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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被分发到安武军的一个哨所（连队）见习，驻地在安徽蒙城的一个小镇。小镇之哨留给张治中的第一印象，就是想象不到的落后与无知。这里的哨官（连长）、哨长（排长）都是老粗，一切都是粗放式经营，平时谈不上有什么教育训练。张治中见习期间，终日无所事事，只有看书散步而已，日子实在是过得平淡无聊。不过，老粗们兴之所至，有时也叫学生官上上课，或是画一幅防剿土匪的地形图，或是做一个警戒配备计划等。张治中等人自然是手到擒来，很轻松地完成了。但在老粗们看来，无不啧啧称奇、大开眼界，佩服得了不得。言语之间，对他们也就更加尊崇客气。
小镇之哨留给张治中的第二印象，就是想象不到的野蛮与残酷。士兵小有过失，哨官立命将其按倒在地，操起军棍，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阵乱打，不打得士兵头破血流，绝不罢休。一次，哨官觉得一个小头目看着碍眼，喝命开打，顿时，屁股上、大腿上，一块肉一块肉地横飞，小头目狂嚎惨叫，其状不忍目睹；而观打之人，无不胆战心惊、叹气腿软。
小镇之哨留给张治中的第三印象，就是想象不到的腐败与愚昧。每天，官长除了赌钱，还是赌钱，吃过饭，桌子一拖，说是开赌，好像上课出操一样，雷打不动。张治中等人既不能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又不愿与之同流合污，闲极无聊时，也就站到他们身后“观战”。
对于张治中等军校见习生来说，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当初，为了追求民主、自由与进步，为了抵制那四十军棍，保定军校的学生曾经闹出那么大的一次风潮。现在，这些自命不凡的骄子们，面对这里的无知、野蛮和腐败，面对成百上千的军棍，竟然不敢公开发出一句谴责，更不敢公开出面制止。当初，他们蔑视权威，蔑视专制，不要说低能校长王汝贤不在他们眼里，就是威风不可一世的袁世凯，他们也敢横眉冷对；而现在他们面对的只是几个老粗哨官，就已经噤若寒蝉、诚惶诚恐；武昌预校的那种指点江山的抱负没有了，保定军校的那股激昂慷慨的豪情也没有了，有的只是可怕的麻木、平庸和堕落。革命不是成功了么？皇帝不是推翻了吗？为什么这里的一切，都还与君主专制统治下的封建时代无异？在安徽蒙城的那个小镇之哨，张治中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与无能，更感到过去那些抱负的不切实际与口号的空洞苍白。张治中深深地陷入彷徨与苦闷之中，他只盼着六个月的见习期早日期满，能另寻一个出路。
然而，张治中终于没有等到这一天，等来的却是各省督军造反的消息。1917年夏，大总统黎元洪与内阁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段总理主张对德宣战，黎总统不赞成。段兼陆军总长，得到“有枪阶级”的拥护；但是，黎有国会支持，两院拒绝通过段案。内讧是愈演愈烈了，终于到了不能调和的一天，黎总统下令免去段总理职，段总理则嗾使“有枪阶级”闹事。于是，各省督军纷纷宣布独立，逼黎总统解散国会，恢复段内阁。有“辫帅”之誉的安徽长江巡阅使张勋看出这是一个复辟帝制的机会，乘机上演了一幕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丑剧，打出调停黎、段之争的旗帜，由徐州拥兵入京。安徽督军倪嗣冲也想火中取栗，宣布誓师北伐，统率他的烂队伍北上“勤段”，张治中所在的那个小镇之哨也接到了奉命开拔的命令。
张治中再一次站到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若随安武军北上，不啻是加入了督军造反阵营，无疑是附逆之举；况且，跟着这种烂队伍走下去，抛弃理想，自毁前程不说，也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可是，如果要离开这支烂队伍，势必得不到批准，而且一样会有生命危险；再说，离开队伍之后，又能到哪里去呢？这几天当中，张治中真是痛苦极了。
反复权衡利弊的结果，张治中终于下了最大的决心，上策还是一个“走”字，先脱离这个烂队伍再说。于是，张治中以请假休息作掩护，偷偷溜到蚌埠，再换乘火车，直奔上海；到了上海之后，这才写信回去，声称不能再回营了。据后来有人告诉张治中，营里接到张治中的信，曾通过北京陆军部，对他予以通缉。
这是张治中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三次选择。第一次是脱离吕德盛号货栈，主动放弃了高级伙计的生活，走上了到处求学的流浪生活；第二次是脱离了扬州巡警所，主动放弃了晋升巡长的希望，走上了投身辛亥革命的斗争生活；第三次就是这次主动脱离安武军。后来的事实证明，一起到安武军见习的保定学生共有40多人，毅然出走的只有张治中一人最终奔赴广东，投身南方革命去了。其余的同学都被安武军拖下了水，不是死于非命，就是活于非义，大都成为反动落后势力的殉葬品，实在可惜。
张治中毅然脱离安武军的实践证明，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一定要慎之又慎，要有自己的判断和主见，不能糊里糊涂，随其波逐其流，为落后势力去做无谓的牺牲。张治中的成功，正在于他不是一个身体发达、头脑简单的丘八，而是一个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判断力，善于在关键时刻把握自己命运的政治军人。
张治中抵达上海，从南北方面分别听到两个消息。北方的消息是：张勋入京复辟后，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赶走辫子军，赢得“再造共和”的美名，却反对恢复国会；南方的消息是：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依靠滇、桂军事力量，成立“军政府”，与段氏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礼，力图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史称“护法运动”。
张治中没有任何犹豫，便决定去广东，参加革命的护法运动。
巧合的是，张治中在滞留上海期间，正好遇到了“三圣七贤”阵营的同学郭孔彰。郭准备与张同赴南方护法，不料却被张制止了。张的理由是：南方的革命未必有绝对成功的把握，不幸而失败，岂不是被“一网打尽”；其实，两个人何必都在一棵树上吊死，四川这么大这么重要的地方，郭回到原籍发展，不患英雄无用武之地。如果“各人去打天下，无论哪一个有了成就，将来再会合起来干一番事业，岂不最好”！郭见张说得振振有词，也就同意了。
孰料此次分手，竟成永别。郭回到四川当营长，日后消息传来，郭不幸阵亡于遂宁。张治中为之追悔莫及，哀痛莫名，认为以郭的学问、人格和抱负，其成就或许在自己之上，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其实，也不能说张的主张不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一期同学蒋介石和张群从日本回国，保定军校第二期同学熊式辉、刘峙、陈继承在毕业之后，都曾有“分途打天下”的奋斗策略，以免一损俱损。可见，在当时，这是许多有野心的年轻军人的一般风气，只是郭同学命运不佳罢了。郭氏死后三年，张到四川，曾哭奠故友坟墓；又20年后，张再入四川，复为之修墓立碑，撰文志哀。
郭同学回师四川，没有能打下一片天下；张同学出师广东，也没有能打出一个地盘。张治中到了广州之后，先是等候录用，但是并没有结果。一等再等之下，连吃饭也成问题；后来总算随几位江西籍的保定同学，来到江西籍旅长伍毓瑞的滇军第四师第八旅，挂了一个旅部上尉差遣的名义。所谓“差遣”，也就是“备取”的意思，闲职一个。不过，备取的次数多了，也就慢慢地看出了一些门道。备取期间，张治中发现旅部勤务兵大都无所事事，灵机一动之下，决定对这些勤务兵施以训练。于是，先是三四人，继之五六人，渐渐地竟达到四五十人之多。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这些勤务兵知进退、懂礼节、精神好、有纪律。旅长伍毓瑞看了，大为开心，下令再凑合六七十人，编成旅部警卫队，交张治中训练。不用说，张治中被派为队长，“备取”而成“正取”了。虽说旅部警卫队是一支乌合之众，然张治中却是第一次统率队伍，也是他开始练兵的发端。
不久，滇军第四师加盟孙总理发动的征闽战役，张治中随伍旅征战福建。是役，张治中指挥灵活，颇得伍旅长赏识，次第由队长而连长，再由连长而营长，成为伍旅的一员大将。征闽战事结束，滇军第四师改编为援赣第四军，张治中这一营次第驻防诏安、梅县、潮州等地。但因广州方面的桂系军阀阳为护法，阴为专权，以武力强迫改组军政府，改大元帅一长制为合议制，迫使孙总理愤辞大元帅职，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据此，桂系调动大军，乘势解决驻粤其他各军，一夜之间，将驻防潮州的援赣第四军包围缴械，活捉滇军所有官长。幸而桂系法外施仁，网开一面，宣布官长一律解职，强迫上船，礼送出境。这是发生在1920年的事情。前后算起来，张治中这次客串滇军计三年有余，除了增长了不少练兵、打仗方面的实践经验之外，其他方面一事无成。
潮州缴械，幸而生还，张治中似乎还不死心。他从汕头回到上海，还是不断打听广东方面的情形，希望能再度赴粤发展。幸得一位叫罗天骨的四川朋友，介绍张到吕超的川军第五师工作。川军吕师是一支与孙总理保持密切联系的部队，郭孔彰当年就是在这个师不幸阵亡的；师长吕超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为张治中的前辈学长。因着这几层原因，张治中决定接受罗的提议，来到四川绵阳吕师，被委为师部少校参谋。比起三年前初任滇军第八旅上尉差遣来说，总算是进了一步，这是令张聊以自慰的地方。
实在说起来，张治中也真是没有运气。当时的四川，正是一个群雄并起、蜀中大乱的战国年代，“有枪就是草头王”，那是一点不错的。张治中入川伊始，正是吕超联合唐继尧发动“倒熊（克武）运动”的时候。唐是川滇黔联军总司令，大西南的“一号人物”，驻地重庆；熊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大四川的“一号人物”，驻地成都。大四川的“一号人物”不敌大西南的“一号人物”，熊总司令很快被赶出成都，论功行赏，唐总司令拔吕师长为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川军总司令，吕超又成为大四川的“一号人物”。于是，张治中随着这位吕副总司令，从绵阳来到成都，荣升副官处总务科科长。
但是，在成都，张科长的板凳还没有坐热，熊部大将刘湘就已经率领川军第二军打来了，滇军不能支持，只好落荒而逃，刘湘又成为四川的“一号人物”。滇军逃走了，刘湘不肯放过吕超，继续对吕军穷追猛打。这一次，张治中可是吃够了苦头。随着吕超的残兵败将，张治中一退简阳，再退泸州，三退重庆。吕军一路猛退，刘军一路猛追。到了重庆，吕超还想率残部潜逃川东山区，伺机再谋发展。不过，以张治中的军事眼光，已经看出吕军这堆“死灰”难以“复燃”了；再说，自己一个外籍人人生地不熟的，一旦吕军被刘军剿散，自己何以图存？于是，张趁势向吕超提出：“我可以回去吧？”吕觉得张这样跟着走下去，也是一个赘疣，也就允许了。张当即从重庆乘船，扬长出川。第一次入川，就此铩羽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