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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经常因为陷入沉思而忘记自己身在何处。斯密的朋友发现他经常自言自语，嘴唇嚅动，不停点头，好似在检验某个新的观点。一日清晨，斯密醒来后，在自己位于苏格兰柯科迪小镇住所的花园里散步，一副专心致志的模样。结果，身上只穿着睡衣的斯密一直走到了离家12英里
外的镇子上。直到教堂响起礼拜日祷告的钟声，他的思绪才被带回现实中。
斯密如此苦思冥想是有原因的。他刚远离喧嚣的城市，在那里他作为哲学家而声名鹊起，现在正着手创作在经济学历史上可谓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凭借此书，他被后人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舒心惬意的散步和彻夜不眠的夜晚点燃了斯密的思想，这部极具分量的著作于1776年面世，名为《国富论》。
在这本书中，斯密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经济问题，即个人利益能否和一个良好的社会协调发展。为了理解这一点，让我们将社会的运作比作一支足球队。很明显，一支好的足球队需要有好的球员。他们并不仅能够传球和射门，还得懂得如何配合协作。假设你是后卫，就需要活动在后场的位置并阻止对方射门；如果你是前锋，就需要向前进攻并争取进球。在一支糟糕的球队里，球员们只在乎自己的荣誉：他们只想靠自己完成射门，只会追着球跑，而不是互相配合，彼此协助进球。最终的结果就是球场上一片混乱，进球寥寥无几。
社会是由数百万在一起工作和交易的人组成的。如何让这种团队实现良好的运转呢？如果可以把经济学比作足球的话，那么社会需要的是人们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工作，它不需要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的人——如同只在乎个人荣耀的球员一般。比如，面包师要保证他的邻居们在晚餐时有足够的面包食用，而非只顾着赚钱；屠夫雇用新的帮手并非出于工作需要，而是因为朋友们需要工作。如此，人与人之间将充满友善，社会也会实现和谐。
而斯密的观点颠覆了上述内容。他认为，当人们出于自身利益采取行动时，社会才会实现良性运转。人们的友善不是必需的，只要满足自身利益，便会存更多人受益。“我们获得晚餐不是因为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好意，而是出于他们对自己利益的考虑。”斯密说。你从面包师那里得到面包不是因为对方的友善，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具备这种品质，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包师从卖面包的行为中可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反之，正是因为你通过购买面包满足了自身的利益，面包师才得以生存。你和面包师之间其实互不关心，甚至互不相识。人们之间的互惠并不是因为他们渴望如仁慈的撒马利亚人那样为陌生人提供帮助，而是因为他们所做的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而最终，这种利己行为会促进社会和谐，而非导致混乱。
足球队和经济之间还有一点重要的不同。足球队需要教练来管理球员。想想看，教练拉着球员们的手，引导他们到球场的不同区域，后卫在后方，前锋在前场。教练的引领可以保证球队表现良好。但在经济中，没有这样一个角色，没有人会告诉面包师需要烤制多少面包，没有人会告诉酿酒师应该酿造什么类型的酒。他们会基于自己对销量的预测去做决定，社会照此实现良性运转。这里面看起来似乎有一个承担组织作用的手，但当你试图寻找时它却无影无踪。为了描述这种情形，斯密创造了经济学中最为著名的语录：社会似乎被一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引导着。
你或许会想：政府的角色是什么？它不是引领着经济吗？诚然，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这种作用。不论你来自哪里，都可能有一个处理着各种事务的政府。这一章的后半部分将会讨论政府的具体作用。（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在一些社会里，比如“共产主义”社会，政府会掌管一切并不断告诉每个人应该做什么。）即便如此，你所在国家的经济很可能和斯密所说的有很多共同点。下一次当你逛商店时，可以观察下成箱的西红柿、牛奶和成堆的报纸。它们为何被运到那里？因为店主决定采购它们并卖给有需要的人。没有人——既非政府，也非其他人——告诉店主应该怎么做。
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观点很容易被理解为“贪婪是有益的”，这是一种误解。斯密观察到，在商业社会里存在很多纯良的人类品质。面包师和屠夫对其他人通常很友善，当朋友生病或丢失钱财时，他们会感到悲伤。人们也因此形成了是非观。如果人们总是自私自利，比如面包师缺斤短两、酿酒师往啤酒里兑水，商业便会变得不健康。谎言和欺骗如果成为常态的话，终将导致混乱。只有当人们诚实守信，个人基于自身利益的行为才会有益于社会。
当正派的人可以自由交换商品——自由买卖，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便开始发挥作用。交换物品的需求使人类有别于动物。狗从不交换骨头，但人类却一直进行着交换，我给你面包是为了换你的啤酒（更多的情况是我卖面包，然后用所得的钱买啤酒）。所有这些交换导致了一个结果，便是分工的产生：一种劳动分工出现了。在一个小村庄里，或许一开始每个人都是自己烤面包、酿啤酒。慢慢地，一些人变得非常善于烤面包，他们烤制面包的数量超过了自己所需，便将多余的面包卖掉换回啤酒。最终他们不再自己酿制啤酒，只做面包，并从擅长酿啤酒的人那里买酒喝，人与人之间实现了互惠。
当斯密提出这种观点的时候，劳动分工发展出了新的形式。在英国，商人建立起用大型水轮机发电的工厂，其中的一些有几层楼高，工人有几百人，每个房间都配有工具和工人，进行特定的生产流程。斯密对于熟练工人如何促进经济效率进行了分析。以制作扣针为例，他讲道，首先你要抻出一条铁线，将它修锉出一个尖；然后做出一个圆头将它固定在扣针上；最后将扣针包装起来。斯密发现，制作扣针需要18道工序。如果只靠一个人，一天最多制作一到两枚扣针。而如果一群人一起制作，每人负责一道工序并十分熟练，特别是可以操作各种必要的机械设备，便可以在一天内生产出许多扣针。当专业化分工体系扩展至整个经济领域时，许多商品的成本都可以降低。
随着市场深化，分工也随之精细化。在一个只有10个人、与外界毫无关联的集体里，市场是狭小的，让一些人每天磨针，另一些人每天制作扣针圆头的分工是没有必要的。同样，也不需要专职的面包师、酿酒师和屠夫。随着市场的扩大，村子与外界的联系增多，分工随之变得有益。一个大的城镇可以实现真正复杂的分工，建筑师、钢琴调音师和挖墓人都可以安居乐业。所有这些会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伴随着商品的买卖产生。
斯密认为分工具有普惠性，即便是社会最底层的穷人也会从中受益。工人的廉价衬衫得益于许多专注于不同工作的人和机器：纺线者制作棉线，纺纱者制作布料，裁缝缝缀纽扣。此外，还有那些伐木工和矿工，他们砍伐用于制造织布机的木头，挖掘矿石用于生产运输衬衫的轮船上的铆钉，可以说，一件衬衫的制作凝结了成千上万人的劳动。他们的工作最终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机制，每个环节犹如钟表中的齿轮般紧密衔接，将衬衫最终送到需要它的工人手中。
斯密也对财富的意义做出了崭新的诠释。重农主义者认为它是土地中的收获物，重商主义者认为它是黄金。在斯密看来，一个国家的财富是国家经济为人民制造的有用商品的总和——小麦、啤酒、衬衫、书籍。这也是当今经济学家所认同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收入（国民收入）等于一个国家经济活动中生产的所有商品的总价值。斯密意识到，经济的重要意义在于为人民提供消费产品。相较之下，重商主义者并不关心人民从商品中获得的好处，他们在乎的是制造商品以便出口换取金子；如果消费导致本国黄金外流，那么购买大批商品，包括进口商品就并非一件好事。
基于劳动力分工和个人利益，斯密提出了一种新经济的观点。他的支持者通常是那些相信市场应掌控一切，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干预，对经济“放任自由”的人，这些人奉斯密为智者。在《国富论》出版200多年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成为其理论的拥趸，他将斯密视为启明灯。当时，白宫的幕僚甚至会佩戴印有斯密头像的领带。
然而斯密似乎不为所动。他鼓吹市场的作用，将其视为对当时统治欧洲并禁锢贸易的重商主义体制的抨击。他乐于见到这种体制瓦解，但仍然对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抱有信念。另外，在正派者追求个人利益带来和谐的背后，斯密感到了一丝不安。劳动分工让每个工种的任务变得相对容易。尽管这有助于提高产量，却让工人们变得“愚蠢和无知”。此外，新财富如何在劳动者和雇主之间进行分配？矛盾与和谐同时潜藏于新经济的表象下，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逐一做出了自己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