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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年的一个下午，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来到凡尔赛宫，神情绝望。他的朋友和学术搭档马奎斯·德·米拉波（Marquis de Mirabeau,1749—1791）侯爵刚刚出版的一本书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本《赋税论》单从书名上看平平无奇，但米拉波却因言获罪。魁奈是路易十五最宠爱的情妇蓬帕杜尔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的医生。几年前，60岁的魁奈（在米拉波侯爵的帮助下）成为“米拉波家的星期二集会”中颇有影响力的人物。该集会可谓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校”。魁奈成为皇家宫廷里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对法兰西经济的评论极具影响力，令人尊敬。然而米拉波却轻率鲁莽：他在书中大事宣扬魁奈的主张，鼓吹取缔对法国农民征税，被征税者应该是贵族。国王一怒之下，将米拉波关押入狱。蓬帕杜尔夫人试图宽慰医生，告诉他她会劝说国王，一切都会得以解决。而魁奈沮丧地告诉她，只要看见国王，他所能想到的只是“他是可以砍我头的人”。
如同米拉波发现的，税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统治者不得不向国民征税。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法能满足宫廷的花销和雇用士兵保卫领土吗？那个时期的法兰西在连绵的战争中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贵族需要更多的钱用于享乐，比如奢华的城堡、宴会和珠宝。首先是向谁征税，其次是赋税的额度。统治者需要倚仗有权势的贵族，因此向他们征税并非易事。但如果农民的税负变得日益沉重，他们就有可能罢工——甚至更糟糕，引发反叛和暴动。一个世纪以前，国王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曾考虑过一种平衡策略，他说：“税收艺术好比拔鹅毛，要在尽可能少的嘶鸣声中获得尽可能多的鹅毛。”魁奈认为法国这只鹅——法国的社会和经济——实际上已经在沉重的压榨下被拔光了所有的毛。几十年后，它会呼号哀鸣着奋起革命，尽管现在这只奄奄一息的鹅无力发出反抗的声音。与英国相比，法国的农业水平停滞不前，生产力低下。农民的生活举步维艰，在漫长又艰辛的时日里，日复一日忍受着穷困和饥馑。魁奈对王室和贵族为了满足自身利益向农民征收苛捐杂税的行为进行谴责。在当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贵族和教士不用缴纳任何赋税。
魁奈认为农业是有特殊性的。人们利用自然改造出的田野、河流和猎场是一个国家财富最终的资源。因此，包括魁奈在内的那批，也是第一批自称经济学家的思想家的观点被称为“重农主义”（physiocracy），意为“自然秩序”（rule by nature）。重农主义者认为，财富指的是土地养育出的小麦和猪。农民通过种植粮食或售卖粮食为生。此外，他们还能生产出多余的粮食。魁奈相信盈余是经济的生命力，他称其为“纯产品”（net product），即农业生产（总产量）中满足农民自身需求外多余的部分。他认为纯产品只能由人类在大自然中创造出来，比如渔民在河中捕捞、牧民在草地上放牧羊群。
重农主义者认为纯产品依据自然法则从经济中孕育出来，这种自然法则是神赐予的、始终不变的。统治者试图改变这种法则非明智之举，但这正是法国君主政体在当下的所作所为。它已经将农民榨干，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更糟糕的是，在农民遭到剥削的同时，城镇里的手工艺人和商人却被优待。法国制定了一套繁复的法律，保护制造商免于国内外的竞争，这些法律大部分依据的是上一章中所讲到的重商主义者的主张。
商人和手工艺人通过行会来捍卫自己的特权。行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这是一种十分具有影响力的组织。从一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在几百年前，巴黎的行会在保护成员地位方面能做到何种程度。1696年6月，巴黎的扣子制造商引发了一场骚动。他们闯入各个裁缝店寻找非法使用的扣子，因其威胁了这些制造商在丝绸质地的扣子交易上的控制权。事件的起因是当时一些富有革新性的裁缝开始使用羊毛质地的扣子。扣子制造商协会对此非常不满，当局签发了一项针对羊毛扣子的禁令。而巴黎的店主对这项禁令置若罔闻，于是，协会的管理员开始搜捕拒不服从的裁缝，甚至要逮捕街上身着衣物上缝有羊毛扣子的人。在今天看来，一个制造商协会在决定人们的购买选择上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实在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扣子制造商享受的特权使其获得了经济利益。重农主义者认为，这些制造商之所以获利纯粹是因为他们被赋予了特权，并非由于他们创造了任何真正的盈余。
魁奈认为，事实上，制造业无法创造盈余。扣子制造商从销售扣子中赚钱只是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付出了劳动力和丝绸。他们所做的，无非是将自然中已经创造出的东西进行转变。因此，魁奈将制造业本身称为一种“惰性”活动。更糟糕的是，法国政府为了促进工业发展，将资源从多产的农场转移到许多缺乏活力的工业中。他对银行家和商人更是持批评态度，在他眼中，这些人只不过是经济寄生虫，他们到处蚕食他人创造的价值而自己却不做出任何贡献。
作为医生，魁奈把经济视为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宝贵的经济剩余如同对生命至关重要的供血功能。为了解释这个观点，他制作了第一个经济“模型”（model），一个简化的经济图。魁奈在自己独创性的著作《经济表》中创造了它。他勾勒了许多曲线用以代表围绕经济流通的资源。农民生产经济剩余，并以租金的形式支付给拥有土地的贵族，贵族再从手工匠人那里购买丝绸扣子和银质烛台。手工匠人反过来向农民购买食物，至此完成一个循环。经济是在农民、地主和手工匠人之间形成的一种剩余的循环流动。当剩余增加，他们之间会产生更多的资源流动，经济随之增长；当剩余减少，经济萎缩，如同重农主义者眼中法国的现状。
魁奈的曲线令人们感到震撼和困惑。当米拉波弄懂了这些曲线的含义后，他宣称魁奈是最有智慧的人，他的头脑可以和苏格拉底比肩。魁奈的图表确实富有影响力：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后来的经济学家也对其赞不绝口。时至今日，资源在工人、公司和消费者之间流动的观点依旧是我们理解经济的基础。
这位医生对法国的病灶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主旨在于增加经济中的剩余。米拉波为了阐明这种解决方式不惜身陷囹圄。魁奈的曲线揭示了向农民征税的弊端：不断增加的赋税阻碍了农民来年的播种量，令他们没有财力改进工具。如果只对拥有土地的贵族征税，农民将会获得更多的耕地资源，这将有助于整个经济剩余的增加。最终，因为经济体量的整体增加，即使贵族也会从中获益。然而，米拉波不幸入狱，这一观点也被抛至脑后。
在苛捐杂税的负重下，谷物出口也遭到禁止，农民必须遵守规定将其卖给本国人。这种限制最终导致谷贱伤农，经济剩余进一步减少。魁奈敦促国家将农业从令人窒息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并废除商人享有的特权。他质疑“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字面意思是“允许去做”）的政策，我们今天依然用这个法语词来描述政府不作为的经济政策。重农主义者对此后的政策产生了某些影响，比如18世纪60年代，法国政府为农民出售谷物提供了更多便利。之后，魁奈学派日渐式微，他本人也不再研究经济中的实际问题，转而从几何学中获得抽象的愉悦。
魁奈试图找到描述经济行为的规律并使用模型方法对其进行描述，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十分现代的，这种经济学方法沿用至今。在魁奈以前，经济的观测维度囿于宗教和传统，当宗教被（重商主义者等）抛弃后，这个问题陷入矛盾重重的迷雾中——几乎没有一套清晰的原则。暂且不论对经济有益性的主张，他对今天许多经济学家所信奉的观点做出了预言：政府最好不要干预经济，比如征收重税。他将经济价值的来源归于实物——小麦、猪和鱼——而不是仅仅是金钱的做法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但是，将经济价值局限于农业的观点导致了重农主义者的停滞不前。在他们抛出自己的论述后，欧洲很快经历了一场具有变革意义的经济革命，制造商可以创造价值，他们一方面生产出更多便宜的产品，一方面不断发明创新。自然的馈赠超越了河流和田地，在工厂中也结出累累硕果。
最终，魁奈既是法国经济体系的批评者，也是其捍卫者。他慷慨陈词，主张向法国贵族征税：不用缴纳赋税是他们珍视的特权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他在批判法国国王对经济的抑制上同样具有胆魄。（魁奈对于惹怒国王的担忧是多虑的。米拉波因为著作蒙羞后，蓬帕杜尔夫人帮他重获自由。魁奈也成为高寿之人，比国王还多活了几个月。）虽然魁奈敢于冒犯权贵，但他也一直忠于他们。他终日出现在宫廷的回廊中，陪伴在国王和蓬帕杜尔夫人左右。他是欧洲以国王和王后为代表的“旧制度”（old regime）中的一个重量级人物，并且对贵族和农民这种社会阶层的划分形式持肯定态度。因此，即便他敦促国王转变经济方式，他仍然希望贵族的全权统治不被动摇。即使像他一样有胆识的经济学家通常也得遵循权贵的利益考虑问题。
在魁奈逝世后，法国贵族在1789年大革命的腥风血雨中被彻底推翻，划分为国王、公爵和农民的旧制度土崩瓦解。经济学家对魁奈对于贵族绝对权威的信奉嗤之以鼻，但不论怎样，他为之后的经济学家开辟了通往现代经济形式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