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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跨入社会的第一个台阶，是应聘为上海《天铎报》撰述记者。
《天铎报》由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创办。在清末立宪活动中，汤是一个重要人物。汤为进士出身，先后任山东巡抚张曜幕僚、翰林院庶吉士等。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曾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实行“东南互保”。数年后，汤追随清末立宪派领袖人物张謇，参与组织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为宣传资产阶级立宪思想，汤于1910年3月在上海创办《天铎报》，自任董事长。
汤为浙江绍兴人，与慈溪陈屺怀有浙东“乡党”之谊。因陈屺怀此前办过《生活杂志》，故汤创办《天铎报》时，力邀陈屺怀出任社长。与陈屺怀的激进立场比起来，汤的立宪派思想已经趋于保守。然汤的长处是：除了提供财政支持外，自己不甚过问社中事务，社中笔政能够放心地委托陈屺怀主持。于此，陈屺怀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从全国各省招聘新闻编辑人员，将戴季陶、洪佛矢、胡甄瓦等沪上名笔招至麾下，并大胆起用思想激进、笔力刚劲的原《上海日报》编辑戴季陶任总编辑。由是，在陈屺怀、戴季陶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主持下，《天铎报》一变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舆论阵地，极尽鼓吹反清革命之能事，一时大受欢迎，成为当时最具革命影响的13种大报之一。
陈布雷对《天铎报》的编辑业务并不陌生，这是因为在半年前，他已经从事了一段时期的编辑业务。这一年的初春，陈布雷绕道上海赴杭州入学，暂住《天铎报》社。时戴季陶正为新婚期间无人可代其业务而犯愁，见陈布雷不期而至，不觉眼前一亮，当即要陈布雷代主笔政。陈布雷有心一试，但缺乏自信，颇有些踌躇不决。戴季陶看出陈布雷的心思，当即转述了当初陈屺怀力排众议，将自己提升为总编辑的故事，热情鼓励陈布雷：“兄致杨度信在我报刊出，文笔犀利，颇受读者欢迎，且汝中、英文俱佳，可以代主笔政。”陈至此欣然应允。于是，陈布雷每日撰短论两则，间亦代撰论说。陈所撰短论，善用典故，语言文白夹杂，句式短而铿锵，语颇激烈昂扬，读起来琅琅上口，颇能吸引读者，亦受报社同仁好评。这一次成功的编辑“演练”，成为陈布雷进入社会的一次心理与业务准备，为其在毕业后投身新闻界，一锤定音。
1911年秋，陈屺怀已辞去《天铎报》社长一职，但是，经胡甄瓦等人引荐，陈布雷仍顺利地进入《天铎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自豪与留恋的报人生涯。陈任撰述记者，与报社约定的合作条件是：每日撰短评2则，每10天撰社论3篇；报社每月付薪水40元，是为银货两讫。总计1个月要写60篇短评，9篇社论。以今人“写文章，如磨枪”的写作速度来看，陈布雷真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了。况且，以现代通行的办报准则来说，社论与短评不啻是一个报纸的灵魂，若非报社的顶尖高手，是难以胜任的。而陈布雷初出茅庐，就担纲报纸主笔，这说明陈布雷的实力，在当时已得到报社同仁的一致推崇。
至于40元的月薪，虽不能说多丰厚，但在当时，也就不薄了。据陈布雷说，当时他住在上海南京路第一行台旅社，每月住宿费加伙食费，总共12元，开销是绰绰有余了。况且，比起戴季陶初入报社时的30元，对陈布雷算是另眼相待了。如果我们想到陈家党头子陈果夫，六七年后进上海晋安钱庄时，每月薪水只有8元，那陈布雷确是算得上“高薪阶层”了。
《天铎报》时期，陈布雷每天的工作方式是：上午休息，午后到报馆收集材料，提炼主题，打好腹稿。晚9时再到报馆撰文。一般情况下，大都工作到夜12时左右，等稿子拼版后归寓休息。其时，《天铎报》内部派系纷争，情形相当复杂。但是，陈布雷崇尚与世无争，淡泊名利，与同仁之间倒也相安无事。其时，陈布雷与“南社”诸子柳亚子、高剑父等人往来日密，渐成知己；与性格粗疏、情绪热烈的戴季陶关系尤密。陈布雷后来常以充满眷恋的心情回忆这一段时期的生活：“少年初涉社会，对一切感到新异而有趣味，交游渐多，来者不拒，居常备白玫瑰酒一瓶，每日购酱牛肉小银币两角，以待宾客。”
读者据此可以想象出这样一幅图景：在南京路第一行台旅社前楼临街的一间客舍中，一瓶酒，一碟酱牛肉，二三知己好友，高谈阔论，评点古今，纵论天下，一吐为快，以至通宵达旦而浑然不觉，这是何等惬意的人生快事。正所谓：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辛亥时期的上海，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进行反清舆论宣传的前哨阵地，同盟会的重要领袖、曾任《民报》撰述的宋教仁先生，此时在上海《民立报》任主笔。陈布雷久慕宋教仁大名，专程到《民立报》拜访。从年龄上说，宋只比陈布雷长八岁，相距并不悬殊；然而，从资历上说，宋早已是名动海内外的大革命家了，自非初次出道的陈布雷可以企及。故宋教仁以革命前辈的口吻，在询问了陈布雷的学历之后，接着问他何以不进大学继续读书而到报馆做事。在内心深处，陈布雷一直以未能上过正规大学为憾事。然在口头上，心高气傲的陈布雷又不便如此坦言。于是，便以守为攻地回答：“为求学问，长见识而来，自信较大学为有益。”
宋教仁是以革命家为终身职业的，办报只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手段，从未听说过、自然也从未想过以办报作大学的说法，初听陈布雷此语，颇有些不解地对《民立报》的同事说：“你们听到了吗？这位青年朋友要以报馆为学校，岂非海上奇闻？”于此，宋先生的“职业病”上来了，对陈布雷说：“报纸为启迪民智、宣传革命之工具，办报的人向社会传播见闻，刊播新知识，反映舆论。报馆是社会的学校，记者以学问服务于报社，怎能把报馆当学校？”这种话让陈布雷听起来，就不那么入耳了，他是很敬慕这位职业革命家的，但对他如此武断的指摘，大不以为然，亦有点不快了。陈布雷当即反驳：“蒙先生教诲，得益匪浅，但窃以为教学相长，在报社做学相长，并无不同之处。如记者入报社后，不努力吸取新知识，自己落伍，报纸也不会进步。窃以为在报馆确比上大学进益。”陈布雷说话的态度也还真诚，但言语之间的火药味出来了。那意思就是：一个人不能吸取新的知识，就要落伍；办报的人落伍了，报纸自然也办不好；报纸办不好，谈何“宣传革命之工具”？
不但针锋相对，语语见血；而且说理严密，无懈可击。所谓高手过招，点到即止。陈布雷虽仅三言两语，但宋教仁听出味道来了，也听出水平来了，不但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而且颇有些肃然起敬了。真正有大学问的人，无不虚怀若谷，宋教仁也不例外。现在陈布雷抢白了他两句，不但不以为忤，不以为不敬，反而一下子拉近了他与陈布雷之间的距离，感叹陈布雷这样的年轻人值得敬重，亦值得交往。从此以后，宋教仁与陈布雷遂成谈友，过从甚密。宋教仁精于史地，长于国际政治，善论世界大势，且颇多著作。《民立报》得宋教仁主持笔政，很快成为上海新闻舆论界评论国际政局的权威日报，影响日隆，声誉日高。陈布雷得宋教仁提挈后，视野亦日益开阔，每值国际大局有变，也争先在《天铎报》上著文评论。次日，《民立报》亦必有一篇唱和。如此，陈、宋文章相互印证，相互辉映，一时享誉沪上。陈布雷与宋教仁，《天铎报》与《民立报》，很快成为上海报界发表国际时评的“双笔”与“双星”。
陈布雷进入报社，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笔名”问题。当时的社论，均须署名。此前戴季陶撰写社论时，用的是“天仇”这个笔名。“名者，实之宾也。”事实上，一看这个笔名，就知道戴季陶的为人与个性了。果然，《天铎报》一篇篇以“天仇”署名的评论发表以后，好评如潮，被称为“以极犀利词锋，写极激越言论，煽动力至强，引起读者兴趣，一时名满海内”，以至“穷达利眼识天仇”，竟是沪上无人不知戴了。
陈布雷既主笔政，也不得不想一个颇能体现自己个性的笔名。他没有戴季陶那么狂放不羁，“天恨”一类的笔名，他是不喜欢的；但也不是那种庸碌无为的人物，有理想，有大志，风花雪月、桃红柳绿一类的笔名，他亦不感兴趣。想来想去，陈布雷决定启用“布雷”这个笔名。提到这个笔名，也算是颇有些来历。陈布雷在浙高读书时，因其面颊圆满，胖乎乎的，同学邵元冲等人当即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呼之为“面包孩儿”。面包的英文为Bread，音译则为布雷。在同学汪德光等看来，陈布雷好撰文字，以投报馆，不若以“布鼓”作笔名，颇有寓意。陈布雷亦感有趣，故欣然接受。我们今天看到的陈布雷的一些照片，大都是他从政以后所拍。从这些照片上看到的形象，无一不是形容枯槁，面目黄瘦，俨然一个老太婆。我们没有看过陈布雷在浙高时期的照片，但面包的形状大抵是知道的，的确是丰丰满满，胖胖乎乎，珠圆玉润，惹人喜爱。想来那个时候的陈布雷，学业优异，生活优裕，诸事顺利，前程远大，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一副好心情。
“布雷”二字，固然是一个“舶来品”。不过，自译成中文后，已经与“面包”一词大异其趣，听起来倒也别具一格。陈布雷自己解释：布雷即布鼓。以布作鼓，其声类雷，究非雷声，亦即“布雷非雷也”，作用终究有限。从陈布雷一生所走的道路及悲剧性的结局来看，这大概也寄托了某种寓意。大学问家与大思想家王夫之有言：“名非天造，必从其实。”此其然也！
说到“陈布雷”这三个字，我们知道本是源于《天铎报》时期。而在这之前，一直是使用“陈训恩”这个名字。笔者从本书开篇就用“陈布雷”这个名字，本是为了叙述方便，若勉强地作一个比喻，好比司马迁作《高祖本纪》，开篇第一句就是：“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其实，刘邦生前，何曾用过“高祖”之名。“高祖”二字，本是源于刘邦死后，群臣公推：“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故上尊号曰高皇帝。此后，始有“高祖”之称呼耶。笔者用心，亦本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