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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1年的春天，英国商人和探险家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约1543—1596）在他的“金鹿”号（Golden Hind）船上举办了一场宴会。“金鹿”号刚刚载着德雷克和他的船队环游了世界，历经3年的惊涛骇浪依然如新。这艘停泊于泰晤士河上的船经过洗刷，已经焕然一新，桅杆上彩旗飘扬，为的是迎接一位贵宾的到来，她就是德雷克的赞助人——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Ⅰ，1533—1603）女王。女王踏上甲板，命令德雷克行跪礼。一名侍卫用镀金的剑触碰德雷克的双肩，上一秒还是平民——出生在穷苦人家，由海盗抚养长大——的德雷克受封为弗朗西斯公爵，而这种地位的擢升也成为大英帝国取得海上军事霸权的象征。
而后，伊丽莎白女王派遣德雷克远征，对敌人西班牙国王腓力进行报复。德雷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对西班牙战舰在全球范围内予以致命的打击。他凯旋时带回的一大批战利品，包括金银珠宝，由皇家保管在伦敦塔中。
那个时代，欧洲贵族正在中世纪由不同王公贵族分割统治的土地上建立现代国家，彼此为了争夺霸权连年征战。西班牙是欧洲的头号强国，荷兰和英国紧随其后。同样，如德雷克这样的商人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影响力。商人帮助君主聚敛更多的财富，反过来，君主会资助商人的航行。伊丽莎白一世在甲板上封德雷克为爵士的一幕便象征着统治者和商人之间联盟的缔结。
这种联盟后来被称作“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来源于拉丁语“商人”一词）。随着思想家抛弃中世纪宗教，转向理性和科学，重商主义开始萌芽。在早期，探讨经济问题的作家都是神职人员，他们往往远离商业的喧嚣，如今，新的一批经济思想家诞生，他们对宗教的兴趣已经衰减。新的经济思想家都是务实的商人和王室官员，探讨的主题通常是国王和王后如何能够更好地管理国家的财富。其中一位商人叫杰勒德·德·马利纳（Gerard de Malynes，约1586—1641），德雷克曾向他兜售在与西班牙作战时掠夺的珍珠。最为著名的是英国人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他在年轻时便将贸易拓展至整个地中海地区。一次，他在科孚岛被西班牙人逮捕，同伴们都担心他会被处以火刑。幸运的是，他被解救出来，并最终成了一个富有的、有影响力的人物。
重商主义者并不具备一套发展完备的经济学理论，他们信奉的观点比较芜杂。现代经济学家经常嘲讽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常识。例如，如何定义一个国家是富有的？重商主义最基本的观点认为财富即金银，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拥有足够多的金银，就是一个富有的国家。这种观点被批判，在于重商主义者犯了“弥达斯谬误”（Midas fallacy）。在希腊神话里，酒神狄俄尼索斯说可以满足国王弥达斯一个愿望。弥达斯希望他所触摸之物都会变成金子，而当他用餐时，食物也变成了金子，饥饿的危险随即到来。这个故事告诉人们，把财富的定义局限于金子而非面包和肉的想法是愚蠢的。你可能会饿死，或者结局像约翰·托尔金（John Tolkien，1892—1973）的《霍比特人》中的巨龙史矛革（Smaug）一样，终日痴迷于黄金并对那些寻找宝藏的人喷吐火焰。
即便如此，几个世纪以来，探险家依然不断地寻求着黄金，贵族试图积累起自己的财富。早在德雷克之前一个世纪，欧洲最早的一批探险家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7）对金子的诱惑力有着深刻的洞察，他的名言是“只有金子才能治愈西班牙的心病”。15世纪末，欧洲人纷纷打开国门淘金，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在那里，一个盛产金银财宝的古老文明展现在他们眼前。探险家们攻城略地，屠杀原住民，将掠夺的财富带回西班牙。他们统治了这片新大陆，并使黄金流动起来。西班牙积累起如山的财富，确立了欧洲霸主地位。对英国人而言，西班牙已经成为史矛革：一个凶猛的财富饕餮，但外强中干。德雷克这样的人通过击打西班牙的要害而发迹，而这种攻击最终演变为全面的战争。
现代经济学家们批判重商主义者对黄金的痴迷胜过生存所需的商品。今天，我们依据食物、衣服和其余商业活动中生产的商品数量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我们不再用黄金购买物品，而是用纸币——本身毫无价值的英镑或美元纸币。硬币同样是由比其本身价值低得多的廉价金属制成。纸币和硬币具有价值，这基于人们的共同认识。然而，在重商主义时代，黄金是购买的唯一媒介，随着商业的发展，人们所需要的更多有用的物品，不论食物、土地还是劳动力，都得依靠黄金进行买卖。如今，政府可以通过印钞的方式造钱；在古代，王室只能付给军队和城堡真正的黄金才能保卫他们的疆土。因此，重商主义者并没有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在对黄金的热爱中迷失方向。经济学观点需要处理的是社会所处的环境，而很久以前的环境和今天的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当我们检视历史时，这一点是很容易被忽略的。
马利纳所著《论英国公共福利衰败的祸根》延续了重商主义的主线，即国家需要健康的黄金储备。马利纳认为，英国的经济疾病（“腐败”）在于购买外国商品过多而出口商品过少。英国人用黄金从法国人那里购买葡萄酒，并通过卖给法国人羊毛获得黄金。如果英国人购买的外国产品多于卖给外国人的产品的话，黄金储备就会减少。马利纳的解决方式是限制黄金外流以保存国家的储备，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公共政策。一些政府，如西班牙政府，会将携带金银出境的人判处死刑。
但在托马斯·孟最为著名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他指出英国获得黄金最好的方法并非限制外流，也不能像德雷克那样劫掠别国的船只，而是尽可能多地出口本国产品。当一个国家善于制造时，就会实现这一点。这种政策的目标在于获得有利的“贸易平衡”（balance of trade），即出口大于进口。自16世纪开始，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和法国纷纷凭借更为坚固、速度更快的舰船争夺海外市场的交易份额，以求达到贸易平衡。他们的船队沿着新航线穿梭不息，横跨大西洋运输糖、衣服和黄金，将数以百万的非洲人作为奴隶贩卖给美洲的种植园主。
在重商主义者的支持下，政府进一步鼓励出口，抑制进口。进口商品会被征税，价格变高，使得居民更多地购买本国产品。当时的“禁奢令”全面禁止昂贵（奢侈）产品。在英国，炫耀者会因为身着绫罗绸缎而被囚禁，很多进口商品被列为非法奢侈品。
随着航海家和军队不断开疆扩土，统治者赋予商人直接和当地进行买卖的权力。海上航行通常是有风险的，因此没有人会愿意独自出资进行赞助。统治者允许商人成立一种特别的公司，每个赞助人根据自己投资的数目获得相应的回报份额。这些公司纷纷进入殖民地，使自己和统治者名利双收。成立于1600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托马斯·孟曾供职于此。这个公司最后发展成一个实力超群的机构，帮助英国在印度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帝国。
为了帮助商人出口更多的产品，使其免受进口商品的竞争，政府帮助商人致富。重商主义者主张对商人有利的即是对国家有利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一些经济学观点是如何抬高社会某一团体的地位的。通过限制进口，重商主义使商人的地位超过了工人。当进口产品被征税，获利的是国家的经济，但普通民众则只能花更多的钱购买食品和衣服。这也是之后的思想家们批判重商主义者的缘由。在随后的几章中，我们将会遇到被称作“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他认为经济学家的任务是揭示经济运转的客观规律，重商主义者未能成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过分热衷于鼓吹自己的利益。而实质上，有利于商人的未必有利于国家。
重商主义者把进口视为坏事，而今天的经济学家认为这很荒谬。那个时代的观点认为，如果英国将钉子卖给荷兰，英国所获得的利益（卖钉子的收入）便是荷兰人所损失的利益。但是，如果荷兰人所需要的正是英国的钉子，或者俄国的鱼子酱和法国的奶酪，进口就并非什么坏事。进口对经济增长通常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坚固的外国钉子用于制造从农村往城镇运输食物的马车。因此，如果英国将钉子卖给荷兰，两国会实现双赢：一方面，英国赚到了钱；另一方面，荷兰得到了物美价廉的钉子。
18世纪末，斯密对重商主义进行了抨击。与此同时，随着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瓦解，重商主义又一次受到了冲击。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曾经保证了商人在那里售卖本国商品的利益，但这种保护政策随着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以及宣布独立而告终。
托马斯·孟所代表的思想家跨越了两个时代。一个是经济生活局限于本土，更多由宗教和人际纽带联系而非由金钱塑造的中世纪；另一个是由金钱支配，经济生活实现跨区域和全球发展的工业时代的开端。重商主义者是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他们是第一批认为资源和金钱比道德更应该被重视的人，为后来的很多经济思想树立了标杆。他们并不因为追求财富是否被教义允许而惴惴不安，对他们而言，金钱是新的上帝。随着商人权力的增加，另一些人开始追忆逝去的旧生活方式，怀念那个崇尚骑士精神——骑士和国王的荣誉和骁勇，而非交易和赚钱的年代。“骑士制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爱尔兰政治家和作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在1790年说道：“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学家和精于算计之人的时代，欧洲的荣耀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