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

正当梁诚为庚款退还之事四处奔波，调集各路人士、多方力量上下活动，效果渐显之时，却惹恼了美国继任国务卿路提。这位新升起的政治明星对梁诚鼓动议绅上书，报馆刊文宣传，催促白宫退还赔款等方式方法极不耐烦，尤对传教士和各色人物上蹿下跳、软硬兼施的手段表示不快，认为有联合“逼宫”气味，实在过分。一怒之下，索性将前任海约翰遗愿与总统罗斯福“允许照行”意旨抛在一边，不再顾及。在致梁诚好友、波士顿一位说情者的信中，路提明确表示：“赔款终可减收，惟现收之数尚未足额，非俟数年以后不能定议。” ^[1] 梁诚闻讯，大为惊骇，眼看此事即将起死回生，却又节外生枝，半路杀出一个中国程咬金式的莽汉从中作梗，如何是好？如果“藉此延宕，再阅数年，美国政府要人全易，他日奉使之人，纵有仪秦舌辩，亦将无所措手”。想到此处，梁诚“实深焦灼，不得不以全力相搏，作争胜须臾之想” ^[2] 。

根据这一思路，梁诚经过反复权衡推敲，决定以新移民条约的让步对路提诱之，未成。转而采取中国古代外交家兼纵横家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之术与“围魏救赵”之计谋，明暗兼施，绕开路提，拜托与之友善的新任内部大臣裴路（J.R.Carheld）、工商部大臣士脱老士（O.S.Straus），再向罗大总统密申前议。二大臣被梁诚的舌卷风雷与真诚打动，表示愿助一臂之力。二人联手行动，尚不知路提阻挠的罗斯福被说动允准，并热情邀约梁诚午餐。已摸清总统底细的梁诚，自感机会难得，遂提前打好腹稿，制定进退之策，在餐桌上使出看家本领，采苏秦、张仪的老师鬼谷子权变之术及雄辩精髓，借机加以催订。罗斯福听罢再生感动，当场允诺尽快提交两院讨论并促成其事。随后，罗斯福与路提商榷，重新核定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北京平息庚子之乱时实际所付费用，并于5月2日告梁。梁诚闻讯，大喜，翘首以待美国外交部调查结果和正式照会。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梁诚突然接到清廷外务部发来的急电，令其“迅速回京供差”，于新任公使到任之前，暂派员代理。也就是说，梁诚的公使之职被撤销了，必须无条件地迅速回国听令。梁诚阅罢，如冷水浇头，电稿从手中滑落，感知中了小人的暗算，但又无法明言，只于痛苦中，心有不甘地回电表示“俟赔款谈妥，得有照会作据，立即定期起程”。想不到外务部并不理会，再出一拳，复电称“减收赔款，事已妥协，自应遵照部电，将美墨秘古使事，遴派暂留美馆二等参赞周自齐代理，定期于五月二十三日（1907年7月3日）由美起程，即于是日交卸” ^[3] 。

这个时候，梁诚对国内暗中下绊之人已基本猜到，如果不是袁世凯，也应与此人有关。此时袁氏已调离直隶，赴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兼会办，成为朝廷中枢一手遮天的当国重臣。大权一朝在手，自是要按袁氏风格施展拳脚，而美国的庚子赔款一事当属外交重点。两年前，袁某人曾以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的名头，提出以退还庚款整饬路矿主张，但遭到庆亲王特别是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瞿鸿禨等人婉拒，而驻美公使梁诚在与美外交部交涉过程中，更是把袁氏提议置于脑后，压根不提用于路矿之事，因而美国高层一直不知清廷内部有人怀此念想。袁世凯通过各种情报网络得知此情，气闷心堵又无可奈何。世道轮回，想不到仅两年时间，大清国的外交权柄就落入袁氏手中。此时正是庚款退还的关键时刻，如果让美国人赞成自己的主张，就必须先把交涉人——梁诚这块绊脚石踢开，另派使臣与对方谈判，而这时梁诚与美国人的谈判一度遇阻后又重新开局，进展迅速，眼看就要大功告成。袁世凯于惊愕中，立即意识到必须尽快调虎离山，否则，心中计划将无从挽回。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袁世凯签发了召回梁诚的密电。

梁诚明知自己遭遇暗算又不能违令，同时又不甘心耗几年心血孕育出的成果功亏一篑。进退两难中，他咬紧牙关，一面催促美方加快进度，一面采取拖延之术，勉力苦撑。6月15日，梁诚终于接到美国外部大臣路提正式照会，才长叹一口气。照会道：

……当赔款之初定也，美国政府本已定意，俟赔恤各项呈报齐全，军费支用核算明白，即于合宜之时，将派定数目改正，除本国政府国民应得之数外，所有溢数愿请中国毋庸担任，以表真实之睦谊，兹准有关赔款之行政各部，将各项核计改正前来。本大臣奉总统谕，为实行改正起见，俟下期国会饬令受权，将与中国所订赔款方法，会同更正，仅照收美金十一兆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仍按原定利息计算，其余原订所开之数，概行减免，毋庸贵国担任付给。为此照会贵大臣，请烦查照，须至照会者。 ^[4]

6月17日，梁诚致路提函：“对于美国向中国表示的这一非凡的慷慨举动的诚挚谢意”，表示“立即将此受欢迎的消息电告敝国政府并请求立即呈报皇帝陛下。” ^[5]

6月24日，梁诚接到清廷外务部密电，谓梁氏所发电报内容已呈皇上御览，“美国总统阁下对华之崇高友谊，我政府表示衷心的谢意，特要求你予以转达。这一友谊受到深切而热烈的赞赏，是国际正义之独树一帜” ^[6] 。

既得正式照会，又得以回复照会并得外务部密电，梁诚不便再行拖延，决定打道回府。行前，他赴罗斯福总统乡居，代表清廷外务部表达大清帝国皇帝的谢意。罗氏热情接待并暗示梁诚回国后向清廷建议“以练兵兴学为中原急务” ^[7] 。梁点头答应，因想到袁世凯的路矿计划，未明言庚子退款一定用于教育，起而告辞。

归国前一个星期，梁诚将自己历经波折、锲而不舍，卒能力排众议，终获庚款退还成功的经过，做了回顾式叙述并报告外务部，算是对自己出使美国岁月的一个小结，也是对自己效忠的国家民族一个交代。在致外务部转朝廷的奏稿中，梁诚禀报道：“三月初旬，总统邀臣午饭，乘间催订，当承允诺。越十余日，总统以臣将归国，特约期与外部大臣面订办法，旋以海陆军部册报支费数目过巨，往返磋商，切实核减，于五月初五日接外部大臣路提文称：‘公私支恤各项核实计算，不过美金十一兆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奉总统谕，即饬国会授权，将中国还款原议更正照数减收等情。’”接下来，梁诚于百感交集中颇为动情地慨叹道：

臣窃维辛丑赔款各国所开总数至四百五十兆两之多，本利并计千有余兆，冒报浮开，实所不免。然事图完璧深恐徒托空言，而势等连鸡，尤难责之一国。乃美总统、外部一经剀切剖陈即能翻然迎合，时阅三年，屡经波折，卒能力排群议，慨践然诺。现有正式照会交来，作为允愿实据，并允饬行国会授权更正原议，其为出于至诚，确有把握，自无疑义，计所减让，本利共计美金二十七兆九十二万余元，约合华银三十三兆五十万两有奇。当此财政支绌，省一分之出款，即裕一分之国用，即纾一分之民力，未尝不无小补。而各国闻此举动，争相劝勉，次第减收，亦在意计之中，是皆我皇太后、皇上交邻有道，德业覃敷，故能感格至神，至于如此。而美总统趋慕义声，顾全睦谊，能人之所不能，以立各邦矜式，亦实有足多者。……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8]

这份报喜的奏折，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看罢不知做何感想，也许于昏睡迷醉中，认为自己确是“德业覃敷”，“感格至神”。甚至于恍惚晕眩中，借着昏劲儿再招一帮披发戴巾，脚跨巫步、嗥叫不止的大神天仙围住使馆区闹上几圈，亦未可知。

回国前，梁诚专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访问，畅谈三年多来的交涉经过与艰辛曲折，认为总算办了一件实事，可告慰国人，亦无愧于自己驻节美利坚的使命。

梁诚归国后，庚款未尽事宜由继任驻美公使伍廷芳负责交涉，尽管途中遇到一些波折，毕竟大局已定，所磋商、争论者属于细枝末节问题而已。

1908年5月25日，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决定：中国所偿美国赔款由2444万，减至1365万5492元6角9分，利息周年4厘在外。此款扣留200万美金，应俟一年内所有私家赔款，俟偿索公堂判定后，由外部大臣将所盈余款项一并归还中国。 ^[9]

就在国会通过的当天，美国国务院电饬驻华公使柔克义，命其正式通知清廷外务部，请中方表示何时退款等事宜，并提示柔使切记上次在华府的谈话。柔克义阅毕电文，并未立即正式知照清廷外务部询问，而是找来外务部总署左侍郎梁敦彦先行私下交谈，力陈美国希望中国利用此款派遣留美学生事宜。

6月10日，柔克义再与梁敦彦会晤，交给梁一字条，约言庚款退还之用途保持不变。

6月30日，梁回信说总署大臣早已同意。柔克义认为一切谈妥之后，才开始以公对公的官方名义，正式与清廷外务部接洽。

7月13日，清廷外务部收到柔克义发来的照会，除历数美国国会两院议决内容，尚问及“于何时交还款项，如何办法，两节有何意见”等。

7月14日，外务部回复道：“至何时交还及如何办法两节，中国政府并无成见，实体贵国政府友谊之诚当择极妥办法办理。中国政府乘此机会愿表明实感美国之友谊，且念近年贵国大伯理玺天德（President）提倡中国学生来美分授高等教育，此事征之往事，入美国学堂结果甚善，而裨益中国者良非浅鲜。” ^[11]

同日，外务部再致柔克义公使，以罕见的快速办事效率，就美方最为关注和挂怀的派遣留学生事宜做了最后敲定，并以外务部庆亲王、那桐、袁世凯、联芳、梁敦彦等五人联署的方式给予明确答复：

从赔款开始退还之年起，敝国政府于前四年每年遣送百人至美留学，俾敝国在此四年中已有学生四百人在贵国留学。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必遣五十人赴美留学，一直至该项退还赔款用毕为止。 ^[12]

8月3日，美国国务卿路提致函柔克义，大意为：对于清帝国政府有关国会授权豁免赔款法案的态度，美国极为满意，特别高兴的是关于中国从退款开始之年起，每年遣送留学生的意向，美国从中看到了中国的信任和友谊的新的表示，美国对此有很高的评价。国务院已要求财政部根据豁免授权法案意图，以及中国遣送留美学生的意向，重新计算赔款的支付额，这项计算结果将转达柔克义公使，以作为详细拟定中国所要求的总计划的基础。 ^[13]

一切按计划顺利向前推进，清廷方面很快制订出一份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以英文递交给驻华公使柔克义。柔氏看后非常满意，认为符合清政府给美国的保证。10月31日，柔克义在致国务卿路提的函件中附上草案，并特别提示说草案“是由袁世凯阁下制定的……并按我交给外务部的少许意见作了修改，我认为这一计划将确保这项使命的成功。”章程草案如下：

派遣美国留学生的章程草案

Ⅰ—总则

赴美留学生将由美国退还的赔款支付费用。建议请求皇上确定派出留学生人数，说明对他们总的安排，并同时通知美国公使。

外务部负责创办培训学校并任命留美学生监督。

学部负责学生培训毕业后的考试，外务部将请学部办理此事。

由外务部和美国公使馆委任的官员联合负责拟派出赴美的留学生的选拔以及他们在美国学校的分配。

Ⅱ—总目标

此次派出留学生的目的在于获得充实的学习效果。派出的留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将专修工业技术、农学、机械工程、采矿、物理及化学、铁路工程、建筑、银行、铁路管理，以及类似学科。另外百分之二十将专修法律及政治学。

Ⅲ—留学生资格

派遣的学生要有下列资格：

（a）质地聪明

（b）性格纯正

（c）身体强壮

（d）身家清白

（e）恰当年龄

（f）中文程度要有作文数百字的能力

（g）中国古典文学及历史要有基本知识

（h）英文程度要能直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

（i）要完成一般性学习的预备课程。

Ⅳ—候选人提名方法

学部将从所有学校中遴选最优秀的学生并让他们参加考试。外务部也招考应试者。这两类学生都必须完全达到所要求的标准，否则不能接纳为候选人。（详细章程将在以后拟定）。

Ⅴ—留学生的考试和选拔

由外务部指派的若干名官员与美国公使馆指派的一名官员将一起磋商，并向外务部报告整个过程的详细办法。一共应有三项考试：

（a）候选人须由西医检查身体状况。

（b）中文考试必须通过。

（c）英语及一般课程的考试必须通过（详细章程将随后发布）。

Ⅵ—培训学校

外务部将创办一所留美培训学校（为方便其它省份来的学生，也将在天津、汉口、广州开办分校）。所有录取的候选人都将进入这所学校或分校。第一年就要派出的学生将培训六个月，以后派出的学生则将培训一年。在此期间，将对学生的品性和能力进行仔细考察，只有表现令人满意的学生将被派往国外。如果发现不适合派出者将被除名。（详细章程随后发布）。

Ⅶ—留学生在国外的监督

在华盛顿、芝加哥或其它某个中心城市将设立游美监督处。将委任一名毕业于美国大学并且能力卓著的人为留学生监督，另外将任命4至5名助理以管理学生的安置、经费以及检查他们的学业。他们将作定期汇报。（详细章程随后发布）。

Ⅷ

候选学生完成其学习课程并取得毕业证书之后，外务部将他们交给学部照章考试，并按学部确定的标准授予学籍。 ^[14]

这份草案是清廷外务部与学部主辅定位的依据，也堪称后来设立“游美学务处”“留美监督处”以至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国立清华大学，并厘定美国公使馆角色的法源，此一草案在清华建校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5]

对此，柔克义公使特别向国务卿路提建议：“我认为今天可以向您电告并议减免赔款应于下一年元月1日开始。如果这一建议得到您的批准，这将使中国政府能够立即开始执行现有项目计划，举行第一批考试，在北京创立预备学校等。看来可以认为第一批留学生将在不迟于明年秋天的时候被派往美国开始他们的学习。” ^[16] 1908年12月28日，罗斯福总统根据当年5月25日国会两院联合决议，签署了美国多索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的实施法令，该项退款自1909年1月1日正式执行。

命令既签，事情并未了结。袁世凯当初提出的路矿计划虽然受阻，但并未就此罢休，另一个相关计划仍在他的酝酿之中。而此时，奉天巡抚唐绍仪正在袁世凯暗中支持下，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方式，已抵达美国并在美国官场上下加紧活动，企图扭转乾坤，改变庚款用途。

罗斯福总统签署退款令的前一年，即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与奉天巡抚唐绍仪商定开发东北矿产资源，振兴、发展当地经济，藉以抵制正在侵占东北地盘的日俄两国。开发的路数则是向美国借款开设银行，由清廷担保，以东三省收入及美国退还庚款偿付。唐氏乃袁的心腹干将，当袁世凯刚刚出道为清政府驻朝鲜大臣时，唐就成为袁的书记官和得力助手，此后一直受袁提携，官运亨通，直至登上奉天巡抚的高位，成为名震一方的封疆大吏。徐、唐二人谋划的这个振兴东北方案，得到袁世凯赞同与支持。在袁暗中指点帮助下，唐绍仪最先游说美驻奉天总领事斯猜特（Willard Straight，又译司戴德），请其运动美国国务院。斯猜特被唐氏一番天花乱坠的描述所打动，表示赞成以退还庚款开办银行，并极力推动，但这一计划与美国层峰意愿冲突，未能得到支持。1908年初，已大体明了事情来龙去脉的美国国务院，对唐氏计划反感之余明令斯猜特不要再搅和此事。唐见斯猜特中途退缩，遂于这年夏季专程进京拜访驻华公使柔克义，在明知美国国会两院已联合议决退还庚款以利教育的情况下，仍解释以美退还庚款为主体，设立银行开发东北的宏大计划，并保证将获利的一部分用来推动派遣学生留美，柔克义当场表示不予合作，并指出唐氏的计划“不切实际”，明确告之“退还庚子赔款是有条件的”，以绝其念。

唐绍仪见此计不成，转而向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E.H.Harriman）借款办理银行，对方表示需有中国政府明确保证，唐氏再度打出美国退还庚款的王牌，许诺继续活动各方，争取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以退还庚款作保。于是，唐氏与袁世凯密谋，绕开柔克义直接赴美向国务院、国会甚至总统本人活动，扭转退还庚款的用途。在袁世凯谋划操作下，1908年7月20日，清廷任命唐绍仪为专使大臣并于11月初赴美，其公开的任务是“表示中国在赔款事宜方面对美国的感谢”。

对于唐绍仪赴美的真实企图，驻华公使柔克义心中极为清楚，“感谢”自然是表面的托词，而说服美方改变初衷，以退款抵押借款开办银行，才是此次行动的真正目的。因而，在唐未抵美之前，柔克义即向路提拍发密电，请其公布在北京已获之协议，即庚款用之于教育和派遣留学生赴美，令华府各界知晓，以杜绝唐氏进言。同时，柔克义提醒路提“提高警觉，以防唐之要求” ^[17] 。因了柔氏的提醒和自身利益考虑，在唐绍仪于11月30日到达华府后，路提及罗斯福总统虽允其与美国财政人士见面，但态度至为消极。

为阻止唐绍仪在华府活动并借机变更庚款用途，柔克义再向清廷施加压力，希望中国信守承诺，不为外力所扰，坚定原有计划的实施。12月9日，柔克义直接向清廷外务部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发去照会：

美政府现欲商定减收赔款办法，或仍按原定每年赔款数目，将十三兆上下本息还清，嗣后不再收受或每年减收，直至公历一千九百四十年为止。美政府因中国用第二层办法，有意派学生赴美留学，中政府此意甚善，惟应声叙减收之款系与派生留学一事紧接牵连，缘恐将来中国更易执政人员，抑或因他故政府意见顿改，既愿美国于赔款减收，复愿于所应受之款缓受。若不据实声明用减收之款派生出洋，是为不足。中政府之美意，或有变更，抑或难以办到，甚至被阻于他人，均属难于预定。如此，减收一事，由明年起每年减收若干，中政府应声明，每年所减之还款，拨出若干以办学务，并定实用此减收之银若干分，以办意所欲办之学务。如是定妥，美政府方可抵拒[别国]强[逼]中国将此减还之款改作他用。在两国现定减还款项新法时，相应将妥定办法，彼此照会声明也。为此照会贵亲王查照，须至照会者。 ^[18]

尽管柔克义没有提及唐绍义使美，可能对庚款用途带来的变数，但庆亲王与外务部大员，从照会暗含的旁敲侧击，已了然对方真正所指。第二天，庆亲王以外务部名义向唐绍仪拍发电报，转述柔使照会内容，令其“酌核”，以表警示。

唐绍仪的美国之行，在各方或明或暗合力夹击下，四处碰壁，一无所获，空手而归。与此相反的是，在中美双方反复保证与声明中，退还庚款用于教育并派遣学生赴美留学计划，为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士所认知并表同情，这一成案如同越扭越紧的螺栓，与历史进程中两国人民智慧形成的庞大机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外力强硬亦难以剥离，更难以扭转乾坤。

在此之前，美国亦有退还多余赔款的纪录，但为数甚微，并未引起大的动静与广泛关注，此次退还本金千余万美元的庚子赔款，诚为空前举动，为中美交往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消息由官方正式公布后，社会各阶层一片哗然，教育文化界人士更是兴奋异常，惊叹连连。美国舆论界或就公道正义，或就增进两国友谊之论，发出了一片赞美之声。华盛顿《普斯提》（Post）云：“明我不索不义之财于中国也，彼凉血忍心之国，固欲以重偿牵倒中国，久为我国民所反对。此举与我国光明正大的宗旨符合也。” ^[19] 曾以夫人身份随美国驻华公使埃德温·赫德·康格（Edwin Hurd Conger）在华住过七年，且多次觐见慈禧太后，《北京信札——特别是关于慈禧太后和中国妇女》一书作者萨拉·康格（Mrs.Sarah Pike Conger），亦撰文赞道：“美国自动减收赔款，态度之伟大，非言语所能形容。此种态度，代表一股亲密的友谊，并非出于突然，而是由‘五月花号（May Flower）’的精神而来，在自由的处女地上下种，由爱与真理的滋润生长而成。” ^[20]

面对各界广泛赞誉与各色人等引申演进之词，惊喜交加或曰悲欣交集的大清朝野上下，更是一片欢呼叫好之声。但于啧啧称赞与欢腾喧闹之后，亦有较为理性的不同声音传出。一度出任清廷内阁中书、《京报》总经理等职的政论家汪康年对此一事件撰文宣称：“近来美国以退还赔款，大得感情于我……我朝廷感之，我社会感之，我学界商界中人，且舍近年工约之意见而感之，似美之此举，义声直震天地矣。”但是，“夫以理言之，则彼先时不应误算，今觉其误而还之我，谓之正直可矣，谓于我有加惠，则不可也”。更应足戒者，“吾外部谢其使，吾出使大臣谢其外部足矣。而又派专使焉，而又因是大施隆礼于其舰队焉。最奇者，当美之舰队至厦时，吾上海报界公议，电致其统将，代表国民谢意，无乃使彼失笑欤。其奇之又奇者，则浙江洋务局员王某，忽擅请于浙抚，亦发电往也”。 ^[21]

于众声喧哗与遍布华夏的赞叹声中，甚或于昏睡的梦游呓语与义和团遗风浩荡、电报飞传之中，有一个人蛰伏在北京城偏僻角落，早已被朝野与舆论界抛诸脑后，悄然无声。此人便是梁诚。

遥想当年，梁诚以弱国外交使者的身份周旋于豪强之间，暴霜露，斩荆棘，历经波折，不屈不挠，几经谈判斡旋，终于成就了庚款退还之定约，厥功甚伟。当捷报初传之时，朝廷感动，王公将相惭喜交加，高官大吏为之惊骇瞠目。如晚清重臣、两江总督端方电贺道：“减收办到，佩极” ^[22] 。湖广总督张之洞更是满含感情地拍发电文：“减收赔款事，久无成议，今承荩筹干运，居然允许，具见诚信远孚，为中国收回巨款，似此折冲樽俎，屡有裨益大局之举，海内外实无伦比，钦佩万分。” ^[23]

意想不到的是，梁诚因首先提及并赞成美方以退还庚款“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且欲使此款“断不致竟归他人掌握”，与袁世凯的谋划和意旨相冲突，被暗中下绊卸任归国。更想不到的是，唐绍仪以谢恩专使身份赴美，企图暗中改变庚款成案，计划落空后，袁世凯对梁诚当年的强硬做法越发不满。故梁氏归国后虽授头品顶戴以表面上安慰，但不受重用，且被逐出外交界，屈居粤汉铁路广东段经理。及慈禧、光绪帝驾崩，袁世凯失势回归老家安阳隐居，始东山再起，出任驻德公使。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1月16日袁世凯虎豹归山，重掌朝柄，且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在京组阁，由梁敦彦担任外务大臣。55天后的1912年1月11日，梁诚被免驻德公使，令召回国。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后，梁诚隐居香港，虽有同僚周自齐等邀请劝进，梁氏深知事不可为，隐而不出。1917年，54岁的梁诚因瘤疾孤独地死去，身后倍加凄凉。

同年，美国参议院鉴于前国务卿海约翰，在庚子赔款退还过程中做出的公道主张和为之付出的努力，提议为其建立铜像以示旌表。此举与梁诚之死，形成了鲜明对照，其巨大的反差令人唏嘘。

似曾相识燕归来

历史于吵闹纷争、哀痛悲呼中进入了1909年。其时，大清帝国的慈禧皇太后与光绪皇帝，分别于前一年11月14与15日撒手归天。在一片鬼气迷蒙的阴森气氛笼罩下，年仅三岁的溥仪继登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大清王朝开始了断气前最后的喘息与挣扎。

1909年1月，美国政府开始退还多索的庚子赔款，清政府外务部根据与美国公使馆进一步商定的《派遣留学生规程》（草案），立即着手筹办游美学务处，并实施遣派留学生计划。7月，外务部会同学部在草案基础上正式拟订了《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要旨为：

一、设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会派办事人员，专司考选学生，管理肄业馆，遣送学生及与驻美监督通信等事，并与美国公使所派人员商榷一切。

二、设肄业馆。在京城外择清旷地方，建肄业馆一所（约容学生三百名，其中办事室、讲舍、书库、操场、教习学生居室均备），延用美国高等初级各科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学生熟习课程，到美入学可无扞格。此馆专为已经选取各省学生暂留学习，以便考察品学而设。

三、考选学生。各条所取学生拟分两格。第一格：年在二十以下，国文通达，英文及科学程度可入美国大学或专门学校；第二格：年在十五以下，国文通达，姿禀特异。每年拟取第一格学生一百名，除由外务部、学部在京招考外，并分咨各省提学使，在各该省招考。录取合格学生，不拘额数，咨送外务部复考，选取实在合格者，送入肄业馆学习，或数月或一年，再行由馆甄别。拟取第二格学生二百名，凡二十二行省民籍满、蒙、汉，旗人及内外蒙古、西藏等处，参照省分大小，赔款多寡，以及有无赔款，斟酌裒益，定为额数，由学部行知各省提学使，各按单开定额，选取送京，入肄业馆学习，或数月或一年，再行由馆甄别。于两格学生内各选五十名，送赴美国留学。其不入选之生，仍留馆肄业…… ^[24]

这份大纲，基本确定了游美学务处到清华学校这一历史阶段的宗旨。按清廷主事者计划，选送赴美留学者，每生留美五年，退回的庚款可派遣1800人留美就学，“此种兴学育才之计划，盖1870年容闳氏所曾企图，而未克成功者也” ^[25] 。

与当年容闳时代有所不同的是，《大纲》第一条最后一句“与美国公使所派人员商榷一切”，颇引人注意。正是这一句铁律，退还庚款的利用和学校建设多方掣肘，枝节横生，利弊难辨，争执各方徒添一些口舌与烦恼。如在《大纲》制定前的宣统元年四月，面对中国王纲解纽、军阀兴起，朝廷中枢即将全面崩盘的衰势颓局，美国政府对退还庚款的利用再度产生疑虑，对中国政客说一套做一套、阳奉阴违、欺上瞒下、下愚上诈的伎俩提高了警惕。为彻底杜绝退还庚款为军阀流寇、土皇帝们用于军火交易或寻花问柳纵情挥霍，美政府再度与清廷谈判，更加严格地规定了一套退款、用款办法，即清政府每月仍须按原数向上海花旗银行缴付赔款，再由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通知银行应汇美国之数，由上海海关道代表中国政府照数购一汇票交银行汇往美国后，再由美总领事签字核明，将所余之款退还上海海关道转交外务部。 ^[26]

根据美国国务院解释，实行这套繁杂的“先赔后退”手续，其目的是“在这个制度下，万不能浪用一个月以上的款项”，因为“根据决议，如果美国总统查出中国政府用款不当，可以随时有权制止公使转拨款项”。如此这般，“每隔三十天考核一次用途，如果失了信，第二个月领事不再交还就是了” ^[27] 。

美国佬办事确实够认真、厉害，有点远见。这条规定，算是彻底堵死了对退还庚款觊觎者的路子。理论上讲，再大的流寇、军阀以及各路诸侯，在铁律面前都无法撬动这块金砖。两年后，大清王朝彻底崩盘，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政客遍地走，军阀多于狗，许多强人打过退赔庚款的主意，只是格于上述金规铁律，又一个个望款兴叹，徒呼奈何？除袁世凯巧立名目、厚颜无耻地犯过一次规，受到警告而缩手外，其他各路军阀与历代当国者，皆按这一规矩执行下来。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却说《纲领》既定，最紧迫的要务是组织班子招考学生，于秋季放洋赴美。

1909年9月，清廷从外务部与学部分别挑选人员办理游美学务处，任事人员衔名、薪水数目，按照两年后1911年9月留存档案清单，计开：

总办：外务部署左丞兼学部丞参上行走周自齐，每月薪水二百五十两（支半薪）。

会办：外务部候补主事唐国安，每月薪水四百两；

学部员外郎范源濂，每月薪水二百两（支半薪）。

庶务长：外务部候补员外郎于德浚，每月薪水一百两。

中文文案：四品衔候选知州俞藩同，每月薪水一百两。

英文正文案：候选县丞谭辉章，每月薪水一百五十两。

英文副文案：候选府经历唐彝，每月薪水一百两。

庶务员：四品衔度支部主事许直，每月薪水五十两。

蓝翎五品衔礼部笔帖式伊端，每月薪水五十两。

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生陈士廉，每月薪水五十两。

书记生：五人（略）

从官员与办事人员配置可以看出，游美学务处以外务部为主，学部为辅，共同办理学生游学事宜。周自齐、范源濂二人属兼差性质，支半薪；唐国安属全职全薪，具体事务实际由唐氏主持，故又名为“坐办”。 ^[28]

成立后的游美学务处，先是赁得北京东城侯位胡同民房一所，暂为办公地点，聘任各员分任职事，拟具暂行章程，刊用木质关防，准备招考。因侯位胡同过于局促，刚刚成立的学务处又搬入史家胡同一个大院内办公。按中美双方商定计划，本年秋，应送一百名学生放洋，但“为时已迫，恐难足额”，遂将京师报考与各省咨送第一格学生会集一起通考。 ^[29] 消息传出，来自全国各地630多名考生，云集北京城内史家胡同游美学务处报名应考。借助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本著的主角——梅贻琦，正式登场亮相。

走出南开中学校门的梅贻琦，保送进入直隶高等学堂（保定）就读。时梅家经庚子之乱冲击，家庭更加破落，生活亦趋艰难，十几口之家，急需一个强壮劳力予以支撑，有叔伯戚友劝其父，等贻琦高等学堂毕了业，就该回津就业，哪怕当个中小学教员，到租界洋商写字间当个“摆”（Boy），怎样都可贴补家用，替父母分些重担。但当清廷成立游美学务处、于全国招考的消息传出时，刚好学满一年的梅贻琦在师友鼓励下，怀着几分好奇与继续求学的理想，毅然前往北京报名，欲实现放洋深造之梦。

清廷外务部位于东单北大街东堂子胡同，向北过了无量大人胡同和干面胡同（金宝街一带），就是史家胡同（今胡同西口在东四南大街，东口在朝阳门南小街），考试地点在史家胡同的学部衙门考棚，考试时间为宣统元年七月二十至二十七日（1909年9月4日至11日）。具体时间与考题为：

二十日考试国文，为第一场；

二十一日考英文，为第二场；

二十三、四两日校阅试卷，各按分数先行取录张榜晓示，已录取者准其接试科学。

二十五日考试代数、平面几何、法文、德文、拉丁文，为第三场；

二十六日考试立体几何、物理、美史、英史，为第四场；

二十七日考试三角、化学、罗马史、希腊史，为第五场。

按照规定，每场“随时校阅，各给分数，俟取定之后，传至本处核对笔迹，相符然后取具愿书，另定日期放洋赴美” ^[30] 。

据前来参加考试的学生李鸣龢回忆，英文及有关西洋学科诸科目，皆由美国公使馆命题，国文与中国史地则由清廷学部命题。 ^[31] 考场上，中文、英文、科学等多个回合下来，已是筋疲力尽，人生的关口总算熬过，只待吉星是否高照自己头顶。这次考试结束后，于八月三日（9月16日）发榜，共有47人榜上有名，以程义法名列榜首，二至六名依次为邝煦堃、金涛、朱复、唐悦良、梅贻琦。

关于这次考试的场景，梅贻琦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录，只有与他一起进入考棚且榜上有名的徐君陶，晚年回忆往事的时候曾提及一个相关片断，徐说：“经过几项考试，一次一次的淘汰，末了剩下47个人，梅先生和我便是这47人中的两个。我记得我在看榜的时候，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儿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看见了，经彼此介绍，原来就是现在的梅先生。” ^[32]

这年10月，梅贻琦一行47名录取新生全部集中到上海，由游美学务处会办唐国安率领，搭乘“中国号”邮轮启程赴美。时上海码头站满了送别人群，人头攒动，鲜花混杂着泪水在岸边摇动挥洒，颇为壮观。如此盛景，令许多老人又忆起了当年看到的相似一幕。此为同治年间选派大批幼童在上海码头登船赴美留学之后，又一段历史大幕的开启。

遥想37年前的清同治年间，大清帝国内乱不止，风雨飘摇，即将倾圮。有识之士开始提倡推行洋务，曾国藩、李鸿章等朝廷重臣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与推行者。时容闳自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归来，有意振兴国内经济和工商业发展。 ^[33] 同治四年（1865年），容闳为两江总督曾国藩于上海创设江南制造局，制造先进机器，并附设翻译科，翻译与西洋科学有关的书籍。继则容闳又商请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派首领，挑选一部分幼童赴美留学。同治十年（1871年）秋，在容闳多年倡议、奔波，曾国藩、李鸿章鼎力相助下，选派聪颖子弟赴美国留学计划得到朝廷恩准。按曾国藩、李鸿章奏折和容闳所拟派遣留学生章程，暂定总额为120人，分四批出国，每年遣送一批，每批30人，连续派遣四年，每年大约在同一时期放洋。学生年龄最低不低于12岁，最大不超过15岁，在美国各大学学习15年毕业，“按年分起，挨次回华。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 ^[34] 。考生“须身家清白，有殷实保证，体质经医生检验合格。考试科目为汉文写读，曾入学校习英文者，则并须试验其英文，应考及格后，当先入预备学校，肄习中西文字，至少一年，方可派赴美国留学”。“至于学生留学经费及出洋之服装等，皆由政府出资供给，每批学生放洋时，并派一汉文教习随同偕往。”与此同时，由曾国藩领衔签署的奏折中，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同时在附设章程中规定：归国留学生“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此系官生，不准在外洋入籍逗留，及私自先回，遽谋别业” ^[35] 。9 月 9 日，皇上圣旨批准办理。

1872年夏，上海留美预备学堂举行中、英文会考，首批进入学堂学习一年的30名幼童全部及格，获准放洋。容闳则于这年7月初先期赴美，为留美学生安排一切。

这年的8月11日，詹天佑、梁敦彦、邝荣光、蔡绍基、容尚谦等30名“奉旨钦赐官学生，赏赐袍帽顶戴”，由监督陈兰彬及助手曾兰生、容增祥等带队，自上海码头出发，跨越太平洋，于9月12日到达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当天就住进了这座城市最高的建筑——九层楼高的摩天大厦“皇宫大饭堂”。稍后，幼童们乘坐刚刚贯通北美大陆的蒸汽火车，到达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开始了留学生涯。少年们入乡随俗，以惊人的速度克服了语言障碍，很快成为就读各学校优秀学生。

1873年初夏，第二批幼童赴美，领队是中文教习容元甫。抵美后，幼童按计划分配到康州河谷两岸的美国家庭中。据后来成为纽约中文报纸编辑的李恩富回忆：“我很幸运地分配到春田（马萨诸塞州）一位慈祥的太太家，她赶着马车来接我们。当我被介绍给她时，她拥抱我并吻我。她的动作使其他同学均大笑，更使我脸红。当然，我没说出我的尴尬，可能自襁褓以后，这是我首次被人亲吻。” ^[36] 时与李恩富一起住在这位太太家的幼童留学生仅懂少许英文，与对方交流尚不适应。当第一个星期天来临时，太太要他们去“主日学校”，幼童们只听懂“学校”二字，便立刻拾起书包做好准备。最后发现自己被领到教堂里就座时，有两位幼童如遇大敌，立刻夺门而逃，跑回住处把自己关于房间不再动弹。——类似这样因语言沟通不畅而引发的误解甚至矛盾，在开始的一年内屡见不鲜。当幼童逐渐适应本地语言和生活习俗后，类似误入教堂的笑话便成为回忆中美好的往事。

1874年夏，第三批幼童即将赴美，上海《申报》借此机会，于8月6日对第一批幼童留学生近况做了如下报道：

闻今年二月份月课，梁敦彦考取第一名，蔡绍基考取第二名，黄开甲考取第五名，凡在前列者已陆续升入大书院内学习，行见蒸蒸日上。不数年后，中西各学尽能通贯，此诚我国家作人之雅化也。其尤足喜者，各幼童在外洋，俱得起居安吉，并无水土不服之虞，曾将西国照相法，每人各照一相，邮递至出洋总局，则皆容颜丰腴，仪观雄伟，彬彬然尽有儒者风也。现在第三批幼童业已选定三十名，不日随祁司马前去，作十五年之壮游，经六万里之沧海。乐哉斯行也！

如此大场面的壮游，延续到光绪元年即1875年结束。至此，清政府在四年间共选派10岁到16岁幼童120名赴美留学——这便是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批幼童原计划留学15年，由于政治文化的差异以及国内顽固派作梗，9年后便奉命撤回，留学计划中途夭折。

关于留美幼童中途归国事件颇为复杂，简而言之，与下列诸事有关。幼童多半介于12至16岁之间，在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美国化”速度惊人，对自身形象更是敏感。刚入校就读时，清廷规定幼童必须有中国的老规矩，穿长袍、扎辫子，外貌颇像女生，引得美国同学哄笑与戏谑，也引来一场场打得鼻青脸肿的纠纷。如有一幼童着厚底布鞋，戴瓜皮帽，于乡间追逐邻居家一头逃跑的猪，引得全村人大笑不止，这位幼童发现后羞愧万分，以后与当地学生的纠纷甚至挥拳开打不可避免。当幼童渐渐长大并适应美国式生活，开始学穿西装、扎领带、蹬皮鞋，俨然一副美国本土学生打扮。此一改变，早年留学美国的容闳表示默许，而正监督陈兰彬却大为光火，给予严厉责罚，此为容、陈二人冲突之始。西风既开，一发不可收，有同学竟悍然剪去作为“忠君爱国”象征的辫子，陈兰彬认为是大逆不道，甚至犯上作乱，立即下令手下人将剪辫者捉拿起来，遣送回国予以惩罚。容闳虽表同情，却抵不住陈兰彬看似义正词严的威势，只得目视眼泪汪汪的幼童被送上归国的轮船。自此之后，容闳内心对陈氏的愤恨更加强烈。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出资七万五千多美元授权容闳在康耐狄格州（今译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Hartford）城建造“幼童出洋肄业局”楼房一座，以备幼童留学计划长久地坚持下去。也就在这一年，陈兰彬奉调归国，另派一守旧派人物区谔良为“肄业局”委员。当区氏得知容闳很早就皈依了基督教，且又加入了美国籍，娶了美国妻，在美建立幸福家庭后，认为容氏本人就是离经叛道的反面典型和汉奸，“出洋局”乃孔教之耻辱，遂密报清廷，加速了北京守旧派对容闳的杯葛。

同治皇帝驾崩后的光绪元年（1875年），陈兰彬及容闳分别出任驻美、西、秘三国正副使臣（公使），按清廷官场的价值判别，此为一种荣升。但容闳希望能专心主持“肄业局”并致信李鸿章陈情。李的答复是，容既担任副使，同时保留对该局的职权。作为副使的容闳需长驻华府，出洋局大权随之旁落，对幼童管理、教育等事宜鞭长莫及。而更令容闳没有想到的是，光绪四年（1878年），陈兰彬第二次抵美就任大清国首任驻美公使，同时偕原侍讲衔翰林院编修吴子登，出任“幼童出洋肄业局委员”，以正监督的身份主持该局事务。吴氏乃刚愎顽固之辈，一上任，其“叶公好龙”的本色立即显现，频频发布“谕告”“规章”，再三强调幼童不可忘掉祖宗和“本国规矩”。第三批留美生唐绍仪见到吴氏未行跪拜礼，立即招来一顿板子，屁股被打肿，疗治数日才得恢复。每逢寒暑假，吴子登规定幼童必须集中到肄业局大楼研习中文，读四书五经，且致函各幼童所在学校，对“美国地理”“钢琴演奏”“英诗写作”等课目，“本局切盼中国各生之美籍教师们立刻予以停授”。

吴子登一面对幼童大加训斥体罚，并以遣送归国为要挟，一面向国内朝廷大员包括李鸿章发电致函告状，对幼童及容闳本人大肆攻击诬蔑。李鸿章此时正受同僚及政治对立面权臣排挤，对容闳与吴子登、陈兰彬的纠葛，以惯用的“和稀泥”“捣糨糊”外交手腕给予劝勉，并告诫以大局为重，不要“负曾文正创办之初衷”云云。但吴子登与陈兰彬等人非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欲置容闳于死地。在致朝廷的奏折中，吴子登以“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等事由加以诋毁，并请朝廷裁撤出洋肄业局，勒令幼童归国。同时危言耸听地密报：“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 ^[37] 面对陈、吴二人的诬蔑与状告，容闳与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写信向李鸿章辩解并陈述意见，谓：“吴子登本为反对党之一派，其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又因前与曾文正、丁日昌二人不睦，故于曾、丁二公所创之事业，尤思破坏，不遗余力。……夫文正之创此留学事务所[出洋局前身]，其意固将为国家谋极大幸福也。吴子登苟非丧心病狂，亦何至欲破坏此有益于国之事？愚以为若吴子登其人者，只宜置之疯人院或废病院中，何足以任留学生监督？且举荐吴者实为陈兰彬，陈亦怯懦鄙夫，生平胆小如鼠，即极细微之事，亦不敢担负丝毫责任。予之与陈共事，无论外交方面、教育方面，意见咸相左。予今试略举一事……” ^[38]

尽管李鸿章与容闳等为此谏阻，并由容闳出面请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等致函清廷说情，终未能阻止吴、陈二人以及朝廷守旧势力、顽固派，包括曾国藩次子、外交官曾纪泽等人在内的联合夹击。1881年，清廷下令撤销出洋肄业局，召回留美幼童。容闳亦接到裁去副公使的谕召，循例归国销差。同年暑假，留美幼童离开哈特福德城，赴旧金山候船归国。时就读于耶鲁大学的22名幼童生，只有詹天佑、欧阳庚刚顺利毕业。而容揆与谭耀勋二生则抗拒召回，留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学业。当初120名赴美幼童，除先期因不守纪律被遣返9名、执意不归及病故者26名外，其余94人均在各大、中、小学就读，分三批于这年夏秋被遣送回国。

归国幼童踏上祖国土地，国内守旧顽固势力并未因此而消解心中的怀疑与厌恶，反而给予幼童以极大的羞辱，其遭遇至为悲惨，一位幼童在回忆中说：“我们所得的待遇，直同被褫夺国籍的罪犯。上岸之后，即由兵士一队，押解入上海县城，安置一所破旧不堪、久无人迹的书院里。每人发一张床板一袭秽被。室内潮湿霉烂，臭气熏人，可达里许之外。大门小户，布满兵卫，既禁止我等外出，亦不许亲友入内探视……我等手中不名一钱……直蛮荒野人之不若……” ^[39]

面对留美幼童离奇曲折的命运，国内外舆论众说纷纭。清廷的清流派与朝野进步分子深表惋惜，一代大儒黄遵宪曾作诗哀叹道：“坐令远大图，坏以意气私。牵牛罚太重，亡羊补恐迟。蹉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 ^[40] 尽管命运多舛，遭遇不济，但留美归国的幼童没有就此沉沦，在日后的岁月里破蛹而出，奋发向上，于山河破碎的中华大地勇力搏击，逐渐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个庞大而有力的精英群体，于诸项事业中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这一批人物中，有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一批）；有中国邮电事业的奠基人黄开甲（一批）、袁长坤（三批）、朱宝奎（三批）、周万鹏（三批）；有中国第一代海军将领容尚谦（一批）、蔡廷干（二批）；有中国早期最著名的煤矿——开滦煤矿矿冶工程师吴仰曾（一批）；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一批）；有世人熟悉的清朝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一批）；有在上海照顾梅贻琦等留学生订票、吃住与登船事宜的民国第一任电报总局局长唐元湛（二批）；有唐山路矿学堂总督、交通大学创始人、民国邮传部副大臣、外交总长梁如浩（三批）；有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三批），以及历尽波折、争取庚款退还大清王朝的驻美公使梁诚（四批）。 ^[41]

当美国政府决定把多索的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派遣留美学生之时，负责实际事务的清廷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草拟此一新的留学教育计划，提议于北京创设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在下一代中国学生出洋之前先教他们英文。这个决定，就缘于他幼年留美曾经有过的痛苦体验。遥想当年，“他本人和容闳带出去的其他孩童刚到新英格兰时，常因发音不准确或忘记端上来的食物叫什么而被耻笑，异常难为情：下一代的留美学生如果能先学一点英文便不至于如此”。后来梁敦彦提议创设的“这所新学校，日后演化为当今中国最具声望的清华大学。当年初创的时候，第一任校长是容闳当年带到美国去的另一孩童——唐国安” ^[42] 。

事隔37年后的1909年11月底，“中国号”邮轮渡过浩瀚的太平洋，蒸汽火车横跨北美洲，抵达美国东部城市士皮令飞鲁（Springfield，春田）。唐国安站在车窗前向外瞭望，前来迎接的正是当年与自己同期留美的幼童，曾抗拒遣送归国并坚持读完耶鲁大学、时为中国驻美使馆头等参赞容揆。 ^[43]

大清帝国的少年学子再度联袂翩翩而来，恍如隔世，美国新闻界予以极大关注，记者们在争相报道唐国安与他率领的47名清国留学生的同时，亦没有忘记容闳这个闪光的名字，以及当年他亲率幼童赴美留学的光荣历史，还有他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的伟大贡献。 ^[44]

尽管本次以庚款派遣留学生赴美，受到号称革命者如章太炎等辈，以及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口诛笔伐：“美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清政府“妄遣十百少年”留学美国，实“有百害而无一利”云云。 ^[45] 但毕竟大势所趋，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当此之时，已是81岁高龄的“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正在美国，他劝说族侄容揆出任留学生监督，借以延续自己当年的未竟之梦。

岁月流逝，世道轮回，从容揆、唐国安率领的一群黄皮肤、黑眼睛、意气风发的翩翩少年身上，老迈倚杖、白发苍苍的容闳，独立于浩瀚无垠的旷野，又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以及那个阳光灿烂的秋天，率领幼童穿越新英格兰大地的欢乐场景。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来者之可追

唐国安率领梅贻琦等学生登陆春田市暂住，因美国各大学秋季开学业经两月，未及赶上本学期入学，乃由监督容揆根据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先行分别送入波士顿附近各预备学校插班进修，翌年再往各大学及专门学校就读。据梅的同学张福良回忆：“伊与梅先生同学十人，分配于麻州（马州）有名之葛柔屯学院（Groton School），但往葛镇报到时发现，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教育组人员弄错，改洽很不出名而且接近停办之苏仑思中学（Lawrence Academy），亦在葛柔镇，那时该校学生尚不满百人。所幸为期不久，一九一○年各入原洽定的高级学院。” ^[46]

诸生报到后，唐国安与容揆二人一起到各校考察留学生学习和生活情况，看到“诸生皆安心学习”，唐国安遂乘船返国，诸生在美的照料、管理等事宜，由容揆总负其责。

关于这一批同学插班就读的生活少有记录，幸梅贻琦二弟梅贻瑞保存了当年“五哥”一封家书，多少透露了一点生活实情。

在美就读的梅贻琦于1909年农历十二月十六日中午，收到来自家乡的第一封家书，4天后的二十日中午梅回信。这封家书用毛笔书写于当时流行的“八行信笺”上，共有6页，计1200余字。前文已述，梅贻琦乃家庭中的长子，共有兄弟姐妹10人，因在梅氏家族大排行的缘故，被称为“五哥”。信中提到的“六弟”指梅贻瑞，实际是梅贻琦同胞之二弟。文曰：

六弟足下，别来四月，思念之情与日俱深。迩来正怀想殷殷，忽于十六午飞来家信，内附吾弟手书，环读三四周，欢喜莫名。凡吾所欲知者，吾弟皆一一告之，可见弟之爱我切，故思有以慰我也。兄居是间，一切如恒，毋庸赘叙。今就弟之所嘱所问，答复如下。

运动一节，兄颇着意练习，惟不敢涉险，望转禀明堂上放心可也。照相以此地荒僻，从未得一照，俟有机会，必当多照寄家，以慰悬念。兄自起行来美，沿途多作日记，以志所见所闻，至今未间。兹特将起程到美入堂一节拆寄家中，以便观此可知途中大概。惟观毕务望妥为收藏，切勿遗失，大哥处亦可寄去一观，或另抄寄去尤妙。报纸，此处皆为西文，于吾国事不详，故兄欲家中订阅一份好报，阅毕积数日或十数日邮寄兄处，则所费不多，而两有裨益也。

“堂上”指父母居住的正房，此处指父母。梅请二弟转告父母，自己尚没有涉足那些惊险的体育运动，因而无病无伤，身体如前。关于照相之事，当时没有机会，待进大学之后，梅贻琦履行了信中诺言，得以照相并寄回天津供家人与亲朋好友观看。据梅贻宝回忆说：“我当时才入小学不久，不甚懂事。只记得五哥寄回来在上海剪下来的辫子。五哥不时寄回一些五彩的美国风景明信片，当时看了，心向往之。并且在若干照片中得以认识杨锡仁、张彭春、金仲藩诸先生，当时都是翩翩少年。” ^[47]

张彭春于梅贻琦走后，次年与胡适等人一起放洋赴美，属于庚款留美的第二期生，亦即胡适后来说的清华“第二代老祖宗”。梅贻宝所言几人合照之事，当在梅贻琦赴美第二年之后所摄。同时，梅贻宝还透露了一个信息，即放洋生在上海乘船前，或明或暗地剪掉了猪尾巴状的辫子，并由学校置办服装，从行头和外观上做了入乡随俗的准备。同37年前相较，危亡系于一线的大清王朝，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面前，自知难以抵挡，遂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任这一批放洋学生随心所欲——比之当年梁敦彦、唐国安、唐绍仪、梁诚、容揆等赴美幼童，可谓幸运得多矣。

梅贻琦信中提到拆寄家中的日记，一直未能露面，想来是梅家在战火连绵、颠沛流离中毁掉或遗失了。梅贻琦一生做事严谨，有记日记的爱好和习惯，但世人发现并流传者，除20世纪四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几个并不连贯的阶段性日记，其他尚未发现遗存，特别是早期留美以及后来在美考察、工作、生活诸方面情形，应有日记记载和留存，惜至今下落不明，徒令后学与梅贻琦研究者扼腕长叹。

梅贻琦首次留美之时，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如同坐在火山口上，丧钟已经鸣响，只待一声革命的惊雷炸为碎片变成历史的灰烬。梅氏身在美西，谈不上“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境界，但心怀故土、感忧国家时局的心情自是不能避免，因而在回信中对他的二弟提出订阅报纸邮寄一事。信中又说：

捎家茶叶系保定同学邢君契莘（浙江人，一同来美）所送，云为伊家乡所产，兄亦未悉其名。中学范莲青先生未将蓝皮书送来，约被遗失。但此书系借自高等学堂汤谪卿先生者，名Ottoman’s Grammar，倘不能寻着，可于保定取回书中，找出兄所读者（与此相同）及曾文正公手札（七本，借自傅光亭兄）、 Junior Course of Composition by Nesfi eld （一本，借自陆康衢兄）一同寄保，交魏孟藩兄，托伊转三人，吾弟宜写一信，述说明白。盖兄所欠人，务欲偿还，不然则我以为无心，人疑其有意苟得之事，兄不屑为。至于人或欠我，不必深追，物轻情重，全其大者而弃其小者可也。兄自来美，日食三餐，颇觉适口，虽食量减少，而身体加重（兄前月重百二十五磅，今增三磅），则起居各得其宜可知矣。汽船于百八十经度重过一日之说，兄于日记中已稍论之。前信所写“Washington D.C.”，不可分开，D.C.字系District of Columbia之省文，因美之西北有华盛顿省，故于京城加D.C.以别之。

此段最令人感兴趣者，当属借书还书一事。事虽小，足反映一个人的修养、品德、学识与为人处事的态度。不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这些儒家的伦理与人生观，此时已扎根于梅贻琦心中，并成为他日后处世的准绳和追求的理想人格。后来梅贻琦执掌清华大学，许多篇演讲可见出此时铸就的人格力量。尽管梅赴美后皈依了基督，但其处世的道德标准与人格力量，以及洵洵然有儒者之风，给师生与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这一切，自然要追溯到梅贻琦童年时代和读书时候打下的根基，而其深厚的儒学功底，在同时代中没有多少人可与之匹敌。一位与其稔熟的美国友人称梅为“博闻强识的中国儒士”。而另一位友人Carroll B.Malone则回忆说：“他有一次对我说，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典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48] 从梅贻琦留下的文字与演讲中可以窥知，此非虚言，确实具备了这一才能，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信函最后，梅贻琦写道：

兄等入学事，殆亦难言。此次同来并无贵族，彼二生者，以能与监督辩难，监督辞穷，故不得已许之，他人则或为心愿，或不敢言，皆唯唯听命。兄则无所可否，多学一年即得一年之益，夫何乐而不为？监督名容揆，广东驻防旗人，久居美，纳美女为妻，今充中国使馆头等参赞，兼留美监督，为人颇刚愎，学生多不喜之。至于舞弊情事，名誉攸关，慎勿与外人道也。同室朱君惟杰，亦尚相得，惟伊有文人傲兀气，不甚可亲。弟嘱吾爱众亲仁，吾亦众人视之可耳。兄今衣帽只有二份，时易着之。内衣甚暖，足以御寒，及今手足皆未冻，虽吾在保时，尚未能如是也。弟劝吾习汉文，吾亦甚喜之，奈何课忙无暇，有愿莫随，且作文荒弃愈久，愈难下笔，惟得吾弟一二佳作以读之，亦可藉以温习。总之，家人念我时，即知我念家人，此情此心，有非文字所能尽罄者耳。临颖神驰，不尽缕缕。

此颂新春大吉。

兄月涵手其。十二月二十午

此信且不列号，俟至明正计起可也。大哥亦可参观此信，阅毕亦予与大哥一观，诸妹、弟同此不另。 ^[49]

梅贻琦在信中答复了二弟梅贻瑞对于赴美留学生，为何有两个人直接进入大学，而其他人被安排在中学，其中是否存在舞弊情事的询问。按梅贻琦的说法，放洋学生并无特殊家庭背景，亦无徇私舞弊情事，实乃“彼二生者，以能与监督辩难，监督辞穷，故不得已许之”。唐国安归国后，有《外务部会奏第一次遣派学生到美入学情形折》上奏宣统皇帝，其中提到：学生安抵美国后，“适值该地学校学期业已过半，且各生程度不一，势难概受同等教育。其优者固宜直入大学，俾无废时之患。其次者亦必及时预备，循序渐进，方无躐等之虞，当经会同驻美监督容揆，将学生金涛等分别送入科乃鲁各大学，暨罗兰士各高等学校，并亲往详细查察……” ^[50]

从奏折透露的情形看，直接入大学的学生应为浙江绍兴人金涛等辈。梅贻琦赴美前已在直隶高等学堂读过一年书，算是大学一年级，现在回头从中学学起，似是走了回头路，吃了亏。但从梅贻琦信中可知，当时他的心态冷静平和，不认为是吃亏，反觉有益。这种顾大局与从长计议的乐观“屈就”性格，一直潜伏于梅氏身心并贯穿其一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给梅贻琦留下恶感的监督容揆。其人乃广东省新会县菏塘良村人，属容闳的族弟。当年受容闳鼓励，于1873年作为第二批幼童赴美留学。至美后，就读于春田中学，1880年6月高中毕业，成绩居全班第二名。为此，容揆作为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致辞。此前，容揆于春田市加入基督教会——南公理会（South Congregational Church），且剪掉了辫子。留学生监督吴子登闻知后勃然大怒，认为是大逆不道，立即下令将其开除并遣送回国。其时，容揆已考入哈佛大学。而另一位因同一原因被开除的幼童留学生谭耀勋，也被勒令一起遣送回国。作为率领幼童赴美且负监督之责的容闳得此消息，因与吴子登已缔结矛盾，不便亲自出面营救，只好请与容揆有交往的好友杜吉尔牧师（Rev. Joseph H. Twichell）加以援手。杜氏答应并写了如下日记：“容闳博士访我，其愿负担容揆大学费用每年七百元，如果能安排使容揆留美不返的话。他并列出条件二项：第一，俟容揆自立后自当归还费用。第二，容揆学成后应当替中国政府服务。……当我八月去肯泯河谷时，容揆与我约好在春田城见面。我们谈了此事。故当其他幼童整装待发归去之时，容揆及另一位信教之学生——谭耀勋，他已得到他同批（第一批）来美幼童之捐助，凑足进入耶鲁之学费——两人一齐由寄住之处出走，并躲藏了起来。” ^[51]

谭耀勋于1883年（光绪九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几个月后因染肺炎去世，葬于康州柯布鲁克（Golbrook）公墓，墓碑上刻有中文名字以资纪念。容揆于1880年9月进入耶鲁大学文科专业，1884年毕业后转入耶鲁雪菲尔科学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 at Yale）学化学，1886—1887年又进入哥大矿业学院学习工程。毕业后，容揆在纽约报刊杂志社工作，作为自由撰稿人撰写文章，1894年在春田市与彼此相爱、互相等待了十年之久的玛丽·博哈姆（Mary E.L.Burnham）小姐结婚，婚后仍住在纽约。1897年，容揆进入华盛顿中国驻美使馆工作，翌年带全家回国，在上海、天津等地停留半年。这一年，唐绍仪作为清政府专使大臣，名义上为庚款退还事赴美致谢，容揆随行并兼任使团秘书，携家人一同回到美国，而后又重到驻美使馆工作，直到1943年去世。从容揆经历以及中学时代做出的“叛逆”举动评判，其人确有刚强与特立独行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对待晚辈学生时如不加收敛，原有的刚强很可能演化成刚愎自用、强横霸蛮，令学生不喜且得出梅贻琦式的评价亦不足为奇，至少逻辑上可如此推理。

在给二弟梅贻瑞回信的同时，梅贻琦另给父母信函一封。如下：

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敬禀者：今年接到元号家信，知福体康健，家中亦均平安，欣慰之至。男近在学堂，一切皆极安帖，手足亦未冻，请勿悬念。金仲藩兄现居义思韩朴顿（Easthampton，今译伊斯特汉普顿），距此处约四百里，故不得常相见，惟以信通音问，尚不甚寂寞。此地天气冬日甚冷，略似我津，惟雪则较多。男起居自知留神，余详于六弟信中。所嘱谨当遵行，诸请勿虑可也。 ^[52]

男贻琦跪禀，十二月十六日

因这段时间梅的生活较为平淡，此信属一般汇报性质，故无特别注释之必要。唯值一提者，乃信中的金仲藩为梅的南开中学同学兼好友金邦正。金氏在美国习林学，归国后一度出任清华学校校长，后遭学生驱赶辞职离校，此为后话。

且说1910年新学期到来之时，梅贻琦与金邦正等一同赴美的47名留学生，按各自选择进入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就读，大部分学子选择的是哈佛、耶鲁、斯坦福、马萨诸塞州理工等名校。当初清廷外务部与学部为创设游美学务处，给皇帝的奏折中曾明确规定，送往美国各大学的学生“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 ^[53] 。此点与当年容闳遣送幼童赴美的宗旨有关，也与当时留日学生多习法政所引起的反弹有关。时负责外务部具体事务的梁敦彦，鉴于留日学生归国后多从事法政活动，缺乏现代专业训练与民族精神，对国家工业化与经济建设帮助甚微，乃主张留美学生应以攻读经济实业为主，人文及社会科学为辅。为此，他“曾严重的申说，我国外侮频仍，备受侵略，如不彻底改革，时不我与，覆亡立致” ^[54] 。梁敦彦的见解，全凭本人过去经验和印象。“彼随容闳博士赴美时，不过一个十二三岁的幼童。他对于留日本回国的学生，印象最坏，认为多系‘小政客’，昧于国家观念，简直未曾了解现代教育的真谛。……留学生究应选择何种科目——政治、科学、工程——均属待决的问题。鉴于彼时留日学生，多趋于法政一途，回国后，志在作一小官，或公务员，以资糊口。……因此多数主张学生游美，必须着重理、工、农、商等实际有用的学术与技能，庶几回国后，可能对于祖国的改造和建设，有真正的贡献。少数学生亦可选习文、哲一类的科目。” ^[55]

梁敦彦的意见为外部和学部所接受，乃有学习专业硬性之规定，并得到皇帝“依议，钦此”的朱批。从奏折与朱批的照应可以看出，二部的主持者与朝廷中枢，已认识到应用科学对中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尽管外务部与清华学校后来对这一学科分配原则并没有严格执行，但应用科学已得到整个社会的认知，并被多数家庭认为是治国安邦、安身立命，甚至是升官发财之道。流风所及，大多数学子顺应时代潮流，投入经济实业与应用科学专业，形成的百分比大致与二部规划相当或略少的格局。据梅贻琦同期留美的同学李鸣龢回忆：这一批留美学生“其分布之地区，则由东部波士顿以达西部哥罗那多，其所习学科以工科为最多，农矿理科次之，习文科者不过三数人”。 ^[56] 此后学生深造的专业有所变化，而第二批以胡适、赵元任、张彭春、竺可桢为代表的留美学生，习文法科者又显然比第一批为多。

作为第一批径直留美的“史前生”梅贻琦，没有选择哈佛、耶鲁或马萨诸塞州理工等名校，他奔赴的是美国东部马萨诸塞州的吴士脱工科大学（WorcesterPolytechnic Institute，今译伍斯特理工学院），就读电机工程系。这个选择令交好的同学初感意外，再想又认为在情理之中，他们认为梅贻琦对学问和社会的理解，总有些与众不同，当时进入马萨诸塞州理工的同学好友徐君陶三十年后回忆说：“他那种独具见解，确和一般人不同。……总之，梅先生的精神，少年时是这样，到现在还是这样。他的成功，就本着这种精神……” ^[57]

关于进入吴士脱大学后的梅贻琦的学习生活状况，他本人留下的记录或日记类资料湮没无闻，世人不得而知，但从另一个侧面可窥知一二，这便是杨锡仁当年与梅贻琦的交往印象。1910年，第二届游美学务处考选的庚款留美生杨锡仁亦来该校就读，恰好与梅贻琦分于同系同班同组同宿舍，直到毕业才分开。许多年后，杨回忆梅在校表现时，曾以理工科专业的思维归纳为几个要点：“（1）异常用功；（2）暇时常背诵深思林肯之著名演讲 Gettysburg Address （南按：葛底斯堡演说）词；（3）得到吴士脱大学校长lra Hollis与主科教授的特别关照；（4）参加该校‘世界会’组织，先后任秘书、会计与会长；（5）于同学中人缘甚佳，众人习于昵称之为Mike；（6）性极温良，从无怨怒；（7）寡言慎行，永远轻言细语；（8）笃信基督教，每周与张彭春先生赴教堂（南按：1913年，梅、杨与张三人加入马萨诸塞州青年会）；（9）学业成绩优良。” ^[58]

除学校课业与活动，梅贻琦在美期间，曾先后担任“留美学生会”书记、《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职，藉此可见梅贻琦不仅在校为优等生，在留学生团体中，亦是一个活跃人物。

1914年夏，梅贻琦自吴士脱大学毕业，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并入选SigmaXi荣誉会员。按他的学业成绩与志向以及庚款留学生的待遇，可继续入研究院进修，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后归国。但天津家中兄弟姊妹众多，父亲于庚子之乱后一直失业，二弟贻瑞高中毕业后即不再继续学业，被迫去中学任教，月薪只有四十余元，无法满足一家老小吃喝穿衣，只有靠当卖衣物维持生活，经济实在困难。对这一状况，梅贻琦一直牵挂于心，在美四年，时常把撙节下来的膏火，五块十块地寄回家以补贴日用。毕业前，梅贻琦决心放弃继续攻读学位而回国做事，一是负担家计，二是施展才华，实现抱负。这年暑期，梅贻琦作别留美的同学好友，乘船归国，初秋回到天津家中。此时的他并未意识到，这一个求学经历，竟成为后来结缘并掌舵清华大学的坚固基石。 ^[59]

梅贻琦回到了阔别近五年的家乡，海还是那个海，城市还是那座城市，周围的人还是那些人，就读的南开仍是南开。只是，当年在京考试并留下自己青春印记的游美学务处已经裁撤，移往京城西北郊清华园并更名为清华学校。大清帝国早已灰飞烟灭，中华民国于炮火血水中诞生已逾三年，一个王纲解纽、诸侯蜂起、异族入侵、科学与民主生根发芽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就此在中华大地上形成。正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此一时机超越了任何一个朝代的乱世与所谓的盛世，一批特立独行的学者与风云人物破壁而出，一飞冲天，构成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灿烂星河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这个风景大幕上，梅贻琦与陆续学成归国的庚款留学生，以沉着冷静的心态、明快开朗的格调，于大时代中勇往直前，很快于社会各界中脱颖而出，虎气生生又神采奕奕。此情此景正如李鸣龢所言：“彼时民国肇造未久，国内实业或教育皆在滋长时期，各同学均能以其所长，献身于社会，如邢契莘之于造船业与港湾工程，戴济之于油漆业，程义法之于矿业，徐佩璜、王健之于化工业，朱复之于土木工程，吴玉麟之于电机工程，秉志之于生物学，何杰之于地质矿物学，胡刚复之于物理学，王琎之于化学，均对工业界或学术界有相当贡献。尤以梅校长出身于清华，服务母校垂四十余年，沉毅精诚，使母校向前迈进，成为我国最高学府……实为全体同学所特表庆幸也。”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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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驻美国大臣梁致外务部函》，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七日（1907年7月16日）收。清华档案室藏，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1] 《驻美国大臣梁致外务部函》，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七日（1907年7月16日）收。清华档案室藏，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3] 梁诚《奏为交卸使事起程回京日期由》，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载《梁诚的出使美国》，转引自《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苏云峰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

[4] 《照译美外部大臣路提来文》，清华档案室藏，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5] 《中国公使致国务卿》，1907年6月17日。载《美国外交关系》，转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6] 《中华帝国外务部致中国公使梁诚》，北京，1907年6月24日，原载《美国外交关系》，1908年。转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7] 《美国减收赔款档》，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八日收梁诚函。转引自《庚子赔款》，王树槐著，第279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012年12月二版。

[8] 《驻美国大臣梁致外务部函》，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907年8月3日）收，清华档案室藏，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9] 《29号政府决议：联合决议——拟豁免中国部分赔款》，原载《美国外交关系》，1908年，转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关于二百万美金扣留款的处置方法，决议规定：如果在本决议通过后一年之内，任何个人凡曾向美国政府官员或国务院，递交过有关1900年中国赔款的申诉并遭到全部或部分否决者，均可向债务法庭呈递同样的申请。本决议授权该法庭听取并裁决这类申诉（且毋须上诉），可以重新判决，或者是按在此之前已经补偿的部分追加。每一项申诉均应完全或基本补偿申诉人因1900年中国的排外骚乱所受的实际损失或花费，但不包括仅仅是推测的申诉或推测的损害项目。……在所有上述申诉均已裁决并支付后所结余的款子，均应退还中国政府。……此外，债务法庭向任何申诉人裁定的款项基数，加上该申诉人已根据美国政府官员及国务院的决定可能取得的款项基数，其总数绝不能超过该申诉人最初申诉的总数。

另，第二批庚款游美生胡适，在留美期间写过一篇《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记》，是较早把美国退还庚款解释清楚的人之一，从文章内容推断，胡氏写该文前似参考过这一事件的中美外交档案，因而无论从内容到列举数字都较可信。胡适记述道：“辛丑和约，美国以海陆军费及商人损失不赀，遂索赔款约数二十五兆美金，合中国银三十四兆两有奇。是年四月，各国摊派赔款总数四百五十兆两，美国分得三十二兆九十三万两有奇，合美金二十四兆四十四万元有奇，议定分四十年付清，年息四厘。事定，美国政府下令，凡美国教会教士商人等，于庚子拳匪之乱，受有损失者，或死者之家属，皆得于此项赔款内，领取赔偿抚恤之费。令下，计来领偿金者，共得二百三十余人，共发给美金一兆九十九元有奇。加入陆军用费七兆十八万零，及海军用费二兆四十八万零，共计美国于庚子一役，所受损失之确数，为美金十一兆六十五万有奇。而于所得赔款二十四兆四十四万之内，减去此数，盖尚余十二兆七十余万金为浮数云。”（载《清季野史》，胡寄尘编，岳麓书社1985年出版，第183—185页）

[10] 美国收退庚子赔款数额统计：原收受赔款总额为24，440，778美元，现减为13，655，492美元，应退还10，785，286美元。算至1908年年底止，美国已收700余万美元，除利息外，尚欠本金9，644，367美元。自1909年起至1940年止，利息四厘，每年收取本利539，588.76美元即足，余数则退还中国。（《庚子赔款》，王树槐著，第287页）

另，经美国民间各类人士在中国庚子之乱中遭受损失提交数目、法庭判定，预留的200万美元赔款赔付不足半数，约为80余万元，尚余1，175，835美元，则于民国三年（1914年）退还中国，估计总数为11，961，131.12美元。此款未列表内。（参见《清华校史稿》）

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08年12月28日签署法令中提到的“计划C”，日后退还中国的庚款即按此表进行。

[11] 《外务部致美国公使柔克义照会》，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六日（1908年7月14日）发。

[12] 《外务部致柔克义公使》，1908年7月14日，原载《美国外交关系》，1908年，转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13] 《国务卿致柔克义公使》，原载《美国外交关系》，1908年，转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14] 《柔克义公使致国务卿（鲁特）》，载《美国外交关系》，1908年，转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15]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苏云峰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

[16] 《美国外交关系》，1908年，转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17] 《庚子赔款》，王树槐著，第279页。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012年12月二版。

[18] 《美国公使柔致外务部照会》，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1908年12月9日）收。清华档案室藏，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19] 《庚子赔款》，王树槐著，第279页。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012年12月二版。

[20] 《庚子赔款》，王树槐著，第279页。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012年12月二版。

[21] 《庚子赔款》，王树槐著，第279页。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012年12月二版。

[22] 《江督端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到；《鄂督张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到。见《梁诚的出使美国》，载《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苏云峰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

[23] 《江督端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到；《鄂督张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到。见《梁诚的出使美国》，载《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苏云峰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

[24] 《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909年7月10日），清华大学校史馆藏。

[25] 曹云祥《清华学校之过去现在及将来》，载《清华周刊》（十五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3月。

[26] 《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致清政府外务部函》，1909年4月；《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经过情形》，徐仲进等译，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

[27] 《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致清政府外务部函》，1909年4月；《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额经过情形》，徐仲进等译，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

[28] 《游美学务处任事人员衔名薪水数目清单》，宣统三年八月初一日（1911年9月22日），引清华大学档案室档案。关于游美学务处的来历与官员姓名、职称、薪水等事宜，参加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游美肄业馆首次招考第二格学生考试，并以第14名考中放洋的胡光尘，于1981年2月28日上午，在台北忠孝东路四段胡公馆接受新竹“清华大学”《清华校友通讯》特约通讯员潘秀玲教授采访时，曾做过如下解释：

一、关于外务部、学部两部会同任命周自齐筹办“游美学务处”的札子，即现在的委任状。胡说：“这个札子曾经在我手里许多年，抗战时期才交给重庆的清华中学保管。……周先生交给我的时候，我注意到札子上‘游美’的‘游’字是补贴上去的，白纸底下还可以看到是个‘留’字，这里头便有个幽默。”胡氏解释道：“从这件原始的文献上，或见当时对这两字的定名是煞费斟酌后才决定的。揣想‘游学’的意义，只表示稍‘游’即返，‘留学’则难免要发生‘留’在那里的流弊，以致有悖国家遣送学生出洋学习以为国用的本旨。所以早期都称‘游学生’，以后才逐渐改为‘留学生’。现在想起来，前辈先生虽然惯于咬文嚼字，然亦足证他们确有远见。”

二、关于游美学务处。胡说，一般认为“总办是周自齐，会办两位，即范源廉（不是濂，字静生）与唐国安（号介臣）。这是错误的。”胡光尘解释道：“顺序应该是总办、会办（即帮办），下面是坐办。因为外务部主其事，自然总办应由该部派出。周先生官拜左丞，是个高官（各部官职依次为尚书，左、右侍郎，再次即左、右丞）；学部的责任稍次，所以只派个郎中（等于司长）范源廉，也算是个高官，但距离左、右丞四个rank（官阶）（左、右丞再下为左、右参议，郎中）；唐国安则是外务部主事，比郎中再次，距离左、右丞有六个rank。至于说到，为什么一定有一位坐办呢？理由是左右丞、左右参议和郎中都是实缺的官职，天天得到office（办公室）去，而游美学务处只算他们的一个activity（工作），是他们兼差的一件业务，因此唐国安任坐办，是不兼差的，从外务部拨过来，就要坐在那儿办公，因此称之为“坐办”。最后，胡说：“周自齐是同文馆最早的学生，又有满清举人身份（副榜，即举人备取），属科举出身。没有留过学，英文是在中国学的，但做过驻美代办、旧金山、纽约总领事和古巴代办，资格极老。会办范源廉是留日的，而唐国安则是与詹天佑、唐绍仪等同派出洋的幼年生，是留美的。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在人选上是很有配合的，教育背景上也不偏颇留美派或那一派。……民国之后，制度打破，一切都乱起来了，不无可惜。”（《访〈波逐六十年〉作者胡光尘11（幼）校友》，潘秀玲著，载《清华校友通讯》，新七十五期，新竹）

对于胡光尘所言范源濂不是“濂”而是“廉”，以及唐国安不是会办而是“坐办”之说，经查清华大学档案馆保存的文件，皆为“濂”与“会办”，因而可以判断胡氏之说，不能说是“胡说”，但也只能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29] 《外务部学部呈报开办情形及刊用关防》，宣统元年八月初一日（1909年9月14日），引自清华大学档案室档案。

[30] 《学部官报》第102期，转引自《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再版。

[31] 李鸣龢《一九〇九年第一期赴美同学之回忆》，载《清华校友通讯》，新一期，新竹。

[32] 《清华校友通讯》，第六卷第九期，1940年9月。

[33] 容闳（1828—1912年），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英文名YungWing，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入读马礼逊纪念学校（Morrison School）。该校是伦敦妇女会女校的附属学校，由独立宣教士郭士立（原属荷兰传道会）夫人负责教导。道光十九年（1839年），郭士立夫人辞职，美国教育家勃朗（Rev.Samuel Robbins Brown）牧师抵达澳门主持该校，马礼逊纪念学校正式独立。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香港割让给英国，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1月）初，勃朗牧师返回美国，离开时带容闳、黄宽及黄胜三名同学前往美国留学。4月12日到达纽约，于马萨诸塞州之孟松预备学校（Monson Academy）就读，道光三十年（1850年）毕业。容闳考入耶鲁学院，为首名于耶鲁学院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咸丰二年（1852年），容闳入籍美国。咸丰四年（1854年），容氏以优异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其后返回中国，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道等处任职。

同治二年（1863年），容闳到安庆谒见曾国藩，自此与曾氏结交。同治三年冬，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所购100多种机器，成为第一个洋务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设备。容闳的才智与办事能力深得曾国藩赏识，遂保举其以五品候补同知衔，任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译员。其间，容闳先后翻译了《地文学》《契约论》等书。同治九年，容闳又向曾国藩提议派学生官费赴美留学。曾国藩与李鸿章商议后奏报清廷获准，陈兰彬、容闳分任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容闳在沪、粤、港共招生120名，从同治十年至十三年4年间，每年派出30名赴美留学，共计120人。因而容闳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34] [35] 《曾国藩、李鸿章：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1871年9月3日），载《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第92、9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36] 《中国最早的百名留美学生》（节录），转引自《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第三章，高宗鲁译，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2年出版。

[37] 《陈兰彬：奏陈驻洋肄业局情形折》，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1881年3月5日），《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38] 《西学东渐记》，第19章，容闳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39] 《颜惠庆自传》，颜惠庆著，姚崧龄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

[40] 《人境庐诗草笺注》，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41] 梁诚（1864-1917），原名丕旭，字义衷，号镇东，广东番禺县（今广州海珠区黄埔村）人。1875年未满12岁考取第四批幼童留美生，1881年奉召归国。初在总理衙门任事，不久随张荫桓公使赴美，后任使馆参赞、公使等职。关于梁诚留学与使美等事，与其同村的梁嘉彬（经济史学家梁方仲胞弟，方仲、嘉彬兄弟皆毕业于清华，皆属梅贻琦学生辈人物，且受到梅的赏识）有过一段叙述：“此项幼童，须身家清白年在十四岁以下，先读过中国经书，并须其同族人之有名位者为之保送。当时我家先曾祖（梁肇煌，广东番禺县黄埔乡人，1827—1886），以翰林出身历官学政、主考官、詹事等官。适任顺天府尹（即京兆尹，正三品，已位列九卿），因母病，自同治十二年（1873年）告假回广州，至光绪五年（1879年）始回京再补府尹，转调江宁布政使（从二品）。其同族人来求保送子弟出洋者甚众，有梁诚（初名丕旭，年十四）者甚聪慧，肇煌特加选拔，梁诚遂得留学美国，历小学中学以入耶鲁大学。值耶鲁与哈佛大学比赛棒球，梁诚以全叠打得挽救耶鲁于不败，由是名震耶鲁。至光绪十二年（1885年），梁诚学毕返国，寄居于肇煌藩署内，值张荫桓（号樵野，广东南海县人）放驻美公使，当时称使美兼使日（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秘（秘鲁）钦差大臣。路过南京，来访肇煌，适肇煌外出，由梁诚代为招待，荫桓久候不耐，与梁诚为天九牌之戏，梁诚之牌为天，荫桓之牌为地，梁诚竟以天牌垫地牌，佯为屡负，荫桓为之狂喜。肇煌归署，因介荐梁诚于荫桓。其后梁诚再度赴美，极得荫桓信用。至光绪二十八年、三十三年间，梁诚亦放驻美公使（当时称使美兼使日秘古[古巴]钦差大臣），族人知梁诚天牌垫地牌典故者，戏云‘若要放钦差，除非天垫地’。”（梁嘉彬《记清华和我家的一小段因缘》，载《清华校友通讯》，新一一八期，新竹）

南按：梁嘉彬所言，如梁诚留美的年龄、归国年月等皆错，唯后世研究者可从这个近似传说的故事中，看到梁诚与梁肇煌、张荫桓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推断梁诚在仕途上得到后二者的提携是可能的。同时也可见出梁诚实乃有聪明过人之处，他在美使任上最终促成庚子赔款的退还，绝不是偶然的。

[42] 《幸运的孩子：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里尔·莱博维茨、马修·米勒著，贾士蘅译，第209页，台湾时报出版公司2011年出版。

[43] 与庚款退还控制方式相呼应的是，宣统元年（1909年）派使馆汉务参赞丁家乃（Charles D.T.enney）协助挑选留学生事宜，并希望中国聘请一位美人担任留学生监督，但为张之洞所拒绝。张氏主张选派留学生应具有国学基础，美参赞无可奈何，只得同意。

[44] 《西学东渐记》，容闳著，徐凤石、恽铁樵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1870年10月，五品候补同知容闳作为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译员，正随李鸿章在天津处理教案（1870年，即同治九年，天津部分民众为反抗天主教会宗教迫害和侵扰，攻击教会机构并造成数十外国人被杀。教会动用武力威胁，列强军舰开至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清政府派曾、李等大员先后前往处理）。此前曾国藩奉命查办教案尚未离津，在容闳与丁日昌多次提议下，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奏报朝廷派学生官费赴美留学。奏折于10月10日发出，内有“且谓携带子弟前往外国者，如该员陈兰彬及江苏同知容闳辈，皆可胜任”等语。容闳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笫间。两日后，奏折拜发，文正领衔，余三人皆署名，由驿站加紧快骑，飞递入京，此时曾督及余人皆尚在津沽也”（《西学东渐记》，容闳著。以下引文同）。同年10月17日，曾国藩由天津启程赴京陛见，旋即返任两江总督。是年冬，曾国藩抵达南京两江总督任所，不久即接到前所上奏朱批“着照所请”，大喜。当即驰书容闳火速前来，商议实施留学教育具体事宜。这个消息令容闳兴奋无比，感而慨之曰：“至此予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

容闳抵达江宁两江总督府，曾国藩与其商定者凡四事：派送出洋学生之额数；设立预备学堂；筹定此项留学经费；酌定出洋留学年限。设留学生事务所（又名出洋局），设监督二人，汉文教习二人，翻译一人。监督乃曾国藩荐举的刑部主事陈兰彬，容闳副之。

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九日（1872年2月27日），曾国藩、李鸿章再度联署上《奏遴派委员携带幼童出洋肄业兼陈应办事宜折》，对出洋监督、事务人员，幼童选拔条件，出洋所需经费等进行了详细筹划说明，并就“应办事宜，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仰恳饬下总理衙门核复施行”。曾、李二人对奉派幼童放洋赴美十分看重，谓“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促请尽快落实。3月1日，曾国藩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延至3月20日，于两江总督任上撒手归天，享年61岁。死后谥为“文正”。

曾国藩去世四个月后，第一批幼童自上海码头踏上了赴美的轮船。因了这段往事，容闳在回忆录中，对这位幼童赴美积极的倡导、推动者，以感激的心情写下了如下文字：“设天假以年，使文正更增一龄者，则第一批学生已出洋，犹得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惜夫世之创大业者，造化往往不赐以永年，使得亲见手创事业之收效。此种缺憾，自古如斯。然创业之人，既播其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此种子之孳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故文正种其因，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文正一生之政绩、忠心、人格，皆远过于侪辈，殆如珠穆朗玛峰，独耸于喜马拉雅诸峰之上，令人望而生景仰之思。”

同时，容闳认为，作为曾国藩的衣钵继承人、幼童留美的另一位鼎力支持者，亲眼看到孩子们乘船放洋，九年后又遣送归国的李鸿章（谥文忠），其道德学问与曾文正公相差十万八千里。“予闻文正临危时，犹念念不忘教育事业，深望继己之李文忠，有以竟其未竟之志云。李文忠虽为曾文正所荐举以自代之人，顾其性情品格，与文正迥然不相侔。其为人感情用事，喜怒无常，行事好变迁，无一定宗旨。而生平大病，尤在好闻人之誉己。其外貌似甚鲁莽，实则胸中城府甚深，政治之才，固远不迨文正，即其人之忠诚与品格，亦有不可同日而语者。设有燃犀史笔传之，则其利身行己，如探海灯烛物，秋毫无遁形矣。”

容氏对曾氏的评价大体不差，而对鸿章的评价未免过于草率与感情用事。当然，这与李鸿章为人处事“和稀泥”“捣糨糊”，以及幼童被迫遣送归国后，容闳对鸿章形成的哀怨心理有关。——颇具历史况味的是，在出洋肄业局被撤销、幼童遣送归国的多年之后，朝野上下已发觉留美学生的才干与长处，对当年朝廷和官僚政客的愚昧想法与鲁莽做法多有懊悔、指责之意。容闳与李鸿章偶然相见，当谈到国家人才缺乏，以及当年朝廷咬牙切齿地自美撤回留学幼童，造成今日之困局时，李鸿章突然向容闳问道：“你何以忽然将出洋局停办了呢？”容闳听罢，先是吃了一惊，继之露出了一丝苦笑，他无法判断眼前这位中堂大人是真的老糊涂了，或是在装糊涂？

[45] 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载《民报》，第二四期，1908年。章氏的冥顽思想虽是受历史的局限，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并不孤单，直到20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编写组成员还在声称美国的“退款办学”，其目的是“来麻痹、消弭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第2页），可见章氏之说，此道不孤，后继有人矣。

[46] [58] 《梅贻琦传稿》，赵赓飏著，台北：邦信文化资讯公司1989年出版。

[47] 梅贻宝《五月十九念“五哥”》，载《清华校友通讯》，新十二期，1965年，新竹。

[48] Carroll B.Malone《Dr.Mei，a Kind Friend，a Fine Scholar，a Good Educator》，载《清华校友通讯》，新十二期，第9页，1964年4月，新竹。

[49] 《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黄延复、钟秀斌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

[50] 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51] 《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第3章。高宗鲁译注，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印行，1882年。

[52] 《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黄延复、钟秀斌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

[53] 《会奏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909年7月10日），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54] 《清华校友通讯》，第六卷第九期，1940年9月。

[55] 《清华校友通讯》，第六卷第九期，1940年9月。

[56] 李鸣龢《一九〇九年第一期赴美同学之回忆》，载《清华校友通讯》，新一期，新竹。

[57] 《清华校友通讯》，第六卷第九期，1940年9月。

[59] 关于梅贻琦回国具体时间，说法大体有二：一为民国三年，即1914年，如梅贻宝《五月十九念“五哥“》、赵赓飏《梅贻琦传稿》；二为民国四年，即1915年，如黄延复、钟秀斌《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百度百科等。本著采前一种说法。

[60] 李鸣龢《一九〇九年第一期赴美同学之回忆》，载《清华校友通讯》，新一期，新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