公司之“差拿”号油轮向美国西海岸驶去。李绍昌至美后顺利进入耶鲁大学，1917年获耶鲁大学教育学学士学位，191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教育学硕士学位。此后至美国檀香山夏威夷大学任中国语言和文学讲师、教授，1943年后任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教授，一生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有《半生杂记》一书传世，内中对清华校园与周诒春等师长多有描述，“每一想及，感激之心，油然而生” ^[78] 。

1916年，吴宓于清华学校毕业，想入哥伦比亚大学习新闻学。周诒春校长根据平时对吴的观察，认为“宓无交际及活动之才能，不谙习实际事务与社会人情，决不宜为报馆访员（记者）。统观宓之才性，最适合于文学Literature。故派定宓学习‘文学’” ^[79] 。吴宓听从其计，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与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如鱼得水，学问大有长进，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回国后，吴氏在文史领域成就斐然，相继成为《学衡》派主将，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大学部教授和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部聘教授，以及红学研究专家、诗人等，名贯儒林。许多年后，吴宓回顾自己一生事业，发出周诒春校长“实是宓之知己”的感叹。 ^[80]

1916年4月，“四大建筑”中的图书馆、体育馆相继动工，其他两大建筑兴建也即将全面展开。这一年，正是清华建校五周年，周诒春认为各种准备已经齐全，具备了由清华学校扩充为一所大学的条件，遂于上学期结束后的7月27日，呈外交部《详外交部文为逐渐扩充学程预备设立大学事》，提出设立大学的三条理由：

一可增高游学程度，缩短留学年期以节学费也。考吾国十余年前之游美学生，多半须先入彼国高等学校，以资预备。今日之游美学生，已能直入彼国大学，省时节费，业见进步。然闻日本今日之在外国留学者，均已在国内大学毕业，然后出洋进求高深之学问经验。我国本应仿此办理，故拟将清华逐年扩充至大学程度。凡属大学之学程，均在本校内完全设备，至学生在大学毕业后，再择优派遣赴美，迳入日本所称之大学院内肄业，进求大学以上之专科学术。准此办理，则于留学期限及留学经费，实可减少大半。此外敦聘少数名师，造成多数成材之士，于每一学生之所费，较之应予一学生之留美学费，节省之数尤巨。平均以每一教员，实授学生三十人计之，节省之数，可达六分之五。

一可展长国内就学年限，缩短国外求学之期，庶于本国情形不致隔阂也。查今年留学生回国，每于国内情形不甚熟谙，以致言行动作，不能尽合时宜，盖因幼年出洋，本国之识力未充，或者居外日久，事多遗忘。如能在国内肄习其大学学业，同时使其年历相长，志学并进，于其后来立身致知之方，亦可早日裁定，此于学成致用之道，尤能兼备。

一可谋善后以图久远也。清华经费，至民国二十九年庚子赔款摊还清结后，亦将无以为继。届时更恐维持之不暇，势难更求增进之要图。不如趁此时机，渐求扩充，藉可撙节经费。至赔款退清之时，则大学之规模设备，均可早定基础。至时本校回国学生可达数千，如经常费无着，即可望其中富者出财，智者尽力，为母校分任维持之义务，则退还赔款虽已终结，而学校仍可图继续存在。

呈文最后说：“综此三端，皆为广育高才，撙节经费藉图久远之大计。今本校已有基地九百余亩，每年接收退还赔款不下百余黄金，机会之佳，当务之急，未有过于此者。且以我国地大物博，已设之完全大学，寥寥无几。当此百度维新之候，尤宜广育人材，以应时需。大学内并拟于实科各种学业，特加注重，俾于国内指日振兴实业之时，有成材可以任使。惟所拟设立大学，一取渐进主义，逐年审察全校情形，徐图扩充之办法。一切建筑布置、增设学科，以及分配预算经费诸端，是当随时详细妥为规划。陈请鉴核示遵。” ^[81]

14天后的8月10日，周诒春接到外交部指令：

外交部指令

令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据详逐渐扩充学程、预备设立大学，已悉。所具理由尚属适当，自应照准，即由该校长将扩充办法悉心规划，随时详部核夺可也。此令。

中华民国五年八月九日 ^[82]

面对外交部批复，周诒春自是神情振奋，加紧“四大建筑”与一批小型建筑的兴建，可谓敝精劳神，不舍昼夜。与此同时，面对外界对清华以及他本人“崇洋媚外”“缺乏独立精神”等批评与指责，周认为不无道理，乃开始加大力度扭转局势，主张清华应用国语教学，西学亦应“中土化”，学术应求独立，中外教员同等待遇，呼吁教师关心学校的利益，认同学校，以产生团队协作精神等。

1916年11月，周诒春撰文公开表示他的治校理念，认为：过去我们必须依赖西人所提供的学术刺激，而现在是我们准备学术独立的时候了。不过，要学术独立，必先具备下列四个条件：

（一）清华应保持一定的政策，但要政策保持，又必须稳定教育行政主管人事，若不断更换，则无法维持一定的政策，成长也就不可能。

（二）对中外、新旧教员应一视同仁，均应同样之待遇，享受同等权利。学校应供给教员在职进修的机会，以充实新知。

（三）学生应遵守纪律，如不停罢课，法纪废弛，学校就无和平，学术就无法进步。

（四）应以国语为教学媒介。唯有如此，才能促进学术独立。用外语教学，使学生的思想穿了一套不自然的外衣，有碍于进步。必须立即作出决定：历史、政治、经济、法律等课，应用国语教学，一旦有译本，就采用国语教学。外籍教师学好国语，并用之于教学；同时希望回国留学生积极翻译教科书，使西方知识逐渐“中土化”，产生属于自己的新知识与新文化。

与此同时，周诒春还呼吁教会的教育家与中国本土的教育家，通力合作，互相学习，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并“相信中国必将渡过紊乱的难关，再度统一，朝向光明前途，而对人类有所贡献” ^[83] 。

根据《国立清华大学建校七十年大事记》（初稿）载，周诒春在民国五年（1916年）丙辰，所办大事如下：

清华之有图书馆，始自民国元年。当时馆址，即日后之庶务科办公处，仅大房一间，小房二间，设备简陋，藏书甚少。迨后书籍渐增，学生加多，不敷使用。经周校长建议，辟建新图书馆，于本年四月兴工，由泰来洋行承办，全部照欧美新式避火法建造，容积一万零七百五十一立方尺，以应实际需要。

本年毕业同学三十一人。与本年考选之专科男生十人，专科女生十人，皆于当年放洋。 ^[84]

1917年夏，清华毕业学生43人。另考选专科男生7人，由周诒春校长亲自护送此批同学及进修教职员数人赴美。

行前，周诒春向即将放洋的毕业生致训辞，勉励同学珍惜“唾手而得此良好之机缘与特殊之权利。……他日学成归国，其所以图报祖国，效力社会，增光母校”。最后，特别提醒同学在留学期间注意四大要事，略谓：

一要发展个人潜能，勿墨守师说，凡学问“后来居上”，世界是进化的。

二宜自发心裁，创造发明，勿徒崇拜西人。如清华官费生祁暄发明“国文打字机”，王预之“对照表”和茅以升之“算尺”，证明黄种人是有为的，希望同学接踵而起，日新又新。

三曰注重调查与克己修省，中国百政废弛，应调查改良者千万，宜取美人之长补我之短。不可为外国之诱惑力而自蔽自欺，务必时时修省戒惧，发扬清华自治精神。

四宜服务社会，宜扬国光，时以孔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相勉，推广在校时之社会服务，由国内贫民而及于海外侨民。要到唐人街去启迪华人智识，以消除外国人对彼之侮蔑。同学与西人交谈时，宜阐扬本国文化，保持“不亢不卑”的言词与态度。毕业论文可选跟中国学术政治社会实业有关者，或与他国有关者为题目更妙，盖外人对于吾国之情势，尚多不甚明了，诸君以此紧要问题立论，不特在我，经一番研究，鉴于人而观我更明，即外人读此，亦可渐除其隔膜而顿起其尊敬之心。

以上四端，诸君切记勿忘，馀如国学之不可抛荒，行箧中亦多携国文书籍，体育之急须精进，学校中勿趋避体操课程。总之，诸君此行，无论至何地，宜常以祖国与母校为念；无论习何科，宜常以最后之胜利为念。庶几学成而归，将大有于造吾国乎？言不尽意，上慎旃哉。 ^[85]

令周诒春没有想到的是，随着他护送学生出走美国，一场针对他的阴谋随之出笼。

第一件是这年10月12日，北京教育界黄正明等六人，控告周诒春到外交部，同时将呈文以《北京清华学校之黑幕》为标题，刊登于北京的报纸上。周诒春被指有九大罪状：一、校费浩大，任其挥霍；二、用人烦冗，存心安置私党；三、任意发放薪津，藉以结纳显要；四、养尊处优，以公款添筑卧室，供其亲族居住；五、去取学生，任意徇私舞弊；六、清华教法离奇，有意偏废国文；七、清华学生之成绩不可靠，因他授意教员学监，给显要或亲故子弟加分；八、纵容校医，听其妄杀学生；九、居心媚外，藐视教育部，反遭美使馆之诘责等。 ^[86]

诸项指控，多是捕风捉影兼故意渲染，且感情用事，显系有意策划的“倒周”阴谋，需要外交部与社会有识之士理性辨别是非，调查核实。周诒春作为早年留美的洋派学者，思想前卫，精神放达，但中国旧式士大夫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同样及于他的身心。如周在圣约翰时代的学生、后为清华中等科英文教师兼校长秘书周辨明，回忆时讲过这样一个细节：“做寄梅师的秘书，那就不容易了。平常来往的信件，打字出来没有甚么问题。有时甚至替寄梅师签字，因为我练习会了，签得跟他一样。但是遇到有重要的演说时，总是一个难关，总要事先预备很久。有时我要到他家里，他躺在床上，半醒半睡地，等了好久，才发出一言，我每言每字都要记录下来，到了一点半、两点钟之后，才把这些散言零语拿走，好好整理起来，成为一篇有系统的文章，打起字来，奉上呈阅。改过后，仍须誊抄一遍，这篇演稿，才算告一段落。” ^[87]

类似这种让秘书代为签字，躺在床上叙述讲稿的一连串动作，在新派教育家如梅贻琦、胡适那一代人中已经杜绝，只有在半新半旧的历史过渡人物中才能找到孑遗，周诒春即是此种人物的残留和影子。这些毛病，周诒春应有自知之明，只是陋习难改，积重难返。如抽烟喝酒的问题，清华是有严格规定不许学生沾嘴的，此为不能触碰的高压线，一旦发现即行开除。忽然有一天“一位胆子很大的同学，竟质问周校长：‘校长，你不许我们抽烟喝酒，你却大杯大杯的喝酒，抽大支大支的雪茄，这话怎么讲？’”周诒春听罢，甚是尴尬，只好如实答道：“我当年不知道不该养成抽烟喝酒的习惯，今天成了烟酒的奴隶，摆脱不了了！我不愿意你们重蹈覆辙，所以不让你们在作学生的时候，就染上烟酒的坏习惯。” ^[88]

正是缘于这些生活习惯与对学生要求的差异，周氏的对立面便挖空心思，操纵煽惑媒体肆意歪曲报道，使事情变得复杂化，最后连体育甚至清华师生最为自豪的球类活动，都成为周诒春一大罪过。如清华1922级学生姚崧龄所言：“周寄梅先生自民二接长清华后，对于学生课外作业，极为重视，提倡甚力。除体育方面，如田径、各种球类尽力鼓励外，对于社会组织、演说辩论、刊物发行、戏剧排演，亦莫不倡导推动。民七周先生受外界攻击去职，其平时所提倡之学生课外活动，竟成为当时攻击者指摘焦点之一。意谓清华教育目的，既非为造就‘青年会干事’、‘礼拜堂牧师’、‘报馆主笔’、‘舞台戏子’，何得将宝贵光阴，花费于无聊的课外活动。攻击周先生的人，固别有用心。所可怪者，彼时报纸，亦漫无是非，随声附和，将攻击周先生文字大载特载。其知识水准之低，与日后批评清华未尝造就‘革命伟人’及‘暗杀志士’者，殆相伯仲。” ^[89]

就在黄正明等辈到外交部控告，于报馆渲染铺陈周诒春“九大罪状”之际，清华董事会有人跳出来质疑周氏拨付驻美监督处美金11万2000余元（合银元18万元）的动机，与报馆的渲染形成犄角呼应之势，宣称周“妄靡巨款，营私害公”，应严加查办云云。外交部与清华董事会眼看如此局面，认为事态严重，发电至美，令周速回国做一解释。

周诒春接电，迅速打点行装乘船返回清华园，于1917年12月25日书面答复董事会，说明那笔款有一部分是归还驻美监督处，代付清华学校向美商购买钢材、图书仪器和聘请美教员川资薪津所用；一部分是学校遇美金跌价时以余款买存美金，以便将来学校在美购买所需图书仪器等用品时支用。另外一部分是帮助监督处支付该年七月毕业生返国川资所用。总之，该款名为拨付监督处，实际上全为清华校本部开支之用，一切会计手续齐全。但董事会对周诒春的申辩并不满意，认为“所称各节，既无充足之理由，且乏确实之证据”。又谓不管周之购买美金是否为裨益公款，但在程序上“办理不当，实属咎由难辞” ^[90] 。

突如其来的变故和打击，清华校内多数教职员甚至部分学生已有所了然，而周诒春本人深知中了暗算。前已述及，周氏能坐上清华校长的交椅，与他的师辈人物颜惠庆和唐国安鼎力相助有密切关联，故任职初期常得到“外交部要人的护符”，享有较大权力。惜好景不长，1917年亲日派上台，把持了北京政府，“留美派之圣约翰人在外交部的势力消退，周氏在清华之地位乃告动摇” ^[91] 。此外，因“外交部有人争夺清华校长这个‘肥缺’，周受排挤而去职” ^[92] 。

1918年1月4日，自知事不可为的周诒春提出辞呈。7日，外交部批准。14日，庚款基金董事会董事长章祖申等三人到清华监交，将有关案件资料移交给代校长赵国材。

2月14日，清华学校出版的《清华周刊》第128期发表了周诒春去职消息，称：“去岁有京沪各报对于本校摭拾浮言，肆意污蔑，本校以止谤，莫如自修，未予置辩。惟周校长以既遭时忌，愿让贤能，特向外交部辞职。当承派委赵副校长代理，已于一月十四日交代清楚，十八日临行时有全体员生拍照纪念，各生均穿制服，擎枪致敬。现周前校长迁寓天津，闻俟春暖冰融，当即挈眷乘轮南返云。按，周前校长在校服务六载，勤勤恳恳，扩充校务，成绩昭著。此次护送学生赴美，奔走调查尤见心力交瘁。先生虽去，遗爱犹存，甚望诸同学努力前程，不负周前校长数年办学之苦心也。”

此前，周诒春曾经在清华园校门对面，买了几间简易农房和一块地，据说是准备在年老退休后居住，以亲眼所见清华由学校改为大学后的发展。当时的周诒春没有看到正在逐渐逼近他的掺有毒素的雾霾，所谓“誉之所至，谤亦随之”，不得不在政治利益倾轧中黯然离去。周诒春离职经过及为清华大学所做的贡献，《国立清华大学建校七十年大事记》民国七年（1918年）戊午条，做了如下记载：

本年体育馆落成，馆内设各项运动场所及运动器具外，又有游泳池一处，击剑室一间，冲水浴室两大间，蒸气浴室一间，电气濯巾室一间。建筑费二十五万元。为纪念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决定退还部分庚款兴学，特铸铜牌及其半身像，嵌于体育馆正门墙壁内。

大礼堂亦于本年落成，礼堂位于清华园之中央，其圆顶、铜门、大理石柱，宏伟美观，礼堂内分上下两层，共有固定坐椅一千四百八十七位，讲台化装室等具备，建筑装饰等费约二十万元。

本年一月四日，周校长以力微任重，劳烦成疾，恳请辞职，外交部批准。一月七日副校长赵国材亦请辞，部令挽留，命其暂时代理校长。 ^[93]

对周诒春而言，“近于形势，他把学校的行政管理交给了继任，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却从来也不曾忘记他的‘初恋’，清华也没有忘掉他。……自从1910年清华成立以来，在担任过校长的一长串名单上，他的名字是以一种独特的、充满感情的方式和这个学校及其毕业生们联结在一起的” ^[94] 。——这是清华出身的温源宁在《周诒春博士》一文中所说的意味深长的话。周诒春走后，嗣经清华全体教职员学生联合集资600余元，拟建大钟一具以资纪念，但因款数不敷而未果。后又陆续集资，约足千元欲成其事。周诒春得知，提议将此款存入银行，每年以息金津贴品学兼优之寒苦学生，这就是清华校史上颇具声名的第一个奖学金——“周寄梅奖学金”的由来。

周诒春是爱清华的，清华师生也是爱这位校长的。但是他走了，再也没有回头，清华学校改为大学的计划随之延迟了八年。 ^[95] 此为清华师生所未料，亦是周诒春本人不愿看到又无能为力的。关于周氏的人格、学识、办事能力，与其交往甚笃的胡适曾有过如下评价：“照我这十几年来的观察，凡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老辈中，如高梦旦先生，如张元济先生，如蔡元培先生，如吴稚晖先生，如张伯苓先生；朋辈中，如周诒春先生，如李四光先生，如翁文灏先生，如姜蒋佐先生。他们的人格的崇高可敬，在中国古人中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这种人格只有在这个新时代才能产生，同时又都是能够给这个时代增加光辉的。” ^[96]

——斯言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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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2] [40] [48] [51] [54] 梅贻宝《五月十九念“五哥”》，载《清华校友通讯》，新十二期，1965年，新竹。

[3] 胡适《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记》，载《清季野史》，胡寄尘编，岳麓书社1985年出版，第183—185页。

[4] [92] 《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

[5] 曹云祥《清华学校之过去现在及将来》，载《清华周刊》（十五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3月。另，曹氏回忆的留学生数字与实际派出人数稍有出入。

[6] [28] [81] [82]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7] 《外务部学部呈报裁撤学务处归并学堂并将关防毁销》，民国元年四月初七日（1912年5月23日），《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8] [27] [88] 李若松《访问老学长刘崇鋐》，载《清华校友通讯》，新七十四期，新竹。

[9] 鲁迅《而已集·〈尘影〉题辞》，载《鲁迅全集》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10] 《清华的校长们》，黄延复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出版。

[11] 《清华的校长们》，黄延复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出版。

[12] 《呈外交部文》，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13] 《北京清华学校近章》，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14] 《清华学校派出驻美监督处办事章程》，载1919年《清华一览》，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

[15] 奴生《留美通信》，载《清华周刊》，第275期，1923年3月30日。又，1913年7月，范源濂辞教育总长职，赴上海任中华书局总编辑。1915年冬，与梁启超等共同发起讨袁（世凯）运动，次年初任护国军务院驻沪委员。袁死后，1916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教育总长，举荐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支持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聘请朱希祖为文科讲师，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辜鸿铭为英文教授，新旧思想互相碰撞，使北大最终成为新文化的发祥地。1917年1—7月，范兼代内务总长，与黄炎培、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年11月辞教育总长赴美国考察教育，翌年回国。1918年冬，与严修、张伯苓一同赴美国考察教育，回国后即致力于南开大学的创办，多方筹募资金，罗致人才，费尽心力，为南开大学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1920年8月署理靳云鹏内阁教育总长，翌年12月辞职，再赴美国考察乡村教育，对罗隆基等清华留学生的演讲词即在该时期。1923年7月，北京国立高等师范正式改为北京师范大学，范源濂为首任校长，次年9月辞职。后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董事、董事长。1927年12月23日，在天津不幸去世，年仅52岁。

[16] 《清华的校长们》，黄延复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出版。

[17] 唐国安所言“学风之嚣张，今非昔比”一句，需略做解释。据吴宓《年谱》1912年条载：“九月，清华开学，上课后，高等科三年级（即毕业级）学生何鲁[字奎垣，四川广安人]。暑假前，因病，未参加学期考试，今请求毕业，并升级。[庚子赔款暂时停付，故清华毕业生不能赴美国游学。清华学校遂加设一高等科四年级，名曰‘特别级’，俾毕业生升入暂继续读书。]周诒春先生谓：‘照章，须补考前学期，方能毕业，升级。’而何鲁坚不肯补考。遂至言语冲突。周先生命守卫之校警数人，将何鲁拖出校长办公室，免其滋闹。中等科三年级学生黄秉礼[四川成都附近某县人]，亦有同样情事。结果周校长悬出牌示，将何鲁、黄秉礼开除学籍。二人即收拾行李，预备离校。”又说：“数日之后，某一星期六日，正午，全校正在午饭。何、黄行李已上车，即将离校。忽于此际，何、黄先走入中等科食堂[学生人数较多]，然后走入高等科食堂，皆站立一食桌上，对众大声演说。略谓：‘周校长无理，将我二人开除，又喝命校警，将我二人由校长室拉出，且行且加殴打，视同鸡犬，侮辱我等之人格，破坏我等之自由。校长今日如此对待我二人，明日即以此待诸君。诸君其甘愿作奴隶，安心受侮辱乎？愿诸君警醒！我等即此告别。’演说毕，即走出，并即时离校入城去。在两食堂中，皆有人起立大呼：‘我们要奋起，誓死抵抗。我们不愿作奴隶，我们不能忍受！”立时全校沸腾，清华之大风潮起矣。”（《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此次风潮以四川籍学生为中心，且由川籍之中等科学生王搘亚等20余人为发动、指挥之实际领袖，但多隐身幕后指挥策划。风潮之全面表现为罢课，并选举王大亮、吴宓、陈达、施济元、吴芳吉（四川省江津县人，字碧柳，别号“蜀东老汉”，1910年入学，16岁）等十人为代表。其中“吴芳吉为代表中最年少、最活跃之人，亦为全校学生中最真诚、最热心来闹此次大风潮之人”。吴芳吉用横幅长条竹纸，仿骆宾王《讨武曌檄》，书写大字《讨校长檄》，谓“伪校长周氏者……”云云，对唐、周二校长大力挞伐。风潮越闹越大，其目的、方向、性质亦随之改变。学生要求恢复何、黄二人学籍，财政公开，改良课程，添聘良师等等，最后演变为“驱逐唐、周二校长”，上书外交部“请予罢免，另委派新校长来”等行动。

罢课风潮使校内停课延续长达三十六日。此为清华校史上第一次罢课风潮，也是学生第一次提出“驱赶校长”的口号并上书外交部请愿。

经外籍教员与闹风潮的学生代表交涉调解，更有外交部发布命令压制，谓“如有不肯遵令上课之学生，仰该校校长即开除其学籍。即使在校学生开除净尽，完全另招新生，亦所不惜。至于充任代表之学生王大亮等十名，更应立即开除学籍，斥令离校，决不宽贷”云云，学潮稍有缓和。最后的结果是，王大亮、吴宓等十代表被开除，后九人写《悔过书》重新入校继续学业。独吴芳吉拒绝认错，并声言绝不屈服，斗争到底。校方骑虎难下，终将吴芳吉开除。后来吴氏在著述中恒言“诸代表中，惟独彼一人兀傲，不肯填写《悔过书》，是以不得返校”云云。但据吴宓说：“宓等事实经过，具如上述。亦并无填写《悔过书》之事。当时吴芳吉纵往谒周校长，叩头流血，悔罪输诚，乞求回校，周校长亦必不允许，至多以婉言慰遣而已。”（《吴宓自编年谱》）另据同时期学生刘崇鋐回忆说：“当时清华曾闹学生风潮，召开学生代表会反对唐国安先生，结果学生风潮被压平以后，学生代表何鲁、吴芳吉被开除，他们都是很杰出的学生，但始终不肯认错。不久唐校长病逝。”（李若松《访问老学长刘崇鋐》，载《清华校友通讯》，新七十四期，新竹）

吴芳吉被开除后，在战乱中漂泊流离，居无定所，历经坎坷。1931年，吴芳吉回到家乡，担任江津中学校长。1932年5月9日，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年仅36岁。有诗《婉容词》《两父女》《巴人歌》以及《白屋诗稿》集等传世。

[18] 原载《光华学报》，引自《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十号，1917年10月。

[19] 唐国安的西方友人多称他为“唐氏第一”，称唐绍仪为“唐氏第二”，称唐元湛为“唐氏第三”。载《清华的校长们》，第22页注，黄延复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20] 《清华校友通讯》，新七十四期，新竹。

[21] 《大师之园——来自北京清华园的报告》，林风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

[22] [30] [33] [36] [38] [63] [68] [76] 梁实秋《忆清华》，引自《过去的学校》，钟叔河、朱纯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出版。

[23] 转引自《清华风物志》，黄延复、贾金悦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4] 查良钊《寿与国同》，载《清华校友通讯》，新一期，新竹。

[25] 《雨果文集》，第11卷，程曾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26] 冯友兰《清华二十周年纪念感言》，载《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1931年。冯友兰所说的第三个时期，“就是近十几年来，我们也不看他们如鬼，也不看他们如神，我们知道他们是‘人’，是同我们一样的‘人’。譬如吃外国饭罢，有第一时期，中国人称他为‘番菜’。在第二时期，中国人称他为‘大菜’。现在我们既不见其‘番’，亦不见其‘大’，我们只称他为‘西餐’”。

[29] 史载：圆明园东南部有一个春熙院，乾隆时代将其划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大、东部小。嘉庆七年（1802年），东部赐给嘉庆第四女儿庄静公主，改称镜春园；西部赐给了嘉庆第五子、惠亲王绵愉，改称鸣鹤园。燕京大学成立后，于1921年在北京西郊购买前清亲王赐园，其中包括镜春园，在其遗址上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庞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校园。1926年正式迁址。1952年进行院系调整，因燕京大学属于教会和美帝国主义创办的学校被撤销，原北京城内北沙滩的北京大学借此从城内迁于郊外的燕大校园，成为与清华大学仅一路之隔的名校名园。

许多年后，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在人生道路上不断折腾，有的升官，有的发财，有的因制造原子弹、氢弹等得了勋章，有的成为平民百姓，有的成为罪犯在监狱蹲着回想云起云落的美景，亦有少部分人登上了权力的顶峰。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于政治舞台上登金字塔尖者，以清华毕业生为最，北大次之。于是，在许多人表示不解与迷惑后，有堪舆学家与风水大师通过对北大、清华两座校园观风视水，得出如下结论：清华园乃太子读书之地，北大的主体为镜春园，乃公主读书之所。太子与公主谁重谁轻、谁主谁辅，谁最有可能黄袍加身、荣登大位，则一目了然矣。——至于这位精通天地之奥秘的“风水大师”姓甚名谁，则无人知晓，只能作为民间饭后谈资或一个传奇故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31] 梁实秋《清华八年》，载《梁实秋散文》，第一集，中国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

[32] 李先闻《一个农家子弟的奋斗》，载《传记文学》，第十四卷第五期。

[34] 周贤颂《六十年前两桩小故事》，载《清华校友通讯》，新六十三期，新竹。

[35] 梁实秋《四十年前的清华》，载《清华校友通讯》，新一期，新竹。

[37] 梁实秋《又逢癸亥》，载《清华校友通讯》，新八十三期，新竹。

[39] [44] 梅贻宝《清华与我》，载《清华校友通讯》，新七十九期，新竹。

[41] 《赵访熊教授的讲话》，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2] [59] ]刘师舜《一九二○级在校时代之清华》，载《清华校友通讯》，新七十一期，新竹。

[43] 李济《六十年前的清华》，载《清华校友通讯》，新六十三期，新竹。

[45] 浦薛凤《梅故校长精神永在》，载《梅贻琦与清华大学》，黄延复、马相武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6] [47] [66] [67] 吴泽霖《记教育家梅月涵先生》，载《文史资料选编》，第十八辑，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

[49] [50] [53] 韩咏华《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载《文史资料选编》，第十八辑，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

[52] 韩咏华《我与梅贻琦》，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55]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曹汝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

[56] 引自《东方杂志》，第2卷第8期，1905年9月。

[57] 引自《东方杂志》，第3卷第10、11期，1906年。

[58] 《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颜惠庆著，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60] [62] 《清华周刊》，1914年。转引自金富军《周诒春在清华学校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载《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10期。

[61] 《清华漫话》（二），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64] [65] [69] [72] [73] 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0册第31辑，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

[70] 郝更生《十五年来清华之体育》，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71] [75] 转引自金富军《周诒春在清华学校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载《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10期。

[74] [77] [78] 李绍昌《半生杂记》之第三章《南北生活》，载《清华校友通讯》，新四十四期，新竹。

[79] [80] 《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据吴宓在《年谱》中说，当年周诒春派自己赴美国弗吉尼亚攻读“普通文科”，实“深资倚重”。又说：“在当时，以至1916后之许多年中，宓恒憾周校长（由其人于中国旧文化、旧学术，所造甚浅）从不了解宓，不赏识宓，认宓为‘无用’‘无前途’之人，因而轻视宓，且不悦于宓者。——此实宓之大错误。晚年宓始自知其误也。”

[83] 周诒春《对中国教育的一些建议》，转引自《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苏云峰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

[84] 《清华校友通讯》，新七十四期，新竹。

[85] 《周校长对于第五次高等科毕业生训辞》，载《清华周刊》（临时增刊），1917年。

[86] 《清华学校基金保管委员会》，03—08∕18，民国二年六月六日—九年六月十二日，全四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转引自《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苏云峰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

[87] 周辨明《忆当年作教员兼英文秘书》，载《清华校友通讯》，新五十一期，新竹。

[89] 姚崧龄《清华早期学生刊物之回忆》，载《清华校友通讯》，新九期，新竹。

[90]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苏云峰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

[91]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苏云峰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

[93] 《清华校友通讯》，新七十四期，新竹。

[94] 温源宁《周诒春博士》，载《不够知己》，温源宁著，江枫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出版。

[95] 所谓“再也没有回头”，指后来清华师生曾几次敦请政府当局令周诒春回清华继任校长，但屡遭周氏拒绝。周离校后，曾重返清华园出席校庆并做过几次演讲。梅贻琦任校长后，周于1932年返校演讲时，就自己未答应继任校长的内情对师生有所说明解释，详见第十章注释。另，据何廉说：“把清华改为完全大学，也早在寄师计划之中。我可以引裘燮钧学生的话，来证明这一点。……因其计划受阻，即辞职而去。因此清华大学之实现，迟了八年。”（刘师舜《与好友何廉谈恩师周诒春校长》，载《传记文学》，第十五卷第四期，台北）

[96] 《胡适全集》，第4卷，第532页，季羡林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0KRqQnd4xdeYS8nHlm0NcZ/P8Ap/4SEQ65DyGQTzteMp6yN30DBTTUJ6zWjCvX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