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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先回到巢湖，在老家养息了一段时期，继续鼓帆东行，顺流而下上海，重新谋求发展。从当年走出扬州警察所闯荡江湖以来，张治中每次出山，差不多都要以上海为起点；而每遇挫折，差不多都要以巢湖作终点。事实上，张治中就像一头猎豹，在一次次捕获猎物的搏斗中受伤了、疲倦了，就回到家乡的老巢，在温馨亲切的洞穴里养精蓄锐，补充体力。等到伤口平复了，精力充沛了，他会从洞穴里跳出来，跃上一处高岗，重新观察方向，选准猎物，然后俯冲追猎，开始新的战斗。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张治中心目中的这座高岗，就是自民初以来，承担着中国经济、文化、信息乃至政治中心职能的大上海。
不料，张治中前脚刚进上海，吕超后脚也跟着到了。原来，在下川东途中，吕师的许多官兵都不愿逃奔那个荒瘠偏远的地方，吕超是个宽厚的人，也就不再勉强，当即将部队交给副官长林光斗带领，自己回到上海来了。吕超见到张治中，便说林光斗带着部队，已到了川东北的宣汉，劝张回川去看看，帮帮老朋友。张颇重朋友义气，一番犹豫之后，未经深思，二度入川。
这时，吕师残部已被改编为川军独立第三旅，林光斗任旅长，张治中被委为旅部参谋长。参谋长自有参谋长的主张，张治中认为川军被关在夔门里，打来打去，互相内讧，太没有意思。不如出川，谋求发展，将来可以会师武汉，完成一番大事业，岂不是好！当时的张治中30来岁，正是一个“唱高调、放空炮”的年龄，好在他仅是一个幕僚，说话可以不负责任，主官林光斗自然不会听他的。
不久，陕西护国军总司令陈树藩被直系军阀打败，从陕南退到宣汉，企图借林旅的地盘养精蓄锐。张治中当即主张林旅与陈部联合，一起反攻陕西，虽不是会师武汉，也是北伐的一个准备动作。就此，林旅喊出“援陕”的口号。然林旅的部分军官，以团长吕镇华为首，并不满意这个口号，认为此举无异于将林旅拍卖给陕军，当即与川军巨头刘季昭勾结，准备里应外合，火并林、张。
这一天夜里，张治中住司令部二楼，肚子有点泻，不大舒适。半夜，吃了一点稀饭，穿一件夹袍，拖着睡鞋，正靠在帆布椅上休息，小舅子洪君器进来了。随即，门外响起连续的枪声。张治中以为是土匪闹事，洪君器说：“不一定，也许兵变？”洪君器一语，惊醒了张治中。他立即换穿布鞋，打开靠近城墙的后窗，由洪君器扶着，跳窗而出，躲在城墙垛缝里，看见约有一连人，打着马灯，在城墙下疾行。张治中原想问话，被洪君器制止，认为应该先把情形弄清楚再说；张治中又想着去找林旅长的亲信炮兵连长，准备劝他出来镇压叛乱。这个想法，又被洪君器制止了。
事后知道，如果当时张治中向城墙下疾行的一连人问话，不啻自投罗网，因为这一连人正奉命去捕捉林、张等“援陕派”官长的；如果去找那个炮兵连长，事情同样很糟，因为兵变初起，首先被缴械的，就是那个炮兵连。这样两个危险的念头都被洪君器制止，张治中真是要好好感谢小舅子的救命之恩。其实，张治中为旅部参谋长，职责所在，当时只想着要急于弄清情况、镇压叛乱；而洪君器的身份是贴身侍卫，职责所在，首先想的是如何确保姐夫的安全，才能向老姐交差。两个人所站的角度不同，考虑问题时，自然会有主次缓急之别。
但是，总这样躲在城墙上也不是办法，张治中想起城墙另一头有一所邮政局，局长范众渠正是自己所熟识的，何妨到那里去暂避一下。于是，洪君器扶着张治中，沿着幽幽的城墙，向邮政局走去。途中遇到一个哨兵问话，洪君器声称是“陕军司令部的”。哨兵不识张治中的庐山真面目，也就放行了。
到了邮政局，张治中从范众渠口中，才弄清这次叛乱的真相，“不仅是兵变，而且是官变”。林光斗已被叛兵打死在寓所里，叛兵正在四处搜索张治中的下落。形势是非常危急了，经过一番紧急谋划，决定由范众渠先到陕军司令部联系一下，得到陕军司令部的同意，随即由陕军参谋、保定同学林黄胄来到邮政局，将张、洪接走。
张治中一行刚到陕军司令部，团长吕镇华就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来要人了。因到处不见张治中的踪影，吕镇华估计他也许会躲到这里来。陕军的几位官长当即将张、洪藏到后楼的一间房子里，好歹将吕镇华对付过去了。在陕军司令部里住了几天，外面搜索得更急了，陕军司令部也被叛兵频频光顾。当时陕军已经回陕，陕军司令部只剩下一个空架子。陕军官长害怕了，不敢将张治中继续藏在司令部里，但从道义上又不便赶他们走，只好不断地转移藏匿地点。但是，风声一天紧似一天，陕军的胆子也是一天比一天小，最后，竟劝慰张治中：你还是出来，公开同他们谈谈吧，没有什么要紧的！
张治中警觉起来，在丝毫没有保障的情形下，所谓的“公开同他们谈谈”，不是自投罗网吗？显然，陕军顶不住叛兵的压力，不愿承担保护的责任了。张治中清楚已经不能再指望陕军的保护了，必须亟谋脱身之计，迅速离开宣汉。当时陕军正有一班伤兵准备回陕。于是，大家情急生智，当即由医官将张、洪“包装”成伤兵模样，裹在一群伤兵之中，从容地混出了城门。
逃出宣汉，到了万源。万源县长蓝懋昭是张治中认识的。到了这里，张治中松了一口气，本想把头上的白布取下来，恢复本来面目，忽然一个转念：“何妨与蓝懋昭开开玩笑。”于是，张治中走到蓝县长的宿舍外面，大声叫：“懋昭！懋昭！”屋后转出一个陌生人，说：“县长走了！”忽然看到张治中是个伤兵，立即厉声盘问：“你是什么人？”张答：“我是陕军司令部的。”那人听了这句话，又看到确是一副伤兵行头，才不再追问下去。张治中心头一惊，那人似乎是一个守株待兔的家伙，幸而自己开了一个玩笑，没有名正言顺地进去，否则就糟了。
万源也蹲不得了，张治中掉头就走。幸而出了万源，就是陕西省境。张治中找到一处与陕军司令陈树藩有关系的人家，暂且安顿住下。真是时衰鬼弄人，刚住下没几天，前方传来消息，陈树藩的军队被打败了，风声顿时紧张起来，这家人家倒也干脆，脸色一变，端茶送客，当即赶张治中走路。
这实在是一个倒霉透顶的日子，四川他已经被人家赶出来了，陕西眼看着也进不去，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川、陕边陲，哪里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呢？张治中真正体会到一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困境。想来想去，觉得只有沿着川陕边境，先走到长江的夔门再说。
沿着四川、陕西及湖北三省间的崎岖小道，张治中与洪君器遇山攀山，遇水涉水，也不记得究竟走了多少天，总之是吃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抵达夔门。所谓夔门，亦即长江瞿塘峡的西口。从这里乘船，上水则到重庆，下水则到宜昌，是为两便之地。本来，张治中一路上都在发誓：只等到了夔门，乘到船就走，决不耽搁。能乘到上水船，就去重庆；能乘到下水船，就去宜昌。这意思就是：上水下水，听天由命吧。想虽这样想，但在内心里，想去重庆的成分还多一些，希望能有一条上水船，到了重庆，向有关方面揭露叛乱真相，替林光斗伸冤。
但是，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到了夔门，上水船与下水船竟然都停靠峡口。在一起一伏的波涛里，两只船有节奏地上下动荡，似乎都在殷勤地向张治中招揽生意。命运再次跟张治中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又一次将他推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是上水，还是下水？是到重庆，还是到宜昌？张治中的那颗心，就像江面上那两条船一样，也在波涛中一起一伏地跳跃动荡。
忽然间，张治中一个转念：我为什么要到重庆？四川的情形是这样复杂，我为什么要自讨麻烦？四川军人的事情，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这样一想，张治中的思维顿时发生逆转，并且不再犹豫，当即搭了下水船，向宜昌鼓帆而去。船终于距重庆越来越远了，张治中与川军之间的“结”，也就此解开了。从此之后，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中间大致有18年之久，张治中再未踏入四川一步。四川留给他太多太多的辛酸回忆。
这一次的形状，真可以说是狼狈万状、惨不忍睹。当张治中与洪君器走到夔门时，两个人身上都只剩下一套裤褂，污秽破烂，形同乞丐。船到宜昌，换乘大轮抵达汉口，张治中与洪君器上岸之后，到处找不到旅馆住。这也难怪，两个人都没有行李，又是那一身乞丐相，一看就知道是两个穷瘪三，任两个人自吹自擂，说得天花乱坠，谁会相信呢！总算天底下容易上当的老实人还没有死绝，最后找到一个小客栈，张治中与洪君器拿出十二万分的诚恳，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老板：“千万放心，不会骗账的。”也不知道这个老板是不是真的相信，总归同意收留了。于是，张治中赶快给北京的罗天骨写信，让罗寄来200元，做衣服，结旅馆账，这才带着满心的创伤与满身的疲乏，回到老家巢湖，回到温暖亲切的“洞穴”里，平复自己的伤口，休养自己的身心去了。
其实，“宣汉事变”的幕后策划者，正是来自重庆的川军巨头。如果张治中贸然到重庆替林光斗伸冤，后果是可以想象的。十年后，张治中到了南京，遇着川军中一个深悉“宣汉事变”内幕的朋友，询问：“假使当年在‘宣汉事变’后，我到重庆，是不是会完了？”这位朋友笑着说：“恐怕是不用说了吧？”
二度入川，张治中可以说是吃足了苦头，而且差一点死于川军的阴谋与内讧之中。多少年以后，张治中想起“宣汉事变”，心里都还是不寒而栗，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所经历的大危险，但未尝不可以说是他生平第一次所经历的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