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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不久，府试临近，陈布雷再次向父亲要求：决意前往一搏。陈依仁初不许，经母亲与二姐反复劝说，陈依仁始勉为同意。12月，陈依仁带着陈布雷坐船来到宁波。到了这个时候，“革命党”陈布雷的脑子里的“种族革命”，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儒家的“孝道”伦理与背水一战的雪耻欲望。
宁波府试主考官喻兆藩，为江西萍乡人。喻主考虽为早年及第，却颇多曲折，深知少年成名之不易。出于惺惺相惜的心理，喻主考这次特别重视选拔优秀的少年人才，规定：考生年龄在17岁以下者，“均别置试场于内堂”，由他亲自主试。几场考下来，陈布雷名次如下：第一场考《四书》，第十一名；第二场考史论，第一名；第三场考史论、策问各一篇，第四名；第四场考策问时务，第二名；第五场考《五经》，未及发榜，喻兆藩就将陈布雷召到内署书室，问过陈布雷的家庭及年龄，然后便吩咐：“我这里有史论、策问题各一，汝可当场写来。”这也是为了防止考试时作假，需要通过“飞行药检”的方式，当场检验。喻主考此举，真可谓老谋深算。
陈布雷遵命，当场便做。这就要有点真本事了。当时，喻主考站在陈布雷身后，一边阅卷，一边点头，嘉许之意，溢于言表。试毕，喻主考笑吟吟地一边引领陈布雷去见他的夫人，一边吩咐佣仆备饭招待。临别时，特赠陈布雷《古文辞类纂》一部，以示优渥，并命老仆送陈布雷归寓。从某种意义上说，喻主考这也就算是将陈布雷当成自己的记名弟子看待了。
第二天总榜发，陈布雷名列第一。这一次陈依仁倒是没有费劲，第一眼就看到了“陈训恩”三个字。从县试背榜，名列第一百五十一名，到府试揭榜，名列第一名，中间仅隔一个多月，这真是杜牧所咏唱的“卷土重来未可知”了。中国人在失败之后，往往喜欢吹一个牛皮，叫做：“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胆子小的人，不敢说得这样肯定，于是打一个折扣，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思都是一样的，无非叫你小心一点，他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其实，说的人自己未必相信，听的人更是姑妄听之。无论你的牛皮吹得多大，毕竟是叫你等到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再去验证，比起陈布雷的一个月之后，便见分晓，这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陈依仁率领陈布雷，从宁波班师回到官桥，全家像迎接英雄一样，为之欢欣鼓舞，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人人脸上都洋溢着雪耻之后的光荣与满足，县试失败后给全家带来的阴影，已经一扫而空。亲朋好友，近邻乡党，也都赶来祝贺。这是可以想象的，从全军尽墨，到大获全胜，这样的战例，固然不常有，但并不鲜见。可是，要说到考试，能从最后一名，一下子翻上来，跃居第一名，而且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即便是才高八斗的曹子建转世，他也未必敢说这个大话，而陈布雷却做到了。仅凭这一点，名动一下乡里，也还是应该的。当时，陈依仁的好友孙以文为之总结说：陈布雷之能够跃登榜首，全是县试惨败所刺激。这话有一些道理，失败是成功之母，耻辱是荣誉之父，一个人只有在面临巨大压力时，才能将想象力、创造力、进取力等自身潜力，发挥到最大限度。
参加宁波府试，是陈布雷向家庭、向传统伦理、向社会环境所作出的第一次重大妥协。尽管从个人功名上来说，宁波府试无疑是一次完美的光荣。陈布雷自己也充分品尝了这种光荣所带来的激动与喜悦，并由此而在心理深处建立了“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人生信念。后来，他之能够成为民国第一流的政论家，正是建立在这种强烈欲望的基础上。然而，就个人命运和文化人格来说，这种成功与光荣，无疑又是一种倒退与失败。从慈溪县试到宁波府试的演变过程，充分展示了陈布雷性格中矛盾与对立的一面，革命与保守，激进与传统，挑战与屈从，两种个性与人格，在陈布雷身上形成了激烈的冲突。结果，原先那个“革命党”陈布雷全线崩溃，代之以那个“保守党”陈布雷。陈布雷的保守意识战胜了革命意识，传统意识战胜了激进意识，服从意识战胜了叛逆意识。陈布雷性格中保守与屈从的成分，得到进一步的张扬，由此开始了陈布雷悲剧性格的铸造过程。
1904年3月（清光绪三十年二月），陈布雷再到宁波，参加院试，名列第五，为慈溪县生员。按照明代以来的通例，这样的生员也就有资格被称为秀才了。第二年（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度，生员不复再有，这也就是阿Q所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的时期。由此，陈布雷总算搭了个末班车，成为中国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末代秀才”。
县试、府试、院试之后，陈布雷面临着进一步升学就读的问题。正在陈依仁举棋不定的时候，陈屺怀专程赶回来向陈依仁进言：慈溪县中学堂的监督已经易人，校风稍有革新，主讲中文、英文、数学的老师“皆为学界名流，思想进步。训恩弟最宜入慈溪县中学学习，以求深造”。陈依仁当即表示赞同。由此可见，每当陈布雷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时，都是陈屺怀跑出来发表意见，为之指点迷津。陈屺怀这位“导师”，当得真是称职。
1904年，陈布雷与三弟训懋一起进入慈溪县中学堂读书。当时，慈中开办仅两年，在校学生约30余人，分甲、乙两班，陈布雷列甲班，陈训懋列乙班。学生分居东西两斋，两人一间，陈布雷与三弟同住一室。陈依仁每半月派家中老仆入城一次，送菜油一小瓮，食物一包，铜钱六百文等。以此观之，学习条件算是相当不错的。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地方，是陈氏兄弟夜间只能点青油灯读书。那时没有电灯，也就无所谓不方便。何况，“挑灯夜读”的画面，在中国人的眼中，从来就是一个美丽的富有诗意的人生追求。正所谓：夜幕之下，慈湖之畔，青灯一盏，手执一卷，其乐也融融。
慈中在课程安排上体现了新旧参半、中西合璧的特色，修身、经学、史地、国文、英文、数学、体操等等，融为一体。这样的课程安排带有明显的蜕变印痕，也说明当时新、旧两种势力在慈中处于均势。在慈中，“革命党”的空气虽不如董氏馆浓厚，但师资力量毕竟比董氏馆整齐，课程也更为丰富。在董氏馆，陈布雷喜爱的历史、地理等课目，只能安排为自学课程，而在慈中，均列为正式科目。地理课本是谢洪赉著《瀛寰全志》一厚册，历史课本为《通鉴辑览》和《万国史纲目》。一年之内，陈布雷将这些课本全部读完，自感收获颇大。
在慈中，陈布雷充分显示了他在作文上的实力地位。受中国科举制度中重视史论、策问等传统选才观念的影响，慈中对学生作文极为重视，校方不但规定学生每周须作文一篇，而且考核频繁，评选严格，奖惩与兑现十分及时，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的激励办法：最优等记功两次，优等记功一次，中等无功过，下等记过一次，最下等记过两次。临时考试与学期考试，均由县令亲临慈中主考。奖金的发放标准为：平时的课业成绩，每积功一次，奖银币两角；由县令亲自主考的课业成绩，每积功一次，奖银币五角至两元。陈布雷与陈训懋兄弟都算得上是慈中的文章高手，积功多多，仅半年之内，所得奖金累计就达二十一块银元。这是陈布雷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作文的价值，文章写得好，不但可以记功，被人夸奖，而且有银子得，真是名利双收。从此，陈氏兄弟努力作文的积极性更高。只可惜30年后，陈布雷写出了名动天下的皇皇巨著，反而一个铜板也未能得到。皆因这些文章都著了“老板”的大名，稿费也都一概奉送“蒋总裁”了。
二十一块银元，对于陈氏兄弟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是，陈氏兄弟一因每半月有家中送来的六百文铜钱垫底，二因受崇尚节俭的家庭传统的影响，故将所得奖金一角一元地精心积存起来，于暑假归家时，全部奉交母亲。陈母大乐，很是骄傲地告诉陈依仁：“孩子们成绩好，又不乱花钱。”陈依仁听了，亦为之高兴。
慈中留给陈布雷许多美好的回忆，但也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一次不可弥补的悔恨，这就是发生在慈中的一次学潮事件。学潮的起因缘于教经学的毛宗藩先生责备学生过当，这在崇尚“师道尊严”及“教不严，师之惰”的毛先生眼中，也许只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绪使然。然而，经过新思潮洗礼的这一批慈中学子，正处在热衷于追求师生平等的人格地位，因而对毛先生的严词责骂颇不肯谅解，一致相约：对毛先生的经学课予以抵制。果然，到第二天再上经学课时，学生们迟迟不肯进入教室。这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罢课”了。经过校方反复说服动员，学生们总算买了一个天大的面子，勉强进室了。但在当时，一个老师主讲的课程受到学生的一致抵制，是很丢面子的事。儒家伦理观念极为浓厚的毛宗藩先生更是受不了这种羞辱，当即拂袖而去。学校监督（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校长）为之大怒，声言要开除这批闹事的学生，以肃学纪，以正校风。学生们亦被激怒，索性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群体上书，请求辞退毛宗藩先生，并且以集体离校相威胁，以示其绝不妥协的强硬立场。
这一来事情闹大了，双方谁也不肯退让，相互怒目对峙，僵持了三天之久。最后，幸得学生家长闻讯，纷纷来校加入校方阵营，并以中国儒学文化中无往而不胜的“孝道”作杀手锏，对闹事学生施以“高压”政策，使得形势逆转，这才一举挫败了学方阵营的“嚣张”气焰，勒令他们返校复课。看在学生家长的面子上，校方不复提“开除”二字，但为了维持校方的威信，仍给闹事学生记大过一次。屈于父母的“淫威”，学生亦不复提“集体离校”四字，但毛宗藩先生也终于主动辞职。
这次学潮，陈布雷是积极参与者之一，由此进一步展示了他性格中猛锐与刚烈的一面。然而，陈布雷于事后听到中文老师蔡芝卿先生愤然对蔡芳卿先生说：以毛先生这样有学问的人，学生们竟群起而攻之，把他赶跑，我等不复有教人的资格。陈布雷听到这里，性格中的儒家文化人格再一次复苏，并为自己的这种幼稚猛浪的行动悔恨不已。革命与妥协，激进与保守，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个性与气质，构成陈布雷性格的两重性。
第二学期，慈中开始由陈屺怀的好友、思想比较激进的钱去矜先生主事。钱先生主张革新，刷新教学，引进、增配了一批思想进步的师资力量，冯君木先生亦因此而被钱先生请来教授国文。冯君木虽然赏识陈布雷的作文，但批评他的文章“条畅有余而凝谧不足，必须加强修辞练句”。一次，冯君木在批改陈布雷的作文后，特殷切传授自己的作文心得秘法：“文从字顺各率职，知此七字，乃始可以学文。”从此，陈布雷师从冯君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但谋篇布局，日益精进；而且文字流畅，渐有行云流水之象。冯君木至此，亦视陈布雷为不可多得的可造之材，加倍爱惜，常邀陈布雷于课毕至冯宅讲论。陈布雷遵嘱于课余或假日出入冯宅，与冯切磋讲论，教学相长，师生均得益良多。这一段生活，在陈布雷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陈布雷的一生中，冯君木是继陈屺怀之后，在作文上对陈布雷影响最大的良师。后来，冯君木娶陈布雷四姐为继室，由恩师而姐夫，关系也就更上一层楼了。直到冯君木70寿辰，陈布雷忆及在冯宅“回风堂”槐树下与老师大声讲论作文的情景，还写了一篇《荆紫园序》，以为祝贺（荆紫园即槐树下讲读作文的冯宅庭园）。冯君木亦为之赠诗陈布雷，诗中有所谓“艰难吾与汝，结舌对苍天”之句，很有点高山流水的味道。
1905年5月9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六），陈布雷的母亲柳氏因产后症不幸去世，年仅39岁。柳氏弃世时，最小的儿子陈训恕出生仅两小时。柳氏柔嘉淑慎，损己益人，思虑绵密，治事勤勉，相夫教子，节俭持家，在人格和品德等方面对陈布雷影响至深。陈布雷在慈中闻报母病，当即与三弟一起，徒步往回急赶。刚过皇桥，即已天昏地暗，大雨瓢泼而下。陈布雷心知不祥，冒雨急行。至家，其母已移灵堂前，兄弟俩倒地大哭。少年丧母，不但在感情上给陈布雷蒙受沉重打击，更给他以后的事业带来了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