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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在师范学校简易科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深感其程度太低，希望能插入程度较高的浙江高等学校预科就读。但浙高招生条件极严，非经特许，预科不收插班生。于是，陈屺怀不得不再度出山，替陈布雷疏通关系，打通关节，从宁波教育界名人赵林士找到甬籍通人张葆灵，又从张葆灵找到浙高教务长王伟人，再由王伟人找到浙高校监吴雷川等。关系找了一个又一个，后门开了一道又一道。终于，陈布雷蒙吴学监亲自召见。陈布雷当即提出：“请求破例，特许插班，愿受试验。”吴学监则询及所学及宁波府中学堂退学原因。陈布雷不善遮掩，直言相告。吴学监听了倒也感动，经过对国文、英文、数学、理科、史地等科目进行考试后，同意插入浙高预科二年级乙组。
浙江高等学校是陈布雷求学生涯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从1906年至1911年，陈布雷在浙高就读五年之久，从而完成了他步入社会前的最后一段里程。浙高—奠定了陈布雷一生事功的基石。
浙高培养出了像慈溪陈布雷、金华邵飘萍、绍兴邵元冲等（著名的浙高“三笔”）新闻报人及国民党要人，然而，就陈布雷等人的学历来说，却是个比较不容易界定的难题，如果勉强地做一比较，我们只能说陈布雷的学历大抵相当于今天中师或专科学校的水平。浙高的前身，为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设立的求是书院。其预科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正科则与当时的大学预科近似，与现在的学制无可比拟。以这样的学历能够成为“民国第一笔”，这实在是让一些戴着博士头衔的学子们惊愕的。
浙高的来头不算大，牌子也硬不到哪里去，却能培养出一批著名的新闻报人，缘于它有着一套特有的管理方法和民主空气。浙高的师资力量很强，学生的素质较高。针对这一特点，学校在教育方针上，制订了重自治自律、重感情陶冶的教育原则。从而形成了校风和易、选课自由、考试严格、学习主动的教育特色。如此，浙高学生反而很少有自暴自弃与行动越轨者出现。
陈布雷初入浙高，有如此民主、和易、宽松的学习环境，顿感获得了最大的学习自由度，第一次感受到在学校读书的乐趣。据此，陈布雷主动放弃了一些自己不感兴趣或认为不难补习的学科，对自己喜爱的国文、史地等学科，则不断加大阅读量。其时，陈布雷与绍兴邵翼如（即邵元冲）等同学，经常离开课堂，在寝室或操场上阅读自己喜爱的书籍，所读尤以文学、史地方面的笔记小册子为多，涉猎十分广泛，这对他们以后从事新闻事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与社会知识，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0世纪初期的杭州，革命党人十分活跃，革新空气极为浓烈。浙高为省内最高学府，风气开通，名师云集，陈布雷从这里汲取了深厚的民主营养。诸如：国文主讲沈士远先生、地理主讲张阆声先生等，都是积极倡言推翻清廷的激进党，他们的民主意识，对青年陈布雷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陈布雷常到沈士远先生处借阅禁书，对《复报》、《民报》、《新世纪》等激进报刊上的政论文章，尤为喜爱。陈布雷在与沈士远先生及邵飘萍、邵元冲等同学交流读报心得时，曾兴奋地说：“这些报刊上的政论文章，流畅有力，说理透彻，论事气壮，是从八股与古时议论文中解放出来的新文体，清新可诵，感人至深。”这是陈布雷第一次感受到用新文体写出来的政论文章所具有的那种激动人心的力度。正是在浙高时期，陈布雷种下了将来要做政论文章的心理潜因，这对他后来能成为民国第一流的政论家，是一个极大的鞭策与推动力量。沈士远先生十分欣赏这个得意门生，对陈布雷的评价是：“已接受并信仰中山之革命思想，又能以文字表达其革命意志。”
在浙高校风的熏陶下，陈布雷性格中的另一面：那种猛锐与革新的生命意识，再一次得到张扬。1906年深秋，著名的铁血女侠秋瑾到杭州联络同志，住在庆和堂客栈。陈布雷闻讯，即托庆和堂小主人引见，返校后即对同学说：“女侠倡言革命，驱逐胡虏，闻者却走。”虽只寥寥数语，然对女侠的真诚崇敬，溢于言表。于此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陈布雷，看人论事的语言及文字表达能力，均达相当水平。
在浙高，陈布雷以其激进言论，很快成为进步学生一致拥戴的领袖人物之一，两次被推为班级书记，多次被推为学生代表，出席一些激进的革命运动和社会活动。1907年秋天，清政府邮传部主张借英款建筑沪杭甬铁路，浙人闻讯，群起反对，杭州士绅、商界、学界均组织团体，打出力保主权的大旗，是为“浙路拒款会”。陈布雷亦被浙高学生推为代表之一，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拒款”运动，其间倡议、集会、请愿，近两月之久。
1908年夏，陈布雷修完了预科的全部课程，在50多人中，以名列第五的上佳成绩，转入正科。正科采用分科制，第一类为文哲法政，第二类为理工，第三类为医科及博物。陈布雷对理工素无兴趣，擅长文史，且热衷于各种社会活动，表现出很高的从政天赋，理应加盟第一类。然在选择志愿时，陈布雷信奉“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的古训，出人意料地表示要学农，填写的第一志愿为日本札榥农校（即东北帝大）。由此可以看出，在陈布雷的心灵深处，依然潜藏着陈姓家族那种崇尚耕读的深厚传统，即使在从政之后，陈布雷依然表示出一种回归耕读的强烈愿望。于此，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家族传统对陈布雷的规范作用。但是，陈布雷很快接到了其父陈依仁不许出国的指教。这是“孝道”伦理对陈布雷出国留学愿望的第一次否定。陈布雷是个孝子，从不敢违拗父命，至此别无选择，只得勉强选择了浙高文哲法政科。从此，中国少了一个农学家，多了一个政论家。
文哲法政科的课程注重外语及史地，英文主讲邵裴子先生、法文主讲张镜人先生、文化史主讲沈尹默先生、国文主讲沈士远先生、经学主讲杨逊斋先生、史地主讲洪培克先生等，均为蜚声教育界的“大腕”级教授，可谓集一时之盛。一流的校风，一流的师资，一流的教材，陈布雷在浙高文哲法政科正是如鱼得水，除第二外国语法语及伦理学外，对其他各门功课均兴趣盎然，学起来也是游刃有余。眼界颇高的洪培克先生本是浙高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聘请的名教授，洪氏教授了19世纪史、外交史、世界地理等课程后，情不自禁地勉励陈布雷：“你的程度可入美国大学二年级而无愧，我希望你不以此为止境。要学以致用，为你们祖国效力，中国正在开始前所未有之改革时期。”
1909年夏，浙江决定通过考试方式，选拔10名官费生赴欧美留学，陈布雷当即报名。本来，以陈布雷的优异成绩，入选极有希望。然而，刚考过国文、英文、数学三科，陈布雷再次遭到其父陈依仁的反对，他说：“你三弟已夭折，家中弟妹众多，不愿汝出门远行。”
中国人的“圣训”是：“父母在，不远游。”这样一个“孝”字，真有千钧之重。没有办法，陈布雷只好听从父命。这是“孝道”伦理对陈布雷出国留学愿望的第二次否定。陈布雷从此与出国留学无缘。不过，若陈布雷真的到欧美喝过几年洋墨水回来，那就不会是后来那个陈布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