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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发纸币，无疑是饮鸩止渴，不但加速了货币贬值的步伐，也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混乱。最终的后果，只是导致了中央银行信用的彻底崩溃，从而彻底埋葬了广州政府中央银行。事实上，在湘、鄂、赣三省的市面上，商民因手中持有的中央银行纸币，既不能及时地兑换成现金，又不能购买到相应的物资，从而对纸币的信用产生极大的怀疑，从银行到商民亦据此拒绝接受纸币。于是，极大地妨碍了中央银行纸币在市面的流通，并引起市面的恐慌与金融市场的混乱。
这样一个局面，在财政部长宋子文看来也许早在意料之中；但在总司令蒋介石看来，未免就有点始料不及。不过，军人不但有军人的手段，也有军人的思维。站在蒋总司令的角度，商民拒绝使用中央银行的纸币并不是中央银行信用不好，而是有奸商在操纵金融市场。这当然是一个极好的借口。为此，蒋总司令发出布告：严禁奸商操纵金融！“照得中央银行，自民十在粤东设立，准备十足现金，代理国库发行票币，历年流通两粤，信用极为昭著”云云。这确是一个实情，不过，这是老早以前的事了。“徒以军事纷繁，大局尚未大定，不克于各发行地点，设立分行，十足兑现，此本总司令对于民众不得不引为内疚者。”这是蒋总司令的歉意，其实只是一个掩饰。“现在政府北迁，举凡军、财、民事各项大计，无不力谋整顿，而于中央票币，尤特别注意。凡我商民人等，其各体此意，一律收用，藉纾政府之财力，表示军民合作之精神。党国前途，实利赖之。自所布告之后，如再有奸商不明大义，从中操纵，希图短折，或拒绝不收，一经查出，定当从严惩办，决不姑宽。除令行湖北财政处，转饬各征收机关，于人民完纳正杂附税，一律收用，并函知武汉商会通知各行商知照外，为此出示晓谕，仰商民人等一体凛遵，毋违。”这是一个严厉的警告。一切都透示了军方的决心，对于中央银行纸币的流通将以最严厉的手段加以保护。
尽管蒋总司令与宋部长之间仍是有电报往来，不断地交涉军饷的接济问题。蒋总司令也还是不断叫穷，北伐军队也还是不断闹钱荒；但是，10月份的难关总算是捱过去了。不过，这一次的过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滥发纸币，庞大军费开支的负担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转移到湘、鄂、赣三省的商民头上，南方政府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中央银行的信用。宋子文一手创建并引为骄傲的广州中央银行，就这样被蒋总司令从釜底抽了薪。好在广州国民政府已经决定北迁武汉，广州中央银行垮台了还可以再建一个武汉中央银行么！这就是从武汉国民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中央银行都只好重打锣鼓另开张而不能前后继承的苦衷。
其实军饷供应不足，财政部的经费匮乏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国民革命军编制扩充太快，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北伐誓师时，国民革命军只有八个军。几个月后，已经扩编到14个军。而且，各军无不利用北伐之机，通过俘获的大批人枪拼命扩充队伍，更给军饷的供应带来了最大的难度。此外，在军队饷费供应环节上，也存在着数不尽的漏洞和弊病。
军饷供应的基本原则，是基于各军的编制与兵员。可是，当时各军的编制与兵员根本就是一本糊涂账。不要说财政部长宋子文弄不清楚，就是总司令蒋介石也是一个弄不清楚。蒋坦白承认：“现在兵额扩充，弄得各军没有一个统计，没有实在的数目”；并说：“现在各军因为没有统计，算起饷来，报销得很大，弄得军需处不敢催他报销，一报销便没有限制。各军的临时经常费，大致都已发给，但他们另外还有什么费，不能照数目来分配，并且拿经常费用在旁的地方，弄得经常费以外，还要来领划定在饷项里的数目。”这是一个大致的情形。
本来，军饷的供应不足，已经对前方的军事构成了严重的问题；而供应不足的军饷又不能有效使用，更是互为因果、相激相荡。当时，各军都时有闹饷事件发生。11月下旬，第三军与第七军都曾发生十分严重的士兵闹饷事件。事后查明，并不是宋子文没有发饷，而是在军饷下发之后被各级官长一层层的拦截克扣始终不能及时发到士兵手中，或是根本就发不到士兵手上。
对于这样一个情形，蒋在主持孙总理纪念周时曾痛切说道：“在江西各军，到总部所支去的伙食和饷额，照预算统统足够的，除了伙食之外，总可以有钱多。对于士兵生活，虽不能十分改良，至于伙食的津贴，一定不会不够的。”“领到的钱，不能发给士兵，这一点是我军很大的污点。”可见，总司令对当时的实际情形不是不清楚。两天后，蒋获悉第二师四团机枪八连连长与党代表吃空额数月之久即下令第二师师长刘峙：“如果查有实据，研审明确，毫无虚诬之处，应就地枪决，勿稍枉纵。切切。”不能不用杀鸡儆猴的老手段，给这些家伙一个切实的惩戒。
事实上，国民革命军的腐败绝不仅仅是下层的问题。革命军的北伐大业尽管是一个正义的事业，国民军旗下的部队尽管说是一支革命军队，但这是相对于北洋军队而言。就国民军自身而言，各级军官的腐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北军比较，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其实，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大都由地方军阀易帜改编而成，仅仅旗号一换，摇身一变的封建军阀就成了令人尊敬的革命领袖，岂非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了！
政府财政经费的严重匮乏，各路“革命军阀”的乘机扩军，各级军官的贪污腐败，无不加剧了军饷供应不足的紧张局面。结果，军饷问题始终成为北伐期间的一个严重问题。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宋子文在蒋介石的高压下通过增发纸币来扩大军饷的供应其实只是一个饮鸩止渴的办法。结果，10月份的军饷通过滥发纸币勉强对付过去了。但是，到了11月间，由于湘鄂赣等省的中国银行分行及代理处所收兑的中央银行纸币已经越来越多，又不能及时兑换成现金，不免使中国银行大起恐慌，不得不宣布将湘、鄂、赣等省的分行及代理处收束停业，以此拒绝接受中央银行纸币，以防止被宋子文套去更多的现金。
中国银行中途撤逃了，而宋子文又迟迟不肯在各地设立中央银行分行及兑换处，造成北伐军或商民拿着中央银行纸币到处找不到银行兑换成现金，顿使中央银行纸币的信用发生极大问题，亦使北伐军在使用上发生极大困难。
国民政府的北伐战事，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却在一天天走向崩溃。不但多年积累起来的财政实力已经被彻底掏空；而且多年建立起来的政府信用亦已经被彻底破坏。当时，没有人能比宋子文更清楚财政金融形势的糟糕局面。面对这样一个没顶之灾，宋已经别无选择，只有彻底抛弃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财政金融方面实行他的“三不”政策。
面对在湘鄂赣各省兑现现金的压力，面对已经囊空如洗的中央银行金库，宋子文清楚仅凭财政当局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中央银行纸币的信用，惟有坐视不理听其自生自灭了。当初，蒋总司令不是夸下海口么：“中行关系政府根本，关怀岂独兄一人……此事当由中正负责，决不摇动本行。”既如此，就让他去负责吧！11月间，中央银行就已经接到宋的密令不再向湘、鄂、赣各省的分行及兑换所补充现金。面对源头的枯竭，面对潮涌而来的兑换压力，各分行及兑换所不得不高挂“免兑牌”。这是宋子文的“一不”政策。
广东税赋的征收，公债的发行，都已经接近枯竭；滥发的中央银行纸币，在商民中不断丧失信用；国民政府又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以应付财政困难，各军的饷项供应不免是嗷嗷待哺，成了极大的问题。财政当局既无力负责不得不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放弃财政统一政策，同意军队坐地征收，就地筹措。据此，11月底财政部发出第一个通知，同意驻防福建的第一军自行就地筹措饷项。自12月1日起，财政部对该军停止支付军饷。这是宋子文的“二不”政策。
不但今后的军饷财政部无法供应，就是原先积欠各军的巨额军饷财政部亦“无力担负”。湖北方面，11月各军饷项不能发到一半，各军欠项已达百余万。第七军11月份的伙食费应拨40万元，欠款达30万元。宋子文声明，所欠军饷将不再补足。12月底，宋子文更是痛痛快快地表示，因财政困难上月与本月旧欠伙食概不发给。这是宋子文的“三不”政策。
宋的“三不”政策，对于蒋总司令来说，不啻是个晴天霹雳。12月15日，蒋给宋的第一份急电发出去了：“中央纸币，关系政府信用，此次北伐，半年之间，军行所至，设法维持，以至今日。现湘、鄂、赣三省已定，调剂金融，应将广州所发之毫洋、大洋、纸币，及在湘所发大洋临时兑换券，一律兑换，以顾信用。如稍有歧异，对金融恐慌，前途必呈危险，请速设各处分行，以期维持。”
12月16日，蒋给宋的第二份急电也发出去了：“湘、鄂、赣三省金融，日呈逆况，虽为革命及军事期中必然现象，然中央纸币充斥市面，无银行以为控制之机关，实为最大原因之一……中正综合各方情况，详加考虑，认为目前挽救，惟有在武汉设立中央分行，与南昌、长沙设兑换所之一法。盖银行为金融之枢脑，信用为价格之保障，但使长沙建立分行，而以三省收入现金为准备，自能操纵自然，应付裕如，绝不致危及广州总行根本。兹事关系政府信用、本军生存、民生疾苦甚巨，万望统筹兼顾，迅速决策，如何。”
从维持信用的重要意义到具体办法，两份电报都讲得清清楚楚，蒋真是动了一番脑筋。不过，说到“银行为金融之枢脑，信用为价格之保障”这般浅显的道理，难道洋博士出身的宋子文不懂？还要出身丘八的蒋总司令来上课么？关键在于“以三省收入现金为准备”，三省的收入在哪儿？三省中，江西是一个穷省；湖南经过多年的罗致搜刮，也富不到哪里去。原以为湖北要好一些，能为财政部分担一部分负担。但湖北的财政十分混乱，筹款万分不易；一切的许诺不免都是一句空话。
这是就三省的收入而言，再看军饷的支出方面，截止12月30日，编入国民军战斗序列的陆军团已达200个之多。不计军队器械、弹药、被服所需，亦不计军官薪资与士兵津贴所求，更不计各级官长的贪污克扣所费，仅按每团月支伙食费一万元计，仅此一项，财政部每月筹款数额就是200万元之巨。宋子文不是不知道爱惜中央银行的信用，可是，在财政部早已是“两袖清风”的情形下，对于总司令提出速设中央银行分行以现金兑换纸币的请求，除了置之不理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闻悉“第一军经费由福建就地筹措，自12月1日起，财政部停止支付”，蒋不相信财政部会发出这样的电示。当即电诘宋部长：“此事究有否，如果有此，则军心摇动，财政紊乱，何以作战。”本来，士兵闹饷，很大程度上涉及军队的腐败。但到了这个时候，亦成了总司令向宋部长施压的筹码，声明：“各军闹饷，皆系伙食不能发足，欠饷又未发清。兄将上月与本月旧欠伙食，概不承认发给，以致各军长为难，此非我政府中人所应言者，殊失威信。请兄勿以对中正个人态度及语意而对各军，惟中正能谅解兄苦衷，而各军官兵决不能相谅也。”这是一个切实的威胁，也是一个严重的警告。总司令进一步训示：“现在政府移设武汉。吾辈言行态度，均不能如在粤中专为一部打算，亦不能如昔日作赖可以度日也，请兄注意之。希将上月与本月欠款，务速发清，以维大局。”这是一个责斥，更是一个命令。
不过，这样的电报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最后一次。据笔者粗略统计，仅8月至12月的四个月间，蒋发给宋交涉财政及军饷接济问题的电报，就达34次之多。最紧张的时候，一天之内蒋六次电宋催办军饷，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事实上，军部与财政部的矛盾久已存在了；总司令与财长的冲突也久已形成了！只是，就等级与质量而言，这个时候才是高潮。军部向财政部久索欠饷不得，新饷不但不能按时拨发，听说还要停止支付，军部真是怒不可遏了。于是，广州中央军人部派出一批军人进驻财政部各机关，表面的理由是向财政机关派遣党代表，实际的原因是“有枪阶级”对财政部人员的监视与恫吓，关键所在是蒋总司令对宋部长施加压力。这是发生在12月中旬的事情。
事态真是万分严重了。事情的性质，说重了，不啻是一次军事政变；说轻了，是军方对财政部的“军管”。总之，财政部人员的生命安全已经受到军方的切实威胁。而且，事态的发展，那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当时，宋部长已经从广州北上武汉。在群龙无首的境况下，广州的财政部机关顿陷于惶恐无极的境地。
宋得到广州方面的消息，也是一个晴天霹雳，当即电蒋：军部“接管”财政部，究在何为？请总司令作出说明。也许这件事确是出自军人部那帮家伙的策划，那帮家伙立功心急，而蒋屡屡攻击财政部在军饷供应问题上作梗，以致对那帮少壮军人产生了误导作用；也许这件事本就出于蒋总司令的密令，目的就是要达到令财政部震慑的效果，等到事情发生后再由蒋出来收拾残局，以期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总之，制止军人部蛮干的电报确是由蒋亲自发出去了；并且，措词还相当严厉：“广州。中央党部军人部鉴。财政部各机关派遣党代表，系何人主张，此等事为何不来电问明，擅权误事。以后凡无中正命令，所有后方军人部概不准擅派党代表，财政部各机关党代表有否撤回，盼复。”
电报是12月12日上午发出去的，14日下午蒋再发一电到武汉，向宋说明：“关于党代表事，军人部并未来电相询，擅自派遣，殊为可恨，且军人部并无派遣财政部党代表之权也。昨已电令撤回，尚未得其复电。”这是一个迅速的纠正，也是一个恰当的安抚。不过就在同日下午，蒋另有一电到宋，说明：“各军欠项，已达百余万。”“务请设法维持，以利戎机。”显然，这是撤兵的一个条件，派往财政部机关的军人可以撤回，但作为交换，欠饷的问题亦须同时解决。否则，已经撤回的代表，未尝不可以重新派出。
一天下午，接到总司令两份电报，宋不得不对停止支付欠饷的政策重新斟酌一下。只是，此时因迁都问题蒋已与武汉方面吵得不可开交，因欠饷而与财政部形成的纠纷已经退居次席。同时，在军事方面，蒋亟谋向有东南财赋之地的江浙方面进军。既然武汉政府财政部已经靠不住了，蒋不得不依靠江浙财团另辟财源。几个月后，蒋借助江浙财团的雄厚实力抛开武汉国民政府，竟闹出另一番局面，这是当初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都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