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南开

1908年夏，一个19岁的青年学生于天津南开学堂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当他摆动长衫、神情盎然地走出这座学府十年之后，门前竖起的纪念井铜牌上，不可或缺地镌刻了他的名字，以示永久纪念。——这位学子，便是后来被称为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

梅贻琦，字月涵，清光绪十五年腊月初八（1889年12月29日）生于直隶天津城内照壁胡同一处普通院落。关于梅氏家世及其与天津的瓜葛，许多年后，梅贻琦在台湾应相关方面邀约，亲笔书写了一篇短文，简要叙述自己家族延续的历史脉络，文章说：“关于琦之家世，幼年曾见一本‘梅氏家乘’，略有记忆，以后经庚子之乱，遂未再寻得。此家谱起首，叙明初一将官名梅殷者，原籍武进，曾尚太祖之大公主，生二男，燕王至南京僭位，为殷夫妇所反对。一日殷赴燕王宴，归途落水淹死，大公主哭闹不休，燕王始允携二子回北京善视之，皆封军职。此二子之名字及其后代如何迁至天津，则全不记得了。在北京从未遇到过[天津]姓梅的，在天津家口亦不多，幼时家人常往来的只不过七八家，皆属中产以下人家，多半教书，或做‘盐务’（如盐商经理之类），偶有做官的不过知县等级，但经商的甚少。在清末以诗或书画称小名家者颇有几人，所以梅家人在天津有‘穷念书的’雅号，而还有‘梅先生拔烟袋……不得已而为之’的笑话。” ^[1] 又说：“琦幼时考学校时报名须默写三代，故还记得：曾祖名汝钰，祖茂生，似皆曾中举贡。琦生时祖父母已去世，稍长闻祖父曾做清丰县教官（训导），病殁于任所。先父讳臣，字伯忱，为三兄弟三姊妹中最长者，二十岁时考中秀才，以后曾两次上京赶考皆不第，便未再试，一生职业为盐务，担任盐商津店账房，或兼‘外事’（与官府交结者）。家境非甚宽裕，但对于吾兄弟五人之教育，必尽力成全。琦姊妹亦五人，最小者二人亦能毕业于师范及南开大学。” ^[2]

据梅贻琦晚年的兼职秘书、清华校友赵赓飏说，这份“家世简史”，属梅氏于仓促间撰成，颇为简略，有些记载语焉不详，故后来在新竹“清华”创办的《清华校友通讯》第三十一期披露后，清华1911级老校友张福运认为确属“略而不详”，有待补充。于是，张氏特出《明通鉴》一书检阅，在“惠帝建文四年”条下，找到了有关“梅殷”名事的记载。原文如下：

上（指燕王）之即位也，驸马都尉梅殷尚拥兵淮上，不降。上乃迫宁国公主啮血为书以授殷。殷得书恸哭，乃还。既入见，帝迎劳曰：“驸马劳苦。”殷曰：“劳而无功耳。”上默然。以公主故，不诛，然自是益衔之。（按：燕王至南京，凡拥戴惠帝[即太祖之孙建文帝]未降诸大臣，皆加屠戮，故云“以公主故，不诛”。）

“成祖永乐三年”条，又载：“冬十月乙丑杀驸马都尉梅殷。”

先是殷家居，上尝遣中官伺察，词色恒不平，于是陈瑛希旨劾殷：招纳亡命，私匿塞外人，与女秀才刘氏朋邪咒诅。上曰：“朕自处之。”因谕部臣考定公侯驸马仪仗从人之数，而别命锦衣卫执殷家人送辽东。至是，殷入朝。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挤殷笪桥下溺死，以殷自投水闻。都督同知许成发其事，上命治深、曦罪。对曰：“上命也”。上大怒，立命力士以金瓜落二人齿，斩之。遣官为殷治丧，谥“荣定”，而封许成为永新伯。

初殷之死也，宁国公主谓上果杀殷，牵上衣大哭，问“驸马安在？”上曰：“为主迹贼，勿自苦。”寻官殷二子：顺昌为中军都督同知，景福为旗手卫指挥使。赐公主书曰：“驸马殷虽有过失，兄以至亲不问，比闻溺死，兄甚疑之。许成来首，已加爵赏。谋害之人，悉置重法。特报妹知之。”逾月，进封宁国长公主。

对于这段记载，张氏认为与梅贻琦自撰家世一文并无不符，唯能补其缺者，对梅殷一家之北迁，至其溺死桥下，更有翔实记载。为此，张福运慨叹曰：“梅殷忠君抗逆，燕王即皇帝位尚拥兵不降，以永乐之残刻成性逞志淫刑，虽至亲亦不能免。五百年后，其后裔梅校长始显达，名垂史册，殆天之有以报其忠乎？” ^[3]

梅殷死后，其子孙为何落户天津，史乘不详，据赵赓飏推侧，明成祖朱棣既封驸马二子军职，谅必有俸无权，住处难免限居京畿附近地区，至少其中一位，可能依军籍之便而居住天津卫，因此世代留居。唐宋以来各地设“军州”或“卫”为军事防区，而清末民初，仍多呼天津为“卫”。梅夫人晚年回忆文，曾有一言，谓梅家是“明成祖时代由江苏北迁，来负责驻防天津卫的”。或可作为参考依据。 ^[4]

至于梅氏家族来到天津卫的几百年岁月，出了多少算是“人物”的人物，有何种事功，延续到梅贻琦这一代已无从知晓。所能了解者，上限或于曾祖、祖父辈人物，然仍如雾中看花，不甚了了。能探清者，只是这个家族至清末就已衰落，梅贻琦父亲的功名是考来的，而他两位叔叔的秀才名头则是拿钱捐来的。母亲张氏，未曾入学，其先人在天津鼓楼北开设义生堂药店，勉强维持一家温饱……总之，在梅贻琦童年到青年的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几位父辈人物与家庭十几口人“非甚宽裕”的生活。

蒙“多子多福”风俗所赐，梅贻琦父母共生育五男五女十个孩子，昆弟五人依次是贻琦、贻瑞、贻琳、贻璠、贻宝，因家族大排行故，贻琦的弟、妹都称他为“五哥”。梅贻琦自幼忠厚老成，聪颖好学，读小学时已具有学霸气象，每次先生提问总能对答如流，深得先生与家长喜爱。读书之余，年幼的梅贻琦知道自己作为长子在家庭中的位置和担当，自觉帮助父母做事，如踩着小板凳帮助父亲记账，协助母亲照顾弟弟妹妹等成为常态。

1900年，庚子乱起，天津成为义和团“扶清灭洋”的主战场之一。烈火硝烟中，11岁的梅贻琦随父母及弟弟妹妹合家逃亡保定避祸。乱后归津，原本并不富裕的家业被洗劫一空，洗劫之人是拳匪、联军，或是清兵民贼兼及强盗小偷，已无从查考，即便查得亦无可奈何。经过此次浩劫，天津工商业受到重创，可谓一蹶不振。梅贻琦父亲失业，家中生活顿陷困境，只好从亲朋好友处借得粮钱暂时度日，每以玉米面充饥且要限量，家人每日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后来，父亲总算找到一份差事，但薪水低微，仍难维持一家生活。许多年后，梅贻琦五弟梅贻宝回忆自家“近代史上最艰辛的一段”往事时说：“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我家够得上准无产阶级了。父亲的收入有限，家里人口可观，一切周章挪补，都要母亲伤脑筋。我一直到十几岁，恐怕是五哥回国以后，才穿到一件直接为我做的新袍子。家境虽然清苦，人口虽然众多，父亲却咬定牙，叫每个儿子受教育。后来天津开办了女子学校，他叫两个未出嫁的女儿亦上学校。” ^[5]

1904年秋，15岁的梅贻琦进入南开中学前身——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就读，在这里，遇到了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张伯苓。从此，他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张伯苓，名寿春，字伯苓，以字行。祖上乃山东人氏，原在大运河使船往来南北，以贩运油粮为生，不知何年何月流落到天津卫，后来在城内开了一家叫作“协兴”号的粮行维持生活。祖父名张虔，青少年时期为国学生，因屡试不第而致癫狂，38岁死去。其父名云藻，字久庵，为独生子，且兼继承五门。久庵公自少年时代起即酷爱音乐，醉心骑射。及长，吸取父亲屡试不中以致癫狂而死的教训，不以科举功名为重，根据自己喜好，遍访名师大腕儿，悉心向学，后来终成正果，弹拉吹打无一不精，尤擅弹奏琵琶，江湖上人送外号“琵琶张”。久庵公练就如此本领，出山后在城内设馆授徒，并以此为终生志业，曾一度举家落户天津宜兴埠，在当地大户、肄业于天津水师学堂、后来成为教育家的温世霖家族执教，张、温两家就此建立了深厚友谊，进而有了姻亲关系。许多年后，一位叫温家宝的天津温氏家族子弟在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说：“张伯苓先生是天津人，和我同乡，也是同村。” ^[6] 指的就是这段前世因缘。而温家宝的爷爷温瀛士创办普育学校，就是深受前辈温世霖影响而亲身践行的一个成功案例。

张久庵年轻时先娶胡氏为妻，未久胡氏病故，续娶杨氏。1876年4月5日张伯苓诞生，时久庵公已43岁，算是老来得子，一家欢喜自不待言。更令张氏夫妇及家族长老们惊喜的是，以后四年内又接连生了两位千金。张久庵59岁那年，送子观音再次光临张家，夫人杨氏又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彭春。张彭春的诞生，结束了家族中张久庵一支二世单传的历史，张家人丁兴旺，家业随之振兴起来。许多年后，张伯苓与张彭春兄弟在中国近代教育舞台上联袂登场，一度呼风唤雨，演出了多姿多彩的一幕。

张伯苓5岁时，父亲开始给他开蒙，教读四子书，进行严格的修身立志教育。对于这段往事，张伯苓回忆说：“当余尚梳小辫时，先父曾有言：‘人愈倒霉，愈当勤剃头、勤打扮。’这就是说总当洁净光滑，表示精神。” ^[7] 因久庵公技艺高超，名声在外，聘请者众，一日要应付几处塾馆，来回奔忙，无法携子就读，只好把张伯苓送到同族本家的塾馆附读。后转好友刘先生创办、专供贫寒子弟就读的塾馆继续学业。这个义学性质的塾馆，对张伯苓后来的性格、精神与世界观的形成，皆产生了重要影响。

1889年秋，13岁的张伯苓以家学渊源与塾馆就读的功底，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驾驶班习驾驶技术。北洋水师学堂乃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筹办北洋海军过程中，创立的近代新式学校，校址位于天津城东八里的贾家沽道机器局西。学堂教员以西人为主，曾留学英国、被鲁迅称为“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的启蒙思想家，主张变法维新、后来以翻译《天演论》闻名士林的严复任总教习。严复入校后，以其出色的学问素养与管理才能，先后升任会办（副校长）、总办（校长）。当时李鸿章正处于权力的巅峰，属声势浩大的洋务派箭垛式人物，北洋水师的主要使命，是培植具有近现代思想精神与军事技术的优秀人才，学校的各种设施与教职员配备、学生选拔，极一时之新盛。如教师队伍中有苏格兰人麦克礼者，讲解透彻，更佐以日常人格的熏陶，使受业诸生获益匪浅，更是给张伯苓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作为学生、绰号“张小辫”的张伯苓，身手敏捷、头脑聪明，在驾驶技术、兵操等诸方面名列前茅，令诸教师与总教习严复甚为喜爱。正是在这所学堂里，少年张伯苓接受了较为正规的新式教育，学到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如张伯苓三子张锡祚在追述乃父往事时所说：“这个水师学堂，请的是洋教授，教的是新学，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书，开洋船，使洋枪、洋炮。总之，到这里来上学，叫做上洋学。当时一般人的思想还不大开通，清政府为了多招学生起见，不但学费全免，管吃管住，而且每月津贴每人白银四两五钱。先生不满十四岁，考入了北洋水师学堂……一方面要念书，一方面还靠津贴来养家。” ^[8]

五年学堂时光匆匆过去。1894年秋，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时年不过18岁，身高却已超过一米九，虎背熊腰，威风凛凛，属于罕见的英俊青年与中国北方大汉形象。

1894年，乃中国人熟知并留有心灵伤痛的甲午年。这一年，中日为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在山东威海卫海域进行了一场空前大海战。许多年后的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南开与清华主讲中国近代史的蒋廷黻教授对这次历史的教训特别指出：“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日的海军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 ^[9] 结果众人皆知，大清国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等臣僚苦心孤诣经营的洋务事业灰飞烟灭。清廷迫于日人军事压力，于次年三月，由李鸿章与日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国承允高丽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而未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同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办厂。甲午之战的失败，给大清帝国带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而日本却在这一划时代的战争中，利用中国的巨额赔款建军兴教行商，很快跻身世界列强之林。

北洋水师倾覆之惨烈，其程度出乎世人的想象，如胡适所言，竟然没残存一艘战舰可供中国海军学校毕业生实习之用。当时作为学生的张伯苓，空怀满腔热忱而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于苦闷中回家静候听令，一年后得入海军实习舰“通济”号做见习军官三个月。就是在这艘军舰上，张伯苓又遭遇了他终身不忘的国耻，遂决心脱离海军，走向教育救国之路。

威海卫在山东半岛的东端，原是中国海军的军港，《马关条约》签订后，欧洲列强乘机在大清国地盘上争夺势力范围，英国强租九龙并继德、俄之后强租威海卫，清廷无力抗拒，只好答应。但威海卫自甲午海战之后即被日本人占据，如果转让给英国，就要先从日本人手中拿回，再予英国人。于是，清廷决定派大员乘通济舰去山东办理接收、转让手续。时张伯苓正好在通济舰服务，亲身参与此事，并目睹了令人极其痛心的悲惨一幕——接收时，先下日本的太阳旗，后升大清国的黄龙旗；隔一日，降下黄龙旗，改悬英国的米字旗，是谓“国帜三易”。这个场景用张伯苓自己的话说，便是“悲愤填胸，深受刺戟！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 ^[10] 。

张伯苓所言大体不差，胡适在后来撰写的《教育家张伯苓》一文中说：“张氏此种觉悟，此种决心，足以反映当时普及全国的革新运动。戊戌政变就是这种运动的高潮，可惜这种新运动不敌慈禧太后的反动势力而失败了。伯苓时年廿二岁，欣然应严修之聘，在其天津住宅设私塾教授西学。严氏私塾名‘严馆’，学童为严修之子等五人。此为张氏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开端。” ^[11]

后世有人往往将严修误为严复，其实“二严”不是一人。胡适文中提到的严修（1860—1929），字范孙，号梦扶。祖籍浙江慈溪，先世移居天津经年，他本人生于直隶三河县。1882年，严修乡试中举，次年连捷进士，时年23岁。又三年，授翰林院编修，另补国史馆协修，再于1894年授贵州学政。严修在学政任上，力倡新学，首以奏请废科举、开经济特科有声于时，戊戌政变后致仕家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严氏设立家塾，聘陶仲明担任塾师（其子陶孟和随父就读）。1901年，陶仲明因病早故，其位由张伯苓继之。张氏主讲课业，以英、算、理、化诸科为重，号称“西学”。时有学生五人，皆为严氏子侄，外加一个后来成为著名社会经济学家、官至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陶孟和。其后三年，号称天津商业八大家之一的王奎章亦聘张伯苓教其子弟，有学生六人，取名“王馆”，以与“严馆”有别。张伯苓每日上午到严馆上课，下午到王馆教书，如是六年，直到迎来了两馆合并，成立天津第一中学堂，继而南开学校——这一划时代的变革。

1904年春，严修欲带张伯苓赴日本考察教育。为听取同道者的建议，4月22日，严修偕张伯苓访晤严复。此时严复因与李鸿章意见不合，已退出海军界，出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从中日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2月起，严复即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正式出版，以进化论为依据，强调教育的作用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改造国民性等等，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教育救国”思想。这一新式的教育观，对中国教育界、知识界摆脱儒家传统教育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此时的严修，在时代感召下，思想亦有巨大演进，明确提出：“欲救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而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 ^[12] 相同的理想与志向，使严修与严复两位姓严的世纪鸿彦硕儒，渐渐走到一起并成为好友。这次“二严”相会，严复对严修与张伯苓的日本之行给予了极大鼓励。

◎严修

◎严复

一个月后，严修偕张伯苓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8月3日，二人携带购买的部分教育与科学仪器启程回国。通过此次考察，严、张二人切身感受到日本的富强，实由于教育振兴发达的缘故，越发坚信“欲救中国，必须从教育着手”的信念。在回国的路途中，严修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即与张伯苓商量“于吾津试办民立中学一处，以作中学之模范”。张伯苓听罢，表示“极愿效绵薄”。 ^[13] 回国后的10月16日，二人按照约定办法，将严、王两馆合并，成立“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校长）兼教员。11月，严修奉朝廷命，出任直隶学校司总办，综理全省学政，办公场所设在保定。严修单身赴任，天津学堂一切事务，由张伯苓照计划主持办理。

按既定方针，学堂校舍在严氏偏院，有教室数间，师生用具由严家捐助，教学仪器等由王家出资订购，每月正常运转经费纹银200两，由严、王两家平均负担。学生每月学费三元，校方聘教员三四人，并请美、日教员授课，设高级师范班与普通班。师范班有原在严、王两馆就读的陶孟和、韩诵裳、严智惺、孟琴襄、武问泉、林次和等十几人，招收新生70余人，分为甲、乙、丙三班。——就在这个时候，少年梅贻琦通过考试，进入了这所散发着温热与青春朝气的私立中学堂。与梅氏一起考入者，有金邦正、喻传鉴和张伯苓胞弟张彭春等优秀学子。

1905年2月，根据严修的意见，校名改为“私立敬业中学堂”。4月，清朝将军长庚与铁良赴天津卫视事，在直隶总督署观看天津各学堂学生演练体操，众皆欢喜。时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认为各学堂名称字样过多（时天津共有39所学校，敬业中学堂是唯一的私立学校），恐日后无奇不有，不如像军队序列一样按数字排列更成体统。于是，当年底私立敬业中学堂改名为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军人出身但与严修友善的袁世凯到学校参观后，对诸方面给予高度评价，当场表示捐白银5000两以示奖掖。未久，清廷于京师设学部，作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权倾朝野的袁世凯荐严修为学部侍郎，旋改左侍郎，在全国推广新式教育。时袁世凯主办实务事业甚得朝野称道，袁氏对外也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成绩只有两件，“曰练兵，曰兴学”，“兵事我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所为，吾供指挥而已” ^[14] 。严修一上任，即上奏朝廷“请颁布教育宗旨”，稍后主持设立图书局，聘王国维等名贯一时的学者编辑教科书；设名词馆，聘严复为总纂，并筹备成立京师图书馆等事宜，此为严修与严复，以及王国维等世纪名流正式建立公私之谊的起点。

此时的严修乃朝廷命官、二品大员，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想当年他初识张伯苓时，张年仅22岁，只是一名退役海军学校毕业生，默默无闻。但严修认为张是一块可堪雕琢造就的璞玉，日后必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就一番大事业，创造一番大辉煌。于是乎，二人在教育这块天地里联手合作达20余年，无论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草创时期，还是个人仕途与事业飞黄腾达的中期，甚或息身津门的晚年，严修与张伯苓相互尊重对方的人格学识，始终保持着“居停”与“西席”，亦即亦师亦友，而非“东家”与“伙计”的关系。正因这种关系与相互的信任和尊重，当严修在京师教育文化天地大展宏图之际，张伯苓也在天津施展他的精明才干，为学校尽力谋划，大事扩展，仅两年时间，即令学校风生水起，名震津门，报考人数与中途挤入学校者超过百人。眼看生源剧增，原有校舍已无法容纳，许多人还多方找关系、托门子向里挤送，张伯苓便找乐善好施的邑商郑菊如出面助力。张、郑二人一拍即合，郑氏主动捐赠天津近郊地名“南开洼”者十余亩，以扩校区。得此新地，张伯苓于欣喜中立即筹募经费，由严王二家，以及徐世昌、卢木斋、严子均等几位官宦巨贾，共集银26000余两，起建新校舍。1906年7月1日，校舍正式动工，1907年2月13日迁入新校址。同年4月，袁世凯再次慷慨捐款5000两白银以资鼓励。学校以此巨款，兴建礼堂一座，以袁氏表字命名为“慰庭礼堂”，以纪念袁世凯捐赠支持之意。1907年9月22日，新校舍落成暨学校成立三周年纪念会在新址举行，校名正式更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

从严王两馆合并到南开中学堂成立，张伯苓成为学校创办直接策划者之一，还是教学上的主要设计与实施者。南开中学建设日趋规范，树立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典范，所开课程有修身、读经、国文、历史、地理、博物、物理、生理等，课业以中文书籍教授，而英文读本以及文法、外国历史、外国地理、数学、代数、几何、化学等课程，则用英文书籍教授。由于学校倡导新思想与开设新课程，加之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新式的修身、体育等课程得到学生喜爱，越来越多的高官巨宦、商业大亨及其同胞的子弟，不远千里从四面八方奔往天津南开中学就读，大有古时马融“绛帐传薪”之气象。对这一段历史，胡适曾感慨地说：“张伯苓同严修的结识合作，自从南开初创时期起，这是一件美满的事件。严修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学者、藏书家、诗人、哲学家，最具公德心的爱国志士。他对教育的信念，对于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和他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给年轻的张伯苓在创立远大的教育事业上有莫大的助力。” ^[15] 从此，“南开与张伯苓两个名字，在中国教育史上永占光荣的一页” ^[16] 。

1908年，南开中学堂第一届学生经过四年紧张而繁重的学习，于7月10日毕业。典礼仪式在南开中学校慰庭礼堂举行，直隶提学使卢木斋为梅贻琦、张彭春、金邦正、喻传鉴等33位毕业生颁发文凭。被张伯苓称为“南开校父”的严修，宣读了毕业训词。严氏殷切希望诸生“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鄙人所期望诸生者在此，本堂设立之宗旨亦不外此矣” ^[17] 。

南开中学堂首批毕业的33名学生，有4人留校任教，有的继续升入高校深造，有的辗转出国留学。时年19岁的梅贻琦，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至直隶（保定）高等学堂继续深造。

就在梅贻琦等33名学生于南开毕业前的5月25日，在大洋另一边，发生了一个与南开学生命运相连的事件，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退还所得庚子赔款余额给中国的议案，同时授权总统“酌定适当的时间与方式”予以退还，以用作派遣留学生赴美游学之用。 ^[18] 消息传到大清国，人心振奋，教育界更是惊喜不已。在张伯苓等师长的鼓励下，以梅贻琦为首的数名南开毕业生，以惶恐、好奇的心理，于翌年率先参加清廷设立的游美学务处考试并顺利过关。从此，这一班学生，与庚子赔款造就的中国教育界最闪亮的新星——清华学校结下缘分，并在这片浸淫着欧风美雨的天地里，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悲喜剧。

庚子之乱与赔款

与梅贻琦、金邦正、张彭春乃至中国万千学生命运相连，并对其影响至深且巨的庚子赔款案，肇始于庚子年发生的一件颇为邪乎、近乎奇幻的事件。

1894年中日甲午黄海之战，泱泱中华帝国败于日本弹丸岛国，世人皆惊。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使日本获得巨额利益的同时，更激发其鲸吞蛇噬之野心，连带引起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与行动。1896年，欧洲列强对清政府提出准许其修建铁路和采矿等要求，大清朝野深受刺激，原本蛰伏于心中的排外、仇外情绪，开始公开明朗化并向社会各阶层蔓延传布，未久便发生了“曹州教案”。

1897年11月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七日），山东曹州府大刀会成员惠潮现、雷继参等数人，因对德国传教士唆使当地教民欺压民众心怀怨恨，于这天深夜时分，趁着当晚灌进几两猫尿臊在肚中发热的狂劲儿，各自揣了鬼头刀与打狗棍，借着月光照耀下的凄冷夜色，跨过旷野田畴及野草丛生的乱坟岗子，悄然潜入巨野县磨盘张家庄外天主教堂，想从外国佬手中弄几票，如对方反抗就施以教训，以消心中怨气。结果两名留宿的德国传教士能方济（Franz Niez）、韩·理加略（RichardHeule）受惊反抗被乱刀捅死。涌动的鲜血与鬼头刀反射的寒光，令惠潮现等大为惊恐，几人于慌乱中劫掠大宗财物仓皇逃遁。翌日，官府闻报，下令捕快四处访拿凶手。 ^[19]

两名传教士被杀的凶讯很快传到德国，德皇威廉二世闻讯大怒。就在两天前，山东兖州府寿张县德国教堂也遭到了类似劫掠，大宗财物尽失，幸亏传教士外出未归，躲过了一劫。为还以颜色，11月6日，德皇威廉二世下令驻扎上海吴淞口的德国海军提督棣利士率舰队开往胶州湾，占领要隘、城市及其他据点予以示威，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大意是：与本次命案相关的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查办；已捕获的三名主要劫犯杀二监一；赔偿教堂损失白银3000两，中方代建教堂三座（每座造价白银6.6万两），教士住宅七处（造价共白银2.4万两）；降谕保护德国教士；允许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并享有修筑胶济铁路和开采沿线30里矿产的特权。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整个山东省辖境，已成为德国鬼子的势力范围。

蹲在周边觊觎华夏领土早已不耐烦的各色列强，眼见德国佬轻易得手，立即打起精神，来了个饿虎扑食。世界列强中最为凶残的俄军，奉命以最快的速度进驻辽阳旅顺；法国进占广州湾（今广东湛江）；英国派兵占领了山东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龙新界。——当年张伯苓于通济舰上目睹旗帜三易并深受刺激，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眼看列强如同一只只凶猛巨大的叫兽，即将把大清帝国疆域五马分尸，吞噬殆尽，朝野内外于惊恐愤懑中滋生更大的哀怨与排外、仇外情绪。只是当时没有人想到，这股情绪竟与一个叫义和拳的乡间神秘组织阴差阳错地纠缠在一起，并酿成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国际事件与严重后果。

义和拳，其源头与嘉、道年间在山东、直隶一带兴起的白莲教等传统民间秘密宗教组织有关，该组织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仙跳神等方法秘密聚众，以法术仪式练拳弄棒，求取“刀枪不入”的肉身，江湖上称为“义和拳”。参与者称“拳民”，成员大多来自底层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以及统货郎、江湖上卖膏药的神医仙道、流浪汉兼流氓无产者等。这个集鬼神妖魔与儒释道三教混合体的神秘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号召，与官府、土豪、士绅阶层作对，隔三岔五地来一次“劫富济贫”与“打土豪分财产”，所得货物金钱充作组织活动经费，以取得更大利润和暴力成果。拳民之行动，因与朝廷意旨以及社会上流阶层相对立，被官府和士绅、商人、地主阶层称为“拳匪”，并遭到严厉镇压。据罗惇曧《庚子国变记》载：“义和拳起嘉庆时，民间私相传习。其时禁令严切，犯者凌迟死，燕齐之间，犹有密传其术者。” ^[20]

面对这股邪来疯去的神秘组织与突发力量，被打劫的家主与官府衙门如芒在背，朝廷曾多次明旨各地官府镇压，但“拳势”如野火乱窜，一直压而不绝。1898年10月25日，山东冠县义和拳首领赵三多与阎书勤、姚文起等辈，集合义和拳众3000余人，在冠县蒋庄马场祭旗起义，竖起“助清灭洋”大旗，先后攻打本村及红桃园、小里固等村教堂，队伍逐渐发展壮大。但这个“助清灭洋”的口号和旗帜，没有得到清廷认可，反被认为是“扫清灭洋”的反革命行动。11月上旬，赵三多率部众在冠县侯村、魏村一带与清军交战，义和拳队伍严重受挫。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休养之后，赵三多等人决定将义和拳改名为“神助义和团”，迷信色彩加重，而给朝廷与社会带来的动荡也日渐严重。

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在镇压过程中，发现义和拳拳民乃一股庞大的人事劳力资源，可以为己所用，遂脑瓜一转，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的方案，将其设法招安纳入民团以为己用。未久，事成。招安后的“义和拳”来了个咸鱼翻身，甚至鲤鱼跃龙门，由朝廷明令追捕围剿的匪帮流寇，一跃成为正牌的前卫组织——“义和团”。“义和拳”众徒子由当初大张旗鼓地“反清复明”，一夜间脱胎换骨，把旗帜翻转成官府认可的“扶清灭洋”，算是正式改换门庭，另奉新主。朝廷闻报，亦为之默许。

有了当朝圣上与封疆大吏及各府县大小官吏的招抚与支持，被赋予正面形象和神圣使命的义和团民，开始以正能量的面目与姿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这个将要被除的“暴”，由清朝统治者全面转换为在大清国地面上活动的洋人。于是乎，义和团成员开始四处焚烧教会、捕杀教士，抵制所有外国事物以及之前失败的洋务运动。风潮很快遍及山东、华北甚至京畿地区。按义和团制定的铲除理念和革命宗旨，凡外国传教士统称为“大毛子”，一律杀无赦；如有中国人信奉天主教、基督教者，统称为“二毛子”；其他通洋学、懂洋语、用洋货者，则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以至“十毛子”等。这一连串的“毛子”，皆为反动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必须从精神到肉体给予惩罚直至铲除消灭之。如有反对者，即被视为汉奸，予以口诛笔伐外加或明或暗的暴力惩治。

◎义和团民

◎一个拿着旗上写有“钦命义和团粮台”字样的义和团民

此时，大清帝国朝廷中枢刚刚经过一场血雨腥风的“戊戌政变”，在刀光剑影中完成了捕杀变法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诸君子，以及废黜光绪帝等一系列政变活动。 ^[21] 已完全控制朝廷命脉的慈禧太后，对在事变中掩护康有为、梁启超等辈逃遁的英、日等帝国主义怀恨在心，同时对一直设法阻挠自己当政的西方列强十分不满，内心郁积的排外、仇外情绪，与义和团“毁教堂、诛洋人”的口号及其所作所为正好契合。在这一默契精神与潜意识的牵引下，慈禧竟听信既愚且蠢的山东巡抚毓贤之言，相信义和团民真的能把一个百十多斤的肉人，练成“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枪炮不伤”的神汉，这些神汉借助自身修炼而成的巫术法功，轻易可置洋人于死地，倘稍稍施展神法魔力，便把传教士与众教徒甚至洋兵洋马，一个个打发到他姥娘家蹬歪不得……正是根据这一糊涂的意识与认知，1900年1月慈禧太后不顾西方外交人员抗议和朝廷有识之士再三劝谏，悍然发布维护义和团并予以鼓励的诏令。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原本围剿义和团甚力的直隶总督裕禄，见风使舵，转身变成扶助义和团的得力干将与吹鼓手，此公除揣摩慈禧太后圣意，下令向团民发放大量饷银外，还邀请义和团首领大师兄到天津开坛聚众，以壮声势。于是乎，遍布草莽乡野的拳民闻讯，纷纷涌入直隶开坛作法、展示巫术。未久，自天津至涿州、保定一带，皆有拳民起坛请神。随着人数激增，官府赏银有限，拳民四处游荡，继而开始烧教堂、杀洋人，甚至捕杀与自己行动有冲突的清军官兵，以发泄心中的郁闷之气。同时，游荡的拳民呼号奔走，到处毁坏与洋务有关的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以刷自己的存在感。一时间，直隶至山东一线旷野田畴、城市乡村，烟雾升腾，杀声遍地，声震朝野。其间，蜂拥至涿州的三万义和团民，干脆占据知府衙门作为长期战斗、生活的大本营，不再挪窝。正为洋人挟制逼迫、焦虑不安的慈禧太后，闻知义和团已遍及华北且有如此壮观的景象和气魄，神情为之大振，立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实际调查，看这伙团民是否真的可恃。刚毅对慈禧的用意心领神会，察验后很快回京禀报：“拳民忠贞，神术可用”，“天降义和团，以灭洋人”。朝廷中枢的王公大臣如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等辈，闻听义和团民有如此通天神术，顺杆上爬，力主招抚义和团以克洋人。慈禧欣然同意，着令照办。于是，几十万义和团民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帜，以天降大任于斯人的神圣使命，高喊着“打！打！杀！杀！血！血！”等口号，从四面八方向京师涌来。驻华各国公使，闻报义和团民四处捕杀洋人、教徒，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且一度攻进天津租界捕杀界内人员，大为惊骇，纷纷要求清廷尽快取缔义和团这股在他们看来邪恶兼邪门的疯狂势力，按协约保护教堂、传教士与教民，但未获清廷回应。

正是在这样一个天造地设、近乎虚幻的历史环境与背景下，义和团势力于京津一带迅猛发展并波及清军大营，许多官兵受到蛊惑，又见朝廷抚慰赏银，在羡慕迷糊中纷纷加入义和团，成为一名光荣的团民和“神勇无敌的大力士”。以端郡王爱新觉罗·载漪为首的排外势力，在清廷内部争霸战中占据上风，朝堂内外，招抚义和团对抗洋人之声甚嚣尘上。总理衙门几位清醒理智的王公大臣，面对外国公使抗议，已无力说服朝廷对义和团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各国公使眼看清廷无法或不想控制局势，遂在北京北堂（西什库教堂，即中国天主教总堂）主教樊国梁建议下，策划直接出兵干涉……在各方恃强较劲与盘根错节的一连串事件逼促中，最终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庚子之乱”。

1900年5月28日，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王国、大日本帝国、俄罗斯帝国、美利坚合众国等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并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进入北京。照会发出，清政府被迫同意。5月30日，八国海军陆战队400多人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往北京，进驻东交民巷使馆区。5月31日，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要求加强保护，英、俄、法、美、意、日等六国，从天津增派水兵及陆战队349人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达北京进驻东交民巷。6月3日，德、奥两国派兵83人抵京。随后，各国继续向京津增兵，集聚在天津租界的联军达2000余人，并有24艘军舰集结天津大沽口外，准备随时轰击大沽炮台。6月6日，八国联合调兵抗击义和团的战略计划，相继得到各自政府批准，战事一触即发。

面对列强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清廷内部主和与主战、主剿与主抚两派分歧如油锅中的盐巴，爆炒不绝。6月9日，慈禧急调甘肃提督、当时正率部防卫京师的董福祥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以防不测。其间，董军中不少官兵深受传言与法术蛊惑，或明或暗地加入了义和团。6月10日，力主招抚义和团以为己用的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消息传出，义和团拳民如饮狂药，在欢呼声中大举入城，很快聚集起10万之众，东交民巷被围得水泄不通，叫骂、吵闹、打砸声在古城上空回旋。是日起，驻京外国使馆对外通信断绝，使馆军民如坠陷阱而不能出。驻天津各国领事及海军将领得知北京使馆险境，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成联军，由级别最高的英国军官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为统帅，美国军官麦卡加拉为副统帅，率2000余官兵自天津向北京进发。由于沿途铁路许多地段已被义和团拆毁，加之义和团与清兵不断阻击，西摩尔部在杨村陷入困境，被迫后撤，于归途中遭到义和团与清军聂士成部攻击，最终败回天津租界，史称“廊坊大捷”。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走出使馆探听入京的西摩尔联军消息，在永定门外与董福祥部遭遇，一军官喝问来者何人，杉山彬回答乃日本国外交官。话音未落，清军官抽刀向前，一刀捅入对方心窝，杉山彬当场绝命。几名清军官兵一拥上前把尸体拖于路旁，剖腹挖心，陈尸街头，以惨烈之状警示洋人与国人，如再出头，必为杉山彬第二。

6月12日，恃强充能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带领一排海军陆战队官兵伏于内城之上，发现外部沙地有义和团成员正在练习、叫喊，做攻击使馆状，遂下令开枪，当场打死20余团民。此后，使馆卫队多次主动攻击义和团民，义和团民亦展开大规模反击并对教堂实施纵火报复，局面一度失控。据《庚子大事记》载：“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不少教民牵而北去。是为义和团入京第一次肇祸也。” ^[22]

6月13日，红了眼的义和团成员冲入内城，四处烧教堂、杀教民。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杆（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等共11所教堂。其中，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天主教北堂（内有42名法兵占据），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使馆区。义和团民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洋人有关的建筑后，于14日往宣武门内再度火烧教堂多处，致“京师大乱”，虽“连两日有旨，言拳匪作乱当剿，而匪势愈张”。 ^[23] 6月16日，前门一带几千家商铺，因老德记西药房遭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亦遭烧毁。此一惨状，《庚子国变记》作者李希圣慨然长叹曰：“焚正阳门外四千余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又说：“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是日，召大学士六部九卿入议。太后哭，出罗嘉杰书示廷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 ^[24]

6月17日，联军攻占天津大沽口炮台。慈禧得到消息，亦得到虚假情报，以为外国人要求她归政于光绪皇帝，原本摇摆于和、战之间的“老佛爷”，怒火冲顶，态度急转直下，坚定地支持义和团并准备利用团民与清兵联合向洋人开战。

此前，各国公使要求清廷保护公使及眷属等人出使馆赴天津，未得清廷同意。6月19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气势汹汹前去总理衙门抗议。当他乘轿途经东单牌楼时，清军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恩海正率队巡逻。恩海看到洋人乘轿而来，即站在北面高处，取枪对准轿子做射击状。克林德发现后，即在轿中首先开枪，未中。恩海开枪还击，克林德当场毙命，随行的一名翻译受伤，此为轰动一时的“克林德事件” ^[25] 。事后，恩海等人分取克林德的银表、戒指、枪械等扬长而去。此事报告给极力支持义和团的端郡王载漪，漪“大喜”，令给恩海赏银并许诺日后提拔重用、加官晋爵云云。各国公使闻讯，纷纷以克林德之死为借口，欲对清廷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诸国公使未及下手，猫在紫禁城的慈禧“老佛爷”却极不耐烦地于6月20日，下令董福祥及武卫中军与义和团联合围攻东交民巷，“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是时，十几万义和团民与清兵在城内叫喊“杀！杀！冲！冲！”北京城内狼烟四起，东交民巷一带更是杀声震天，火器与冷兵器打在一处、缠在一起，使馆区内外“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击动天地。夷兵裁四百，四面为营垒，穿地道，令教民分守之，人自为必死，皆奋” ^[26] 。

克林德被杀与驻华公使馆被围的消息迅速传到德国，德皇威廉二世怒不可遏，立刻派瓦德西元帅点兵七千，杀气腾腾赶往大清国，与原驻华德军联合对清廷“进行报复”，使“德国的声威广布中国，直至中国人再也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6月21日，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大清国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正式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等11国同时宣战。庚子战争爆发。

7月14日，联军占领天津。

8月4日，由日、俄、英、美、法、德、意、奥等八国组成的联军约二万人自天津出发，向北京进军，沿途不断有后续兵员补充。此次进军较6月上旬西摩尔率部进京败于廊坊顺利得多，一路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时沿途有清兵和义和团民约15万之众，却被联军一触即溃，大刀长矛与巫步法术、披发号叫等等，压根无法与先进的火枪、大炮匹敌，号称“金钟罩、铁布衫”的血肉之躯，在火药催发的枪子弹丸面前，变成了只会动弹哆嗦的两足酒囊饭袋，钢弹穿过，囊崩袋散，血浆喷出，轰然倒地，再无声息。联军势如破竹，义和团与清兵瞬间崩溃无形，散兵游勇伴着小股武装一退再退，最后作鸟兽散。号称能征善战、骄横恣肆的直隶总督裕禄，与联军只战一个回合，便一败涂地，仓皇率领残兵败将退守北仓。8月5日，裕禄率部逃至杨村。杨村继陷，裕禄进退无路，自戕而死。

8月14日凌晨，八国联军对北京发动总攻，很快攻破广渠、朝阳、东便门等三门进入城内，驻扎天坛。而这个时候，城内“禁军皆溃，城中无一兵。董福祥走出彰义门，纵兵大掠而西，辎重相属于道” ^[27] 。是时，已听闻溃败风声的慈禧太后，于宫中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无一人到场，只好对身旁大臣载澜说：“事至此，惟有走耳，若能为卫乎？”载澜答：“臣无兵，不能任此。”大臣载漪请张白旗，荣禄道：“姑寓书使馆，请停战，徐议和，宜见听也。”太后曰：“速图之，余母子性命视此矣！”皆失声而出，已无所达书。“拳匪在城中者尚数万人，俄顷而尽，墙阴屋壁，掊视往往得红巾。” ^[28]

15日晨，深知大势已去，只顾逃命的慈禧“青衣徒步涕泣而出，发不及簪”，带领光绪帝、隆裕皇后及部分王公、臣僚、太监，于慌乱中出西华门自西直门向北逃亡。王公士民闻八国联军入城，或乘车，或徒步，四处流窜，城中火起，一夕数惊。

16日晚，联军攻陷北京内城，鬼魂一样在城内游荡的义和团与清军残余惊退出京，不见踪迹。

17日，英国派出的印度军队在上海登陆；次日法国水兵在上海登陆。

19日，联军统帅瓦德西离柏林东来，于10月17日率兵三万抵达北京，设司令部于紫禁城仪銮殿，纵兵攻占保定、张家口等地。联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数村镇沦为废墟，天津城楼房屋商辅被烧毁三分之一，北京一片残墙断壁，清宫无数文物珍宝、古观象台的天文仪器等被洗掳一空。大批官吏与民众惨遭杀戮，繁盛的京师如堕地狱，败象惨景一如《庚子国变记》所载：“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29]

为收拾残局，清廷启用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与列强谈判。与此同时，慈禧太后于流亡途中发布彻底剿灭、铲除义和团匪帮的诏令。

当此之时，李鸿章身体已十分虚弱。

甲午战败，鸿章奉朝廷之命赴日本谈判，于1895年3月24日下午返回驿馆，遭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枪击，子弹命中左颊，李倒在血泊中，抬到医院检查，弹头正好嵌在左眼眶下方一寸位置。根据李氏与主治医生意见，弹头未予取出并长留于体内。鸿章经此一击一吓，原本就不太硬朗的身子骨，一下扑塌下来。庚子战败，朝廷再次命其出山与八国联军及其驻华代表谈判，李不得不从，只是身子虚弱得需要仆人抱扶，才能到桌子前坐下。此前，面对义和团与朝廷主战派扬风扎猛的蹿跳叫嚣，李鸿章曾竭力劝阻这一疯狂举动，并以前所未有的坦诚上书慈禧太后，大意为：“想到即将发生的事，我的血液为之冰凉。任何开明的君主，早已将这些妄称拥有自然力量的拳匪处死。二位陛下目前仍受叛徒左右，认为这些拳匪乃忠实子民，以致国家骚乱日甚，举世为之震惊。” ^[30] 但刚愎自用又生性多疑的慈禧“老佛爷”，没有听从鸿章的劝告，竟致军队溃败，朝廷阽危，国家土崩鱼烂，不可收拾。在如此紧要关头，李鸿章蒙诏，以78岁病弱之躯，再度出山与外夷谈判，虽费尽心机仍无法避免任人宰割、一败涂地的命运。

1901年5月26日，清政府照准赔偿参战各国共450兆两，4厘息。

同年9月7日，即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七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与英、美、俄、日、奥、法、德、意、西、荷、比等11个国家代表，在北京签订《北京议定书》。因这年属中国历法的辛丑年，又称《辛丑条约》。各方出席人员官衔、姓名如下：

大清国钦命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劻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部堂一等肃毅伯李鸿章

德国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大臣穆默（Alfons Mumm von Schwarzenstein）

奥匈帝国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齐干（M. M. Czikann von Wahlborn）

比利时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姚士登（M. Joostens）

西班牙波旁钦差驻扎中华全权大臣葛络干（M. B. J. de Cologan）

美国钦差特办议和事宜全权大臣柔克义（M. W. W. Rockhill）

法国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便宜行事鲍渥（M. Paul Beau）

英国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萨道义（Sir Ernest Mason Satow）

意大利钦差驻扎中华大臣世袭侯爵萨尔瓦葛（Marquis Salvago Baggi）

日本国钦差全权大臣小村寿太郎（Komura Jutarō）

荷兰钦差驻扎中华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克罗伯（M. F. M. Knobel）

俄罗斯钦命全权大臣内廷大夫格尔思（M. M. de Giens）

条约共12款，附件19件。大清国光绪皇帝“降旨全行照允，足适诸国之意妥办”。主要内容为：

一、对德、日“谢罪”。清政府分派亲王、大臣赴德、日两国表示“惋惜之意”，在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处建立牌坊。诸国被污渎及挖掘各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京都左近被污渎之诸国坟茔包括英、法、俄共七处。

二、惩治附合义和团的官员。从朝廷到地方被监禁、流放、处死的官员共百多人。 ^[31]

三、赔款。须将各国政府的军费支用、会社、公司、个人，以及受佣外人之华民性命财产所有损失，一律赔偿。清政府赔款各国（共11国）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982，238，150两（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担保。 ^[32]

四、划定使馆区。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

五、拆炮台、驻军队。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列强可在自山海关至北京沿铁路的12个地方驻扎军队。

六、永禁或设或入与诸国仇敌之会，违者皆斩。各省官员必须保证外国人的安全，否则立予革职，永不录用。

七、设立外务部。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为清政府与列强交涉的专门机构。

…………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内容最刻毒、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给大清国民带来空前灾难的不平等条约。当时的大清帝国人口约为4亿5000万，而赔款白银数额竟达4亿5000万两，相当于每个中国人头上顶了一两白银的债务。自此之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几乎变成了“洋人的朝廷”，成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四万万人民坠入水深火热、望不到尽头的天坑深渊，大清帝国的国祚也即将走到尽头。 ^[33]

驻美公使梁诚的先声

经过一场拔屋摧城、国破家亡的大崩溃，命若悬丝的大清帝国，随着《辛丑条约》签订，又从阴间地狱的岔道口缓过一口阳气，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极度惊恐的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短暂喘息后，从逃亡的寄居地——西安，东返入京。一路上，山河破碎，宗庙坍塌，哀鸿遍野，慈禧一行却是“轿车启跸，仪卫甚盛”“发卒数万人，各省所供献太后私财六七百万，尽辇之而东” ^[34] 。

在慈禧一行浩浩荡荡重返北京时，城内外殷红的血迹尚未抹去，《辛丑条约》墨迹未干，但蒙在朝廷与国人头上的耻辱条款必须一一兑现。——尽管于风暴旋涡中，强撑病体主持签订条约的朝廷重臣李鸿章，已于画押两个月后心力交瘁，呕血而死。

列强在天津谈判赔款数额之时，各国代表漫天要价，清廷代表李鸿章等辈却无法就地还钱，只能任凭宰割，致使赔款总额一路飙升到白银4亿5000万两。美国代表虽对中国处境表示同情，但出于自身利益并为日后与中国谈判关税、贸易做筹码，根据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训令，在谈判桌上第一个站出来发声，并喊价赔款2400多万美元，而美国实际损失美金约为1200多万元，超索价值为1200余万元，近一倍还多，占中国赔款总额的7.4%强。如果加上利息，则美国所得总额为5300多万美元。对此，连当时具体参与其事的美国驻华公使赫德·康格（Edwin Hurd Conger），以及谈判全权代表柔克义，都认为美国政府这个要求未免太过分了。 ^[35] 而美国国内舆论界正义之士闻讯，亦多有抨击，认为如此过分地要挟、吸取中国四万万人民的膏血，有损以自由、民主、平等立国的美利坚合众国对外形象。

尽管遭到国内声音并不高亢的谴责，主持者与索要者良心上稍感不安，但作为蒙受损失的战胜国之一，美国索要得理所当然。既然白纸黑字的条约已经签订，吃到嘴里的肥肉谁也不想吐出来，且美国如果真的要吐出来，将会牵涉其他列强的情感和利益，甚至引起新一轮吹胡子瞪眼、摔盆子砸碗、相互捋起袖子肉搏撕咬的大干与纷争。闷头发大财，暂不吭气，是当时美国政府自总统、国务卿到公使，连同参、众二院等政客的普遍心态。真正触动美国人神经并促其良心发现，进一步决定退款给中国的，是五年之后的人与事。

1901年9月6日，即《辛丑条约》签订的前一天，世界政坛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美国第25任（第29届）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在出席布法罗泛美博览会时，遭到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八天后的14日，麦金莱在布法罗不治身亡，享年58岁。

麦金莱去世几小时后，年仅42岁的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Jr）放弃登山旅行，从遥远的阿迪朗达克匆忙赶回，来到安放已故总统遗体的房间行礼吊唁。随后，罗斯福在离麦金莱去世的房子只有一英里远的密友安斯利·威尔科克斯家的图书馆，宣誓就任美国第26任总统。——至此，“繁荣总统”麦金莱时代成为过去，一个新的集门罗主义、英雄主义兼世界和平使者等于一身的“伟大总统”时代来临了。

罗斯福蝉联总统之后的1905年1月，大清帝国外务部电告驻美公使梁诚，关于庚子赔款一事，“现与各国另议还金办法”，梁诚的使命为：向美国外交部声明，提出另算，即向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商谈，其他国家以金折价赔付，美方仍照前例以银折价。因为1902年5月在天津谈判时，美国代表坚决主张中国以白银折价抵偿赔款，此举虽未能得到各国响应，但清廷赔付款项用银或用金折价也一直没有统一。虽最近做了名义上的统一，鉴于美国“独倡其议，且已慨允在前” ^[36] ，仍希望美国以银代款，给中国减轻一定负担。就中国情形言，以银两抵偿列强赔款，较之以黄金抵款略赚便宜，操作起来也较为方便云云。

梁诚遵令把此一旨意告知海约翰，对方一听，当场予以拒绝，说：“当时用金用银之说未定，美国顾念邦交，特允暂行用银，以待各国公议。今各国即得贵政府允认还金，美国自当一例相待，庶几国体无所轩轾，议院不起责言。” ^[37] 梁诚辩解道：“美国政策向系独断独行，近年东方诸事以及当初用银办法，皆未尝俯仰随人，正宜始终坚持不变宗旨，愈见美国不为欧方所移，国体尤为独重，议院公论，不能遽加指摘。” ^[38] 海约翰听罢，表示转达总统，交政府高层和参、众二院讨论后再做决定。

未久，梁诚根据清廷外务部电令再访海约翰询问结果，对方答道：“总统及各部院会议此事，再三斟酌，均谓不与诸国一律，窒碍良多，议院万不允行。且金银相抵出入无多，在贵国亦不宜因此小事，遽有两歧办法。” ^[39]

梁诚思索了一会儿，说：“出入虽属无多，惟美国苟允用银，将来别国尚有转机，若一律用金，更难翻案，我政府所争者只在此点，并非于贵国故存歧视。中国财政支绌，贵大臣所深知，现筹赔款已穷罗掘，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难于负荷，仇洋之念益张，大局或有动摇，祸患何堪设想。贵大臣素主保全宗旨，当能为我筹也策。” ^[40]

海约翰听罢，“为[之]动容，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原属过多，现在各国还金已有成议，美款较少，即使收银亦省无几” ^[41] 。

此前，梁诚通过明察暗访，得知美国用于“庚子之乱”的海陆军费，以及商民教会、传教士等损失抚恤各项加在一起，不及中国赔款的一半，至少有一半赔款，是美国乘大清帝国之危故意多索。这一部分多收赔款，从总统到外部大员皆心知肚明且不刻意避讳。随着事件平息，两国邦交恢复正常，美国上层人士多对中国的祸乱遭遇给予同情，如果顺水推舟，改辙而行，或可收到意外效果。于是，梁诚灵机一动，脑海突然如触电火，一个念头瞬间涌现，如同上帝在叩响自己的额头，一个神秘而伟大的授意不期而至，天赐的历史契机决不可失——梁诚转而试探性地说道：“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 ^[42]

梁诚的话令海约翰猛地打个愣子，而后露出了激动、怜悯之色，当即表示梁氏此言甚在情理，自当竭力代为谋旋，惟总统刚在大选中谋得蝉联，不宜操之过急，当慢慢向前推进，或许能够成功。梁诚见对方态度语气皆算诚恳，点头致谢，表示将把海约翰的好意立即报告国内朝廷，从速议定。海氏极为慎重地叮嘱，让中国政府暂时“勿遽宣露，恐生阻力”梁诚点头称是。

回到公使馆，梁诚如同于暗夜征途中突然看到火光跳跃，按捺不住心中兴奋，把近来与海约翰交涉情况，特别是当天谈话内容，详书一密件禀报清廷外务部。在密件末尾，梁诚就庚款未来支付可能发生的纠葛和命运，做了天才的推理、判断并提出了建议：“查各国还金既有成议，美国断不可独自收银而故作矫同，各国亦未必因美收银而稍为变计。不如因势利导，趁风收帆，乘其一隙之明，藉收已失之利，约计将来减收之数，较还金亏耗必可相抵有余。且美国定议之后，援案商令各国核实减收，当易为力。即使不尽照行，苟得什五，财力亦可稍纾。惟此时各国风闻，暗中沮惑，美国迫于群议，恐难坚持定见，海外部以勿遽宣露相嘱，亦正为此。” ^[43]

最后，梁诚表示，自己将随时运动华府上层人物，遇便催办，务期早日议行，免致夜长梦多，事久生变。如有风吹草动，当及时向外务部禀报，以便齐心合力、谋划筹策，早日促成美国还付多索庚子赔款之事。——此为中美外交史上首次论及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的正式的官方文献。

1905年春末，梁诚根据与美国外交部官员交谈沟通情况，就庚子赔款一事专门致函清廷外务部，谓：“此项赔款，除美国商民教士应领各款外，实溢美金二千二百万元。自海约翰代陈鄙意，倡议减收，又经[梁]诚运动劝说，近来上流议论已觉幡然改变，即固执如户部大臣[财政部长]疏氏者，亦不复显然相拒。观其机兆，似可图成。美使柔克义于此举尚表同情。诚欲乘其未离美之前，与之商定大致，俾承钧署询及不至稍有隔阂。”对至关重要的磋商经过及结果，梁诚禀报道：

柔[克义]言：“总统以为，此项赔款摊付之法，中国早经筹定，若果交还，不知是否摊还民间，抑或移作别用？”

梁诚答：“以交还不应得之赔款，贵国义声足孚遐迩，减免之项如何用法，则是我国内政，不能预为宣告。”

柔克义解释说：“总统并非有心干预，特欲略知贵国宗旨，以便措词请求议院耳。”

对柔克义这一解释，梁诚颇具戒心与谋略办法，想出一个可能使中美两国层峰皆能接受，且为民间和舆论界喜闻乐见的方式。于是，梁诚给清廷外务部发送密件，直言不讳说出了这一想法与理由：

诚惟今日列强环伺，若不觇我措施，定其应付，不有非常举动，无由戢彼奸谋。今美总统所言，无论是否有心干涉，均应预为之地，庶免为彼所持，尤应明正其词，庶彼为我必折，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欢迎，此二千二百万金元断不至竟归他人掌握矣。在我国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益损益已适相反。况风声所树，薄海同欢，中兴有基，莫或余侮，其为益又岂可以尺寸计耶！

此密件文思泉涌，直抒胸臆，斐然成章，内中快慰跃于笔端。——此为第一个在中美外交舞台上，提出以退赔庚款创设学堂、作育人才之清廷官员，其博大胸襟及长远眼光，足令后世来者慨叹敬佩。

为使国内朝廷官僚同行对自己这一主张和理想加以重视，梁诚不惜笔墨，对退款与兴学育人的各种利弊加以分析陈述：

按年赔款，各省摊定此二千二百万元者，合则见多，分则见少，即使如数归还民间，未必获益。与其徒资中饱，起交涉之责言，何如移应要需，定树人之至计耶！诚衡量轻重，若善于此……敬请酌裁，迅赐训示，俾得禀承一切，相机照会美外部办理，或能于秋间议院开会即行交议，早日告成，于大局不无裨益。柔使抵京谒见，倘蒙将此宗旨明白宣示，俾得接洽，则机轴愈紧，成功愈易。 ^[44]

梁诚之意很明显，如果美国能退款，就用这笔款子兴教办学，而这样的举措正是美国上下所喜闻乐见的。如果用于其他事项，势必横生枝节，阻力重重，退款之事或许成为泡影。

正当梁诚沉浸于退还庚款兴办教育的梦想之际，想不到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横空插进一杠子，这一杠子使清廷庙堂之上的王公大臣，如同嘴里塞了一只飞天蜈蚣，吞而不甘，吐而无能。负责具体交涉的梁诚，更如同吃了一记闷棍，一时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

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一跃凌驾于各省督抚地位之上，成为控制京畿重地的实力派人物，为中外所瞩目。正当世凯春风得意，在平津地盘上呼风唤雨之时，梁诚发往外务部的密件被其闻知。5月23日，即外务部收到密件的第十天，袁世凯致函外务部，谓：“愚见目前中国待办要政极多，正虑无款可筹。美廷既有此盛举，应将此项收回之款，用以整饬路矿，作为举办学务之成本，即以所获余利，分别振兴学校，庶可本末兼权，款归实济，而举一二富强之要政，即为造千百才俊之宏基，亦仍与梁使之意相合……” ^[45] 袁氏特别请外务部通知梁诚，令其与美国协商并争取美方同意，以便早日实现还款修路开矿之目标云云。

时外务部总理大臣是庆亲王奕劻，尚书兼会办大臣为瞿鸿禨，原已同意梁诚想法并给予嘉许。对于袁世凯之意见，认为所提不合时宜，实属节外生枝，徒令各方不快。鉴于袁氏权势熏天，在不能得罪又不便明确拒绝的情形下，只有暗示梁诚于交涉中采取遮掩两端，或采取李鸿章惯用的“和稀泥”“捣糨糊”之伎俩，予以应付。6月1日，外务部致梁诚函，在简述袁函内容之后，又谓：“惟现在适有粤汉废约之议，若以整顿路矿为词，恐不免因疑生阻，仍应请阁下揆度情形，必须毫无妨碍，方可示此宗旨，否则但告以办理一切有益之新政，决不妄费。应措词较为赅括，务希相机因应，以期事克有成。” ^[46]

就在清廷外务部向梁城发出密函三天前，即5月29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病逝于任所。此举给梁诚以重大打击，退还庚子赔款的磋商，无疑随着海氏之死而增加新的困难与阻隔。

7月12日，出于对海·约翰的纪念，已来北京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受到清廷官员热情招待，外务部官员借机向其陈述期望庚款归还的迫切心情与新政改革理想，柔克义深为感动和同情，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柔氏明确提出：“在过去的几年里，海·约翰经常与我说起这件事，每次他都最后这样表达他的意见：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式履行公正。但这件事在国务院中并没有任何文字记录，只是在海约翰和我之间一再讨论，因此，提请您关心这件事是我的责任，也是对海约翰的纪念，相信以您的智慧，您能够决定以某种方式完成这一愿望。” ^[47]

此时，大清国与美国的关系出现了新的裂痕。起因是美国虐待华工，激起华人义愤与中美舆论的谴责。原来签订的中美禁工条约即将期满，中国希望废约再立新约，提出新的合作草案。美国初则拒绝修约，继则讨价还价，以致引起争议，谈判停顿。美使柔克义起程来华，主要任务就是与清廷另行交涉。而上海总商会闻讯，决计发动各界抵制美货，因而酿成全国性抵制美货运动。 ^[48] 另一道裂痕，则由清廷收回粤汉铁路引发。 ^[49] 1905年5月间，美国合兴公司已有意退让，转而获得大量赔款，但美国总统罗斯福则表示反对，态度至为强硬。此外，主张退还赔款的国务卿海约翰又突然去世，继任国务卿路提（Elihu，又译鲁特）正是前次代表合兴公司与梁诚交涉要求巨额赔偿者，其态度自与海约翰大为不同。美使梁诚见此情景左右为难，庚款之事一时难再提出。而此时的罗斯福因对粤汉铁路一事“颇不适宜，且恐有些牵掣”，对庚子赔款采取“搁置不提”的方法，晾在一边。中美关系如同一艘巨轮，在冰山冲撞与暗潮涌动中打着旋儿渐趋下沉。

尽管如此，当梁诚接到外务部密函，再度找机会与美国总统见面晤谈时，罗斯福仍和蔼大度地表示，待议院开会时一并交议，并谓去年海约翰曾有此说，现“海虽不幸去世，自当勉竟其志”。至于议院是否同情并给予通过，罗斯福没有把握，梁诚心中更是无底。再加上袁世凯横空插来一杠，使原本棘手之事变得更加复杂纷乱。尽管梁诚已预知美国政府官员认为退款本意在教育，面对袁氏提出的移作路矿建设，梁自是不便也不能提出，却也不好向美国人公开承诺非教育莫属，一旦袁世凯较劲或在背后捣起乱来，教育之事未成，美国人又不肯退款，很可能落个鸡飞蛋打的结局，自己也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于是，梁诚在致外务部函中表示，自己将与继任国务卿路提商定办法，尽快提请国会讨论通过，并使议院大佬们对于退款用处“任由我国自决，不令稍沾迹象”。即美国人只管麻利地退款于我大清帝国，其他的少啰唆，更不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与此同时，梁诚采取侧翼进攻战略，运动议绅报馆，在美国国内大造舆论，赞成退款，迫使美国上层与国会大员尽快“以期决可” ^[50] 。

出乎梁诚意料，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归还庚子赔款之事再次出现动荡反复。

美总统虽然应允退还庚款，但迟迟不向国会提出此案，原因是中美关系更趋恶化，罗斯福越想越觉得中国抵制美货运动及收回粤汉铁路，有欠公道。而1905年10月29日，广东又发生连州教案，美国传教士等五人被杀，更引起美国人反感。 ^[51] 11月16日，罗斯福在接见美国长老会在华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时表示：“中国目前发生的抵制美货和杀害传教士事件，使退还庚子赔款不可能，至少目前无法向国会提出。” ^[52] 大局如斯，总统罗斯福已无能为力，梁诚更是仰天长叹，退还庚款之事就此停顿下来。

1906年初，在清廷重压下，中国社会各界抵制美货运动逐渐平息。同年3月，清政府应美国政府要求，公开发布保护外人“上谕”，美国总统罗斯福对退还庚款的态度亦有所转圜。

一直在美国公使馆观察外界动静的梁诚，见中美关系冰层在暖风吹拂中裂开了缝隙，而有缝隙就有撬动的机会和可能，遂不失时机地再度展开行动。只是，梁诚经过深思熟虑，没有直接去触碰美国权力中枢，而是从中产阶级和民间悄然着手，如召开记者招待会，到处对民众演说，写信致电发动议绅报馆、传教士以及教育文化界人士，从各个方面向美政府高层进言、督促、施压，呼吁庚款退还早日成为事实。在梁诚与国内相关人士遥相呼应，共同奔波、策动下，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加入了为庚款退还鼓与呼的队伍。

1906年初，美国伊里诺里州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今译伊利诺斯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士（Edmund J.James），向罗斯福总统呈交了一份《关于派遣教育考察团去中国的备忘录》，指出：“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

詹姆士对当时中国大批学生留学欧洲和日本表示十分关切和着急，认为：“这就意味着，当这些中国人从欧洲回去后，将要使中国效法欧洲，效法英国、德国，法国，而不效法美国；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推荐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教师到中国去担任负责的地位，而不是请美国人去；这就意味着，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商品要被买去，而不买美国商品。各种工业上的特权将给予欧洲，而不给予美国。”最后，詹姆士以诗人和战略家的姿态做出如下结论：

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 ^[53]

大清帝国自同治末年开始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当时选择的国家，几乎全部为欧洲和美国。但到了1896年，形势急转，朝野上下均掉头转向日本，无数青年学子纷纷涌向日本岛国，寻求科学知识和救国富民之道。其原因在于甲午一战，以泱泱天朝大国自居的大清王朝，竟败于撮尔弹丸之国，举国上下如冷水浇头，大受刺激而从睡梦中惊醒。朝野内外对日本的态度由鄙视转为崇拜，直至演变为狂热地羡慕其维新改革的巨大成就，从精神到行动，迅速转向了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的战略、战术轨道。1898年，清廷重臣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指出“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榎本（武扬）、陆奥（宗光）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或学政治工商，或学水陆兵法，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东方……”张氏雄文甫一问世，即得到朝野重视和追捧，各省官僚与知识分子提及人才培养，无不主张派遣学生前往日本留学。而留学日本，从舟车与学费等方面算计，亦较欧美便利许多，特别是日本实行君主立宪体制，最能满足清王朝的心理需要。清廷于1904年模仿日本教育制度，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同时以高薪大量聘请日本教习千余人到中国各省学堂任教，如张伯苓任学监的敬业学堂所聘日本教习，即是此风熏染的例证。鲁迅、陈衡恪、陈寅恪、许寿裳、沈尹默、沈兼士等后来成名的知识分子当年赴日本留学，亦在这一时期前后。风云际会，因了一种朝野默契，留日学生迅速兴起，仅1905年至1906年，留日学生即创8000人以上纪录，至1907年总数已超过5万人。——这一时期与这一显赫数字，被著名中日关系史专家任达（DouglasR.Reynolds）称为中日关系的“黄金时代” ^[54] 。

在此之前的1877年至1900年间，美国在中国办了许多教会学校，培养了一不少人才，但清政府各省咨议局规定，官立学堂的毕业生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教会学校则无。 ^[55] 这一现实渐渐引起美国方面不满。1905年12月22日，美国驻华公使代表团中文秘书威廉斯致书柔克义公使，曾提及此点，认为：“教会学校……从未得到官僚阶级的多少支持，而它的毕业生极少可能找到官方任用机会。……难得有一个人会获得重要的位置。” ^[56] 对此，柔克义早已有所注意并耿耿于怀，期待有机会改善此种现状。当庚款退还问题浮出水面后，在美国政府官员中，反应敏锐且最早积极主张将退款用于改革中国教育者当属柔克义，他认为教育可使中国政治安定与商业繁荣，使中国成为富足的贸易伙伴，尤其是一旦留美学生成为北京领袖时，美国对中国将有很大的影响力。因而，他于1905年初会梁诚，即有意让清廷声明退还庚款用于教育，以便国会顺利通过。

对于威廉斯等提到的问题，长期身处中国教会学校的政教人员以及传教士看得更加清楚，也更有切身感受。如在华的英裔美国商人兼公理会传教士斯密士（Arthur H.Smith，中文名为明恩溥），曾积极主张美国把退还的庚子赔款，用来创办教育并作派遣游美学生之用。此公于1872年来华，最初在天津混事，1877年到鲁西北赈灾传教，在恩县庞庄建立第一个教会，先后在此建立起小学、中学和医院，同时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等。1905年，斯密士辞去宣教之职，留居北京郊外通州专事写作。庚子乱起，此公被义和团围于美国驻华使馆多日，后设法脱身。1926年，斯密士返回美国，前后在华生活达54年之久。

早在1894年，斯密士就出版了《中国人的特性》一书，这部著作是此公在华多年观察与亲身体验的结晶，甫一问世即在东西方产生了巨大反响。在叙述中国人特性与生活习俗时，斯密士对中国人的“劣根性”进行了严厉批评与鞭挞，如漠视时间、灵活的固执、智力混沌、神经麻木、轻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漠视舒适和便利，以及误解的“才能”、拐弯抹角的“才能”、指鸡骂狗的“才能”等等，皆成为该著作的标题和抨击对象。更有中国人“易活难死”，骨子里有“尔虞我诈”、好面子、保守、节俭过分等为现代社会所痛砭的毛病。最后，斯密士总结性地讲道：“普遍的印象是，中国人是一大捆矛盾，根本无法理解。我们无法找到确切的理由，来解释为何我们与中国人交往了几百年，却无法像解释其他复杂的事物那样，来理解中国人的特性。” ^[57]

斯密士闻知美国政府有可能把多索庚款退还中国的消息，立即活动起来，并公开言称：庚子赔款是用来“惩罚”中国在庚子拳匪之乱中对美国的“侵犯”，美国退还庚款的目的，“不是完全退还这笔钱，而是要把这笔钱用在使这类似的事件难以再生” ^[58] 云云。1906年3月6日，斯密士乘返美开会之机，由阿伯特（Lawrence Abbott）引见罗斯福总统，建议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随着每年大批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起来云云。

当此之时，罗斯福早已有了自己的打算，不待斯密士啰唆完便回敬道：“我完全同意你。……这是一个伟大的想法，我要设法完成它。”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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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天津俗语云：“寒梅，寿解”，意为梅家、解家皆天津大户也，后来两家皆成破落户，梅家寒酸，解家贫穷，但皆不忘读书习文。故梅氏一族有“穷念书的”雅号。关于“梅先生拔烟袋”笑话，见戴愚庵《沽水旧闻》梅茂才的故事：“庚子先，天津吸纸烟者，稀于威凤祥麟。而抽旱烟者，则触目皆是。妇女所吸之烟，不外锭子、杂拌二种。男子瘾大者，则吸关东烟叶。斯文人物，则吸兰花。妇女之烟袋，长约五尺，男子烟袋仅尺余，便携带也。妇人烟袋，银其嘴，乌木其杆，铜其锅，登其峰造其极矣。惟男子之袋，则甚考究，贵重者价数百金，次者数十金，下焉者亦值数金。与洋烟壶、扇子、斑指有随身四宝之雅称也……吸烟者外出，则以烟袋插叉裤中，图便利也。烟袋既如是考究，遂启小人以觊觎之心，小绺之流，则从而拔之。白钱贼中之新门户，遂有立拔烟袋者。同治七年秋，邑绅某，在金声园观剧，来一听衬戏者，拔绅之烟袋，袋固值百金。拔者艺未精，乃被捉。绅视窃，固孺者也。询之，为梅殿起，茂才也。问茂才何以出此？彼乃答以不得已而为之。绅良不忍，聘为西席。津中遂留此话柄，凡言事非得已而犹作者，乃曰‘梅先生拔烟袋’，听者即知是不得已而为之也。”（见《梅先生拔烟袋》篇）另，天津八大家，一般指韩、高、石、刘、穆、长源、振德、益照临。（见《天津老俗话》，章用秀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又据赵赓飏《梅贻琦传稿》载：“相传天津有八大家，如严、卞、韩、梅、张等，多以积宦或殷富名，张（伯苓、彭春）及梅家，则以受新式教育者人多闻名。”

[2] 《梅校长家世》，载《清华校友通讯》，新三十一期，新竹。

[3] 张福运《梅校长家世补考》，载《清华校友通讯》，新三十二期，新竹。

[4] 《梅贻琦传稿》，赵赓飏著，台北邦信文化资讯公司1989年12月出版。

[5] 梅贻宝《五月十九念“五哥”》，载《清华校友通讯》，新十二期，新竹。

[6] 《温家宝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载《人民日报》，2008年10月30日。

[7] 《张伯苓年谱长编》（下卷），梁吉生编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

[8] 张锡祚《张伯苓先生传略》，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9] 《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

[10]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载《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

[11] 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载《前线日报》，1947年11月5日至7日。原为英文，收入《胡适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12] 严仁赓《先祖严范孙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简述》，载《南开校友通讯丛书》，1990年第1期（复12期）。

[13] 魏云庄《本校历史存草》，载《南开星期报》，第24期，1914年11月16日。转引自《张伯苓画传》，梁吉生、张兰普著，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14] 高成鸢《南开精神：被遗忘的黄钰生》，载《黄钰生文集》，2009年10月出版。

[15] 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载《南开校友》，第2卷第2期，1948年10月。转引自《张伯苓画传》，梁吉生 张兰普著，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16] 胡适《教育家张伯苓》，载《前线日报》，1947年11月5日至7日。原为英文，收入《胡适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17] 陈宝泉《退思斋文诗存》，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出版。转引自《张伯苓画传》，梁吉生、张兰普著，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另据载，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当地居民由100万人锐减到10万人，“海河上漂尸阻塞河流，三天不能清理净尽”。成千上万来自南北中国的历史先觉者，有的从三岔口乘船，沿海河入海，远走欧、美、日诸国寻求救国方向与真理，有的在海河两岸废墟和伤口上，艰难地抓住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锋的差异与默契，进行民主政治与民族工商业的探索与实践，奇迹般在天津卫分娩、创造并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近百项第一：北洋学堂、北洋海军、北洋医院、巡警、监察厅、有轨电车、造币厂、实业银行、邮票、电报、电话、大公报、电影院、铜管乐队、足球、篮球……天津在现代中国独特、先进的地位由此确立。

[18]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共同决议”第二十九号，引自《美国外交档》（1917年）。转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19] 大刀会，清代民间武术团体，又称金钟罩，主要活动于鲁西南地区，以其成员练武时携带大刀而得名，一说以其练武时在场内横置大刀一口而得名。练武者伴有吞符念咒等法术，宣称可得神灵护卫，刀枪不入。外国教会势力在中国日趋猖獗，许多贫苦农民、手工业者纷纷习练，以求保家防身，最盛时达数万人，主要活动于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交界地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山东曹县人刘士瑞、单县人曹得礼率领大刀会“以诛锄西教为本旨”，开始焚烧教堂，诛杀传教士，后被清军捕杀。其后，大刀会渐趋没落，有的改称红拳、义和拳、红门等会，暗中活动于鲁西南地区。

[20] 罗惇曧《庚子国变记》，载《清季野史》，胡寄尘编，岳麓书社1985年出版。

[21]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惊。时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子群情激愤，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组织鼓动下，由康起草，1300多人联合签名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图强等，史称“公车上书”。此次行动使封闭衰弱的晚清社会产生了巨大震动，维新运动的序幕由此拉开。

大清帝国光绪皇帝，虽在光绪十三年，即1887年17岁时已在名义上实行亲政，但朝廷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面对列强瓜分之危，光绪帝于1898年（戊戌年）开始向慈禧要求实际权力，进行朝政改革。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书《请明定国是疏》（康有为代拟），请求光绪帝正式改变旧法，实施新政。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向天下表明变更体制的决心，百日维新由此开始。未久，光绪帝召见康有为，调任章京行走，以作为变法的智囊。其后又启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辈，协助维新。但戊戌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愚昧兼顽固分子强烈抵制。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守旧派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主将康有为、梁启超在英国人和日本人帮助下，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主张维新变法的六名干将（戊戌六君子）被捕杀，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清廷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最终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自此，掌控朝廷中枢的慈禧太后，排外、仇外情绪或称心理阴影越来越大，且一直挥之不去，直到“庚子之乱”达到顶峰。

[22] 《庚子大事记》，杨典诰著，载《庚子记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

[23] 《庚子国变记》，清代李希圣著，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上海书店1982年出版。

[24] 《庚子国变记》，清代李希圣著，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上海书店1982年出版。

[25] 关于“克林德事件”，《庚子国变记》（清代李希圣著，光绪二十八年刻本）记录如下：“二十三日[19日]，德使克林德入总理衙门，载漪伺于路，令所部虎神营杀之。虎神营者，虎食羊而神治鬼，所以诅也。……乱初起，令各公使皆反（返）国，期一日夜尽行。各公使请缓期，故入总理衙门议，而德使死焉。杀德使者，章京恩海也，其后日本执杀之。克林德已死，许缓行。又请迁入总理衙门，各公使不敢出。”清廷战败后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第一款即规定：清政府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代表清政府就克林德被杀一事亲赴德国谢罪致歉。同时，“在遇害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辣（拉）丁、德、汉各文”。清廷为德国公使克林德所建造的大理石牌坊，额题“克林德碑”四字，两旁是拉丁文和德文，横匾刻光绪皇帝亲自书写的上谕：“德国使臣男爵克林德，驻华以来，办理交涉，朕甚倚任。乃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拳匪作乱，该使臣于是月二十四日遇害，朕甚悼焉。特于死事地方，敕建石坊，以彰令名，盖表朕旌善恶之意。凡我臣民，其各惩前毖后，无忘朕命。”此碑被中国人视为国耻碑。李鸿章与列强谈判过程中，德国代表提出要严惩克林德案的凶手，克林德夫人更是把凶手直指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这个时候，号称清末民初第一名妓的赛金花粉墨登场。据刘半农、商鸿逵《赛金花本事》载，赛金花在受访时有如下一段谈话：

当开和议时，态度最蛮横，从中最作梗的要算德国了。他们总觉得死了一个公使，理直气壮，无论什么都不答应，尤其是那位克林德夫人，她一心想替丈夫报仇，说出来许多的奇苛条件，什么要西太后抵偿罢，要皇上赔罪罢，一味的不依不饶，把个全权和议大臣李鸿章弄得简直没有办法了。我看着这种情形心里实在起急，又难过；私下里便向瓦德西苦苦地劝说了有多少次，请他不必过于执拗，给中国留些地步，免得两国的嫌恨将来越结越深。瓦德西说他倒没有什么不乐意，只是克林德夫人有些不好办。于是我便[自]告奋勇愿作个说客去说她。

我见着了她，她对我的态度还很和蔼，让我坐下，先讲了些旁的闲话，然后我便缓缓地向她解释说：“杀贵公使的并不是太后，也不是皇上，是那些无知无识的土匪——义和团，他们闯下祸早跑得远远的了。咱们两国邦交素笃，以后还要恢复旧好呢，请你想开些，让让步吧！只要你答应，别人便都答应了。”

她道：“我的丈夫与中国平日无仇无怨，为什么把他杀害？我总要替他报仇，不能就这么白白地死！”

我说：“仇已算是报了。我国的王爷、大臣，赐死的也有，开斩的也有，仇还不算报了吗？”

她又说：“那不行，就是不要太后抵偿，也要皇上给赔罪。”说这话时，她的态度很坚决。我想了想，遂说：“好罢，你们外国替一个为国牺牲的人作纪念都是造一石碑，或铸一铜像；我们中国最光荣的办法却是树立一个牌坊。您在中国许多年，没有看见过那些为忠孝节义的人立牌坊吗？那都能够万古流芳、千载不朽的！我们给贵国公使立一个更大的，把一生的事迹和这次遇难的情形，用皇上的名义全刻在上面，这就算是皇上给他赔了罪。”经我这样七说八说，她才点头答应了。这时我心里欢喜极了，这也算我替国家办了一件小事。听说条约里的头一项就是这事哩！

对于赛金花所言此事以及她自称与八国联军特别是瓦德西统帅的私情，外界一直将信将疑。据尹润生回忆说：1930年秋天，那时北平有个“世界学院”，由李煜瀛（石曾）任院长，他曾应德国记者的要求，约请赛金花开一次座谈会。地点在中南海福禄居世界学院北平分院。那时赛金花已有50岁左右，但看来不算衰老，但因染有鸦片嗜好，面容憔悴。当时她居住在宣武门外万明路大森里一带贫民区，生活非常贫困。为了出席这次座谈，世界学院临时救济她60元，作为添补衣履之资．她名片上印的是“魏赵灵飞”四个字。是日由世界学院用车接送。赛金花身穿青色服装，态度大方，由她临时约请的一位保姆搀扶着缓步走入世界学院。……德国记者寒暄一番后开始问：“你怎样与瓦德西将军相识的？”赛金花：“我跟洪文卿先生出使德国，不仅学习了一些德国话；在公开宴会场合也结识了不少德国执政文武官员，瓦德西将军就是其中之一。”……德国记者问：“你在八国联军进驻北京时做了哪些事情？”赛金花：“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做的事情太多了！也是一时讲不完的。不过我可以举两个实例来介绍一下。一件事是……第二件事是：联军与清廷‘议和’时，很长时间达不成协议，主要争端就在德国要求恢复和赔偿克林德名誉，条件十分苛刻。此事我曾出面与德方交涉，说明按中国传统风俗，为克林德立个纪念碑要比其他任何赔偿都要体面，后来德国也就到此为止。”……以上几件事是赛金花亲口所述，真实性如何，可供史学界参考。（《回忆赛金花答德国记者问》，尹润生遗作，载《文史资料选编》，政协北京市委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内部发行）

有人认为赛金花所言应是真情实事。如上世纪30年代初，奉北大教授刘半农之命前往赛金花住处实际访问数次，写出《赛金花本事》的商鸿逵（书中挂“刘半农初纂”字样，乃出版商为销售考虑，该著出版前刘氏已因赴西北考察染“回归热”病去世）曾说道：“刘[半农]先生说赛金花和慈禧是一朝一野相对的一对，这话说得很合适。这两个女人都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人物，其所不同者，赛金花是个丢丑的，慈禧是个有罪的。这本书中所记赛金花的谈话，其劝说被戕德使克林德夫人答应立牌坊一事，是可以相信的。李鸿章曾利用她去和德国人拉拢，讨好求和，是完全有可能的。当时侵略军联合统帅为德国人瓦德西，他在中国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肆意杀戮，为所欲为。赛金花为了使克林德夫人让步，曾是出过力的。”又说：“议和十二条款，其第一款即是树立克林德纪念牌坊。观察当时情势，慈禧是急催李鸿章等和各国‘克日开议’。这时清驻俄使臣杨儒曾电告奕劻和李鸿章道‘德帅到华，和议更难维持’之言。这是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中的事。到十一月提出了十二条款，在款末附言：‘若非将各款允从足适各国之意，各本国大臣难许有撤退京畿一带驻扎兵队之望。’为此，奕劻、李鸿章奏报慈禧，各国‘词意决绝，不容辩论’（《光绪东华录》，二十六年十一月甲戌）。可是第一款却解决得很顺利，可知必定有人从中斡旋，这个人应当就是赛金花。”（商鸿逵《〈赛金花本事〉和赛金花》，载《文史资料选编》，政协北京市委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内部发行。南按：本文刊载时，原文之赛金花与克林德夫人谈话中“那些无知无识的土匪——”等九字被删除，意为编辑们不承认义和团为匪，应视为民族英雄之意。）

赛金花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者，尝谓：“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天公不语对枯棋》，姜鸣著，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第202页）只是这种调子总又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1936年8月23日，鲁迅病中曾著一杂文，提及赛金花时不无嘲讽地说：“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且介亭杂文·附集》之《这也是生活》）

此时的鲁迅还认为赛金花确实与瓦德西相识并“睡了一些时候”，而到了戏剧理论家齐如山眼里，赛金花与瓦德西压根就不熟悉，更谈不到“睡”的问题。齐如山氏乃中国人最早懂德文者之一，庚子事变中与西方外交界尤其德国方面接触颇多，因而对当时的情况颇多了解。在《关于赛金花》一文中，齐如山说：“光绪庚子（1900年）辛丑一年多的时间，我和赛金花虽然不能说天天见面，但一个星期之中，至少也要碰到一两次，所以我跟她很熟……赛金花没有见过瓦德西，就是偶见过一两次，她也不敢跟瓦德西谈国事。第一，她那两句德国话就不够资格，就说她说过，瓦德西有这个权可以答应这些事情么？……这种司令仍不过是只管军事，至于一切国事的交涉，仍由各国公使秉承各本国政府的意志进行，或主持。瓦德西怎能有权答应这种请求呢？在庚子那一年，赛金花倒是偶尔在人前表功，她倒是没有说过瓦帅，她总是说跪着求过克林德夫人，所以夫人才答应了她……一个公使夫人怎能接见这样一个人呢？再说我也常见克林德夫人，总没碰见过她……同她来往的人都是中尉、少尉，连上尉都很难碰到一个……（南按：下述他两次在中南海路上碰到瓦帅，赛金花正与几个德国下级军官在一起。）这两次赛金花都没敢见瓦帅，所以猜度她没有见过瓦帅……至于委身瓦帅，那是绝对不会有的。”（《赛金花本事》，刘半农等著，吴德铎整理，第253—258页，岳麓书社1985年出版）

对于以上不同的记述与判断，现代史家王春瑜经过考证认为，赛金花确实与瓦德西不熟，并说：“齐老先生所言，合情合理，最为可信。赛金花之自述，及樊樊山之《彩云曲》等，多有不实；赛氏之捏造、夸张，不过是给自己贴金、涂脂抹粉而已。而樊樊山等跟着附和，则是起哄。‘隔江犹唱后庭花’，乃传统文人喜说名妓风流韵事的再版，心态实不可取。”（《赛金花考》，载《一碗粥装得下半部历史》，王春瑜著，金城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

以上诸家论述，是耶，非耶，还是留待史家继续考证吧。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克林德牌坊改名为“公理战胜”碑，并迁移至北京长安街边的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中共建政后，又改为“保卫和平”坊。

与此事件相关者，如杀死克林德公使的虎神营章京恩海，最后落到了德军手中。家住北京东城北豆芽菜胡同的满洲正白旗人恩海之所以被发现，与他当初私自拿走克林德身上的银质怀表有关。事变后恩海把这块银表拿到当铺当掉，被日本侦探侦知并发现表上有个“K”字，以此为线索，顺藤摸瓜抓到了恩海。随后，恩海被转到德国军队手中，被德军在东单牌楼克林德身亡处处斩，那一天是1900年12月31日，也是19世纪的最后一天。作为战利品，恩海的头颅与德军抢来的珍宝财物一并通过“土库曼”号轮船送到了德国。

至于当时指示恩海射杀克林德的主战派大臣——端郡王载漪，因“倡率诸王贝勒，轻信拳匪，妄言主战，至肇衅端，罪实难辞”，被八国联军列为“祸首”，按《辛丑条约》定“斩监候”罪名。后“惟念谊属懿亲，特予加恩发往极边新疆，永远监禁，即日派员押解起程”（《辛丑条约》附件六）。1917年，载漪借张勋复辟之机重获自由，1922年去世。

[26] 《庚子国变记》，清代李希圣著，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上海书店1982年出版。

[27] 《庚子国变记》，清代李希圣著，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上海书店1982年出版。

[28] 《庚子国变记》，清代李希圣著，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上海书店1982年出版。

[29] 《庚子国变记》，清代李希圣著，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上海书店1982年出版。

[30] 转引自《幸运的孩子：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里尔·莱博维茨、马修·米勒著，贾士蘅译，第204页，台北时报出版公司2011年出版。

[31] 庚子之乱，惩办的清廷高级官员，部分明列《辛丑条约》附件四，如下：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京师自五月以来，拳匪倡乱，开衅友邦。现经奕劻、李鸿章与各国使臣在京议和大纲草约业已画押。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势不可遏。复主令卤莽将卒，围攻使馆，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蹂躏，生民涂炭，朕与皇太后危险情形，不堪言状，至今痛心疾首，悲愤交深。是诸王大臣信邪纵匪，上危宗社，下祸黎元，自问当得何罪。前经两降谕旨，尚觉法轻情重，不足蔽辜，应再分别等差，加以惩处。

已革庄亲王载勋，着赐令自尽；已革巡抚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至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内，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着传旨即行正法，并派按察使何福嚟监视行刑。前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袒庇拳匪，酿成巨祸，并会出违约告示，本应置之重典，惟现已病故，着追夺原官，即行革职。革职留任甘肃提督董福祥，统兵入卫，纪律不严，又不谙交涉，率意卤莽，虽围攻使馆，系由该革王等指使，究难辞咎，本应重惩，姑念在甘肃素著劳绩，回汉悦服，格外从宽，着即行革职。降调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于载勋擅出违约告示，曾经阻止，情尚可原，惟未能力争，究难辞咎，着加恩革职，定为斩监候罪名。革职留任刑部尚书赵舒翘，平日尚无嫉视外交之意，前查办拳匪，亦无庇纵之词，惟究属草率贻误，着加恩革职，定为斩监候罪名。英年、赵舒翘均着先在陕西省监禁。大学士徐桐，降调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已殉难身故，为贻人口实，均着革职并将恤典撤销。

[32] 《辛丑条约》最关键，也是各国最为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赔款，因而这一问题争论也最为持久。据已发现的档案材料显示，俄国和德国最为贪婪。俄国率先提出要求赔偿白银1.3亿两。德国更是惊人，“坚持中国赔至最后一分钱”（《庚子赔款》，王树槐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初版，第12页）。联军统帅瓦德西来华前夕，德皇威廉二世于1900年8月18日告诉他要“谨记在心，要求中国赔款，务到最高限度，且必彻底贯彻主张”，因为德国“急需此款，以制造战舰”。（引文同上）瓦德西到后向德公使表示，要索取20亿马克（约6.54亿两白银）的赔款。此外，法国要求的赔款也多达7000多万两。以上诸国均要求赔款以现金的方式一次付清。

英、美、日等国则担心过多赔款压力会削弱中国市场购买力，从而损害自己的商业利益，因而认为首先需要了解中国究竟能够偿付多少再做商议。美国采取的态度是：一、将此问题移至海牙国际法庭仲裁；二、为限定赔数在中国财力能够付偿的范围之内，其目的即在保持中国之安全与和平，有利于中国对外之贸易，不致因赔款负担过重而濒于破产。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训令美驻华公使康格，“应特别注意在中国能力范围内定一总数。至于分配方面，美国应依其所受损害及军事所费，在总数中所占比例分享”。未久，海约翰再度训令康格：“当尽最大之努力，使各国同意一合理之赔偿总数。中国财力只能付偿150，000，000美元（约合202，156，334海关两），各国宜准此数按比例减低其要求。决定总数之后，美国将坚持其公平分配之额。各国对赔款如有争议，则提交海牙国际法庭仲裁。美国要求赔偿之数为25，000，000美元（约总额六分之一，占16.6%），但可按比例减之。”（《庚子赔款》，第11—12页）

海约翰的建议提出后，各国代表对移至海牙国际法庭仲裁多不赞同，而赔偿数额限于中国财力偿付的范围之内，即海约翰估计之数，亦遭多国否决，所提数额要较此数多一倍甚至两倍有余。面对这一情况，美仍将尽力助华减轻负担。1901年3月21日，海约翰训令美国驻华谈判代表柔克义，“不论用何种方式集成总数，使总数以四千万英镑为限，然后向中国提出，不作任何说明。分配问题，留待各国解决。各国如不能达成协定，则移至海牙法庭”（《庚子赔款》，第12页）。4月13日，北京公使会议，应美代表之要求，讨论美国提出的4000万英镑案（2亿6700万两银），美使强调：“此数将使中国实际上付出五千万镑之巨，各国应该防止类似反对外人拳乱之事件再度发生，如中国加重税捐，民间对外人的反感将会加强与延久，则各国所受之损失更大。”（《庚子赔款》，第13—14页）但这个提案没有得到各国响应，美国方面大为扫兴。延至5月7日，各使集会时赔数要求已增至6750万英镑，约合4亿5000万两白银。

面对此情，美国代表于5月7、9两日，分别致电美国驻南京及汉口两领事，密告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经由中国代表全权提出困难，美将尽力助华，惟盼以商业利益补偿减低之数。5月10日，海约翰再电令柔克义，如各国应允同样减赔，美国可减去其“合理的”赔数的一半。但这个意见未得一国响应，美国弄了个灰头土脸。尽管如此，“美国的努力，可能使若干国家提出要求时有所考虑”（《庚子赔款》，第18页）。

事后，美国代表柔克义等分析其屡次提案失败的原因，主要乃美国先声夺人，谈判一开始就率先提出本国索取2500万的数额，而这个数额远远高于在华实际损失。——此点，列强与中国方面都心知肚明。如果按比例减之，美国所得也不会少于实际损失数额，仍不吃亏还可略有小赚。但其他国家认为自己付出与索取的基本持平，至少在心理上认为比他国所索合理；即使与美国一样索取过倍，按比例减低，仍比美国吃亏为大，因而对于美国的提案予以反对。——当然，在所有反对国代表中，犹以德国最甚。德国公使曾在会议上公开叫板道：“美国建议总数四千万镑，而彼自要求二千五百万美元，如此德国应索八亿马克。”并称“美国的声明是一种伪君子的作风，经此一声明，美国已获利不少”云云。（引文同上）

列强争夺的最后结果是，庚子赔款以总额4亿5000万两落幕。其中，俄国得30％，德国得20％，法国得15％，英国得11％，美国到7％，日本7％，其他国家得10％。

面对不可逆转的惨局，清廷与列强“磋磨”的重点，转变为降低年息与赔款计息方法等枝节问题。此前，一直密切关注中外谈判命运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曾幻想列强能“免去利息”，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希望将利息降为2厘。但列强仍表示年息4厘。美国虽给予一些道义上的同情和援手，但收效甚微。5月24日，张之洞致电清廷代表李鸿章，要求继续与英国驻华参赞磋商，将赔款“减息为三厘三毫或三厘半”。（《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5月26日，盛宣怀也急电清廷中枢军机处说：中国赔款4亿5000万两，“如经许四厘息，每年还二千万，共需本利千兆以内”，中国损失较大。“似可先还息三厘三毫……如得允，则便宜甚巨”。但是，“英、法、德均称，息非四厘不可”，德国驻华公使穆默、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均称：“四厘已减让到家，万难再减”，“四厘息，一毫不能减”。直至6月3日，奕劻、李鸿章仍表示将不遗余力地继续与列强“竭力磋磨，争得一分是一分”，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引文同上）

《辛丑和约》签订，李鸿章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指责与咒骂，深感内外交煎，累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1901年11月7日，即《辛丑条约》签订两个月，气脉已竭的李鸿章行将归天。在死前一个小时，被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公使前来“恫吓催促”，逼迫他在一份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画押。此时李鸿章“已著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延至次日午刻，目犹瞠视不瞑”。得急电匆忙赶来的老部下、直隶藩司、奉旨协助李鸿章办理议和与赔款的周馥见状抚之痛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身边人大哭道：“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遂瞑，须臾气绝”。终年78岁。

[33] 自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以联军总司令名义来华后，联军陆续增至10万，由京津出兵，分侵山海关、保定、正定以至山西境内。《辛丑条约》签订后，八国联军除留一部分常驻京津、津榆两线外，其余撤兵回国。此间，俄国除了派兵随联军进攻北京，趁机从南北两路派20余万军队进占中国东北领土。北路俄军8月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至9月占领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占据营口，10月占领沈阳，10月6日两军会师，占据了东北全境。因俄国的行动威胁英美所希望维持的中国领土完整及贸易开放（门户开放）政策，也与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的日本发生冲突。日俄经过两年断断续续的谈判，最终双方关系破裂并在1904年2月爆发了惨烈的日俄战争，以日胜俄败而告终。根据辛丑条约，日本可以在中国一部分地区驻军，保护侨民和交通路线，这一举动，为以后中日冲突埋下了祸患。直至中日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双方短兵相接，开始了决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搏，抗日卫国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34] 《庚子国变记》，清代李希圣著，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上海书店1982年出版。

[35]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苏云峰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驻美公使梁致外务部函》，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1905年1月19日）到。清华档案室藏，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44] 《驻美公使梁致外务部函》，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十日（1905年5月13日）到。清华档案室藏，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45] 《北洋大臣袁世凯致外务部函》，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1905年5月23日）到。清华档案室藏，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46] 《外务部致驻美国大臣梁函》，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1905年6月1日）发。清华档案室藏，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47] Rockhill to Theodore Roosevelt，July 12，1905，Rockhill Papers.（《柔克义致罗斯福》，1905年7月12日，载柔克义档案）

[48] 19世纪4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金矿，挖掘金矿和西部的迅速开发需要大量劳动力，美国开始招募华工，许多中国人漂洋过海前往美国做劳工；至80年代，在美华工已达30余万人。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就不断出现排斥、迫害乃至杀害华工的暴行。清政府于1894年同美国签订《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对华工的迫害。1904年底，这一不平等条约期满。中国人民特别是旅美华侨中的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废除条约。在舆论压力下，清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改约要求。但美国政府悍然拒绝，要求续约。自1905年5月始，上海商务总会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全国响应，“义声所播，震动全球”。但在美国施予压力与各方面利害权衡下，清政府于8月下旬连续向各省督抚下令“从严查究”，阻止抵制运动。美国政府为保住在华利益，最终放弃了续约要求。10月以后排华运动逐渐平息，1906年恢复正常交往。

[49] 粤汉铁路废约经过：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五月，清廷谕令修筑粤汉铁路，由官方主持，三省绅商通力合作，以保铁路权利。但是盛宣怀却通过驻美公使伍廷芳向美合兴公司商借洋款400万英磅，美方在合同中强行塞入派员勘测、筑路并“照管驶车等事”的条款，规定直至50年后中国还清债款，方可收回铁路管理权。

签约后，美方拖延执行合同，甚至私卖三分之二股份给比利时万国东方公司，擅自决定粤汉铁路南段由美国修筑，北段由比利时修筑。粤、湘、鄂三省绅商本来就对朝廷出卖筑路权给美国极为不满，如今更对合兴公司的违约举动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废除合同，收回路权，由三省自办粤汉铁路。时两江总督张之洞支持三省绅商的要求，美方理亏，又想出花招，提出以协丰公司收买合兴公司全部股票，另立合同，“以美接美”，或中美合办。张之洞谓“以美接美为谬谈，中美合办亦断断不可，废约坚决，一定不改”。最后，合兴公司向中国方面勒索高价，出让路权。张之洞从维护主权出发，“但期公司归我，浮价不必计较”，以675万美元的高价赎回路权。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七月，张之洞奉旨督办粤汉铁路。

[50] 《驻美大臣梁致外务部函》，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五日（1905年11月1日）到。清华档案室藏，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51] 连州教案：连州地处广东省偏远的北部山区，1880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到达连州开始传教，并试图在连州购买土地作为教会地产修建教堂。1882年，再度试图购买在连州县城租用的房子，地方官进行干涉，没有购买成功，所租用的房子也不再续租，传教士不得不住在连州河上的船屋，后来把目光投向连州县城河对岸的鹅公山。1895年3月，一传教士试图购买鹅公山脚下靠近河边、属于菜园坝村民的一块地时，与村民发生纠纷并遭袭击。此后，在连州官府压制下，传教士从村民手中强行购买了位于鹅公山脚下的一块土地，并于1897年始，相继兴建男医所、女医所及教会人员居所。由此，村民和传教士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1905年10月29日，当地村民在鸡公山龙崖庙举办庙会，所搭棚子占用教会男医所部分土地。教会医生迈克尔（Ecmachle），当地又称“麻医生”出面抗议，并把中午用于聚集众人的三尊小炮拿到寺庙附近的男医所，后经负责庆典的老人交涉才得以归还。事至此，一些愤怒的村民围在医所大门口不肯散去，当迈克尔走进男医所后，一些年轻村民转向大门投掷石块。迈克尔感到事态有点严重，迅速召集妻女及其他传教士从医所后门溜出，跑到位于鹅公山山腰的教士居所，而后派人给一河之隔的县衙送信报警。未久，两名文官和三名武官带着不足30名没有配枪的士兵跨桥赶至鹅公山平息事端。

接近中午，村民没有听到炮声，纷纷出门来到祭坛质问。得知缘故，大动公愤，百余人蜂拥至男医所找迈克尔医生理论，竟意外“在医院寻出药浸孩尸两具”，以此为洋人蓄意谋害中国孩童的证据。于是群情激愤，尽管该牧师百般开导，“言孩尸系洋人医院应有考究之物，并非谋害幼孩，无如众口不听劝告。必欲得洋人而甘心。”村民越集越多，达两千余众，有人借混乱投掷石块、砸器物并转而纵火焚烧房舍。

大火初起时，官府派来的兵丁建议护送美国人坐轿子或骑马离开鹅公山教士住所，前往河对岸的连州衙门，想不到那位惹祸的迈克尔医生竟牛气哄哄，发神经状加以拒绝。待大火延及男医所、女医所以及教士住所等建筑物且越烧越大时，官兵与洋人只好四处躲避。危急中，迈克尔医生和六名美国人从教士住所后门逃出，躲进了山上的一处洞穴。待官兵闻讯追来并找到这个洞穴，除迈克尔医生和帕德森小姐，其他五名美国人（迈克尔妻子和女儿Amy、John Peal牧师夫妇、Eleanor Chesnut医生）已被村民搜出，残忍杀害。

自庚子拳匪之乱，清廷与他的臣民已被帝国主义列强打断了脊梁骨，只能趴在地上做行乞磕头状苟活于世，很难见到挺直脊梁且敢与洋人一较高下者，更不见有教案甚至致洋人死亡的暴力事件发生。想不到“天高皇帝远”的连州却是个异数，竟一下弄死五个洋人，一把火把传教士费尽心机积聚起来的医所、居所，连同财产烧了个精光。其严重程度与影响之大，震撼大清，惊动世界，被称为“清末广东第一教案”。

[52] 《庚子赔款》，王树槐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初版，第294页。

[53] 斯密士《今日的美国与中国》，转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54]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苏云峰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

[55]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郭秉文著，商务印书馆1916年出版。

[56] 《美国外交档》（1907年）。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1981年2月出版。

[57] 《中国人的特性》，明恩溥著，戴欢、代诗圆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58] 斯密士《今日的美国与中国》，转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59] 汤伯明《美国的归还庚子赔款与清华学校的创立》，载《教育与文化双周刊》，第218卷，1959年9月。转引自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苏云峰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出版。 SxzzFdxtM0a3/MkmRBpO1ujQYtE9oUELX12dSVdszYLI06Si/TJ9H7q9ZB8YOm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