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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真是不走运，本已煮熟的鸭子，眼看又要飞走了。
入伍生团的学生，兴致勃勃地从南京北行，不料刚到保定，风波顿起，保定方面对他们的学生资格提出质疑，坚决要求军校取消南京入伍生团的入学资格。原因在于：按清末民初陆军学校的一套制度，必须从陆军小学到陆军中学，再到陆军军官学校，台阶式的一级一级上来。也就是说，进入陆军军官学校之前，必须先接受三年陆军小学与两年陆军中学的教育。事实上，前清仿效日本陆军学校教育制度，仅在全国十八行省和京师（北京）各设一所陆军小学，另在北京、西安、武昌、南京各设一所陆军中学。学校就这么几所，学员入学要受到严格限制，是可以想见的。1906年，张治中报考安庆陆军小学时，巢县仅分到一个名额，就是这个道理。当时，陆军小学招生，不但政治上要考察祖宗三代，而且文化上要具备六年高级小学程度。这样算来，军官学校的学生，首先必须具有十一年的学业资历。年限是这样的长，资历是这样的深，条件又是这样的苛刻，以军校正统派的眼光看来，南京入伍生团抄了这么大的一个捷径，企图一步登天，自然是不合这个资格的。
主张对入伍生团的学生资格进行甄别的提议，得到北京政府陆军部那班保守官僚的支持，于是，反对合并的声浪一时甚嚣尘上；而颇具光复斗争传统的南京学生，则坚持非合并不可，两派斗争进入白热状态。正在这个时候，北京陆军部作出决定，将在北京清河和武昌南湖设两个陆军军官预备学校，清河预校收容陆军小学毕业或陆军中学肄业的学生，南湖预校收容南京入伍生团的学生。显然，这是一个倾向正统派意见的方案，但未尝不可以说是一个折中的主张。因此，消息传到保定，一部分合并派也认为可以接受这一方案，主张不力争合并了，这当然是一个投降主义的论调。张治中听说预备学校将注重科学教育，觉得很对自己的胃口，也就加入了不主张力争合并的投降派队伍。
但是，陆军部的决定，投降派的主张，只是更加坚定了铁杆合并派的立场，他们商量的结果，决定再向陆军部递交一份呈文，要求陆军部维持原议。有意思的是，张治中成了投降派，但铁杆合并派开会抗争的时候，却叫他起草呈文，原因是他的文笔好。而张治中居然接受合并派的意见，且写作时一点不含糊，为之绞尽脑汁，找出很多理由为之辩护，铁杆合并派一致认为呈文写得情文并茂、理直气壮，是一篇好文章。只是，情文并茂、理直气壮的呈文，并未能打动北京陆军部，分校教育的决定终于下来了。1912年冬，南京入伍生团的学生垂头丧气地从保定南迁武昌，利用前清陆军第二中学的原址，正式创立陆军军官第二速成预备学校。不过，通过发生在保定军校的这场合并与分校的风波，可以看出在张治中身上，不但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灵活与折中，有着善与环境合作的宽容与弹性，更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善于接受不同意见的大局观。事实上，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基本品质，这才为铸造一代“和平将军”奠定了基础。
军校生活虽然艰苦，但对于曾经落泊江湖的张治中来说，不啻是进了天堂。衣服由学校当局发给，吃的是四菜一汤，另外每月还有两元津贴，用于购买信纸、书籍和牙粉等日常生活用品。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张治中觉得自己没有理由不安分守己、刻苦学习。于是，自进入武昌预校后，张治中学习非常刻苦。
不过，张治中毕竟没有进过新式学堂，所接受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在各门功课中，能够兜得转的是国文和史地，代数和理化也还能对付，至于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三角等，简直是如学天书，虽加倍地用功，也还是事倍功半，未免太吃力了。另有一门图画课，张治中自己想起来，也未免感到可笑。老师出了一个题目，要每个学生画一幅画。张治中倒也不觉得有多难，先画两笔，表示这就是巍巍的喜马拉雅山；继画两笔，表示这是喜马拉雅山上的纪念碑；再题了一行大字：“大中华民国战胜纪念碑”，表示一种雄视欧亚的气魄。于是，张治中得意地交卷了。图画老师接过去，看了看，笑一笑，打一个圈，慷慨地送给张治中一个“大鸭蛋”。
至于说到逻辑学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公式，张治中看到就头疼，实在没有好办法对付，于是考试时，只好坦白地交一张白卷。教授逻辑学的老师是四川人，川人的天性是幽默的，他不肯送一只“大鸭蛋”给张治中，而是批了三个大字：“好极了！”这个批语让做学生的张治中一生都没有想明白，老师的用意何在？
让张治中着迷的是德文课。当时，德国陆军是世界驰名的军队，学陆军自然不可以不学德文。于是，张治中的德文成绩在班上稳居甲级。但是，与德文课比较起来，更让张治中着迷的是德文授课老师格拉塞先生。格拉塞先生亲切、简朴、勤奋、敬业的精神，给张治中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的确代表了日耳曼民族那种做事认真负责的优秀品质。格拉塞住在距学校几里远的地方，每天上了课回去吃饭，吃了饭再来上课；夏天走得大汗淋漓，跨进学校大门，就往课堂上走，毫不休息。在整整两年中，格拉塞先生没有迟到，没有早退，而且教授方法非常好，普遍受到学生欢迎。张治中坦白地认为格拉塞是学校里唯一他看得起的一位老师。20年后，张治中选择德国作为学习考察的国度；回国后，并亲自训练组建了一支德式教导师，不能不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格拉塞先生影响的结果。
武昌南湖预校时期，对张治中影响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为老师格拉塞，一为同窗郭孔彰。郭氏本是北京师范大学堂的学生，光复前就参加了京津同盟会，可以说是一个“地下党”了。郭之厕身于武昌南湖预校，是为掌握武装而来。就学历水平而言，郭出身于名牌大学，张出身于乡村私塾，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不过，两个人在当时都是悲歌慷慨的热血青年，自命不凡，志气宏远，全身心都充斥着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的英雄主义情结，一望而知，是那种“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的枭雄气象。
气质的相投，志趣的相近，以及野心的合拍，使郭、张一见如故，顿成知交。在郭孔彰的影响下，张治中越发喜读名人传记或修养方面的书籍，诸如《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宋儒学案》、《中国历代名臣言行录》、《饮冰室文集》等，为之爱不释手，反复欣赏。在书中那些大人物的影响下，郭、张常在一起议论国事，畅谈抱负，大发感慨，正是“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横绝四海”。
那个时候，以郭、张为中心的几个同学，被一般同学戏称为“三圣七贤”。郭、张亦以“圣贤”自居，对于一些不肯用功或不问国事的同学，常以严词斥责，甚至与其断绝来往。为此，不少同学常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语对郭、张进行揶揄。事实上，这个时候的张治中，由于脑子里充满了政治野心，不但对一般同学不放在眼里，就是对家庭亲情等也看得十分淡漠了。父亲张桂徵到武昌来看他，在南湖校园里匆匆一面，天色已晚，父亲意犹未尽，意欲在校旁小饭店借宿一宵，与儿子拉拉家常，问问情况。但儿子对此不感兴趣，以饭店不是旅馆为借口，坚催父亲立即回去。父亲没有办法，提出当晚渡江到汉口，住到一个朋友家里，儿子则答应次日去看望父亲。但到了第二天，儿子早将这件“小事”忘到爪洼国里去了。恰因父亲一路风寒，外加感情抑郁，在汉口大病了两三天，久盼儿子不至，只得扶病回家。事后，张治中从父亲的来信中知道此事，一时深感愧疚，因从此再无弥补的机会，以至引为毕生遗憾。
1914年冬季，张治中从武昌预校毕业，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入校伊始，照例是先完成六个月的入伍生训练，但连队官长看到他们是“学富五车”的读书人，对他们十分客气，不但安排他们住单独的房子，而且安排单独的伙食，训练方面更是听之任之，并不苛求。如此，张治中等人也就把客气当福气，每天看看书、聊聊天，偶尔上上操，与兵同练一下。也许正是这种备受尊崇的军校入伍生生活，使他们充分体验到军校人才的优越地位，从而在潜意识中开始滋生了从事军校教育的热望。以至就在这个入伍生连里，竟出现了两个著名的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与徐培根。20多年后，张治中出任中央军校教育长长达十年；30年后，徐培根出任陆军大学教育长长达九年。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徐培根更是两度出任台湾国民党“国防大学”校长，出任台湾国民党“国防研究院”教育长十年之久，很可以称为国民党的军事教育专家了。
六个月的军校入伍生生活竟然这样轻松惬意地度过去了，对于张治中来说，如果不是家庭突遭不幸，简直就是神仙般的生活了。此间，张治中的父母相继去世，以至来回奔丧，前后达一个多月。张性纯孝，由此而在心理上形成的创伤与失衡，则远不是六个月的入伍生阶段所能抚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