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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19世纪30年代访问曼彻斯特时，对这座城市处处流露出的新社会的气息感到惊讶。高耸林立的工厂喷吐出的浓烟笼罩着街道和房屋，四面八方传来的都是工业的声音：咯吱作响的机器齿轮声，蒸汽机的嘶鸣声和织布机有规律的击打声。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工厂，改变了整个19世纪的英国经济。工厂主购买制造商品——布料、玻璃和刀具——所需的工具和机器，并给每天从四面八方的农舍拥来的工人支付工资。商品的成本更加低廉，新发明层出不穷。男女老幼纷纷离开土地，迁入不断扩大的城镇。在那里，他们终日操控着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辛勤劳作，摆脱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转而听从闹钟和工厂主的安排。这种变化如此深刻，后来被称作“工业革命”。
在城镇的另一端是农村，那里种植着工人果腹用的小麦。农业长期以来被视为经济的基石，地主因此变得有钱有势。过去，人们会依据村子的习俗分配土地。之后，地主逐渐将土地圈起来，建造大型农场，农民和牧羊人成为领取工资的雇佣劳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的农场主雇人种植庄稼并通过售卖获利，而非为了自己食用。新的农业形式令食品产量增加，从而养活了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随着像曼彻斯特这种仓库和工厂鳞次栉比的城市增多，国家财富的基础由农业转向工业。人们通过在工业经济中投资积累财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就是其中一位，他是英国顶级的股票经纪人。在成为富翁后，他转而成为经济学家，展现了这一职业的从业者身上前所未见的逻辑能力。
在18世纪，出身于富裕家庭的男孩都会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而李嘉图是个异类。他的父亲是一名犹太商人，他相信注重实际的教育更为重要，因此，李嘉图14岁时便被送到股票交易市场里工作。他的业绩十分出色并赚得盆满钵满。之后，他借钱给英国政府帮助攻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他的一笔交易是关于1815年滑铁卢战役输赢的赌注。李嘉图将钱借给政府冒了很大的风险：如果英国战败，他会损失一笔巨款。他的友人，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在这次借贷中持有一小部分份额。他感到十分惊恐，写信给李嘉图要求撤回自己的股份。尽管如此，李嘉图仍保持镇定，孤注一掷。当英国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在一夜之间成了全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李嘉图曾在图书馆偶然发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于是开始涉足经济学领域。《国富论》成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书，并启发他用出色的思维方式分析经济。当时，新兴资本家和拥有土地的旧贵族之间正争权夺利，问题是如何在资本家、地主和广大劳工之间分配日益增长的财富。尽管斯密展示了市场带来繁荣的方式，但他也察觉到了矛盾冲突的迹象，这些矛盾随着工人对高昂的食品价格的抱怨而逐渐尖锐。
一些人认为，地主征收的高额租金增加了农民的成本，从而导致食品价格居高不下。李嘉图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是高昂的食品价格抬高了租金价格。因为食品如此昂贵，地主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瓜分了绝大部分的国家财富。降低租金对修正这种不平衡于事无补。
为了阐明这个逻辑，李嘉图让人们将经济设想为一个生产谷物的巨大农场，地主将土地租给资本主义农场主。后者雇用工人耕地、播种，然后售卖农产品。随着人口增长，社会对谷物的需求量也在增加。土地变得短缺，为了增产，农场主只能开拓不那么肥沃的区域进行耕种。谷物种植难度加大，价格随之上涨。农场主需要很多工人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大量谷物，除去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后，农场主赚的钱所剩无几。你或许认为拥有肥沃土地的农场主会赚取更多的钱，因为他们需要的工人没那么多。但事实是，最终获利的是地主，因为农场主会因为使用土地而产生竞争：如果有农场主因为在肥沃的土地上耕种而赚取较高利润，那么其他农场主会向地主支付更高的租金来租种这些土地。因此高额的谷价会提高地主获取的租金，而非资本主义农场主的收入。在城镇拥有工厂的资本家怎么样呢？他们的收入也会下降，因为高昂的谷价令面包价格上涨，他们不得不支付给工人更多的工资用于其生活开销。对工人而言，他们因为要花费更多的钱采购食物，也承受着高昂谷价带来的损失。因此，李嘉图得出结论，“地主的利益总是和社会上其他阶层人员的利益相悖”。
地主的权力拖垮了经济，李嘉图如是说。当资本家建造工厂并雇用工人制造和生产物品时，他们增加了经济产量。但由于收入的降低，资本家的支出减少，财富创造减缓。而地主只要靠收租就可以致富。与资本家不同，他们不需要用收入进行投资，他们将钱花在雇用仆人、藏书或去热带地区为花园收集植物的远行上，而这些没有一件是对国家的长期财富有贡献的。
在李嘉图生活的时代，地主享有特权，因为英国法律是禁止进口廉价的国外谷物的。这一法律被称作《谷物法》，旨在禁止英国进口为满足人口增长所需的额外谷物，结果导致了谷物价格上涨。李嘉图的论证阐释了法律对地主抬高租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令资本家的利益缩水，使工人变得贫困。1819年，在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上举行了一次抗议示威游行，要求投票废止《谷物法》。军人向抗议人群射击，造成上百名群众死伤。这次事件被比作滑铁卢战役，称为“彼得卢惨案”。
同年，李嘉图当选议员，提出了针对国家问题的解决方案：废除《谷物法》。他说，这可以让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人们对他的提议置若罔闻。那时人们并不习惯听到基于严谨的经济分析做出的论证。对许多人而言，这些论证看起来脱离实际。一个议员评价，李嘉图“在论证时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最终，李嘉图赢得了辩论，英国废除了《谷物法》——在19世纪中叶，但那时，李嘉图已经去世了几十年。
按照李嘉图的观点，《谷物法》的废除会带来什么结果呢？价格低廉的外国谷物会涌入国内，工人不必再为高昂的食品价格苦苦挣扎；资本家的工资支出也会相应降低；资本家会用增加的收入进行再投资；财富的创造会加速。
废除了《谷物法》，国家便可以减少谷物的种植而买入便宜的进口谷物。自己种植谷物并不总是必要的，李嘉图表示。国家可以制造其他东西——布匹和铁——售卖给外国人换取他们的谷物。如果俄国的谷物比英国便宜，英国可以造出比俄国便宜的铁，可以预见两国会互相交易，从而实现双赢。
李嘉图明智的推理更深入地推动了这一论述的发展。即使两个国家的一方同时擅长生产谷物和铁，他们也同样可以从交易中获利。为了理解这个逻辑，想象你和朋友分到一个差事：从仓库中搬运沉重的箱子并清洁地板。你搬运箱子和清扫地板的速度比你朋友更快，你是否应该同时干两种活呢？并非如此。你在清扫地板时不得不放弃在搬运箱子上取得的成绩。而你的朋友，在清扫一米地板时间里所放弃的搬运箱子的数量肯定少于你。或许在清扫一米的地板的时间里，你的朋友可以移动2个箱子，而你可以移动5个箱子。相比较而言，你的朋友在清洁工作中要比你具有优势。即使在绝对不擅长清扫的情况下，他在清扫工作中也具备“相对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如果你专注于搬运箱子，你的朋友负责清扫地板，你们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件差事。
同样的逻辑意味着，如果英国和俄国分别在铁和谷物方面拥有相对优势，英国应该只生产铁并从俄国进口谷物，俄国应该只生产谷物而从英国进口铁。这个观点具有深远的意义，正是由于每个国家都在某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因此拥有通过分工和贸易获利的可能性。国与国之间最好开放边境，支持对外贸易，而非自给自足。虽然有个别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的这个观点提出质疑（见本书第12章），关于相对优势的理论仍然成为经济学家最宝贵的原则之一。
李嘉图凭借将一种新的推理标准引入经济学而受到赞誉。19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发现吸食鸦片使他无法正常阅读数学和哲学后，转而涉猎经济学。他对于当时经济学家的论著均不屑一顾，并表示任何有一点理智的人都会想要扼住这些愚蠢的经济学家的咽喉并“用女士的扇子把他们的细菌脑袋捣成粉末”。后来有人把李嘉图的书借给他，还没看完第一章，他便赞道：李嘉图的思考方式源自一个简单的起点——比如，肥沃程度不一的土地——从中发现它所引领的方向，而且从未偏离严谨的逻辑思路。德·昆西赞扬其通过逻辑探寻经济规律，在混沌的事实和历史中投入光明。李嘉图许多观点的出发点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抛弃了，但他建立长长的因果链条的方法却被纳入经济学中。李嘉图的朋友经常表示李嘉图并不在意论证上的输赢，而是更关注通过理性寻找真相，即使有时真相和其自身利益相违背。1814年，他购买了5000英亩
的土地，并从中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他成了一个地主。然而，这并未妨碍他对自由贸易锲而不舍的争辩。政策或许会对他在土地上获得的财富构成威胁，但他的经济学原理证实了自身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