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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从形式上来说，所谓的“恒泰帮”既没有创立宣言与政治纲领，也没有什么行动计划与组织纪律，加入其中的虽有十余人。但真正具有政治野心的也就是四个人，似乎显得声势不壮，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候。但是，将贵精而不在多，这四个人全都是国民党内的一流人物，他们都具有非凡的智慧、胆略和手腕，都有很大的野心与权欲，并且也都具备了夺取更高一级权力的实力、资历和政治声誉，剩下的就是如何抓住时机，一展身手了。
机会终于等到了。1924年1月，孙中山决定创办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并委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同时要他专心筹办军校，不必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蒋介石为此很不快活，因而很长时间内坚不到职。但是经孙中山先生和廖仲恺先生力邀，并由张静江与戴季陶暗中力劝赴任，蒋介石方才茅塞顿开，领悟了掌握国民党军官学校与军事力量的极端重要性，因而于4月下旬到军校就职，走上了通向中国最高统治者的第一步。蒋介石为了能在黄埔军校中造成自己的声势，曾发电邀请陈果夫赴广东帮助他办理军校事务，但陈果夫时因病而未前往。
“恒泰号”的股票生意结束后，陈果夫一边在家乡或上海养病，一边做点生意上的事情。蒋介石见陈果夫不愿赴广东帮忙，就决定要陈果夫在上海帮助他筹措军校后勤物资事务，并于1924年9月至10月间派人专程到上海送信，命陈果夫在上海代办军校学生的制服及一切军用品、印刷品和机器等。陈果夫对此驾轻就熟，采购的第一批物品是500套呢制服以及呢大衣、衬衣等。如以第一期黄埔学生500人计，大概是每人都可得到一套。据说，陈果夫采购的这批物品相当便宜，即使加上运到广州的运费，也比在广东当地采办还要便宜四分之一，可见陈果夫是很会做生意的。只是陈果夫在启运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麻烦，海关判断这是军装，予以扣留。经陈果夫交涉十余日，始准取回，但皮带、枪带与军刀等三件明显的军需品已不准领取。事后，陈果夫通过走私黑道船只才将这批物品运到广东。从此以后，陈果夫为黄埔军校采买的许多军需物品，也大都由这家走私公司承运，且运费便宜。这时，陈果夫才知道，黑道上做事，往往比官家还要注重信誉。
这一年年底，黄埔军校决定成立两个教导团，需要招收大批兵员。蒋介石素来对粤兵没有好感，决定从江浙等地招收一批子弟兵。于是，当即以孙中山先生的名义委任陈果夫为上海地区招兵委员之一，并主持苏、浙、沪、皖及长江下游地区的招募新兵工作。到1926年4月，陈果夫先后招募江浙新兵4000余人，另从华中地区招募新兵3000余人，均成为黄埔学生军的基本兵员。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和第四期于上海地区招生时，陈果夫亦被蒋介石任命为招生委员之一。此外，陈果夫还从上海购得大批军火和重要的后勤物资接济黄埔，为解决黄埔有兵无枪的困扰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并为广东方面采买马匹，罗致军医、无线电专门技术人员等。在此基础上，陈果夫还挤出时间，经营一些股票生意，所得款项，也大部分用来接济黄埔。蒋介石对他这位盟侄在上海期间的工作成绩极为满意，同时也为扩大陈果夫在广东革命政府里的影响打下了基础，为其后跨入国民党权力圈铺平了道路。
在这段时间里，使陈果夫极为兴奋的是他的胞弟陈立夫终于从美国学成回国。陈立夫生于1900年8月2日（农历七月廿七），原名祖燕。少时进私塾接受四书五经的教育，故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基础。13岁时到上海在陈其美、陈果夫的资助及照顾下上学读书，1915年考上南洋路矿学校中学部，陈其美被暗杀后，陈立夫先后靠三叔陈其采与胞兄陈果夫的经济资助始完成中学学业，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天津北洋大学录取。大学毕业后，在陈果夫的鼓励和资助下，决定赴美国匹茨堡大学留学，攻读采矿学专业，毕业时被授予矿学硕士学位。1925年秋天回国，初被中兴煤矿公司聘为工程师。
陈果夫对陈立夫进入实业界从事采矿专业，甚不以为然，认为在当时国家不统一、革命不成功的情况下，何来实业的前途。于是他动员立夫投身国民革命，到广东去找介叔蒋介石，一方面参加革命活动，一方面谋取一个进身之阶。陈立夫思之再三，认为其兄说得有理，不妨到广东走一趟看看再说。由此，陈立夫在陈果夫的安排下，于1925年底辞去中兴煤矿工程师的职务，到达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晋见蒋介石。果然，蒋一见陈立夫，大为高兴，十分兴奋地说：“立夫你回来，好极了。”蒋当即写了一个字条：“派陈立夫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
校长办公室设在东山公馆，当时在蒋身边任机要秘书的还有邵力子先生。不久邵力子先生被派往北方冯玉祥处进行联络活动，办公室的工作则由陈立夫担当起来。从此以后，陈立夫以蒋的盟侄与亲信秘书的双重身份，很快成为蒋的心腹干部，并为陈果夫在政治上的崛起与巩固陈果夫的政治势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蒋介石来说，1925年，是他的一生中在政治上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因孙中山先生逝世，广东国民革命政府一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而蒋介石却因缘时会，纵横捭阖。经过两次东征，平定商团，镇压杨刘叛乱及处理廖仲恺案等事件后，胡汉民、许崇智等国民党的实力人物先后被赶出了权力中心，蒋介石的政治地位直线上升，到这一年的年底，蒋介石已成为排名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党第二号人物。但是，如果就实力来说，蒋介石由于一身兼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长洲要塞司令、广州卫戍司令、粤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等职，手中握有军权，在当时“有枪即是草头王”的实力政策下，蒋介石实际上已成为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头号实力人物。
蒋介石的崛起，对于“恒泰帮”，特别是对于陈果夫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事实上这一天很快就来到了。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是孙中山逝世以后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也是对孙中山以后的国民党中央人事作出安排的重要会议，因而成为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势力注视和争夺的目标。在这次会议上“恒泰帮”合力奋击，从而取得全面胜利。蒋介石被选为仅有36人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戴季陶由于与西山会议派的暧昧关系而在大会上受到批评，但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可见其人的影响力不可小视。张静江和陈果夫则分别被选为仅有12人的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随后举行的一中全会上，蒋介石被推为中央执委九常委之一，排名仅在汪精卫之后。蒋介石坐第二把交椅的地位正式得到了全党的确认。张静江则被推为中央监委五常委之一，排名在五常委之首。“恒泰帮”成为国民党中央真正意义上的核心集团。
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新星是蒋介石位次的变化。因为从这个位置出发，蒋介石角逐国民党领袖的较量，只剩下最后一个对手汪精卫。然而，陈果夫却是这次会议上一个最具政治潜力的新人。蒋介石、张静江及戴季陶的跃升毕竟还是凭藉他们在这之前已经建立的实力，而陈果夫进入中央监察委员会却是靠了“恒泰帮”几位大哥们的提携，才有幸进入国民党内最有权势的48人集团。
但是，真正把陈果夫推上国民党党务第一线的是蒋介石发动的中山舰事件。因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开始掌握了党务工作的主动权。此时，陈果夫奉蒋召唤，于4月底从上海出发，于5月初到达广州，立即帮助蒋介石筹备二届二中全会的有关事宜。5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执监委及列席人员达40多人，陈果夫以中央监委的身份出席会议。会上，蒋介石俨然以新领袖身份首先向大会宣布会议宗旨，并向大会提出限制共产党人活动的《整理党务案》，规定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必须交出全部名单，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及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等等。陈果夫在会上积极活动，使《整理党务案》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极力反对下获得通过。
由于中共党员及汪精卫等人的大批退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出现了新的权力真空，进一步给“恒泰帮”的发展造成了新的机会。首先是“恒泰帮”的老大张静江被蒋介石等人推上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高位，接着是蒋介石先后被推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部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戴季陶虽然在这次会议上未能因反共的“先见之明”获得“平反”重新占据要津，但是，一年前他的反共小册子《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却在这次会议上倍受推崇和拥戴。戴季陶本人也被一些人吹捧为“反共的先知”，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他作为国民党理论家的权威地位，戴季陶的再次出山只是时间问题了。一个多月后，张静江为了确立蒋介石的新领袖地位，主动提出“让贤”，把国民党中央主席的职务让给了蒋介石。而蒋介石就任主席后，则以军政事务繁忙为由，仍请张静江代理。这样一来，“恒泰帮”的老大、老二都成了国民党新领袖，老三戴季陶是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与精神领袖，有了如此了不得的头衔，当不当高官也无所谓了。剩下来没有得到妥善安排的就是恒泰帮的“小四子”陈果夫了。不过，三位大哥都有了出头之日，还怕没有小弟飞黄腾达的机会吗？
张静江出任中央主席，蒋介石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党党务大权尽入“恒泰帮”的私囊。就在张、蒋春风得意之时，新的问题产生了：其一，蒋介石的军事事务已经十分繁重，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挂名可以，具体负责则不行。张静江已是中央主席，当然不便再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替蒋看家；其二，张静江是商人出身，蒋介石更是出身丘八，两个人过去都无缘接触党务，对党务工作可以说完全是门外汉，现在贸然接触党务，大有老虎啃天，无从下口之感；其三，张静江与蒋介石在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方面素来没有班底，国民党内搞党务的人，大都集中在胡汉民与汪精卫麾下，这些人当然不能信任。蒋介石这边有个吴稚晖，还有个戴季陶，都是反共狂，多少懂得点党务。但吴是国民党元老，就党内资历、声望和年龄来说，都比蒋介石大得多，他支持和扶持蒋介石，很有点出于党国利益提拔新人的样子。蒋介石顺着他，他当然会处处在政治上拉扯蒋介石一把。蒋介石要是不肯顺着他，他甚至会拿出前辈的身份，对蒋介石教训一通。蒋介石认为，如果把党务交给吴去负责，显然不行。至于戴季陶，在资历上固然不能与吴稚晖相提并论，而且可以说与蒋介石是在帮的兄弟，忠于或维护蒋介石是不用说的，对党务工作亦多少有些一知半解。但是，这个人的毛病是喜欢独行，好为人师，要他当主子可以，当儿子不行。且此人极好弄出一副古名士之风的样子，为人办事，崇尚合则来，不合则去的态度，故此人不易驾驭，加之，其人与西山会议派的干系还没有完全解脱，也难以直接启用。
本来，蒋介石认为办理党务，非陈其美不行。蒋介石曾经非常感叹地说：“如果英士先生不死，可以办党；我自己则专心军事，而由膺白（黄郛）办政，可以分工合作。无奈膺白却只愿做一客卿，无意参与党的政治。”现在陈其美死了，仨兄弟主政图当然提不得了，重中之重，只有临时先找一个忠于自己的人，把目前还由共产党控制的中央组织部先接手过来，其余的再从长计议了。自国民党一全大会后，负责国民党日常党务工作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始终由中共党员谭平山、杨匏安出任。中山舰事件后，谭平山和杨匏安等一大批党务工作的精英人物虽然被逐下部长高位，但中央党部的各个具体办事机构仍然由中共人员控制，非有一个铁腕人物执掌中央组织部不能改变此种被动局面。
就在蒋介石一筹莫展的时候，倒是有一个伯乐向蒋介石推荐人才了，这就是在国民党内素有“政治甘草”称谓的谭延闿，谭与陈果夫见过几次面，亦谈过几次话，故认为陈果夫见识不凡，精明干练，前途未可限量，于是向蒋介石推荐说：“清党，果夫有办法。”蒋介石一听，恍然若悟，马上就商于张静江。张静江亦持肯定态度，认为陈果夫虽然也没有做过国民党党务，但是，他智慧极高，悟性过人，每临险境，镇定如常，处事谨慎，指挥若定，确有“鬼才”之灵性、“帅才”之风度。况且，陈果夫由于一直没有搞过党务，在左右派斗争的问题上比较超脱，估计由他接手中央组织部，亦不会遭到共党分子的阻碍。如此，则正可以放手实施由我们兄弟包办党务的计划，而又可以不受左右派的攻讦。蒋介石闻言大喜，当即决心下定，任命陈果夫为中央组织部秘书，代理组织部部长职权，具体实施《整理党务案》，改组一直由共产党人把持的中央组织部及国民党各级党部，领导并实施整个反共计划。
蒋介石关于邀请陈果夫帮助办党务的函件到达上海后，陈果夫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本来，蒋介石到广东后，曾多次函邀陈果夫到广东帮忙，但陈果夫终以身体不好为由加以婉拒。原来，陈果夫知蒋办事素来十分任性。过去在孙中山手下做事，总是升一次官，辞一次职。辞了职，就跑回上海或溪口闹情绪。这种事弄多了，连陈果夫都为他能不能真正在广东站住脚产生了疑虑。陈果夫本来办事极持重，故蒋介石每有相召，他总是不敢贸然前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情况不同了，不但蒋介石党权军权在握，连张静江都当上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广东的天下已经落入“恒泰帮”之手。太史公说：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古人又云：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此时不取功名富禄，更待何时！于是，陈果夫立即收拾行装，赴广东上任，从此开创了陈果夫把持国民党党务25年的历史。
其实，陈果夫到广东给蒋介石帮办党务，本是违反党纪的。因为按国民党党章规定，陈果夫以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是不可以再在中央党部任职的。可是，当时在蒋介石与张静江等人的一手包办下，没有人敢于对此提出异议。从国民党二全大会到二届二中全会，陈果夫由一个上海滩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商人一下子跃升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与代理中央组织部部长，一步跨入国民党的权力中心，跻身于国民党的新贵行列，成为党内外仰视、海内外瞩目的政治新星，的确可以算是一鸣惊人、冲天而起了。据说，在国民党的历史上，从一介平民一步登天，一出山便当上部长职务的，仅此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