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被分发到安武军的一个哨所(连队)见习,驻地在安徽蒙城的一个小镇。小镇之哨留给张治中的第一印象,就是想象不到的落后与无知。这里的哨官(连长)、哨长(排长)都是老粗,一切都是粗放式经营,平时谈不上有什么教育训练。张治中见习期间,终日无所事事,只有看书散步而已,日子实在是过得平淡无聊。不过,老粗们兴之所至,有时也叫学生官上上课,或是画一幅防剿土匪的地形图,或是做一个警戒配备计划等。张治中等人自然是手到擒来,很轻松地完成了。但在老粗们看来,无不啧啧称奇、大开眼界,佩服得了不得。言语之间,对他们也就更加尊崇客气。
小镇之哨留给张治中的第二印象,就是想象不到的野蛮与残酷。士兵小有过失,哨官立命将其按倒在地,操起军棍,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阵乱打,不打得士兵头破血流,绝不罢休。一次,哨官觉得一个小头目看着碍眼,喝命开打,顿时,屁股上、大腿上,一块肉一块肉地横飞,小头目狂嚎惨叫,其状不忍目睹;而观打之人,无不胆战心惊、叹气腿软。
小镇之哨留给张治中的第三印象,就是想象不到的腐败与愚昧。每天,官长除了赌钱,还是赌钱,吃过饭,桌子一拖,说是开赌,好像上课出操一样,雷打不动。张治中等人既不能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又不愿与之同流合污,闲极无聊时,也就站到他们身后“观战”。
对于张治中等军校见习生来说,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当初,为了追求民主、自由与进步,为了抵制那四十军棍,保定军校的学生曾经闹出那么大的一次风潮。现在,这些自命不凡的骄子们,面对这里的无知、野蛮和腐败,面对成百上千的军棍,竟然不敢公开发出一句谴责,更不敢公开出面制止。当初,他们蔑视权威,蔑视专制,不要说低能校长王汝贤不在他们眼里,就是威风不可一世的袁世凯,他们也敢横眉冷对;而现在他们面对的只是几个老粗哨官,就已经噤若寒蝉、诚惶诚恐;武昌预校的那种指点江山的抱负没有了,保定军校的那股激昂慷慨的豪情也没有了,有的只是可怕的麻木、平庸和堕落。革命不是成功了么?皇帝不是推翻了吗?为什么这里的一切,都还与君主专制统治下的封建时代无异?在安徽蒙城的那个小镇之哨,张治中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与无能,更感到过去那些抱负的不切实际与口号的空洞苍白。张治中深深地陷入彷徨与苦闷之中,他只盼着六个月的见习期早日期满,能另寻一个出路。
然而,张治中终于没有等到这一天,等来的却是各省督军造反的消息。1917年夏,大总统黎元洪与内阁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段总理主张对德宣战,黎总统不赞成。段兼陆军总长,得到“有枪阶级”的拥护;但是,黎有国会支持,两院拒绝通过段案。内讧是愈演愈烈了,终于到了不能调和的一天,黎总统下令免去段总理职,段总理则嗾使“有枪阶级”闹事。于是,各省督军纷纷宣布独立,逼黎总统解散国会,恢复段内阁。有“辫帅”之誉的安徽长江巡阅使张勋看出这是一个复辟帝制的机会,乘机上演了一幕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丑剧,打出调停黎、段之争的旗帜,由徐州拥兵入京。安徽督军倪嗣冲也想火中取栗,宣布誓师北伐,统率他的烂队伍北上“勤段”,张治中所在的那个小镇之哨也接到了奉命开拔的命令。
张治中再一次站到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若随安武军北上,不啻是加入了督军造反阵营,无疑是附逆之举;况且,跟着这种烂队伍走下去,抛弃理想,自毁前程不说,也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可是,如果要离开这支烂队伍,势必得不到批准,而且一样会有生命危险;再说,离开队伍之后,又能到哪里去呢?这几天当中,张治中真是痛苦极了。
反复权衡利弊的结果,张治中终于下了最大的决心,上策还是一个“走”字,先脱离这个烂队伍再说。于是,张治中以请假休息作掩护,偷偷溜到蚌埠,再换乘火车,直奔上海;到了上海之后,这才写信回去,声称不能再回营了。据后来有人告诉张治中,营里接到张治中的信,曾通过北京陆军部,对他予以通缉。
这是张治中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三次选择。第一次是脱离吕德盛号货栈,主动放弃了高级伙计的生活,走上了到处求学的流浪生活;第二次是脱离了扬州巡警所,主动放弃了晋升巡长的希望,走上了投身辛亥革命的斗争生活;第三次就是这次主动脱离安武军。后来的事实证明,一起到安武军见习的保定学生共有40多人,毅然出走的只有张治中一人最终奔赴广东,投身南方革命去了。其余的同学都被安武军拖下了水,不是死于非命,就是活于非义,大都成为反动落后势力的殉葬品,实在可惜。
张治中毅然脱离安武军的实践证明,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一定要慎之又慎,要有自己的判断和主见,不能糊里糊涂,随其波逐其流,为落后势力去做无谓的牺牲。张治中的成功,正在于他不是一个身体发达、头脑简单的丘八,而是一个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判断力,善于在关键时刻把握自己命运的政治军人。
张治中抵达上海,从南北方面分别听到两个消息。北方的消息是:张勋入京复辟后,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赶走辫子军,赢得“再造共和”的美名,却反对恢复国会;南方的消息是: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依靠滇、桂军事力量,成立“军政府”,与段氏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礼,力图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史称“护法运动”。
张治中没有任何犹豫,便决定去广东,参加革命的护法运动。
巧合的是,张治中在滞留上海期间,正好遇到了“三圣七贤”阵营的同学郭孔彰。郭准备与张同赴南方护法,不料却被张制止了。张的理由是:南方的革命未必有绝对成功的把握,不幸而失败,岂不是被“一网打尽”;其实,两个人何必都在一棵树上吊死,四川这么大这么重要的地方,郭回到原籍发展,不患英雄无用武之地。如果“各人去打天下,无论哪一个有了成就,将来再会合起来干一番事业,岂不最好”!郭见张说得振振有词,也就同意了。
孰料此次分手,竟成永别。郭回到四川当营长,日后消息传来,郭不幸阵亡于遂宁。张治中为之追悔莫及,哀痛莫名,认为以郭的学问、人格和抱负,其成就或许在自己之上,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其实,也不能说张的主张不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一期同学蒋介石和张群从日本回国,保定军校第二期同学熊式辉、刘峙、陈继承在毕业之后,都曾有“分途打天下”的奋斗策略,以免一损俱损。可见,在当时,这是许多有野心的年轻军人的一般风气,只是郭同学命运不佳罢了。郭氏死后三年,张到四川,曾哭奠故友坟墓;又20年后,张再入四川,复为之修墓立碑,撰文志哀。
郭同学回师四川,没有能打下一片天下;张同学出师广东,也没有能打出一个地盘。张治中到了广州之后,先是等候录用,但是并没有结果。一等再等之下,连吃饭也成问题;后来总算随几位江西籍的保定同学,来到江西籍旅长伍毓瑞的滇军第四师第八旅,挂了一个旅部上尉差遣的名义。所谓“差遣”,也就是“备取”的意思,闲职一个。不过,备取的次数多了,也就慢慢地看出了一些门道。备取期间,张治中发现旅部勤务兵大都无所事事,灵机一动之下,决定对这些勤务兵施以训练。于是,先是三四人,继之五六人,渐渐地竟达到四五十人之多。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这些勤务兵知进退、懂礼节、精神好、有纪律。旅长伍毓瑞看了,大为开心,下令再凑合六七十人,编成旅部警卫队,交张治中训练。不用说,张治中被派为队长,“备取”而成“正取”了。虽说旅部警卫队是一支乌合之众,然张治中却是第一次统率队伍,也是他开始练兵的发端。
不久,滇军第四师加盟孙总理发动的征闽战役,张治中随伍旅征战福建。是役,张治中指挥灵活,颇得伍旅长赏识,次第由队长而连长,再由连长而营长,成为伍旅的一员大将。征闽战事结束,滇军第四师改编为援赣第四军,张治中这一营次第驻防诏安、梅县、潮州等地。但因广州方面的桂系军阀阳为护法,阴为专权,以武力强迫改组军政府,改大元帅一长制为合议制,迫使孙总理愤辞大元帅职,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据此,桂系调动大军,乘势解决驻粤其他各军,一夜之间,将驻防潮州的援赣第四军包围缴械,活捉滇军所有官长。幸而桂系法外施仁,网开一面,宣布官长一律解职,强迫上船,礼送出境。这是发生在1920年的事情。前后算起来,张治中这次客串滇军计三年有余,除了增长了不少练兵、打仗方面的实践经验之外,其他方面一事无成。
潮州缴械,幸而生还,张治中似乎还不死心。他从汕头回到上海,还是不断打听广东方面的情形,希望能再度赴粤发展。幸得一位叫罗天骨的四川朋友,介绍张到吕超的川军第五师工作。川军吕师是一支与孙总理保持密切联系的部队,郭孔彰当年就是在这个师不幸阵亡的;师长吕超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为张治中的前辈学长。因着这几层原因,张治中决定接受罗的提议,来到四川绵阳吕师,被委为师部少校参谋。比起三年前初任滇军第八旅上尉差遣来说,总算是进了一步,这是令张聊以自慰的地方。
实在说起来,张治中也真是没有运气。当时的四川,正是一个群雄并起、蜀中大乱的战国年代,“有枪就是草头王”,那是一点不错的。张治中入川伊始,正是吕超联合唐继尧发动“倒熊(克武)运动”的时候。唐是川滇黔联军总司令,大西南的“一号人物”,驻地重庆;熊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大四川的“一号人物”,驻地成都。大四川的“一号人物”不敌大西南的“一号人物”,熊总司令很快被赶出成都,论功行赏,唐总司令拔吕师长为川滇黔联军副总司令、川军总司令,吕超又成为大四川的“一号人物”。于是,张治中随着这位吕副总司令,从绵阳来到成都,荣升副官处总务科科长。
但是,在成都,张科长的板凳还没有坐热,熊部大将刘湘就已经率领川军第二军打来了,滇军不能支持,只好落荒而逃,刘湘又成为四川的“一号人物”。滇军逃走了,刘湘不肯放过吕超,继续对吕军穷追猛打。这一次,张治中可是吃够了苦头。随着吕超的残兵败将,张治中一退简阳,再退泸州,三退重庆。吕军一路猛退,刘军一路猛追。到了重庆,吕超还想率残部潜逃川东山区,伺机再谋发展。不过,以张治中的军事眼光,已经看出吕军这堆“死灰”难以“复燃”了;再说,自己一个外籍人人生地不熟的,一旦吕军被刘军剿散,自己何以图存?于是,张趁势向吕超提出:“我可以回去吧?”吕觉得张这样跟着走下去,也是一个赘疣,也就允许了。张当即从重庆乘船,扬长出川。第一次入川,就此铩羽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