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文白也来了。”

南军北伐，势如破竹。9月6日，克汉阳，7日克汉口；10月10日，克武昌；11月10日，克南昌。此后，克杭州，克上海，克南京，克、克、克……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从来的独裁者，都是只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的。半个中国打下来了，整个的中国也将很快打下来。只是，“龙椅”只有一把，谁来做中国老大呢？这是蒋先生在北伐途中，一直在冥思苦想的一个大问题。仇恨的种子在黄埔岛上就种下了。通过两次东征，通过平定刘、杨叛乱，通过北伐，仇恨的种子正在一路上播种过去，半个中国都洒遍了。一切的借口，都用不着制造；不可弥合的裂痕，每一天都在扩大。需要的只是必胜的把握而已。实力！实力！只有实力才能左右一切，只有实力才能决定一切。

为着增加实力，只有事不宜迟。攻克武汉之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只有蒋总司令才明白这个时候该做什么！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先把武汉的军事力量拿在自己手中；再成立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以便造就更多的军事干部。当时，武汉方面的军事局面由邓演达主持，行营主任与分校代校长这两大要职，也不能不委派邓演达兼领；但是，邓是一个不能令人放心的人物。在能够担当大任的部属当中，张治中是可以放心的。很好，任命张治中为武汉分校教育长，给邓演达造成一个分权的局面。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之外，再开设一个学兵团，团长就由张治中兼任，以期办成一个部队化的军事学校。提出的目标，是可以造就供应三个师的基层干部和班长。同时附设有三个步兵营及机关枪连、迫击炮连、交通兵连等。这是一个独立于武汉行营和武汉分校之外的军事力量，再给邓演达造成一个均势的局面。

学兵团的团址就设在武昌南湖，这里曾是张治中的母校，一个富于回忆和联想的地点。十二三年了，从前的学生，现在成了这里的主人，一切都充满着浪漫的气息。虽然，受着历年驻兵影响，这里早已是蓁芜满目、破败不堪了。但唯其如此，才使得“重建南湖”的理想更富于情调。于是，校舍修葺了，马路修筑了，电机装备了，到处都是一片新的气象。其实，南湖的新气象，只是大革命的一个缩影；在武汉，在两湖，在整个的南方，工人起来了，农民起来了，革命的气象真是一日千里。

然而，在表象的下面，正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危机，一场震撼全球的海啸。胸腔里的仇恨早已多得盛不下了，裂痕已经变成了裂缝，裂缝正在扩大为裂沟，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到了摊牌的时候。日子不是记得很清楚了，也许是1927年1月下旬吧，张治中接到一份电报，是蒋总司令从南昌打来的，没别的内容，只是要张治中迅速赶赴南昌。张治中去了，是在一间办公室里，只有蒋总司令与张治中两个人，是一次密室谈话。谈话整整进行了半天，据张治中回忆：“可以说是最长的一次谈话。”从这次谈话中，张治中才知道，武汉的局面正在发生着剧烈的演变；在这个剧变当中，蒋、邓的关系也变得空前严重，成为蒋最不能放心的问题。

原来，由于蒋氏挑起迁都之争，许多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都发表文章和讲演，反对蒋的迁都南昌的主张。邓演达也写了一篇文章，表明自己的观点，当然，是指摘总司令的。其他人怎么样？蒋管不了那么多；但是，邓是不一样的，邓手中握有军事实力，蒋不能允许他反对自己。所以，蒋总司令很愤然地对张治中说：“他挖苦我，他还是本部政治部主任呢！”邓、张都属于“黄埔四凶”系列，邓演达其人，张自然是清楚的。邓不是共产党，只是“左倾”，但“左倾”的程度，还要超过共产党。邓写文章骂蒋，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不过，以张的认识，颇不赞成邓的这种做法。蒋是总司令，邓是总政治部主任。从关系上来说，邓是蒋的部属。总司令有不对的地方，部属尽可以当面向总司令提出，但不应该在武汉写文章骂他，造成内部的分裂。这是张的基本立场，也是张对政治的认识。

蒋的意思，张治中听出来了。第一，想通过张来制邓，但这要看张的态度；第二，想通过张来疏通关系，也就是对邓有所劝告。一是“制邓”，二是“劝邓”。以张的个性，当然是愿意做疏通的工作，而不愿意起牵制的作用；况且，张认为，邓确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虽然“左倾”得过了头，但并没有大的关系。因此，对于蒋的相当愤慨的语气，张很有信心地答复说：“请总司令原谅他这一次。当然，他的言论、态度都不对，但他一向是如此，总司令如原谅他，我回去一定同他讲，促使觉悟。我想，他总可以觉悟的。或者要他到南昌来，当面说服他。”蒋觉得张虽然只愿意做“劝邓”的工作，但并没有帮邓开脱的意思，立场是站在自己这一边，也就很高兴地说：“好，好，我当然没有什么，只要他能觉悟。”又说：“他能到南昌来，好，好，当面谈谈。”

在蒋、邓对峙当中，张治中只讲工作关系，而不能分别政治是非，未免显得可笑；在这个可笑的处境中，又自以为是帮朋友讲了许多话，期望会得到朋友的感激，更显得是自作多情了。这样一来，张所谓疏通、调解，不但失去了立场，也失去了资格；而且，蒋、邓的对峙势必发展成张、邓的对峙。张治中的南昌之行，使得本已严重的事态，变得更加严重了。

张治中刚刚从南昌返回武昌，邓演达就赶来了，但不是来感激，而是来质询。邓说：“是不是总司令要你来监视我？我预备辞去一切职务，请你来接替吧！”劈头就是这句话，张治中顿感事情不是原先想象的那样简单，武汉的反蒋斗争已经展开，自己又掌握着武汉两大军事机关，而且在这个时候奉蒋密召，显然于武汉方面有不利的举动。邓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自己原来的想法太单纯了。但是，不管它，还是有什么说什么。张对邓说：“总司令对你很好，何妨到南昌去当面谈谈，绝无问题的。”邓笑着说：“这不是自己送到南昌去请他扣留吗？”张说：“为什么误会到这步田地，决不会有这种事，你若不相信，我陪你一阵去。”邓的态度很决断：“一阵去也不相干！”张看出情形不对，只好就势转圜：“以后再去也可以，我们再商量好了。”

3月间，武汉的反蒋反军事独裁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一切都不需要再遮遮掩掩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富有感染力和煽动力的口号，汪精卫真是一个天才的空头革命家。革命气氛是这样的热烈，而张治中的态度却颇有些沉默，也颇有些沉沦，甚至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到了这个站口要休息休息了。”这与黄埔时期的那个激昂慷慨的张治中相差太大了。不过，张治中的沉默，不能不看作是一个“骑墙”的表现！于是，有人报告武汉方面，南昌方面曾有密电给张治中，令其以军校学生、学兵团及能掌握的兵力乘机控制武汉政府。这个消息或许有些耸人听闻了，但张治中的态度确是不能令人放心的。

于是，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黄埔四凶”之一的恽代英出面了。恽建议张，在这个形势下，最好做一篇文章，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也就是“站队”的意思。“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在黄埔时期，“四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并肩战斗的，到了武汉，能眼看着张“凶”落伍么？在恽代英，也许是一个关心，也许是一个警告；但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他的这个建议，对于张治中来说，都不能不说是一个深深的刺激。张治中反驳恽代英：“你说总司令种种不对，我可以电请总司令设法改正，又何必这样误会呢？”接下来一句话，张治中没有当场说，但在事后，他还是通过武汉分校政治部主任周佛海向恽代英转告：“革命是不要人教的，我自己会。”这已经是一个负气的语气了。

张治中当然没有做表态文章，但还是给蒋去了一个电报，很温和地贡献了一些意见。尽管还是站在蒋的立场说话，但也多少希望蒋能够对武汉方面给予谅解。蒋大概看出了张的处境困难，于是召张再赴南昌。张到南昌，蒋劈头就说：“你要不愿意做俘虏的话，赶快把学兵团带到江西来！分校一千多学生中已有共党分子混在里头，你能一同带来最好，否则就只带学兵团来，我拨船给你们使用。”随后，蒋立催张速回武汉，事不宜迟。张看出已经没有了挽回的余地，也就答应说：“我去想想办法看，但是这一着是不是会得到邓演达同意我不敢说。”于是，张打了一个电报给邓，当即返回武昌。

但是，张治中的动作已经晚了一步，就在他返回武汉的途中，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已经作出了决定，并由邓演达负责传达给张治中：“政治分会的意思，要你辞去本兼各职！”不仅学兵团带不走了，就连学兵团团长和武汉分校教育长的职务也得辞掉。而且，这个时候，学兵团已经被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的部队监视起来了。任何商酌的余地都没有了，任何反抗的企图也都是一个徒劳。

在这个境地下，张治中清楚辞职是不可免的了，但对邓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张颇有些不快，于是坚决表示：“辞职可以的，但我不向政治分会辞。我是学兵团团长，应该向总司令辞；我是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应该向校长辞。”邓说：“也可以吧。”张被逼当场草拟了一通辞职的电稿，交邓拍发南昌总司令部。事后据张了解，邓并没有向南昌拍发这个电报。

张治中离开武汉，到了上海，向蒋报到。当时，张看见武汉卫戍司令、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也在座（亦因亲蒋而被武汉国民政府免职）。蒋看到张治中，用又惊又喜的语气说：“啊！文白也来了。” TYl3FC6qEUV5dzRsOL8YL5eA8iik4vdTiNBeAURBpGnjuW8czJ/QsfSK8HsrDG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