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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说，南方革命政府时期是国民党的财经政策实施得比较成功的一个阶段。这是因为，广州国民政府是中山先生一手创建的，朝气蓬勃，锐意进取，的确不是一句诳语。即以宋子文而言，当时谈不到“官倒”，更谈不到“官盗”；什么“四大家族”等等当时还没有出现。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宋子文得以按照自己的抱负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而取得了不俗的政绩。等到蒋介石开府南京，从四大家族到遗老新贵纷纷窃取高位，掌控大权，监守自盗，中饱私囊，政权从本质上发生变化。所谓的“天下为公”，只成为政府的一块遮羞布了。
在统一广东财政的过程中，宋子文推行了一系列“新政”，诸如：清理田赋厘捐，整顿盐务，改革印花税，整理沙田耕地，整顿筹饷机构，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等，对广东的财政税赋项目进行了一番全面整理。整理税项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增加收入。但是，整理税项的过程也是一个调整各阶层经济利益的过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按照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当然不会允许加重工农阶级及市民阶层的经济压力，重点只能是放在地主、商人、小业主及为数不多的大资本家、洋奴买办、高利贷者身上。据此比较合理地调整了各个经济阶层的税赋支出，并为现代资产阶级财经税赋项目及制度的创立奠定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宋子文是一个优秀的理财专家，也是一个天生的敛钱高手。虽然，他在美国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经济理论的训练，在金融管理方面也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但是，中国的情况与美国并不一样，广东的情况与上海方面也不一样，这是很多人都懂的一个道理。
宋子文面临南方的复杂局面，照样能举重若轻，玩得有声有色。对于宋子文的手段，我们不能不表示佩服！他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一方面，对旧的财政税收制度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以建立较为公平的新制度；一方面，采取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在严刑峻法的同时辅以利权均沾，把反对改革的旧势力诱使到新政的阵营中来。
事实上，宋子文的成功，多少得力于他的铁腕。他不像中国的旧官僚，久经官场历练之后早已变得像沙滩上的石头，又圆又滑，处世八面玲珑，顺时俯仰；办事虎头蛇尾，外强中干，往往一遇阻力便推诿敷衍，草草收场。宋子文成长于美国，历练于财经界，较少受中国旧官场的影响，办事认真，勇于负责，遇事一抓到底，有始有终。结果，许多看似复杂顽症到了宋子文的手上，在重药猛攻之下居然渐有起色。
以印花税的征收为例。历来的印花税，本是一个丰富的税源。但多年来源于衙门作风，广东印花税的征收却是因循旧习弊端丛生，税源近于枯竭。一方面，印花税票大多系民国初年所定，易于仿造冒充；另一方面，商民往往缴款而不粘贴，无法及时检查核实。一些不法分子借机生事，乱收滥罚，中饱私囊，致使每年的印花税收入仅区区60余万元，实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
宋接手后，即通过重新公布印花税法，设立印花税总处，改革办法，统一征收。对于普通印花税，由各承销、代销点限额推销。如果不能足额销出，则立即取消其资格。烟酒印花税是一个大项，原来的办法是在零售时自行粘贴；现在，统一改由财政部管辖的检查所直接在总售处代为贴足，并将卷烟印花税率提高了百分之百。对于酒精、爆竹、汽水等原先未列入征收印花税项的商品则新开征，以增加税源。
为了整顿征收过程中的瞒漏、作伪等流弊，宋子文痛下杀手，宣布旧式印花税票一律停止使用，启用新式印花税票。商民购存的旧票限期交有关机构查验，如非伪票即准调换等额新票。在此基础上，一方面，通过整顿印花税征收机构禁止非专项人员随意拦截检查，故意留难苛扰；另一方面，对商民加强税法宣传，重申商民业户应依法贴足印花不得违章瞒漏，增强纳税意识。经过一年的整顿，结果仅印花税一项，即由年征收60余万元猛增到年征收300多万元。
印花税的征收，只是宋子文整顿税赋的一个缩影。其他各项税赋的整顿，无不体现了他的霹雳手段。由于“田赋之册籍湮没”无法稽考，他下令设立田赋清理处，进行登记清理。他深知中国的各级官吏，从来是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的。据此，他责成各县县长坚决扫除浮收巧取之弊，将旧款、新粮按章征收，解交国库，并以此进行“征收考绩”，严格考核。成绩显著者，予以奖赏；违章者，予以记过、记大过的处分，严重者摘去官帽。于是，田赋的征收在一年间提高了一倍，达到了302万元。
道高魔亦高。面对宋子文的高压政策，不法分子纷纷使出了看家本领与政府进行较量。当时，煤、汽油类实行特税征收制度，并规定了一套严厉的处罚办法，以期保障足额征收。但在实施过程中，或是不法油商脱逃港澳，或是事先转移赃物赃款，政府即使查获往往也难以追缴到相应的税款。
不过，宋子文有的是办法，规定在油商领取进口单证时必须取得信誉良好的殷实富商的担保；一旦发现有偷税漏税情事，除货物全部充公外，另处以高额罚款。如政府特税蒙受损失，则必须由担保人补足。这样一个连环套，民间的俗语叫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如此，品行不端、信誉不好的油商，因无人担保也就难以申请到进口单证。偷漏特税的现象，不免大为减少。如此，在宋子文的严密法网之下，煤、汽油的特税收入半年之间便由104万元增加到216万元，又是一笔巨款进账。
然而，最大的财政收入当是源于厘捐杂税的整顿。其时，广东的厘捐杂税之多，除了研究厘捐杂税的专家之外，没有谁能说得清楚。举其要者，有厘金、纸税、布税、蜡税、丝税、府税、典税、契税、颜料税、营业税、保险税、矿业特税、商业牌照税、屠牛牛皮税、舶来皮革税，以及房捐、屠捐、猪捐、糖类捐等；甚至在纸、布、蜡、丝、颜料等专税之外，另有附加税。至于妓女卖淫，除了要交一笔花捐，也得另交一份附加以便为“国家”多作一份贡献。现代的人听来，不啻是一个海外奇闻了。
如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无异于杀鸡取卵，老百姓早已是不堪重负了。据此，宋子文的手段是设立改良税捐委员会，取消一批苛捐重税，革除部分不良征收制度，将商人承包饷税制改革为公开竞争投标制。通过公平竞争，减少官商勾结的弊端。投标过程中，对于拖宕缴纳招承底价或原先底价定得过低的，则以果断措施撤销承办合同，取消其投标资格，另招商承办。经过多方整理，厘捐增加之多月平均达100万元以上，比整理之前平均增加两倍，第一年即达到1 591万元之巨，相当同期盐税、印花税、烟酒税收入的总和。
自然，宋子文的“新政”在推行过程中不是没有遇到阻力。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原先的既得利益集团。广东的沙田即海滨淤地，向以膏沃闻名，海澳溢坦，相生相成。但膏沃尽管膏沃，这些沙田却大都被官僚豪绅霸占。他们既不纳粮，亦不缴款，事实上俨然成为南方政府管辖之外的“飞地”。这在宋子文看来，当然是政府的重要财源。故他上任之后即要求对沙田严定考成，设法清佃，派员分头勘丈征收。
一块久已到手的肥肉眼看着就要被“乌鸦宋”叼走，田主们当然是心有不甘。于是，百般隐匿者有之，万般阻挠者有之，清丈沙田的工作进展十分缓慢。为此，宋子文不得不拿出撒手锏，调动军队进驻沙田，专事缉拿胆敢阻挠清丈、破坏农耕者，以蛮力保护清丈工作。同时，宋发出通告，限定时间命令田主开列地址及亩数径行报沙田清理处呈请审理，一经逾期，不但沙田充公，且严加处罚。结果，沙田方面的年收入，由原先的27万元增加到69万元。
禁烟收入与筹饷收入，被时论认为是“寓禁于征”的两大“恶税”。恶尽管恶，但因为是一大财源，子文自不会轻言放弃，办法是在“走私通道”西江、东兴、两阳、肇罗等地设立缉私检查所、卡，派员截缉走私。另设药料专卖局，以招标方式投拍认销权。一堵一疏，试行五个月竟意外地获得212万元的禁烟收入。在筹饷收入方面，通过收回由各军控制的征收机构，取消军队的附征保护费，将其归充正饷。以前由军队批准的商承一律撤除，重新招商，加额承办筹饷。运行半年，亦将筹饷收入由204万元增加到549万元；又经过半年，再增加到926万元。一年增加3.5倍，不能不说是一个想象不到的丰收。
整理盐务，是宋子文所花精力最多、所遇阻力最大的一项税赋整理。盐税收入，历来是广东财政的一大财源。盐政领域，也是他南下之后最早接触的财经领域。早在担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期间，他就已领教了盐务领域的重重黑幕，甚至两广盐务稽核所与两广盐运使署之间因争夺利权而大打出手。当时，两广盐运使赵士觐因深恨盐商林丽生分赃不均，利用手中掌握的省河督运缉私大权将林丽生的走私盐船缉获，秘密进行审讯，以获得的人证、物证向宋子文发难。其时，宋出道不久，老谋深算方面不及赵盐运使多了，在赵的大举进攻面前差一点翻船。后多亏该案的承办人、财政部司长李承翼全力营救，始得脱离险境，反败为胜。
这样一个教训，宋子文真是没齿不忘。而他就任财长后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将原先相互制衡的两广盐务稽核所与两广盐运使合并，成立隶属于财政部的盐务总处，“掌理盐务行政与场产运销及征税与稽核一切事宜”，并在大力整理盐税、清理积弊的同时，设立了24个盐警队，分驻全省各地负责缉私工作。这是宋在财政系统内设立准军事力量，逐渐发展成为私家武装税警总队的肇端。经多年的苦心经营，从此盐税收入持续上升。1925年为203万元；1926年增至647万元；1927年更增至1 010万元。以个税而论，盐税收入成为广东税赋收入的第一税源。
所谓“拔出脓来，才是好膏药”。现在，南方政府的那些老成人物不能不佩服年轻的宋部长的敛财手段了。以税额而论，1924年仅为861万元；1925年为1 630万元；1926年为6 903万元。两年增长了七倍，实在是大家此前想也不敢想的巨额财源。
宋子文俨然成了南方政府的一棵摇钱树。为了能从这棵树上摇出更多的钱来，不能不对宋子文予以表彰。1925年底，广州国民政府颁发嘉奖令，声称“该部长任事未及三月，收入较前激增，东南两路用兵，军费赖以接济，自非整理得宜，成效曷克致此。”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只是，“现在逆贼讨平，全粤统一，虽内部障碍尽除，措施较易，而此后筹备北伐，需款尤殷。望即更加奋勉，益图整顿，慎选僚属，严剔弊端，新税以次推行，苛征悉予罢免，务使军费充而革命完成，国用足而民力不惫”。这是一个希望，更是一个鞭策！宋子文不能不加倍努力，以报答老成人物的知遇之恩。
不过，宋子文清楚得很，纸币是不能滥发的，否则就要引发通货膨胀；税赋也有个限度，否则就是杀鸡取卵了。两招使完，广州国民政府还是大闹钱荒，奈何？特别是北伐在即，以蒋介石为首的“有枪阶级”对“革命”的银子真是望眼欲穿；对子文的期望亦不断加码。好在子文究竟不是等闲人物，在敛钱术的夹袋中还藏有一手绝招：发行公债与库券！
其实，在一个前景不明的动荡年代，在一个缺乏经济实力的政府治下，任何公债与库券的发行与直接从商民的口袋里抢钱并无多大差别。但是，正因为有“空麻袋背米”的好处，宋子文的这样一个敛财术颇得南方政府的欣赏，尤其是赢得“有枪阶级”的喝彩。
宋子文第一次发行公债是在1925年10月，也就是担任财政部长的第二个月。总计发行短期库券40万元，三个月后加发有奖公债500万元。且强行规定所有军政及教育机关发放薪俸时，一律搭售有奖公债三成。半年后，宋再以黄埔商埠的名义第二次发行有奖公债1 000万元。因乏人问津，不得不向商民强行推销。到北伐初期（1926年9月），已发短期库券和有奖公债达2 428万元，相当于是年军费支出的29%。可见，公债与库券的发行对“有枪阶级”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不过，无论是税赋厘捐的整理，还是库券公债的发行，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不同经济利益集团的负担比例，但无疑是更加重了广东民众的额外负担。亦有时论认为宋的理财政策是“竭泽而渔”，为了替政府和军队筹措经费简直是“横征暴敛”。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就曾当面指责宋子文把老百姓搞得太苦了。宋说得干脆：“不这样干，哪里有钱来革命呢？”李军长倒也表示理解，认为：“当时广东的经济来源，也亏着他用这么狠心的干法，否则真不易维持。”李并称赞：“为革命行苛政，其功过是非实无法定论了。”
的确，与前任相比，宋的理财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各自为政的广东财政得到统一，腐败不堪的财政机构得到整顿，名目繁多的税赋厘捐得到整理，各个利益集团的财税负担得到相对合理的调整，一批财经改革举措得到推行，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等。无疑，这对于南方政权的巩固尤其是对于北伐军费的筹措，起到重大作用。没有宋子文在理财政策方面的成功，也就没有北伐战争的如期举行。这个评价当不致是一句谀词。
当然，宋子文的成功，说到底是那个时代的成功。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了二次革命的失败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大政策”，已经到了一个由失败走向成功的成熟阶段。这是宋子文能够取得成功的最大机遇。等到他坐上财长宝座，以黄埔军校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军事力量空前发展，两次东征及十二月南征的胜利就是证明，这就为宋子文统一广东财政推行各项财经新政提供了最大的保证，这是他能比几个前任做得出色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与其说这是宋子文理财政策的成功，不如说这是宋子文做官恰逢顺风顺水的成功。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宋子文的成功有其个人因素。他的特殊背景，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中山先生的面子，庆龄的面子，都是南方政府的最大面子，无论是哪个老成人物看在这两个面子的份上都不能不买他的账，官场上那些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那些理不清的关系网，也只有宋子文才可以公然加以蔑视，这是他的许多改革措施得以成功的基本保证。
此外，宋子文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良好教育与严格训练，他在财政经济和金融方面所拥有的专业知识，甚至他在个人气质上所具有的冒险精神与务实作风，在南方政府的高干中都是别人无可替代的优势。宋子文就任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仍兼广东商务厅长及中央党部商业部长，都是因为当时的政府高层“近商人者，无政治、商业之学问”，“有学问者，又与资本家及商情如风马牛”。宋子文不但是一个专才，而且是一个通才。
宋子文的成功，有着时代机遇、家族背景及个人才干等多方面的原因，这是没有疑义的。
南方理财的成功，为宋子文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亦为他后来成为国民党武汉政府、南京政府的财经首脑奠定了基础。遗憾的是，综观宋子文的一生，南方时期既是他理财的创始阶段，也是他理财的最好阶段；随着国民党主流集团日益背离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及蒋介石对大革命成果的篡夺，宋子文已经从早期为国民革命理财一变而成为为蒋介石集团理财。宋子文理财的失败，已成为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