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酷的寒冬比往年来得早了许多。

北平古城西郊，已凝冻成冰的残雪呈铡刀状，斜插于杂草败叶之间。阴沉的天空偶尔露出惨白的太阳，照射着雪草黏结的板块，反着阴森的光，一闪一闪，与滚动的漫天黄沙交结缠绕，升腾起一股刀兵四伏的朦胧幻象。烈风吹动中，树枝摇撼，枯絮夹着细沙碎石，如射出的镞矢飞舞旋转。稀落的行人，头上缠绕粗布围巾，或套一黑黄色狗皮长毛棉帽，弓腰曲背，蜿蜒前行。破旧的村落土屋，孤独地蹲在杂树丛生的荒野，显得分外寂寥落寞。放眼望去，满目河山透着冷彻骨髓的寒意。西山、海甸一带灰色苍茫里，影影绰绰的驼队在漫天风沙中缓慢地向古城移动。几只乌鸦于惊恐中放着悲声，穿过黑云冲向远方。天地迷茫处，动地的鼙鼓、战马的嘶鸣、学生的怒吼，伴着呼啸、凄厉的朔风隐约传来……

这是1931年12月3日上午晚些时候，苍凉寒冷的西直门外，一辆灰黑色老旧轿车沿农事试验场（动物园）一侧转向北行。黄土加碎石铺成的路面经历了严冬干旱与车轮辗压，已是遍体鳞伤。飞转的车轮载着车身一路颠簸向前驰去，过黄庄、入海甸，越“燕京”，闻名于世的圆明园废墟的庞大石柱举目在望。沿收割后的稻田东侧前行右拐，一座古典优雅的青砖白柱三拱“牌坊”式建筑突现眼前。低沉短促的喇叭声响过，门旁警卫肃立，举手敬礼。少顷，轿车从中间圆拱门悄然驶入。

半个时辰后，清华园荷花池畔小土山一侧钟声响起，众师生从散落于园内的各处馆舍走出，于寒风中整理着衣帽或跑或走，陆续来到庄重肃穆的大礼堂坐定，以好奇与兴奋之情，等候新任校长就职演说。

与以往国立清华大学新科校长就职仪式不同的是，这个日光惨淡的上午，园内外看不到陪同、随扈、迎接新校长的党国大员、公安巡警甚至护兵卫队，更无专门邀请主持的司仪、乐队，以及大批男女记者拥挤冲撞、窜进窜出的热闹场面，嵯峨堂皇的大礼堂显得有些空荡冷清。上午11点整，国立清华大学教务长张子高、秘书长杨公兆、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等，引领两位学者沿长廊一侧向主席台走去。坐者望着二人背影，交头接耳议论开来。行在前面，身材略瘦、具有典型南方人相貌特征者，是代理校长翁文灏。紧随其后，身材高挺削拔、精神矍铄，脚蹬加绒高帮布质棉鞋，身穿浅蓝布长衫，外罩藏蓝色夹袄，头戴细毡灰色礼帽的中年男子，便是部分师生久闻大名但未见其人的清华新任校长——梅贻琦。

掌声过后，首先由代理校长翁文灏讲话。

翁氏以家乡浙东宁波官话开门见山地说道：“今天梅校长到校视事，本人谨代表全校致热诚的欢迎。本人自今年七月间奉令暂代校务以来，因为各方面的事务纷繁，没有能用全部的时间，来替清华办事，这是很抱歉的。最近的两个月，本人因为职务的关系，常往来于京平之间，更没有能到校，承叶企孙先生的盛情，暂为代理，许多帮忙，这是本人应该致谢的。今天梅校长到校视事，清华负责有人，前途发展，不可限量，这是本人深为欣慰的。梅校长与清华有十余年深切不断的关系，大家均所谂悉，当然无须再为介绍。不过本人于今日临行之际，有两种善意的希望，愿意贡献给清华。”

讲到此处，翁代校长稍做停顿，以复杂、真诚的目光扫视一眼台下听众，语速缓慢略带沉重地说：“一种是希望清华以后要保持安静的空气；一种是希望清华要具有进步的精神。总而言之，希望清华以后在安静的空气中求进步。” ^[1] 言毕，目光投向台下师生并点头示意，听众以热烈掌声报以友好回敬。

翁文灏没有再讲下去，也无须讲出具体实例予以启示，刚才一番温和谦恭又暗含批评之意的话语已经做了表达，间涉的历史背景、师生关系、现实处境与未来希望，在场者自是心领神会——

自大清王朝末年于这所废园兴建学堂算起，清华二十年历程，校名三更，校长十易。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以学生为主导的驱赶校长风潮逐渐兴起并愈演愈烈。许多年后，一个叫罗隆基的清华毕业生曾对外自豪地宣称，当年最大的丰功伟绩，就是“九年清华，三赶校长”，以示同学少年多不贱，个个都是叱咤风云、创造历史与改变历史的风云人物。

翁文灏出任代理校长之前，清华园内每位校长平均任期二年，在校最久者为周诒春，任期四年五个月；较短者为温应星、吴南轩，任期皆未过两个月；短者为乔万选，刚进校门即被学生赶出，任期约为一分钟；最短者为罗忠诒，未出家门即被拒，任期约等于零或负数。而在校长被驱逐之后的许多个时期，清华处于群龙无首状态，一切事务得益于多年形成的惯性或由校务委员会出面维持。

令在座师生记忆犹新的是，七个月前的1931年4月20日，又一任清华校长吴南轩在大礼堂宣誓就职，各色党国大员与帮闲者前来捧场，整个清华园岗哨林立，车辇浩荡，乐音飞扬，场面恢宏。大礼堂内用鲜花、绸缎布置一新，交相闪烁的镁光灯，晃荡得观礼者睁不开眼睛……惜好景不长，仅过一个月零九天，清华园内驱逐校长风潮啸起。5月29日清晨，吴南轩官邸忽被学生包围，逼其辞职，几位校内高层人物亦分别被堵于寓所或办公处遭到斥责与驱逐。紧急中，吴南轩的几名嫡系要员在众生吵嚷斥骂中携印信逃出清华园，转入北平东交民巷使馆区利通饭店，与提前进城的吴氏汇合，托庇外国人保护，在此设立“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事处”，企图对清华事务遥控操纵。此番闹剧受到中国政府层峰及社会舆论严厉斥责与抨击，在巨大压力和清华师生坚拒的夹击下，吴南轩只好称病辞职。7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代理国立清华大学校长。

在政学两界德高望重，“洁身自好，磊落光明”，又以学识渊博、温和实干著称的翁文灏，临危受命，到校后顺应时代潮流和师生意愿，多方求解，四处安抚，风潮暂时平息，校务重新步入正轨，暑假前的年终大考顺利进行。深知清华教授与学生皆不好对付，且无心觊觎校长之位的翁文灏，见校园已恢复平静，遂向教育部递交辞呈并请正式校长早日到校。

9月15日，新学期开始。翁文灏到校视事一天，把校务交于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暂代，自己径返北平地质调查所去了。

开学仅三天，清华师生翘首以盼的新任校长连个影子都没见着，山海关外“咣”的一声，“九一八”事变的重大凶讯轰然传来。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奉令炮轰沈阳北大营，向中国东北边防军发起进攻。时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坐镇北平，节制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原“东北王”张学良接到战报，明确下令“不予抵抗”。当晚，日军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三天内长春、吉林陷落。未久，30万名义上隶属中华民国南京中央政府的东北军一枪不放向关内撤退，日本关东军乘胜四面进攻，导致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三省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为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也是“天才的爱国主义者”傅斯年认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逻辑的开始”。 ^[2]

事变突发，举世震惊，社会各界纷纷给予南京国民政府和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副司令，以及张氏节制的东北军有力声援，北平各大学立即发起组织平津学术团体对日联合会，议定北平国立四大学，北平研究院，北平图书馆，南开、燕京二私立大学及中国大学负责人为常务委员，推举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为联合会主席，代表学术团体讨论应付此次事变的战略方策。同时，北平各大学教职员亦组织联合会，研究办法，领导民众，以做政府之声援与后盾……

9月21日上午，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针对“九一八”事变成立清华校内专门的对日委员会，推举冯友兰、叶企孙、张子高、蒋廷黻、钱端升、叶公超等17人为常务委员，并敦请本校蒋廷黻、萧叔玉二教授对全校师生演讲中日问题，让学生了解日本，熟知中日之间国情与实力对比，以便为民族抗战有效地尽一份责任。同日上午，北平市政府召集本市军警宪机关及各大学当局联席谈话会，做出八项决定：

（一）各校禁止学生罢课；

（二）不许学生结队游行；

（三）各学校学生在校开会应先得学校当局许可并由便衣警察参加，以防意外；

（四）学生讲演应以三五人为限，并由学校当局通知警察随时保护；

（五）学生出外讲演不得携带武器，以防危险；

（六）讲演应就下列指定各地点举行……

………… ^[3]

政府当局的意图自是明显，清华校委会为顾及抗日大局，尽量予以配合。9月24日，在无法阻止学生抗日救国热情，但出于“维稳”的考虑，必须设法避免学生集体进城游行紧急态势下，清华教务处发布通告：“本日全体学生分道至附近乡村讲演东北问题，特许停课一日。”显然，清华校方想以此种方式，释放学生被“事变”火焰烧起的悲愤难抑的激烈情绪。

此时，南京政府与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仍处于似是而非的模糊幻影中，学生的主流立场是拥护中央政府，并愿“为政府后盾”，共同对抗日军侵略。随着东北局势一发不可收拾，而南京政府与坐镇北平的张学良迟迟未下令行动，血气方刚的学生被激怒，逐步踏上了与政府对抗并正面交锋的“请愿”之路。9月28日，南京、上海两地学生5000余人，冒雨前往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在碰了软钉子后转赴国民政府外交部，得到的答复仍然是等待“国联”解决。外交部官僚在训话中，一度牛气哄哄地勒令学生返校复课。学生怒气越来越大，请愿队伍中几个平时闹事不怕事大的另类分子，火从心头起，力从胆边生，呼地一下撞开阻挡的警卫，冲入外交部大楼，窜入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办公室质问各节。王先是打哈哈支吾其词，复恼羞成怒，勒令学生滚出去。学生则“以手击桌，碎玻璃桌面”，而后上前揪揍王氏。王恐，走避不及，被学生数人擒获，一顿胖揍，继之有学生于混乱中抄起红墨水瓶与花盆，猛击王氏头部，盆碎头破，王外长倒地不起，红墨水溅了满身，似鲜血流出，场面极为恐怖。军警赶至，急将王氏救出，护送至鼓楼医院，诊断为脑震荡兼膝盖严重骨折等三处重伤。国府最高权威蒋介石闻讯，大怒，但又不得不采取先礼后兵的战略决策，亲自出面接待学生并设法安抚。

听闻南京的蒋介石已经露头，心高气傲的北平学生，开始集结到张学良居住的顺承郡王府官邸外游行示威，且呈不可遏止之势。——许多有经验的教育界人士意识到，如果张学良不予以解释和安抚，大规模学潮就要在南北爆发并波及全国。清华作为北方国立大学重镇，因翁文灏代校长的辞职而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虚悬已久的校长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由教育界和社会有识之士向教育部提议、督促、荐举，复由部长提名、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通过，于10月14日颁布1716号训令，正式免除吴南轩虚位已久的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之职，由梅贻琦接任。

当此之时，梅贻琦正以国立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身份，在美国华盛顿料理事务，鉴于事态紧急，南京方面拍发电报催其迅速返国就职。梅接电后不敢怠慢，迅即办理交接手续，打点行装登船启程，急匆匆向离别三年多的东方故园驶来。

梅贻琦在浩瀚的太平洋随船颠簸前行之际，“九一八”事变引起的风潮不但没有平息，反而蔓延全国并持续发酵。南京政府仍无出兵迹象，已成为亡国奴的东北各界民众，于11月7日组成650人的请愿团赶赴南京请愿。继之天津学生纷纷南下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出兵，驱逐倭寇。二者得到的答复基本相同：“不要听信造谣挑拨，要镇定听候中央处理，到必要时候，中央一定抵抗……” ^[4]

11月下旬，被张学良阻于门外、忍无可忍的北平学生开始图谋南下。在这个节骨眼上，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吴其昌，偕夫人与胞弟——燕京大学学生吴世昌，在北平顺承郡王府官邸门外向张学良泣请未果。一怒之下，吴氏兄弟跑到南京中山陵前“绝食哭陵”，并发表《昭告总理文》，一番造势折腾，世人为之瞩目。

吴氏全家“绝食哭陵”消息传出，给清华大学师生极大震动与刺激，清华学生会立即决定全校停课赴京请愿。负维持校务之责的清华校务会闻讯，劝阻未果，清华学生进一步行动起来。许多年后，一位参加赴京请愿的学生仍记得当时紧张而感人的场面：“只听见校钟当当沉重的鸣声，自上午起一直没有停过，这真是有力的号召，每响一声就如敲在心上一样，我躺在床上，听见隔壁的人声渐稀，知道都已去参加了。我终经不起这钟声的激励，抓了一件棉袍装在洗衣袋里，随大队走向北平前门车站去也！”又说：“初到车站，铁路局方面受到命令，加以劝阻，但此时学生的情绪劝阻岂能生效呢？交涉至傍晚，同学决定‘卧轨’，决不回头。‘卧’倒是没‘卧’，全体都站在铁轨上挡住一列正预备开往南京的列车，车上头灯强烈的照在我们的脸上，眼睛睁不开，冷风吹在身上寒噤的牙齿得得作响。……伫立了几个钟头，还是我们胜利了，铁路局询得南京方面的同意，允许前赴首都。这时腿都站直了的我们，真是高兴极了，全体拥上了三等车厢，就在深夜中出发！” ^[5]

11月26日，抵达南京的清华学生，受到蒋介石于中央党部单独接见和训示，众生自感达到请愿目的，翌日乘车离京返校。

此次清华学生作为赴京请愿的前驱，渐知手握重权的张学良压根不可能出兵抗战。北平乃至整个北方学生遂调转身心，把希望寄托于南京中央政府与蒋介石身上。当天，北平民国学院450名学生发起南下运动。28日，燕京大学190多名学生再度南下……一时间，北平与华北学生抢占、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向首都南京蜂拥而去。与此同时，京沪学生得天时、地利之便，更是风头劲健，纷纷向南京云集，街头的热切呼唤与“请愿”豪气，很快演变成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暴力色彩随之加剧，肢体冲突甚至群殴事件已无法避免，爱国学运向着恶化的方向迅速滑去，洞若观火的教育部以特快急件发出第2041号训令，企图挽狂澜于既倒。令称：

本部迭据京沪路郭局长承恩迥有先后电称：“敬午来有学生八九千人至北站，不服劝阻，大部分强乘一次车迫令开行，所余学生，复强乘迥日第五次车第二段车进京，因机车力小，拟将该段车在第一段车后开出，学生不愿，竟将警务分段长龚国栋、站长方振华痛殴，并将站长室打毁，计昨今日沪站晋京学生，约七千余人，五次车于有日一时二十分开出，约下午二时到京。又暨南大学学生代表四百余人，要求敬晨七次车在真茹停靠，当即拒绝，该代表即横卧轨道，夺取红旗，强迫停车，蜂拥攀登；又苏州有学生一千四百人强登敬日第九次车赴京；又无锡敬日，亦有请愿学生二十余人赴京，均经会同市府机关，竭力劝阻无效。……除呈复及函复并分令外，合行令仰该校当局劝谕各生，以后乘车，应照定章办理，不得有强迫开车情事，以维路政。此令。

中华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三日 署理部长 李书华” ^[6]

南京政府当局于烦躁、紧迫中，失去了往日的克制与忍让，改以强硬姿态调动大批军警，动用武力手段，不惜流血，欲对赴京游行示威的学生加以镇压。

弹已上膛，箭在弦上。

在这千钧一发的严峻时刻，梅贻琦已奉命由美抵达国内。12月3日上午，梅以教育部最新任命的国立清华大学校长身份，由北平城内乘车驶入清华园这个倾注了他十余年心血与汗水的故地，风尘仆仆地随张子高、杨公兆、叶企孙等步入大礼堂，面对一排排熟悉或陌生的面孔，继代校长翁文灏之后，开始了一生中最为著名的演说：

本人离开清华，已有三年多的时期。今天在场的诸位，恐怕只有很少数的人认识我罢。我今天看出诸位里面，有许多女同学，这是从前我在清华的时候所没有的。……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清华这些年来，在发展上可算已有了相当的规模。本人因为出国已逾三年，最近的情形不很熟悉，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可说。现在姑且把我对于今后的清华所抱的希望，略为说一说。

我先谈一谈清华的经济问题。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幸运……

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的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据在场的学生回忆，梅贻琦讲到此处，伸出手臂冲天一扬，抬头挺胸，脸呈激动、肃穆、庄严之色。台下听众大受感染，掌声雷动。

最后，梅贻琦面色沉重地望着众人，以轻缓的语调说：

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今天所说的，就只这几点，将来对于学校进行事项，日后再与诸君商榷。 ^[7]

掌声再度响起。梅贻琦略带微笑点头致意，将放于桌上的礼帽捡起，与翁文灏等从容步下讲台悄然离去。——至此，清华园纠葛半年多的校长问题尘埃落定，国立清华大学未来的命运，与时年42岁的新任校长梅贻琦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是时，学潮仍在大江南北呈汹涌澎湃之势，各种消息不断传出，清华大学部分学生蠢蠢欲动。梅贻琦深知学潮内在隐情与失控的后果，遂联合教务长、秘书长及评议会的张子高、杨公兆、叶企孙、冯友兰以及朱自清等颇具声望的行政人员及教授，来回穿梭于馆舍之间，与各方沟通联络，对学生倾心交谈，全力安抚、稳定学生情绪与校内秩序，昼夜不舍……

12月5日晚间，不幸消息传到清华园，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在南京成贤街、浮桥一带示威游行，国民党当局出动1000多名军警包围、殴打示威学生，有30余名学生被打伤，185名学生被捕。为表示对南京政府镇压学生的愤慨，12月6日，北平各校6000余名学生到顺承郡王府张学良官邸请愿示威，随后转向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声讨，并于激愤中把党部牌子砸个稀巴烂。

12月15日，更加凶险的消息传出，有少数清华学生参与的北平各校学生南下救国示威团500余人，联合当地学生共2000余人冲进外交部，把悬挂在门口的牌子、院内停放的汽车，以及楼内门窗、办公桌椅、文件橱柜等捣毁砸烂，并把一沓沓外交卷宗抛在地上。洗劫过后，大队人马直奔国民党中央党部，众生一拥而上，缴了卫兵的枪械，砸掉门上的党徽，捣毁中央党部传达室和会客厅，继之四处寻衅打砸。时蒋介石正在党部举行会议并提出辞职下野，闻讯后请在座的代理行政院长、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以及国民党、教育界双料耆宿蔡元培出面，接见学生并予以安抚。蔡元培、陈铭枢刚一出门，即闻呼打之声。蔡氏“甫发数语，该团学生即将蔡氏拖下殴打” ^[8] 。另有学生以木棍猛击陈铭枢头颅，陈当即昏厥倒地。中央党部职员及警厅保安队急忙上前救护蔡、陈，学生见状，即有人拔出缴获的手枪鸣放，径向内冲，用木棍向内殴打，并绑架蔡元培向门外冲去。中央党部警卫见事发紧急，朝天鸣枪警示，并集结队伍追出营救蔡氏，直至玄武门附近的荒田水洼中，警卫与学生一番扭打殴斗，始把受伤的蔡元培救回。

12月17日，南京“珍珠桥惨案”发生。是日，北平、天津、上海、济南、安徽等地赴京请愿学生代表，同南京学生共3万余人联合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进到珍珠桥时，早已部署在此地的国民党军警奉令进行血腥镇压，当场有30余名学生被枪杀，尸首被扔进河里。另有100余人受伤，100余人被捕。消息传出，举国哗然。

12月31日，南京教育部特别向国立清华大学发出训令，简略讲述12月15日、17日南京两次大规模学潮的政治动向，以及双方采取的行动。特别强调17日风潮内因、外力和因果关系，皆属学生成分复杂化，且有党派渗透暗中操纵演化而成；时有千余名学生携带木棍围攻国民党中央党部，其中一部分临时换带赤色臂章，党派色彩极其明显；而捣毁中央日报馆并带头实行纵火者，就是这些赤色分子……因而，教育部特令清华大学“即便遵照，切实劝谕各生一体遵照，是为至要” ^[9] 。

当清华校长梅贻琦接到这件训令的时候，已是1932年1月3日。

就在这一天，由朝鲜调往东北地区的日军第20师团司令部、混成第38、39旅团，及一个重型轰炸机中队，协助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而此时驻锦州的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第12、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张学良之命撤退至关内，并向河北滦县一带大举溃退。日军先头部队占领辽西，直逼山海关与长城各关塞隘口，以凌厉攻势吹响了占领热河、侵吞华北的号角，一个血火交织、关乎民族存亡续绝的大时代业已来临。与民族兴亡密切相关的教育事业，亦将在这战火纷飞中面临生死攸关的考验。广袤的华北大地，很快陷入“安放不下一张书桌”的险恶之境，梅贻琦与他统领的清华大学师生将何去何从？

“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历史在民族危难的拐点上选择了梅贻琦，梅贻琦于大军溃退千里，山河破碎如絮，学潮汹涌澎湃的大时代里，重返清华园执掌舵柄。国共两大阵营裹挟着校内师生，在古老破碎的版图上交汇争锋，迸裂的火花与浩荡的激流，在这里碰撞搏击、互灭互生，梅贻琦单薄的身躯能承载得起这千钧重负吗？

——历史在静默中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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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校闻：梅校长到校视事》，载《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三四一号，1931年12月4日。

[2] 傅斯年《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载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1946年2月25 日。

[3] 《北平市政府召集本市军警宪机关及各大学校当局联席谈话会纪录》，载《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三一五号，1931年9月25日。

[4] 《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5] 孟昭彛《熊大缜英灵不泯》，载《清华校友通讯》，新一期，新竹，1962年。

[6]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三四四号，1931年12月11日。

[7]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三四一号，1931年12月4日。

[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于台北1986年出版。

[9]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三五六号，1932年1月11日。 xtDBh99F38ujWhpHR4JOTzlvjeWu3M10P1s32SfenPnApH0YmnkH+kDqxMrKvD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