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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史上，一批大人物的政治生涯，都是从黄埔岛开始的；张治中的政治生涯，也可以说是从黄埔岛开始的。
历史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埔军校的创办，正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等一系列军校的继续。事实上，黄埔军校的许多优秀教官，正是来自张治中的保定同学，诸如邓演达、王懋功、刘峙、顾祝同、陈诚、钱大钧、熊式辉、周至柔，等等。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国现代史上名头极响的人物。可见，从人事关系上说，黄埔军校正与保定军校有着割不断的历史联系。
在中国，同学关系从来就是一种潜在的政治资源；一旦气候相宜，他们很快就可以抱成一团，形成一股庞大的社会政治势力。黄埔军校里的保定同学关系，正是一个极好的实例。黄埔军校创办初期，教官分别来自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日本士官学校等军校毕业生，以及国民党员、共产党员等。其中，保定军校同学凭借其雄厚力量，呼朋引类地进入黄埔军校，无疑成了黄埔军校的主力阵营；但是，他们总觉得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张治中不就在虎门吗？现成的办校人才，何不就近招来！于是，张治中的好朋友王懋功、陆福廷等保定同学，都不断地做张治中的工作，要他赶快脱离虎门桂系军校，共同加盟黄埔军校，致力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事业。
对于张治中来说，这正是一个等待已久，也是向往已久的革命事业；但是，这件事颇让张治中难以启齿：一方面，自己是应了伍肖岩的邀约，到广东筹办桂军军校的，现在就丢下桂军军校不管，既违背诺言，对不起朋友，也违背了一般做人的道德，此为君子所不为；另一方面，挂名桂军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先生从广州带信给张治中，认为桂军军校总要有一个人负责，让他不必到黄埔；当时，军校的俄籍顾问糜娜女士与张治中在校务方面合作得很好，也希望张治中不要离开桂军军校。张治中是一个宽厚的人，事情就这样耽搁下来了。
1924年夏天，桂军军校由虎门搬迁广州东山，与黄埔军校近在咫尺，张治中与黄埔岛上一帮保定同学的联系，又进了一步。这时，蒋介石也打听到桂军军校有个能干的张治中，“何不调来黄埔？”蒋校长单刀直入。这个时候的蒋校长，确是思贤若渴，急于笼络各方面人才；再说，这么能干的人才，跑到桂军那里效力，不是长了对方的势力么！校长的考虑，究竟不同于一般同志。
不过，桂军毕竟还打着中国国民党的旗帜，好心肠的廖仲恺先生也还兼着桂军军校党代表一职，如果就此把张治中硬从桂军手里抢过来，多少显得蒋校长不够大度，廖先生也不会同意。听了王懋功等一帮保定同学的解释，蒋介石点点头，说：“那就暂时放一放，可以先发表他一个黄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的名义，以备将来之用。”这是蒋校长厉害之处，等于用一根绳套，先将张治中套牢，一旦时机成熟，蒋校长在这一头把绳子一收，也就不怕张治中不顺势过来了。一手欲擒故纵的策略，用得十分漂亮。其实，这是蒋校长的居心，又何尝不是张治中的期望。
从此，事情像流水一样的顺利。黄埔军校召开训练会议，张治中名正言顺地奉召参加；有一些作战训练预案，蒋校长也开始指令张治中草拟。一次，张治中草拟一份作战方案，蒋校长阅后十分欣赏，通篇只改动了一个字，将“死守”改为“坚守”。这样看来，蒋校长只能算是张治中的“一字师”了。不过，一字之易，意思迥异。“死守”，顾名思义，死了也要守；“坚守”表明要坚决防守，未必要死。可见张治中言重了，在生死关头，脑子到底不及校长活络。
这一年的12月，桂军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张治中感到对于桂军方面总算可以交代了。而桂军的情形委实太坏，张治中认定决没有什么作为。反观黄埔军校，确是朝气蓬勃，未来的前途未可限量；况且，黄埔方面需人甚殷。蒋校长即将率部东征陈炯明，入伍生总队长王懋功亦将随军东征。蒋校长已经决定了，委张治中出任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上校总队附、代理总队长职务，负维持后方的责任。
这不仅是一个破格的任用，而且也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在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长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务，何况还是蒋校长率部东征期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黄埔军校就是入伍生总队长当家了。张治中初入黄埔，就能荣膺此任，不能不说是蒋校长的特别信任，也不能不说是对张治中的特别借重。耐人寻味的是，此前，蒋、张之间并没有什么瓜葛。同乡，自然谈不上，一为浙东，一为皖中，风马牛不相及；同事，也谈不上，在创建黄埔之前，张知道不知道蒋的名字，我们说不上；但蒋不知道张的名字，是大致可以肯定的；或许说，蒋、张之间，有那么一点同学关系。不错，蒋曾经从保定陆军速成学校肄业，张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但学校的牌子不同，而且招生对象、教学内容也不一样。大致说来，一个相当于中学，一个则相当于专科。要说蒋、张之间的渊源，也就是他们曾经相隔八年之久先后都到过保定上学。
1924年12月，张治中出任黄埔军校入伍生总队上校总队附、代理总队长职务
最出乎张治中意料的，是他进入黄埔之初，就被蒋校长授予上校军阶。那个时候，黄埔军校的上校是很少的。许多保定同学进入黄埔担任教官，大都是少校军阶。保定军校二期毕业的刘峙，初期是少校战术教官。这还算是好一点的，而陈诚只是上尉特别官佐。“特别”并没有别的意思，也就是暂时还没有正式工作，先待一待岗吧。资格老一点的，也许可以授个中校。邓演达在进入黄埔之前，就在忠于孙中山的著名粤系将领邓铿手下任工兵团长，也是黄埔军校的创始人物。黄埔军校成立，被任命为教练部副主任兼学生队总队长，是为黄埔军校的中坚分子，但也只是个中校。老实说，张治中既没有作出特别贡献，又没有什么特别背景，一上来就被授予上校军阶，正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特例。
蒋校长赐予张治中的恩宠，并没有到此为止。从1924年12月到1925年夏，在这几个月的中间，张治中从蒋校长手中接受的要职一个接着一个，计有：航空局局长、军事处处长、航空学校校长、黄埔第四期入伍生团长、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东征军总指挥部上校参谋等。看到张治中在蒋校长手下如此得意，一般同事都有些眼红了，很有点嫉妒地称张治中“身兼八大要职”。一个寸功未建的外来人，一入黄埔便大红大紫，殊让人不可思议。
其实，这正是蒋校长的高明之处。老实说，与许多国民党的其他人物相比，蒋读书不多，文化程度不高，这是蒋深以为憾的；但蒋有一个优势，为常人所不及，这就是蒋久历江湖，深谙人情世故，所谓知人论世，确是下过一番功夫。即以张治中来说，虽然只是几个月的间断接触，但蒋已认定：此人确是第一流人物。高才可役智。使用干才，当然得有使用干才的手腕。大凡这类人才，都有特别的抱负，志存高远，目光远大。对这种人，小恩小惠、零打碎敲是不行的，必须打破常规，放手任用，一展其才，使其平生抱负得以实现。如此，必能使其感恩戴德，终身驯顺。这是蒋的手段、蒋的眼力，未尝不可以说是蒋的人生经验。多少年来，蒋以不世之才自负，却不为孙中山先生所重，这是蒋深以为恨亦深以为戒的。
蒋介石的这一手玩得漂亮，也相当厉害。其实，所谓的上校总队附、局长、处长等，这算得什么呢！黄埔军校校长的口袋里，这样的东西多的是。比较起来，付出的只是几个头衔，买到的却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心腹。所得与所失，简直不成比例。蒋实在算得上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商人，以最小的政治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政治收益。风险当然也是有的，这就是所谓知人论世的功夫了。
但是，蒋校长是不会看错的。这一次的超常任用，不但大出一般黄埔同事的意料，也大出张治中的意料，以致在张治中的心中掀起了滔天的巨浪，对蒋校长的知遇之恩可谓是刻骨铭心，终身图报未尽。在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张治中结识了许多中共朋友。有不少中共朋友对张治中这类具有民主进步意识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效忠专制君主蒋介石，往往殊感不解。其实，这正是人生的复杂性与人格的多面性所决定的。
不错，在张治中的思想深处，是有着进步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追求。但是，我们同样不要忘了，张治中曾经接受了十年的私塾教育，思想深处同样有着浓厚的儒家士大夫意识，所谓忠孝仁义的信条，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古训等，都已经“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事实上，张治中并不具有政治家的远见与决断，也谈不到对于政治信仰和党派观念的拘泥；张治中只是一个干练的军人，一个知行合一的实干家。实干家当然也有实干家的信条，这就是追求富国强兵的人生理想与重诺守信的人格魅力。在这个基点上，张治中建立起自己的政治道德。因为要富国强兵，张治中当然可以接受科学、接受民主；因为要重然诺、守信义，当然要有恩必报、始终如一。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迷信，当然是一对矛盾。不过不要紧，在张治中身上，有的是善于折中、善于平衡的本领。在人生的大风大雨中，在那么多的波涛起伏中，张治中早就学会了忍耐，学会了等待，学会了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学会了韬光养晦、以屈求伸。当然，也学会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在钢丝绳上保持平衡的技巧。
综观张治中的一生，加盟黄埔确是人生中的一次大转折，黄埔一个名副其实的腾龙之地。从1895年启蒙识字开始，张治中先后经过十年私塾，六年流浪漂泊，五年军校学习，八年为军阀“打工”的生活，前后奋斗近三十年，历尽千辛万苦，屡挫屡起，终不气馁，战胜了无数的挫折和磨难，这才落地生根。因此，张治中对蒋校长的那种知遇之恩，那种顿遇“明主”的感慨，那种能一展所长的痛快，那种平生抱负能得以实现的欢欣，实在不是一个局外人所能体会的，亦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尽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