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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帮对于蒋介石与陈果夫在政治上的崛起，起到了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所谓“恒泰帮”是指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与陈果夫等人一起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合伙经营“恒泰号”的过程。1920年至1921年间，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等共同策划江浙财团的一些显赫人物如虞洽卿、郭外峰、闻兰亭之流，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至于成立该所的原因，一方面是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借此筹措革命经费，用于支持革命党人的活动，救济革命先烈遗孤等；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张静江、戴季陶与蒋介石等人终日坐吃山空，经济非常拮据的缘故。特别是蒋介石与戴季陶，都是出身于家境贫寒之人，家中本无巨资可供他们挥霍，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们或者靠领取国民党的津贴度日，或者是向张静江等革命党人中的富商子弟当伸手将军，其窘况可想而知。由此，发财的信念也特别强烈，经商的劲头也就特别大。
就在策划这件事的过程中，蒋介石没有忘记陈果夫这个盟侄，特地把这件事情通知了他，并提出要他具体研究这个问题，意思是由于他在钱庄工作，熟悉情况，要由他具体地负责这件事情。陈果夫受命于危难之际，果然不负众望。他先是到日商在上海租界三马路开办的“取引所”（即交易所）去参观了两次，学到了一些依样画葫芦的做法，回来后向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等人作了汇报。经过一番研究，他们决定共同集股，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中取得经纪人资格，牌号为“恒泰号”，进行“抢帽子”的交易活动。
大概蒋介石与戴季陶都认为自己是大革命家，不屑于具体地做“抢帽子”的事情，而张静江是大富商的子弟，有的是银子，不在乎证券所交易的那几个小钱，于是，几人一致议决把这件工作交给陈果夫去执行。实施的结果是：由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陈果夫等17人共同集资35股，每股1000元，计35000元。17名股东，多不用真名，张静江为张静记，蒋介石为蒋伟记，戴季陶为小恒记，陈果夫为陈明记。17人中，张静江出资最多，1人独占5股；蒋介石次之，为4股；其余有3股、2股、1股的。戴季陶占2股，陈果夫只占1股。其实，蒋介石的4股也是张静江代交的。当时，蒋介石是光棍一条，哪里有4000元大洋，张静江想到若不趁此机会，让蒋搏回一记，免不了还要当伸手将军，因此，只好送了4000元让他作本。实际上，张静江是想通过这一机会，借此把蒋介石这个包袱甩掉。35股中，除了张静江与蒋介石的9股外，还有张静江的哥哥张有伦，张静江的侄子张秉三共投入的5股。由此可知，恒泰号的35股中，张静江一家出资就达14股，10成中已达4成。可见张静江的实力是名不虚传的，也难怪蒋介石要向他伸手。张静江一出手就是4000元大洋，蒋介石对此也是深为感激的。1921年10月，蒋介石在《与张静江书》中写道：“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在成立恒泰号的合同上，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各股东都在自己名下盖章。因当时蒋介石正在家乡奉化溪口休息，无章可盖，由张静江在蒋介石的名下代签了“中正”两个字。
恒泰号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五十四号经纪人。当时，经纪人头上都戴有白布帽子，帽子上编有号码，以资识别。陈果夫的白布帽子上写的是五十四号，故为第五十四号经纪人。恒泰号的经营范围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及棉纱两项。据有关当事人回忆，在开始阶段，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人是狠赚了一笔钱的。陈果夫则回忆，他充当第五十四号经纪人，是由于他比较内行，岂知不是开市大利，而是开市大亏，第一次投入3000元，亏了1700元。不过，陈果夫经过不断总结经验，逐渐老于此道，经营开始有声有色，名声也开始大了起来。
在这段时间里，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与陈果夫等人是相当活跃的。他们不但与江浙财团的领袖虞洽卿、郭外峰、闻兰亭等人合办“协进社”，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里翻云覆雨，大发横财，而且在第五十四号经纪人恒泰号之外，又陆续创办了“茂新号”与“鼎新号”，生意越做越大。
证券股票对于陈果夫、蒋介石、戴季陶等人来说，毕竟还是个新奇的玩意，当他们最初从交易所的翻云覆雨中获得令人赞叹的大笔财富时，他们开始头晕目眩了，并且更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神经，从而处于极度的亢奋之中，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上午10时到下午4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大厅里，总是挤满了急切发财的人。陈果夫则每天都要到那里上班，他总是像只目光如电的老鹰，镇静而紧张地注视着股市的趋势和各种证券股票价格的起伏涨跌，然后冷静地作出买进卖出的决策，以便赚得最大利润。当时最看好的股票是纺织、谷物、土地及公用事业类，但是股市是变化莫测的，特别是在大户的操纵下，往往一日之间暴涨暴跌，从而给中小散户带来极大损失。由此，在证券交易市场上，陈果夫只要能抓住一次机会，都要以狂热的姿态投入，以保住优势，扩大收益。
恒泰号赚了不少钱，很可能也拿出了一部分作为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但是大部分钱财大概都尽入张、蒋、戴、陈的私囊，成了他们在上海十里洋场挥霍的主要资金来源。陈果夫除了补助家用外，则还拿出了一部分资助其弟陈立夫读完中学和大学，并且负担了他去美国留学攻读采矿学专业的费用。在这段时间里，蒋、陈两家的关系也更加紧密起来。陈果夫见蒋，必称“介叔”；陈立夫见蒋，则称“蒋三伯伯”。蒋经国与陈立夫分别在上海读书，据说蒋经国有时从陈果夫处取钱，陈立夫则有时到蒋介石处取钱。
陈果夫的这段经历在国民党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使他由此获得了国民党“理财专家”的称号。他自己在政治上发迹以后，也常常沾沾自喜于当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里翻滚沉浮的“辉煌”历史，并总结了自己经商发财的“五路财神”：第一路是扩大营业之神，第二路是缩小营业之神，第三路是维持营业之神，第四路是停止营业之神，第五路是改换行业之神。陈果夫的体会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关键是要能了解和掌握市场的规律，根据市场的潮涨潮落及需求变化情况，随时调整自己的经营规模、经营范围及经营方式。在当时中国市场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陈果夫却能总结出这样的经营之谈，可见其对经商的确是有一点天赋，并且也是下了一番工夫的。
按照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这些人的冒险性格来说，似乎是很适合做证券物品交易的，因为交易所历来是冒险家的天地。然而，政治家的自信与固执，往往又妨碍他们对交易市场形势作正确判断，结果，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虽然一度成为他们的乐园，但最终也成了他们的地狱。开始，交易所开张仅数月，他们获利就已达30多万。蒋介石等人见金钱来得如此容易，且获利如此之巨，越发的眼睛发红，利令智昏，就指令陈果夫违反交易所的规则，用空头支票充作现金，强迫交易所的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等人接受，大做“多头”，股票的市价也被越炒越高，最后则如脱缰野马，在交易所横冲直撞。谁知，到1922年2月，交易所的现金出现大量赤字，于是，牵动股价如崩堤的洪水，一路狂泻不止，最后几至成为一张废纸，蒋介石、戴季陶与陈果夫一下子又由大富翁变成了穷光蛋。后来，蒋不得不用上海滩上的流氓手段，向虞洽卿等人敲诈了4万余元后跑到广东，丢下的债务由张静江、虞洽卿替他清还。民国年间出版的一些历史书籍，对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发财的历史大加赞扬，但是对他后期赖债与敲诈的一段不光彩历史却隐去了，这也算是今人的春秋笔法吧！据说最倒霉的要数陈果夫了，善后时结账，亏损额竟达60万元之巨，后因无力赔偿，也只得不了了之。据陈果夫事后回忆，他很有“对不起朋友之处”。
对于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张静江等人来说，上海时期的这一经商过程，重要的不在于其经济上的收获，而是他们由此开始了在政治上逐步扩张势力的过程。正是他们共同策划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以及合资组建恒泰号的过程，使他们进一步结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势力集团。从此以后，他们在国民党内，上下其手，互相攀援，你吹我拍，抱成一团，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制定的战略是：首先把蒋介石推上去，然后再由蒋介石施以援手，使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也一步步跨入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他们的这个策略是相当成功的，张静江后来爬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高位，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张静江出任第一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在国民党内，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一起，被蒋介石等人尊称为四大元老之一。戴季陶则成为蒋介石执政时期的国民党首席政治理论家与精神领袖。至于陈果夫，则是长期替蒋介石把持党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党新党阀与教父。他们四个人，长期处于国民党的政治权力中心，结成了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支配着国民党在大陆时期政治局势的“恒泰帮”，在“恒泰帮”中，张静江既是蒋介石的良师，曾经又是蒋介石的干岳父；戴季陶既是蒋介石的结拜弟兄，又是能与蒋介石推心置腹的诤友；陈果夫既是蒋介石的盟侄，又是蒋介石的忠实助手。他们共同为建立和巩固蒋介石的统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恒泰帮的出现与崛起不是一个偶然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恒泰帮实际上是一个地域政治集团，是吴兴帮的代名词。四个人中，张静江是吴兴南浔人，祖辈经营丝业，为南浔四大豪富之一。陈果夫出生于吴兴陈姓家族，自不必说。戴季陶出生于四川广汉，本与吴兴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戴季陶的夫人钮有恒为吴兴乌程人，是吴兴名士钮承聪的第三个女儿，同时，戴的祖籍原为浙江吴兴，其先世于明末清初由浙迁川，世居广汉，已历十代。但戴季陶为了攀附国民党内的权势人物陈其美、张静江、蒋介石等人，从来只承认自己是吴兴人，和他们认为同乡，在一切公文表格上也填写为湖州籍贯，川人讥之为卖籍投靠，卖祖求荣。剩下一个蒋介石，虽与吴兴没有关系，但是蒋与陈其美是八拜之交，也是生死之交，且吴兴与奉化都是浙江杭州湾地区，地域上比较接近，由是，说蒋介石是半个吴兴人也无不可。因此，吴兴的地域观念，使他们结成了帮派。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说，恒泰帮实际上也是围绕陈其美而产生的一个帮派组织。四个人中，张静江是陈其美的同乡与拜把兄弟，蒋介石是陈其美的盟弟与高足，陈果夫是陈其美的侄儿，戴季陶与陈其美的关系虽然远了一点，但是在辛亥革命期间，戴季陶曾跟着陈其美从事革命活动，“二次革命”失败，陈与戴相继逃亡日本。后来，他们又于1914年春天，双双受孙中山之命，共同回国赴大连策划军事讨袁行动，关系十分密切。可见，恒泰帮是地域观念与宗派观念的共同产物。他们都属于浙籍，况且又与吴兴及陈其美有十分紧密的关系，然后又通过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恒泰号而更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形成了中华民国历史上一个最有势力的政治集团。
恒泰帮对于蒋介石的统治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蒋介石的思想深处，其实认为国民党也不过是一个股份公司而已，每一个党员都只不过是党的一个股东，党上台执政，即为发财赚钱，然后党员开始做官，即为分得红利。1946年底，蒋介石要急于加强独裁体制，以便推进内战，打垮共产党，于是在所谓宪法草案修正案中，强化总统的权力，加强总统的独裁地位，但是此举在国民党内遭到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为此，蒋介石于11月27日在南京励志社召集一部分党员举行谈话会，在会上，蒋介石开门见山地说，总理喻党为公司，党员为股东，股东希望分红利，党员自然希望获得权力，但获利须公司健全始能营业，希望大家服从组织。并说宪法草案虽然规定总统权力太大，会被人指责为法西斯及独裁，但是如果照修正案通过，我们可以打倒共产党。蒋并威胁说，如不接受宪法修正案，革命会失败，“我不能做这公司经理，大家只有散伙了”。在恒泰帮成立以后的数十年中，陈果夫正是按照蒋介石的这一思想，把国民党当作像当年“恒泰号”那样一个股份公司来经营的，并且把蒋介石及他本人当作这个新恒泰号的两个最大股东，从中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