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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婚也结了，书法也练成了，该带着媳妇回家了。回浙江老家的路上，路过上饶，听说理学大师娄谅在此讲学，王阳明如获至宝，当即舍舟登岸，直奔娄谅而去。
我们不知道他这次是不是又直接把夫人舍在船上了，但这个时候，新娘子对王阳明来说，可能还真不如娄谅重要，因为娄谅的出现关乎王阳明长期以来追求的第一等事，即如何才能做圣人！
谈到娄谅，谈到做圣人，甚至谈到五百年来王阳明的价值与意义，都绕不开一个沉重的话题——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我们一般又简称为程朱理学，程朱是指北宋的程颐、程颢兄弟与南宋的朱熹。其实理学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还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邵雍的象数学、司马光的朔学，而且从更本质的道学意义上看，作为王阳明心学先导的陆九渊心学也属于理学的范畴。
虽然流派众多，但我们为什么一般只称程朱理学呢？
因为一是程朱理学确实是宋明理学的主流，二是从二程到朱熹这是一脉相传。尤其是到了元代之后，朱熹的《四书集注》和为五经做的传注成为科举考试的国家指定参考书目，成为科举考试的最重要的标的物。到了明代，程朱理学彻底成为官学，尤其是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官方修成《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标志着程朱理学作为官学的统治地位全面得以确认。
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连元朝统治者都要树立程朱理学这面旗帜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有利于统治，有利于洗脑。最初的儒家其实对于人性是非常尊重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解读孔子时期的礼乐思想时，曾经精辟又凝练地总结说：“礼乐，即人心！”儒家本是尊重人性的，甚至我们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上来讲，原始儒家对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想还有很大的贡献。
但是到了两汉经学之后，儒家其实已经变成了法家的外衣，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质上不过就是“外儒内法”而已，儒家就变成了法家的外衣了。到了魏晋玄学，面对现实的恐怖，知识分子转而谈玄以逃避。到了隋唐，三教合流，儒释道并开盛唐气象。到了宋代，才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巅峰。因为重文轻武，因为文人党争，理学一下子以一种至高的道学姿态走上了历史舞台。尤其是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二程等人为代表的理学不是行动派，也不为现实负责，而是在道德层面提出至高的标准，以此作为立论的根本。
比如说从二程兄弟到朱熹都提倡的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虽然向来被骂得够呛，但它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它本意也并非是要毁灭人所有的欲望，正当的欲望比如男欢女爱，娶妻生子，都是合乎天理的。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中那些正当的欲望稍一放纵就不正当了，所以娶妻生子是正当的“天理”，而包二奶、找小三就是不正当的“人欲”。从这个角度看，“存天理，灭人欲”有它的合理成分。
但问题是，正当与不正当的度很难把握。而理学家们大多只是理论派，不是行动派，容易上纲上线。二程兄弟中程颢还好一些，而程颐说到寡妇再嫁，居然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就没人性了。程颐曾经给小皇帝当老师，春天的时候，柳树发出嫩绿的芽，小皇帝很开心，偷偷折了一根柳枝，不小心被程颐看到，他立刻板起面孔教训说：“生命是如何的来之不易，好不容易万物复苏，你怎么能折杀生命呢？真是没天理啊！”
按程颐这说法，古人折柳送别的都要算成谋杀犯了。连李白“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样的名句也无从写起了。
因此，理学从最初“克己复礼”的理想走向后来的禁锢人性，这完全印证了儒家过犹不及的辩证法思想。后来清代思想家戴震评价理学时就说：“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戴震《与某书》）
看透这种本质，我们就会明白这种对人性的禁锢毫无疑问是会为任何统治者所看重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民众当然更听话，社会当然更好管理，专制王权的统治也才能更稳固。因此，明代建立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唯一的官方正统思想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理学的本质是这样，但在个体层面它谈论的是性理、天命之学，也就是个人的修身之道，即成圣成王的方法。在当时的社会，似乎只有理学提供了成为圣人的方法，除此之外，别无分店，也就是不容有任何异端学说存在。因此，王阳明想成为圣人，在那时看得到的就只有程朱理学这一条路。
娄谅不是一般的理学大师，而是一位很神的理学大师。
他师从于明代另一位理学大师吴与弼，为此不愿参加科举考试，后来他老子气得不得了，逼着他去南京参加科举考试。结果才走到浙江衢州，忽遇大风，船无法起航，其他赶考的举子们都坐等天晴，娄谅却二话不说就回家了。他老子问他为什么回来，他说江上起风了！把他爹气得要吐血，起点风就放弃考试了？要下点冰雹，你还不得转世投胎啊！
娄谅深沉地摇摇头说：“我预见到此次科考不仅不能中举，反而可能会横遭奇祸，所以我才抽身而退。”
没过多久，江南贡院果然传来消息，南京考场突发特大火灾，烧死应考举子九十多人，举世震惊。这时候大家回头一看，这个叫娄谅的考生简直神了，这难道就是精研理学之后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表现吗？
这之后，娄谅的名气越来越大，他后来也没做几天官，终生以宣扬朱子学说为己任，后来他聚众授徒，讲的又是官方极为认可的程朱理学，所以不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很推崇他。
现在新婚之后却念念不忘做圣人的王阳明听说神奇的娄谅就在上饶讲学，当然不肯错过这个绝佳的请教机会。娄谅虽然名气很大，但能折节下士，亲切地接见了这时还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王阳明。
王阳明虚心请教怎么才可以成为圣人，娄谅用很确定的语气告诉他：
“圣人必可学而至。”
这句话非常有名，就是说圣人是可以通过努力学习来成就的。王阳明一听喜出望外，表示自己一直在努力学习兵法，希望将来能“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不是就是成圣之路啊？
结果娄谅听了之后，颇不以为然。他告诉王阳明说，你大错特错，完全误入歧途！所谓“内圣而外王”，你还没有走通内圣的路，就想外王，那不是痴心妄想嘛！
“内圣外王”，最早是庄子提出来，但儒家成圣之路就讲究不能做到内圣，外王都是虚的，都是空的。王阳明就接着请教娄谅，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内圣？
王阳明瞪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偶像，娄谅也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的粉丝，很确定地告诉他只有四个字，那就是“格物致知”。
必须承认，朱熹在治学上是有一套办法的，尤其他重点拈出儒生八要中的“格物致知”作为个人修身、治学的核心方法，对近千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十分巨大，以至于后来曾国藩办洋务运动时学习西方科技的研习所就起名叫“格致局”。
但中国哲学中的格物致知和西方的科学研究到底有没有区别呢？如果有的话，区别在哪儿呢？王阳明受教于娄谅后著名的格物表现，就可以算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娄谅太厉害了，几句话就点醒了王阳明。王阳明带着媳妇回到老家后，立刻收拾起以前那副伶牙俐齿的机灵劲儿，变得不苟言笑起来。因为理学首先强调严谨，让人不苟言笑。
王阳明反思了近一年来的所学、所思、所获，发现去南昌娶亲确实是改变他人生的关键。这倒不是因为他终于娶了老婆，而是在娶老婆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娄谅。王华要知道儿子这样想，估计也会感慨“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事实上，命运确实神奇。王阳明年轻时除随父至京读书外，主要去的地方就是南昌，而他后来平宁王之乱，宁王朱宸濠的老巢就在南昌；曾国藩年轻时科举落榜，主要游历的地方是南京，而他后来最大的对手洪秀全就定都南京。王阳明与曾国藩少年的经历都和他们后来的功业隐约呼应，这大概就是命运神奇的地方。当然，这时候的王阳明还意识不到南昌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他只意识到娄谅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而娄谅的孙女还嫁给了宁王朱宸濠成为宁王妃，最终跟王阳明的命运纠缠在一起，这也真让人感慨唏嘘了。
王阳明反思过后，就找出程朱理学的书认真钻研。别人读朱熹的书是为了“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为了应付科举，王阳明却真是向里狠钻，一头扎进理学的池子里，仔细研读体悟。光读书不行啊，娄谅说了关键还是要格物致知，于是，名垂史册的“阳明格竹”开始隆重上演。
有一天，王阳明和一位姓钱的同学在一起讨论理学的成圣之道，王阳明说既然朱夫子说唯一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那我们就来格物吧。
那么，格什么呢？
王阳明家最多的就是竹子，他的爷爷王伦有魏晋名士之风，一辈子只好读书，却不肯应试做官，是真正的“白衣秀士”。据说他读书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竹子。明人为他做的传里称他：“性爱竹，所居轩外环植之，日啸咏其间。……客有造竹所者，辄指告之曰：‘此吾直谅多闻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学者因称曰竹轩先生。”（魏瀚《竹轩先生传》）
因此，王阳明要格物，首选即格竹。
那位姓钱的同学自告奋勇，说“我先来”。于是他一头扎进了竹林，坐在一根竹子面前，瞪大了眼睛，死死地看。
这样锲而不舍地看了三天，钱同学实在顶不住了，眼前突然不见了竹子，只剩金星乱冒，几乎一头栽在竹林里。他对王阳明说：“朱夫子的格物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不行了，你继续。”
王阳明确实不像钱同学这么没用，他攒足了全身的劲儿，挖掘出十二分的潜力，在竹林里一坐就是七天，除了吃饭之外，他把所有的精气神都用在了眼前的竹子上。
有人可能会问，王阳明怎么能比那位钱同学多坚持这么长时间？是他的体质比别人强很多吗？
其实不然，王阳明之所以能比他的同学多坚持一倍多的时间，是因为他把这次的格竹当成学会朱熹格物致知之法的关键，而朱熹的格物致知之法又是他成为圣人的关键，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在了这次的格竹试验上。
可是就算全身心投入，并挖掘出身体所有的潜能来，但结果王阳明还是跟他的同学一样，到了第七天的时候，除了心头一片茫然之外，一无所获。最后他的眼前出现了幻觉，好像所有的竹子都在嘲笑他，它们在说：“我们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也格不出来，真没用！”王阳明心中愤怒地反驳：“你们根本就没道理，让我怎么格？”
一阵急火攻心，王阳明张口一阵狂咳，咳出的痰中竟有血丝。王阳明再也坚持不住，体力透支殆尽，一下晕了过去。
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格物实践——阳明格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