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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史上，蒋、宋这两个姓氏是经常连在一起使用的。虽然有时候，它只是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一种简称，但更多的时候却是蒋介石与宋子文这两大强人抑或是蒋氏家族与宋氏家族这两大家族势力的并称。
其实，在整个南方政府时期，宋子文绝没有想到，他的一生、他的家族，竟会与蒋介石联系得这么紧密；他的进退升沉、生死荣辱，无不与握于蒋介石这个出身微末、脾气乖戾的丘八之手，甚至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中国现代史上演绎了那么多稀奇古怪、惊心动魄的故事。
宋子文也没有想到，他在南方理财的成功，赚了一把又一把的票子不但催生了南方国民革命的胜利，催生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养大、养肥了一批以蒋介石为首的“革命”军阀。正是这批又大又肥的“革命”军阀，葬送了中山先生一手开创的南方国民革命，也葬送了国共两党共同推进的北伐战争的胜利。
事实上，蒋介石与宋子文一样，都是南方政坛上两个最大的政治暴发户。宋子文的暴发，缘于南方理财的成功；蒋介石的暴发，则是缘于南方军事的成功。
诚然，就资历而言蒋介石称得上是宋子文的前辈了。然而，从辛亥革命爆发，到孙中山两次开府广州，其间十多年，蒋介石混来混去始终没有混出个什么名堂。在大元帅孙中山手下，一度担任大元帅府参军，闲职一个。官运最好的时候也只是参谋长罢了，诸如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参谋长、援闽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等。直到宋子文南下，蒋介石所担任的最高军职是广东粤军参谋长，一个不大不小的军事幕僚罢了。
蒋介石在南方的崛起，情形与宋子文有某种类似之处，都是在两三年里连滚带爬地从社会的中下层一下子翻到政坛高层。1923年3月，蒋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第一次进入高级军事幕僚的行列。一年后，蒋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成为南方政府手中的第一张军事王牌。此时，宋掌握财经大权，蒋掌握军事大权，两个人不但都是支撑南方政权的重要台柱，而且也都是那种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杰出青年”。宋、蒋被广东各界关注，以致被舆论炒得很热，那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南方政府时期，蒋、宋之间并没有多少私谊，这是颇令人玩味的。也许年轻的蒋校长看在银子的份上，对于更加年轻的宋部长多少还算比较客气。然而，年轻的宋部长并没有看在枪杆子的份上，对于年轻的蒋校长表示特别的友好。事实上，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宋部长都很少谈及蒋校长，更不要说有什么礼尚往来了。
不过，大致说来，宋部长与蒋校长之间绝谈不上有什么过节，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毕竟，无论就年轻人的野心而言还是就双方的利权而言，两个人都没有明显的利害冲突。在这一阶段，宋的目标是理财，蒋的目标是建军。蒋之建军，固然离不开宋之理财；但在广东那样一个特定时期，宋之理财也离不开蒋之建军。于是，在蒋的枪杆子的保护下，宋的理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在宋的白花花的银子支援下，蒋的建军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尽管宋、蒋之间有着那么一种荣辱与共的关系，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什么共同的兴趣，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深交。而且，无论是家庭出身背景，还是个人的成长环境与经历，抑或是自身的气质个性，他们之间的差异都太大了，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人物。他们有各自的优势，在事业上未尝不可以互补；但就个人气质而言，显然是处于相互排斥的状态。好在在南方政府时期，他们都还只是内阁大臣，并没有形成一种隶属或依附关系，在私交方面保持适当的距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北伐军兴后情形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的蒋校长，一身兼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诸要职，成为事实上的国民党老大。蒋校长与宋部长的关系，已经从过去的同僚关系一变而成为僚属关系，这对于不善与蒋交往的宋部长来说，可说是一件大伤脑筋的事情。同时，北伐期间，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正是一个合理的逻辑；宋子文既为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行长，最大的急务就是替蒋总司令筹措巨额军饷。到了这个时候，宋部长即使想不与蒋总司令这样的强势上司打交道，也绕不过这一关。这对于宋的涵养气度和忍耐能力，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果然，在军费的筹措与军饷的供应方面，蒋总司令与宋部长一次次发生了重大冲突。本来，北伐之前，宋倾广东一省的财力供应广东一省的“革命”军阀已经感到力不从心，甚至不惜把广东这样一个富庶之区弄到“竭泽而渔”的境地。然而，北伐开始后，庞大的军队供应加无限制的战争消耗，南方政府的军费支出几乎是成几何级数增加，一下子就压得财政部喘不过气来了。
诚然，北伐是国民革命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山先生的遗愿，宋部长不能不竭尽全力以全部的财力予以支援。可是，一边是囊中羞涩，一边是需求无度，如何可以满足呢？尤其是蒋总司令的财政预算意识简直就是小学生的水平，只知道当伸手将军，全然不谅解财政部长的难处，今天一个电催，明天一个电饬，给少了就牢骚满腹，给慢了就大发雷霆，要不到就危言恫吓。年轻的宋部长第一次领教了年轻的蒋总司令的军阀脾气。在“革命”军阀蒋总司令的眼里，宋子文哪里是什么财政部长，简直就是他的军需处长么！冷峻高傲的宋部长可是从来不吃这一套的。对于从政而言，他有自己的做官原则；对于财政而言，他有自己的预算制度。军费的支出，该办的则办，能办的则办，办不到可以不办么！
在南方，人人都知道宋部长脾气大！可是，人人也都知道蒋总司令比宋部长的脾气更大。军需不能满足供应，宋部长提出种种理由，但蒋总司令管不了那么多。你是财政部长么！财政部长干什么吃的，不就是替军队弄钱弄物，办军需么！没有钱，没有饷，还打什么仗？打不了仗，还怎么北伐？北伐不了，还怎么搞国民革命？这个妨碍北伐大业，妨碍国民革命的大责任，你宋子文担待得起么？你宋某人有你自己的办事原则，我蒋某人也有我自己的办事原则么！在这样一个狭路之下，宋与蒋的冲突自是不可避免。
北伐战争原先的计划定为四个月，北伐经费的筹措亦以四个月为限。也许最初三个月的军饷解决的情况好一点，蒋总司令很少找宋部长的麻烦。蒋、宋关系还算平静。但是，9月间的军饷出了问题。因湘鄂各省以大元为本位，而广东以毫洋为本位，南方的毫票在湘鄂等省无法流通。这样一来，军饷的供应不免就成了无源之水。
为此，军方请求财政部速运大元票接济。但财政部方面，对于以大元为本位发行货币的建议不免忧虑重重，担心动摇中央银行信用，影响南方政府的根本，故对军队的请求不得不予以拒绝。
军方的要求到了财政部被打了回票是常有的现象。但是，财政部的这一张回票不同于以往。前方的军队正在打仗。军饷一天不到，军心一天不稳，事关北伐战事，事关国民革命大局，军部不能不据理力争。9月12日，蒋电宋：“中行关系政府根本，关怀岂独兄一人，但湘鄂皆以大元为本位，所发毫票，无法活动。”并危言：如果大元票不能速运鄂省，“前敌军需将成麻木”。蒋且严正声明：“此事当由中正负责，决不摇动本行。”
经过这样恳切和负责的说明，宋总算答应了蒋的请求，同意向前线补充大洋票。但是，形势正在急剧发生变化。汉口、汉阳已经攻克了，但武昌仍在北军手里。武汉三镇不能连成一体，整个经济就不能运转。原先财政部曾答应将北军残款120万元由湖北商会就地提交国民革命军充作军费，但迁延十天，只提交了15万元。且其他方面的借款也未能落实。而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军队，正在源源不断地增援江西。
形势变化了，原先的计划当然不得不做一些变动。9月16日，蒋总司令再次急电宋部长：“此次战争，非延长到年终决不能了，故战费须续筹三个月，方无支绌之虞。前允大洋票，务须速寄，并须多汇现款。”战事延长了，战费跟着水涨船高，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演。问题是，三个月的庞大费用，只剩下几天时间如何能够筹集到手？宋子文真是日坐愁城，也很有点气愤了。不管他，手头有多少大洋票就解送多少，聊补前方的无米之炊，敷衍敷衍蒋总司令吧。
但是，这样一个杯水车薪如何能解前线的燃眉之急呢？9月20日，总司令从江西萍乡一连发出两份急电。第一份送财政部长宋子文，说明：“经济困难已极，大洋票及公债券何不整数寄来，必欲如此零星分寄，致不能有计划之使用，且失信用，岂兄至今犹未能深信，而必欲如此迟延耶？”这是一个愤怒，更是一个责问。也许，字里行间还多少夹带着一种威胁。蒋总司令用这样口气说话，在他与宋部长的交往中还是第一次。总司令真是怒不可遏了。
给宋部长的电报发出去了，蒋总司令想了一下觉得不放心，于是，另给国民党中央常委代主席张静江、广州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再发一电，将前线的情况加以剖明：“此间财政困难已极，公债券及大洋票，请速全数寄来，可作有计划之使用；以零星解来，随到随用，愈弄愈拙也。10月份以后，前方经临各费，务请照寄。”蒋介石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以张、谭的重量级地位迫使年轻的宋部长让步。
但是，宋子文并不肯买账。对于张、谭的关照，他照样打了回票。宋部长的理由是：中央银行发行纸币，必须符合“十足准备金”制度，这是中山先生手订的遗策。张代主席、谭主席都对北伐军饷的接济不上表示关注；但是，对于中山先生手订的遗策，他们同样不能不表示关注！在态度强硬的宋部长面前，张、谭都有点束手无策了。在南方政府时期，宋子文是一个成功人物，蒋介石也是一个成功人物。一个人成功了，往往脾气都不大好。因此，宋、蒋都成了南方有名的很难对付的“脾气人物”。
在南方政坛上，宋子文是一个“有产阶级”，掌握着南方政府的财经大权，很有点财大气粗的味道，所谓“有钱大三辈，无钱公变孙”，即指此；但蒋介石是一个“有枪阶级”，掌握南方政府的军事大权，颇有点枪多气粗的味道，所谓“有枪就是草头王”，亦指此。正因为如此，宋子文与蒋介石一样从来都是被人求而不肯轻易求人的。不过，现在宋、蒋碰在一起，到底谁是老大，事情就有点棘手了。就经济实力而言，毋庸讳言宋是蒋的老大；而且，现在是蒋求宋不是宋求蒋，宋当然可以不买蒋的账；然而，就军事与政治实力而言，无疑蒋是宋的老大。宋的财政部长大，还能比得上蒋的中央主席大么！宋的钱硬，还能比得上蒋的枪硬么！
但是，政坛上的较量，并非像公式1+1=2这么简单。依蒋总司令的性子和实力，财政部长不听话，当然可以派两个丘八拿两根破枪把这个傲慢无礼的家伙抓起来，关他几天禁闭，给他一个切实的教训。但是，宋不仅是一位声誉卓著的“理财专家”，而且是一位后台颇硬的“国舅部长”。对于这位中山先生的内弟，自诩为中山先生信徒的蒋总司令如何可以痛下杀手呢？何况，蒋总司令这个时候正觊觎着宋家三小姐。宋家三小姐是宋部长的小妹，诸事还要拜托宋部长在小妹面前美言几句，如何可以自断后路呢！
不过，就宋、蒋关系而言，宋对蒋的抵触固然有不肯买账的成分；但站在财政部的角度，宋确有极大的困难。事实上，南方的经济情形简直是糟透了。宋为筹措巨额军费，拼命发行公债券，在商民中间早已失去应有的信用，再没有人肯响应政府的号召掏钱购买公债了。
于是，财政部不得不实行“强卖”政策，将公债推销任务逐级分解到各县，严令限期催收，以致在政府与商民之间酿成重大冲突。汕头惠来县就曾经发生商民罢市、抗拒购买公债的严重事件。为此，蒋总司令不得不调动军队进行弹压，并下令：“抗拒政府发行公债，殊属不法已极，仰即严行制止，并查明为首鼓动之人，严拿究办为要。”这是一个高压政策，事件是被镇压下去了，但人心正在躁动！
公债乏人问津，税赋已经榨干，货币发行已经过度，中央银行的信用已经摇摇欲坠，而军费开支的额度正像测量高烧病人的体温计那样依然在无限制地增长。宋纵有点金之术，也有枯竭之日。对于蒋总司令无止境的要求，宋部长不得不高挂免战牌，一概置之不理。不曰然，亦不曰否。宋的沉默战术令蒋大伤脑筋了。
宋的从容不迫、稳健缜密、沉默是金，充分展现了一个现代财经领袖所应该具备的优秀素质。不过，蒋总司令有的是办法。9月20日的电报发出后，21日，蒋再一次急电张、谭两主席，重提军费问题：“北伐经费，原定以四个月为度，现在战事范围扩大，作战时期不得不因而延长。武汉虽经攻克，而江西正值用兵，收编部队，日有增加，筹款又非易事，即有收入，亦只可补充预算范围以外之临时费用而已。前经额定之北伐费，在战事未结束前，仍拟由政府赓续筹济，庶于战事前途不致感受影响。”
事实上，一日数变的军事形势也容不得宋从容研究。9月30日，蒋自江西清江前线给宋拍发电报。北伐以来，这是蒋第六次电宋催发军费了。不过，这一次的情况委实是万分紧张：“10月份饷，尚未汇到，在鄂各军，或可设法，而在赣之一、二、三、六、十四各军，分文无着。今日总部只存万元，而前方催以伙食急如星火，窘迫至此，无以为计，中正惟有引咎自裁，以谢将士而已！”
形势如此不堪，这也许是宋部长没有想到的。如果是因为后方军饷接济不上的原因，迫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前方自杀，这当然不是财政部长的初衷，但财政部长有筹措军饷之责难道可以脱得了干系么？“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又一份电报接踵而至，蒋说得更明白了，“查前方饷糈万急，兼之时已严冬，各军将士饥寒交迫，衡州既无可拨兑，冬衣待需在即，服装及10月份经费，应如何拨济，兄应负完全责任，祈勿漠然视之为盼。”不但是痛切的诉求，更是严厉的指责了。在另一份措词更加严厉的电报中，蒋更是严词切责：“在粤议决发给服装费270万元，延至今日只发给69万元。时当冬令，长江一带早已严寒，前方无款制发，后方领款不到，不能制解前来，使前方兵士冒霜而蹈白刃。总之，后方接济如不负责任，前方何能作战，饷项所关，兵心所系，成败胥在于此。前项各款，务希速行筹发。”
对于蒋的要挟与讹诈，宋也许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对于前方将士的实际处境，宋不能不认真对待。而且，蒋威胁要“引咎自裁，以谢将士”的电报是诉之于张、谭两主席转达宋部长的。因为军饷接济不上，前方总司令已经在那里要死要活，在后方的国民党中央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不能不表示严重的关切。
处在这种内外夹击、上下交攻的境地，宋子文对于军饷的供应不能不破釜沉舟，以非常之措施应付非常之局面。虽然，公债的发行、税赋的征收都将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但是，这一切都已经是远水不能解近渴了，惟有冒着中央银行信用崩溃的危险，在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紧急增发纸币，以解前方的燃眉之急。从此，广州中央银行的各种纸币，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从面值100元的大洋券到面值五元、十元的通用券，充斥湘鄂赣各省的市面。前线的军需，在南方运来的整袋整袋的纸币的支撑下，总算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