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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张治中上岛的时间，与一般保定同学比较，差不多晚了大半年；但是，张治中上岛的时候，正是岛上国共两党的斗争风云初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一切都让张治中撞了个正着。
黄埔军校尽管挂的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牌子，它的创办，却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本来，国民党组织上层较强，共产党组织基层较优，两党联手建军，以现代的术语讲，确是一种优势互补。黄埔军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能以一泻千里的速度，发展成为南方革命政府手中的一张王牌，不能不说是国共合作的结果。
但是，这两个党的差异太大了，一个是资产阶级政党，一个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张治中登上黄埔岛的时候，不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还只是两个新兴的政治势力，甚至还没有资格成为对方革命的对象。国共两党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来自对方，而是来自北方的军阀政府。在这个大环境下，形格势禁，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国共两党的联合，只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
不过，国共两党握手，只是一种斗争策略的变化，而不是终极目标的改变。矛盾只是被压抑了，而不是消失。事实上，压抑的结果，虽然获得了一个表面的平静，但这只是一种力量的积蓄和集合，在表面平静的下面，岩浆已经在地下奔腾，台风开始在洋面生成。
张治中上岛之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黄埔学生正在加紧筹备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中共的影响和力量由此有了一个新的进展。但是，国民党右派不愿意了，孙文主义学会随即成立起来，目的只有一个：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手也有了，部队也有了，矛盾本来就存在，一切都用不着号召，一场大战由此拉开了帷幕。本来，在这之前，岛上国共两党的冲突，还只是一种自发、零星、散漫的行为，不成规模，亦未动摇国共合作的全局。但是，自从“两会”成立后，双方都有了自己的领袖，也都有了自己的组织，冲突逐渐酿成一种团体行动，斗争也渐渐激烈起来。
斗争升级了，冲突在不断加剧，空气中正荡漾着一种白刃格斗的血腥味。但是，张治中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他并不想明显地开罪任何一方。偏偏张治中在岛上也算是一个大人物，大人物自有大人物的好处，但也有大人物的麻烦，这就是国共双方都把他视为争取的对象。不过，张治中是个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他的目标，只是为了富国强兵。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不就是为了富国强兵吗？共产党号召反帝反封建、解放工农，不也是为了富国强兵吗？那么，真是太好了，大家继续团结合作吧！正像一首儿歌里唱的那样，握个手，敬个礼，大家都是好朋友。这是张治中的一厢情愿。
只是，国共两党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黄埔岛上的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张治中的“和稀泥”，显然是一种政治上的单纯，也不妨说是政治上的幼稚。一部《红楼梦》，不是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吗！那里面，林黛玉小姐就有一句名言：“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想想看，家庭的事情，都是这样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何况政治上的斗争哩！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于政治家的熏陶，从来只讲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想当骑墙派和稀泥，不但被看作是投机取巧，而且也被视为一种人格上的问题。
尴尬的场面出现了。张治中的和平主义，本来只是想促进“两会”的合作，结果只是招致了双方的不满。1925年春天，张治中看到岛上两派学生闹得不可开交，蒋介石、周恩来等军校主要领导都率军东征去了。岛上的留守干部，都是轻量级的，分量不重，一批好斗的学生谁劝也不听。
张治中真是忧心忡忡了，想来想去，心生一计：不如召集两派学生，开一个座谈会，请大名鼎鼎的戴季陶先生到岛上来讲讲话，不怕两派学生不听。在张治中看来，戴季陶是国民党“一大”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曾任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最受孙文主义学会的崇敬，青军会当然也要买一买账的。戴先生出面做两派学生的工作，或许可以有效的。
张治中的想法很好，只是他在政治上确是太幼稚了，对国共两党的事情又了解得那么少，结果，不免是好心办了蠢事。戴季陶固然是个大人物，但同时也是个大右派，他在骨子里是反对国共合作的，尤其是此公在理论上擅长归纳、发明、创造，搞出一个“戴季陶主义”，从而成为国民党右派的一面旗帜。对于戴季陶其人，张治中也许若明若暗、知之不深，但中共曾与他有过一段同道的历史，深知此人的手段和实力，对其从来不敢小觑。让戴季陶上岛讲话，他能讲出什么好话呢？中共方面和青军会不但不肯买账，而且最忌讳的就是这一点。
座谈会上，戴季陶讲话了。当然，开始时也少不了讲一些两派言和的堂皇话，然而，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依然是一个“戴季陶主义”。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听了，一阵阵鼓掌，大声叫好。青军会的人板着面孔，静坐一边，不发一言。两边的人一热一冷，阵线分明。张治中看出来了，意识到大事不好。
耐着性子等戴季陶把话讲完，青军会不客气了，当场便有代表接二连三地发难，就国共合作等种种问题提出质问，词锋所向竟是直奔“戴季陶主义”。虽然，在反对清王朝的斗争中，戴季陶也算是一位老斗士了，口诛笔伐，横眉冷对，都有上佳表现。但是，那样的场面大都出现在报纸上，并非直面相搏。这些年来，养尊处优的戴部长，早已成了高高在上的官僚，习惯了居高临下，也习惯了颐指气使；也许还有些过于自信吧，以为凭自己的威望，青军会的几个学生娃子，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他很自信地来了，也很自信地讲了。哪里知道竟是一个被当面指斥与冷嘲热讽的场面。戴先生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不免有些手忙脚乱，一时无词可对，面子很有些过不去，也很有些不能下台了。
青军会对戴先生百般诘难、大加鞭挞，张治中后悔死了，也实在看不下去了：真是太不像话，且不论戴先生的身份了，就以主客关系而言，哪有主人这样粗暴地对待客人的呢？于是，张治中站出来，止住青军会代表的发言，以长官身份为之训斥：“戴先生是我们黄埔的师长，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同戴先生讲话！”说到这里，张治中真是生气了，当即端茶送客：“你们信仰什么主义我不管，但你们这样为难戴先生，是不对的。你们不用开会了，请走吧！”
事情更加复杂了。戴先生的围是解了，但中共方面对张治中的误会，显然也加深了。好在问题还不算十分严重，慢慢地经过解释，事情也就过去了。事实上，大致说来，张治中的政治立场尽管中立，毕竟还是偏左一点。有那么一次偏到右边，纯属偶然，左派终究谅解了。况且，张治中的中立的确是表里如一、一以贯之，并不是那种权宜之计，也不是那种企图通过左右逢源，以求捞取政治实惠的市侩。平心而论，在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期间，后方黄埔军校的局面，如果不是张治中以中立公正的立场，在两派学生中多做团结促进的工作，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这当然不是诳话，也不是无原则的捧场，而是有林振雄枪击李汉藩的事件可以佐证。
政治部的科长李汉藩到教授部领取办公用品，冤家路窄，遇上了管理处长林振雄。李是中共党员，青军会的重要骨干；林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大将，反对青军会最卖力的打手。在黄埔党军出发东征之后，这两个人都成了岛上有号召力的黄埔军官。
事情的起因并不算大。李科长拿着单子来领取印刷标语传单的纸张，林处长诘问传单内容，李不想告诉他，林当场就将李的领物清单撕碎。李被激怒了，当场将林的一只茶杯摔碎；林不肯吃亏，回敬李一拳。于是，两人当场厮打起来。但是，就个头和功力而言，林振雄都不及李汉藩多了。几路拳打下来，林很是吃了一点亏。林被打急了，一不做，二不休，拔出手枪，迎面就是一枪。李侧身晃过，林再要开枪，被闻讯赶来的几个青军会学生一拥而上，捆了个结结实实，押解军校禁闭室。这一来，麻烦闹大了。左右两派的学生都是紧急动员，荷枪实弹，准备开打。右派的目标，是要抢出林振雄，还对方以颜色；左派的策略，不外是坚决回击，保卫斗争成果。但右派自知力量不够雄厚，于是发出了“血战”的口号。
这么大的乱子，竟是为领取一件办公用品而引发，谁能想得到呢？但是，任何的偶发事件，其中都隐藏着某种必然的因素。其实，仇恨的种子，早就埋下了。
事态是这样严重，真正是一触即发了。不过，唯有通过这样的大事变，我们也才能看出“和平将军”的本色和能耐。当时，军校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东征去了，党代表廖仲恺在广州城里办公。在黄埔军校，张治中是总值日官。不用说，“平变”的大责任落在张治中身上了。
张治中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军校各部主任参加。第一个措施，就是要求各部主任和教员马上到学生中去，制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主任们显得面有难色，事态再清楚不过了，这不是普通的学生闹事。表面看起来，是两个学生组织的冲突；说白了，是国共两党的斗争。部主任算老几呢？这个时候下去，学生们情绪激动、理智失常，自己不是徒冒挨揍的风险吗！但是，张治中的态度斩钉截铁，不容大家有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申明：“校长正在前方作战，把军校交给我们，弄出事来，谁也逃不了责任！”这一句话，把大家都震住了，于是一致表示：共赴校难，弭平动乱。
接着，张治中迅速作出制止事态发展的六项决定，交各部主任下去传达：1．不许学生双方有任何接触，所有人必须静止在现在的原地，凡有走动者即视为对抗军法；2．不服调停的官生立即禁闭；3．暂时停止军校的一切活动；4．枪支一律上架，不上架者军法从事；5．林振雄暂时关押禁闭室，李汉藩由政治部看管，俟后处理；6．立即派人报告廖仲恺。
没有人能够否认这六条措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各部主任及官生不但看到了张治中的和平主义立场，更看出他的勇决与魄力。据此，六条决定得到坚决贯彻，一场即将腾起的大火被圈住了，已经溃堤的洪水被堵住了决口。几个小时后，当廖仲恺风尘仆仆地赶到岛上时，军校已逐次安静下来。经过了解，廖党代表充分肯定了张治中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并当即下令：林振雄无法无天、开枪打人，予撤职查办；李汉藩以错对错亦有错，记大过一次。廖先生的处置可谓不偏不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