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辟蹊径

这场失败的阳明格竹至少带来了三个结果。

第一，它直接影响了王阳明的健康状况。

学术界普遍认为王阳明最后是死于肺病，虽然南怀瑾先生怀疑王阳明死于炼外丹而中毒，但王阳明早年有服食外丹的经历不假，可中年之后他就不再相信这一点了，尤其是晚年他给友人的信和赠诗里，多次明确提到“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王阳明《赠阳伯》），说明服食道家外丹中毒之说不确。

那王阳明年轻时为何要求金丹以养生呢？原因就是铁柱宫里的老道士说他有病，他不怒反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确实从小就有病。有什么病呢？其实就是肺病。

明代的多种史料里都提到王阳明出生时晚产了很长时间，像钱德洪的《阳明先生年谱》里甚至说“太夫人郑娠十四月”，这是说他妈妈怀了他十四个月才生下他。这有些匪夷所思了，可能不无夸大，但王阳明确实应该是个晚产儿。晚产儿最易得的病就是肺炎、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而且这种病对于青少年来说往往会成为顽疾，王阳明在身有旧疾的基础上，坐在竹林里七日格竹，最终精神耗尽，大病一场，这场大病还彻底引发了他自出生以来就罹患的肺病和哮喘。

尤其是江南的竹林，潮湿而阴暗，王阳明可能本身就肺阳、肺阴不调，现在在潮湿阴暗的竹林里硬撑了七天下来，估计伤了肺阳之根本，继而又伤肺阴，最终阴阳严重失衡，导致他一生都为肺病所困。

当然，还有一点很关键，也就是“阳明格竹”引发这场大病的时间。

关于阳明格竹的时间共有三种说法。钱德洪的《阳明先生年谱》有两个版本。一个叫隆庆本，隆庆朝的版本。说王阳明格竹应该发生在他二十一岁。另一个是崇祯本，则说阳明格竹应该发生在他十八岁的时候。还有学者考证，这件事应该发生在他十七岁的时候，而且还是去南昌娶亲之前。学术界较为主流的说法，认为二十一岁这个说法不太可信，而十七或者十八岁这个时期较为可信。也就是1489年到1491年之间。那不论十七岁还是十八岁，总之就是在王阳明新婚前后。

新婚前后这个时间点很关键。新婚而行男女之欢，动肾阳、肾阴之根本。而中医里认为肺属金，肾属水，所谓金水相生，故有肺肾相生之说。总之，新婚前后阳明因格竹而导致肺病爆发，对他一生的健康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王阳明的画像也好，外貌描述也好，都是十分清癯消瘦的，基本上可以证明他一生都为疾病所困。明白了这一点，再看他所取得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成就，便更觉他的不易与伟大。

第二，它直接导致了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全面怀疑，成为王阳明最终弃理学而开创阳明心学的一个早期的诱因。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样，程朱理学作为明王朝的官学，在当时的思想领域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而王阳明想成为圣人的理想在那个时代环境里，别无他途，只能求诸理学。而格物致知又是朱熹确定的唯一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手段与途径。这条路走不通的话，通过理学成圣的路也同样就走不通了。王阳明全身心投入，甚至挖掘自己的潜能，不惜以身体健康为代价去格竹，就是想孤注一掷，打通成圣窍要，希望天堑变通途。

可是，这条天堑为什么变不了通途呢？也就是说，王阳明为什么格竹失败呢？这就要说到理学在方法论上的先天缺陷了。

因为朱熹强调格物致知，才有了阳明格竹，这事大约发生在1490年前后。整整一百年后，在欧洲的一个叫比萨的城市，二十五岁的伽利略拿了两个大铁球爬到了一个很斜的斜塔上，把两个铁球扔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比萨斜塔试验。这场试验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个是物理学的结果，证明了一千多年来亚里士多德有关重力定律的论述是错误的；另一个则是人类文明史的结果，现代文明诞生的两大支柱之一的实验主义科学就此诞生。

把阳明格竹和伽利略格球放在一起比较，我们甚至可以回答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即华夏文明可以引领人类文明长达数千年，为什么现代工业文明与科技革命却没有产生在中国？或者说东方为什么没能出现伽利略、牛顿和开普勒？

阳明格竹与伽利略“格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按照朱熹理学的方法，所谓格物就是通过对事物的观察以明悟该事物中所含的道理，这个道理应该是与最终的大道，也就是“天理”相通的。这样积累了各种事物的道理，最终就明悟了天理。反过来再从天理回归各个事物，自然“理一分殊”，事物也就看得透彻了。这其实就是哲学上的归纳与演绎，本身倒也是科学的方法论。

可是这一切所仰仗的手段只有两个字：观察。

而伽利略通过格球所开辟的实验主义科学所仰仗的主要手段也只有两个字：实验。

虽然宋明理学讲观察，但是这个观察后来也变味了，本来很有科学精神在里头，因为格物是手段，致知才是目的。而理学只讲究观察，靠观察格物，然后明白事物的道理。可是，仅仅是观察，最后所领悟到的就极有可能只是想当然。再加上功利性越来越强，所谓的格物就变成了一个表面功夫、花架子。在功利目的的驱使下，想当然的成分就越来越大。所以，虽然格物是为了致知，因为要致知，格物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

王阳明按照宋明理学一脉相承的路子，就坐在竹林里面对着竹子死看；不用说是只看七天，就是看一百年也看不出什么来。按照西方的实验主义科学，如果要找到竹子的道理，就应该把竹子砍一段下来，去做实验，去做解剖。物理、物理，事物的道理是要实验、要解剖的。可见，根本不是王阳明格竹失败，而是理学的这种所谓格物致知已经徒有其表，是这种方法本身有问题。

王阳明没有料到，有时也未必能置之死地后生。七日格竹，大病一场，还留下一生的健康隐患，以至于王阳明也清醒地认识到，他此后再也没有资本像这次格竹一样折腾了。所以，对王阳明来说，此路已经是完全不通了。

此路不通，当然就要另辟蹊径。

王阳明当时虽然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他对他的同学也感慨说：“圣人的方法，看来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明了的。”这种感慨里有失望，也隐约有了怀疑。这样一颗怀疑的种子在心底种下了，很快就会在现实的风雨里萌芽而生长。

“阳明格竹”事件之所以在哲学史上特别重要，就是因为此路不通，必须另辟蹊径，王阳明就此对理学产生了怀疑，最终超越理学，开创了阳明心学。

第三，它使得王阳明在对理学的怀疑中，选择先行获取成圣的平台，即精研词章之学，应对科举考试。

别人读程朱理学，是直接为了科举考试；王阳明读理学的书，却是为了他心目中的第一等事成圣人。可此路不通的情况下，这时候婚也结了、竹也格了的王阳明发现父亲王华所说的平台的作用，还是极具现实性的。于是，他一方面继续研读理学著作，一方面分心词章之学，练练八股文什么的，以应付科举考试。

以王阳明的天分，只要对考试稍加用心、稍加关注，便不可限量。在当年的乡试中，他顺利考中了举人。和他同一年考中的还有两个浙江人，一个叫孙燧，一个叫胡世宁。在后来的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中，孙燧为之忠义死难，胡世宁为之直谏下狱，而王阳明最终率兵平乱。三个男人也是一台戏，他们的命运从乡试开始就隐约地联系在了一起。

王阳明乡试过关，最开心的是他的父亲。王华看儿子天资聪颖，却总是不务正业，别提多着急了。现在儿子终于改弦更张，走上他当年走的正路上来了，王华当然高兴，特别期待儿子能再续他当年的辉煌。

可是接下来的会试，王阳明却落榜了。王阳明实际上不以为意，但王华却以为对儿子来说这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为了安抚他儿子那颗好不容易走上科举正道的弱小心灵，王华还有意无意带儿子参加各种社交场合。

《阳明先生年谱》里记载说，一次聚会上，王华的朋友、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开玩笑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年轻的王阳明居然也不推让，当众“悬笔立就”，立刻应题写了篇《来科状元赋》。众人传阅，啧啧称奇，“诸老惊曰：天才！天才！”可是，表面上为你点赞的人也未必真心服你，这其中就有某些朝廷大员，“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无我辈矣。’及丙辰会试，果为忌者所抑”。

说白了，就是有人看了王阳明天才的一面之后羡慕嫉妒恨，故弄手脚，结果王阳明又落榜了。在唯有科举定终身的封建社会，连连落榜算是一个读书人最大的霉运了。张榜时看到自己名落孙山，有人为之捶胸顿足，甚至有人为之轻生而寻死觅活。同样有落榜的同学来安慰王阳明，王阳明却云淡风轻地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可见，王阳明真没把人人看重的科举应试当成人生第一等事。他之所以致力于科举，一方面固然是成圣之路需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平台，另一方面也是他格竹失败，即理学成圣之路走不通之后的注意力转移。

其实，不光是词章之学以应科举，王阳明一生中兴趣一再转移，正如知己湛若水为其撰写的墓志铭所总结的，王阳明“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词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兵家、道家、仙家、佛家，甚至程朱理学，其实都是王阳明欲成就人生第一等事即做圣人的努力与尝试。在这种努力与尝试中，他渐渐形成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襟，也渐渐对各种学说的利弊有了深刻的认识。

其实，人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成长起来、丰富起来、深刻起来的。王阳明对理学及各种学说之利弊已经渐渐有了自己的认识，但这种认识还需要一种生活的磨砺，才能使之升华。

对王阳明来说，这种磨砺并不能从落榜这种一般人认为的生活坎坷中来，因为这种小小的荣辱王阳明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与一般人刚好相反，他的磨砺最后恰恰是从考中进士的命运中来。因为当他终于考中进士，终于“学而优则仕”地站到了他父亲希望他拥有的那个平台之上的时候，他才遇到了生命中最大的危机和陷阱。而这场磨难，可以让他此前所有的学习、思想、追求与迷惑得以升华。

这个最大的危机与陷阱，究竟是什么呢？ eWDQpPfv3gcJAS1M93ym0wSQQMPtWlFqGh2obq39HllYMuBLNShKEYpj7VQJyw3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