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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文白也来了。”

南军北伐,势如破竹。9月6日,克汉阳,7日克汉口;10月10日,克武昌;11月10日,克南昌。此后,克杭州,克上海,克南京,克、克、克……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从来的独裁者,都是只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的。半个中国打下来了,整个的中国也将很快打下来。只是,“龙椅”只有一把,谁来做中国老大呢?这是蒋先生在北伐途中,一直在冥思苦想的一个大问题。仇恨的种子在黄埔岛上就种下了。通过两次东征,通过平定刘、杨叛乱,通过北伐,仇恨的种子正在一路上播种过去,半个中国都洒遍了。一切的借口,都用不着制造;不可弥合的裂痕,每一天都在扩大。需要的只是必胜的把握而已。实力!实力!只有实力才能左右一切,只有实力才能决定一切。

为着增加实力,只有事不宜迟。攻克武汉之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只有蒋总司令才明白这个时候该做什么!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先把武汉的军事力量拿在自己手中;再成立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以便造就更多的军事干部。当时,武汉方面的军事局面由邓演达主持,行营主任与分校代校长这两大要职,也不能不委派邓演达兼领;但是,邓是一个不能令人放心的人物。在能够担当大任的部属当中,张治中是可以放心的。很好,任命张治中为武汉分校教育长,给邓演达造成一个分权的局面。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之外,再开设一个学兵团,团长就由张治中兼任,以期办成一个部队化的军事学校。提出的目标,是可以造就供应三个师的基层干部和班长。同时附设有三个步兵营及机关枪连、迫击炮连、交通兵连等。这是一个独立于武汉行营和武汉分校之外的军事力量,再给邓演达造成一个均势的局面。

学兵团的团址就设在武昌南湖,这里曾是张治中的母校,一个富于回忆和联想的地点。十二三年了,从前的学生,现在成了这里的主人,一切都充满着浪漫的气息。虽然,受着历年驻兵影响,这里早已是蓁芜满目、破败不堪了。但唯其如此,才使得“重建南湖”的理想更富于情调。于是,校舍修葺了,马路修筑了,电机装备了,到处都是一片新的气象。其实,南湖的新气象,只是大革命的一个缩影;在武汉,在两湖,在整个的南方,工人起来了,农民起来了,革命的气象真是一日千里。

然而,在表象的下面,正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危机,一场震撼全球的海啸。胸腔里的仇恨早已多得盛不下了,裂痕已经变成了裂缝,裂缝正在扩大为裂沟,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到了摊牌的时候。日子不是记得很清楚了,也许是1927年1月下旬吧,张治中接到一份电报,是蒋总司令从南昌打来的,没别的内容,只是要张治中迅速赶赴南昌。张治中去了,是在一间办公室里,只有蒋总司令与张治中两个人,是一次密室谈话。谈话整整进行了半天,据张治中回忆:“可以说是最长的一次谈话。”从这次谈话中,张治中才知道,武汉的局面正在发生着剧烈的演变;在这个剧变当中,蒋、邓的关系也变得空前严重,成为蒋最不能放心的问题。

原来,由于蒋氏挑起迁都之争,许多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都发表文章和讲演,反对蒋的迁都南昌的主张。邓演达也写了一篇文章,表明自己的观点,当然,是指摘总司令的。其他人怎么样?蒋管不了那么多;但是,邓是不一样的,邓手中握有军事实力,蒋不能允许他反对自己。所以,蒋总司令很愤然地对张治中说:“他挖苦我,他还是本部政治部主任呢!”邓、张都属于“黄埔四凶”系列,邓演达其人,张自然是清楚的。邓不是共产党,只是“左倾”,但“左倾”的程度,还要超过共产党。邓写文章骂蒋,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不过,以张的认识,颇不赞成邓的这种做法。蒋是总司令,邓是总政治部主任。从关系上来说,邓是蒋的部属。总司令有不对的地方,部属尽可以当面向总司令提出,但不应该在武汉写文章骂他,造成内部的分裂。这是张的基本立场,也是张对政治的认识。

蒋的意思,张治中听出来了。第一,想通过张来制邓,但这要看张的态度;第二,想通过张来疏通关系,也就是对邓有所劝告。一是“制邓”,二是“劝邓”。以张的个性,当然是愿意做疏通的工作,而不愿意起牵制的作用;况且,张认为,邓确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虽然“左倾”得过了头,但并没有大的关系。因此,对于蒋的相当愤慨的语气,张很有信心地答复说:“请总司令原谅他这一次。当然,他的言论、态度都不对,但他一向是如此,总司令如原谅他,我回去一定同他讲,促使觉悟。我想,他总可以觉悟的。或者要他到南昌来,当面说服他。”蒋觉得张虽然只愿意做“劝邓”的工作,但并没有帮邓开脱的意思,立场是站在自己这一边,也就很高兴地说:“好,好,我当然没有什么,只要他能觉悟。”又说:“他能到南昌来,好,好,当面谈谈。”

在蒋、邓对峙当中,张治中只讲工作关系,而不能分别政治是非,未免显得可笑;在这个可笑的处境中,又自以为是帮朋友讲了许多话,期望会得到朋友的感激,更显得是自作多情了。这样一来,张所谓疏通、调解,不但失去了立场,也失去了资格;而且,蒋、邓的对峙势必发展成张、邓的对峙。张治中的南昌之行,使得本已严重的事态,变得更加严重了。

张治中刚刚从南昌返回武昌,邓演达就赶来了,但不是来感激,而是来质询。邓说:“是不是总司令要你来监视我?我预备辞去一切职务,请你来接替吧!”劈头就是这句话,张治中顿感事情不是原先想象的那样简单,武汉的反蒋斗争已经展开,自己又掌握着武汉两大军事机关,而且在这个时候奉蒋密召,显然于武汉方面有不利的举动。邓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自己原来的想法太单纯了。但是,不管它,还是有什么说什么。张对邓说:“总司令对你很好,何妨到南昌去当面谈谈,绝无问题的。”邓笑着说:“这不是自己送到南昌去请他扣留吗?”张说:“为什么误会到这步田地,决不会有这种事,你若不相信,我陪你一阵去。”邓的态度很决断:“一阵去也不相干!”张看出情形不对,只好就势转圜:“以后再去也可以,我们再商量好了。”

3月间,武汉的反蒋反军事独裁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一切都不需要再遮遮掩掩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富有感染力和煽动力的口号,汪精卫真是一个天才的空头革命家。革命气氛是这样的热烈,而张治中的态度却颇有些沉默,也颇有些沉沦,甚至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到了这个站口要休息休息了。”这与黄埔时期的那个激昂慷慨的张治中相差太大了。不过,张治中的沉默,不能不看作是一个“骑墙”的表现!于是,有人报告武汉方面,南昌方面曾有密电给张治中,令其以军校学生、学兵团及能掌握的兵力乘机控制武汉政府。这个消息或许有些耸人听闻了,但张治中的态度确是不能令人放心的。

于是,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黄埔四凶”之一的恽代英出面了。恽建议张,在这个形势下,最好做一篇文章,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也就是“站队”的意思。“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在黄埔时期,“四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并肩战斗的,到了武汉,能眼看着张“凶”落伍么?在恽代英,也许是一个关心,也许是一个警告;但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他的这个建议,对于张治中来说,都不能不说是一个深深的刺激。张治中反驳恽代英:“你说总司令种种不对,我可以电请总司令设法改正,又何必这样误会呢?”接下来一句话,张治中没有当场说,但在事后,他还是通过武汉分校政治部主任周佛海向恽代英转告:“革命是不要人教的,我自己会。”这已经是一个负气的语气了。

张治中当然没有做表态文章,但还是给蒋去了一个电报,很温和地贡献了一些意见。尽管还是站在蒋的立场说话,但也多少希望蒋能够对武汉方面给予谅解。蒋大概看出了张的处境困难,于是召张再赴南昌。张到南昌,蒋劈头就说:“你要不愿意做俘虏的话,赶快把学兵团带到江西来!分校一千多学生中已有共党分子混在里头,你能一同带来最好,否则就只带学兵团来,我拨船给你们使用。”随后,蒋立催张速回武汉,事不宜迟。张看出已经没有了挽回的余地,也就答应说:“我去想想办法看,但是这一着是不是会得到邓演达同意我不敢说。”于是,张打了一个电报给邓,当即返回武昌。

但是,张治中的动作已经晚了一步,就在他返回武汉的途中,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已经作出了决定,并由邓演达负责传达给张治中:“政治分会的意思,要你辞去本兼各职!”不仅学兵团带不走了,就连学兵团团长和武汉分校教育长的职务也得辞掉。而且,这个时候,学兵团已经被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的部队监视起来了。任何商酌的余地都没有了,任何反抗的企图也都是一个徒劳。

在这个境地下,张治中清楚辞职是不可免的了,但对邓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张颇有些不快,于是坚决表示:“辞职可以的,但我不向政治分会辞。我是学兵团团长,应该向总司令辞;我是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应该向校长辞。”邓说:“也可以吧。”张被逼当场草拟了一通辞职的电稿,交邓拍发南昌总司令部。事后据张了解,邓并没有向南昌拍发这个电报。

张治中离开武汉,到了上海,向蒋报到。当时,张看见武汉卫戍司令、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也在座(亦因亲蒋而被武汉国民政府免职)。蒋看到张治中,用又惊又喜的语气说:“啊!文白也来了。” mJvCXexslDQ71gfuBnDxl+XlCivj+AgX5tZDsaxD+Mukf7HcIZJlH4hPT7grCn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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