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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国民党左派领袖、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的遇刺身亡，对于国民革命固然是一个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然对于他本人的官运，却是一大意想不到的收获。
历来的财政部长，都是支撑政府的一大台柱，是不可以须臾或缺的。1925年8月20日，即廖仲恺遭贼人暗算的当天，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会首先任命大本营法制局长古应芬兼署财政部长及军需总监、广东省财政厅长职。古先生是一个法界名家，但并不是一个理财家，面对南方政府财政上入不敷出的危机局面自知才力不逮，当了14天的“维持会长”就甩膀子不干了。没有办法，广州政府接着任命邓泽如接长财政部。邓泽如也可以说是一个理财名家，18岁即前往南洋地区经营工商业，并在海外积极筹款支援国内的革命，颇受孙中山先生赞誉，曾任南洋各埠筹款委员会委员长。中山先生开府广州后，先后任广东军政府矿务局长兼广东省矿务处长、大元帅府建设部长、两广盐运使等职，算得上是一个筹款专家及经济建设长才。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财经老手，面对南方政府这样一个无米之炊的局面也只好自认无能，仅仅干了17天（比古应芬多三天）就撂挑子不干了。廖先生被害后一个月，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会不得不为财长人选第三次坐到一起，开会进行紧急磋商。研究的结果，一致同意破格任用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继续兼中央银行行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及商务厅长、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等重要职务。
这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新任命，加入南方的革命仅两年多时间就已经成为政府财政经济的最高主管，实在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升迁。事实上，广州国民政府自1925年7月1日成立以来，名义上设有军事、外交、财政、交通、司法五大部，但真正任命了部长的仅有军事、外交、财政三大部，交通、司法部都还只是一个空架子，连部长也不知在哪里！因此，这个时候的南方政府，还只是一个仅有三个部长的政府。现在，宋子文不但是“三分政府”有其一，而且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首脑，不能不让人感到一番突愕和惊叹！
在南方政府中，财政部长是一个万人瞩目的高官，也是一个变动频繁的宝座。自中山先生第三次开府广东以来，已经有五人先后出任政府财政大臣，他们是叶恭绰、廖仲恺、古应芬、邓泽如、宋子文。五大财长中，年纪最大的是邓泽如，以62岁的高龄接长财政部；比较年轻一些的是叶恭绰，以43岁的中龄出任财长。相对于嘴上没毛的宋子文来说，他们都是老成人物了。现在任命一个31岁的年轻人担任财长，这固然是一个大胆的决策，但也不能不说是一着险棋。不过，这是一个风云变幻、万象更新的革命年代，也是一个涌现新人、创造奇迹的年代。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无论天空中出现什么样的“超级新星”都是一个符合逻辑的演变。宋子文的不断飙升固令人眼花缭乱，但还在情理之中。
其实，宋子文能得到老成人物的信任，多少得力于他的多做少说、不尚空谈的务实作风，这也是他与其他作风浮华的新人所不同的地方。接到新命之后，宋子文接受报界采访，曾说道：“历来的财政长官，到任之始，无不有长篇累牍之宣言，无非整理税饷、除尽积弊等等陈言，千篇一律。而受事以后，考其事实，每与宣言相去甚远，其所谓宣言之效力，实等于西人所谓元旦日自新之决心，不出24小时之久。今鄙人系抱定实行与民共休戚之宗旨，如能做到，则不发宣言，亦必能得社会群众之扶助；如不能做到，虽有宣言，岂非失信于人。”
其实，宋子文的这个“就职声明”，仍是一个不是宣言的宣言；但比之许多“说得到，做不到，放空炮”的高调宣言来说确是高明多了，颇得广东政界许多元老人物的赏识。广东的财政局面，真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境地。宋子文曾为之痛恨地说：广东“全省皆为军阀把持，已无一片净土，致大本营各部及行政机关徒具其名，不能行使职权，政费几至无着，财政上等于一筹莫展”。这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当时，南方政府的最大问题是广东财政的混乱，而统一广东财政的最大问题是军阀的坐地征收。军阀对广东财政的垄断，源于中山先生在领导南方革命的过程中最初依靠的都是一批南方的“革命”军阀。事实上，这是一笔政治交易。起初，军阀们尽管有野心，有枪杆子；但由于没有政治威望，不能对人民起号召作用。他们要争地盘，要打天下，不能不借助孙中山这尊革命的偶像，这就叫“拉大旗，作虎皮”了。而孙中山有主义，有威望，所缺者惟军队耳！为了推进南方的革命，完成护法大业，不能不利用这批“革命”军阀。但中山先生两袖清风，养不起这帮家伙，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承诺在打下地盘后让出财政征收权，由“革命”军阀在所辖防区内自行征收国税、厘捐及禁烟、铁路等收入，以解决各自的军饷问题。结果，尽管在表面上南方政府建立起来了；但体现政府权利的各项财政征收项目，维持政府命脉的重要税收厘捐，大都落入“革命”军阀手中。政府收得少，支得多，形同虚设，以致政府机关人员屡屡不能及时领到或领足薪水，已经到了生活难以为继的境地。
积愤之下，廖仲恺生前曾设想于9月1日起收回被“革命”军阀掌控的税捐征权，推进财政统一；但军需局经过测算，即以10日计发一次军饷测算，亦须先筹足70万元方可从“革命”军阀手中“购”得税捐征收权。而就是这样一笔款子，廖财长亦因无法筹足而不得不放弃这一“赎买”政策。
廖财长的遗愿，现在由宋财长来继承了。以资历、威望与经验而论，宋不若廖多了，但宋的优势不但是年轻气盛，敢作敢为；而且是光棍一条，无牵无挂。成功了，当然可以继续干下去；即便失败，不要紧，还可以再回到上海滩继续去当银行家么！
9月下旬，宋子文走马上任。9月底，宋子文便签发部长令：“10月份起，各机关经费须直接向财政部或财政厅请领支出，以符合统一财政之旨。”也许宋子文知道：仅凭这一道旨令并不足以解决问题。随即，宋发出威胁了，“如有仍然截留抵拨，即是破坏财政统一，一经查出，定必呈政府严惩。”因为政府不能按时发薪，也因为各级机关普遍的腐败作风，通过截留税捐收入或抵充支出，或中饱私囊，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是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如听任这种积弊继续泛滥，所谓的财政统一当然只是一句空话。
不过，这只是第一步。统一财政的最大关键，当然还是“革命”军阀的坐地征收问题。宋子文清醒地看到：“财政为政府命脉，非使财政充裕，举凡善后一切政务，均无从着手，而征收机关，若均归军队霸收，又何从整理。”10月初，宋子文以广东省财政厅长的名义颁布训令：对于由各军占有控制的税捐征收机关，“不避艰险，毅然命员分往接收”。
是年10月至12月间，国民革命军先后发动第二次东征及南征，均取得重大胜利。军事实力的增强，无疑地加快了财政统一的步伐。为此，宋亲电各驻军首长重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的军饷统计表统收统支的命令，并要求各军长官通饬所部：“嗣后对于驻在防务经费及山铺票等饷款，勿得妄行干涉，强事截留，或强据包办，破坏财政统一。”宋并警告：“如再有上项情事，本部惟有先行停拨军费，一面咨请军事委员会，派员查明，照特别刑事条例惩办，以维法纪。”
这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威胁，也可以说是一次公开宣战。形势突然地紧张了。就在财政当局与“革命”军阀虎视眈眈，面临公开摊牌的关键时刻，最大的“革命”军阀蒋介石率先垂范，声明：坚决“贯彻统一之旨”，主动要求宋子文向第一军驻地佛山三水地区派出财政处长接管当地的税捐征收事宜。蒋介石的这一声明，无疑是一个正当其时的表态，对财政当局是一个切实的支持，对其他“革命”军阀是一个有力的弹压。
其实，在蒋介石看来，未来的南方政府不就是我蒋某人的政府么！今天，由宋子文派员接收各地军阀控制的征收机关，不正是替我蒋某人在“削藩”么！因此，与其说这是蒋介石对宋子文的支持，不如说这是宋子文对蒋介石的贡献。前恭后倨，欲取故与，这是蒋的野心，也是蒋的手腕。不过，因为有了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第一军军长蒋介石的坚定支持，宋子文的统一广东财政的工作有了坚强的军事后盾。不过，宋子文并没有忘记运用威逼加利诱的两手政策，对于那些及时交出了征收机关的军队所有应需饷项，由国库按照预算饷额分日拨交军需局转发。这是一场交易。
在宋子文的铁腕之下，统一广东财政收入的工作总算有了一个开端。自然，这个时候的宋子文比之廖仲恺来说，有着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以黄埔军校为核心的国民革命军在东征及南征中都取得了胜利，沉重地打击了那些藐视南方政府的“革命”军阀；二是由宋子文一手创建及掌握的中央银行发行纸币取得了成功，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廖先生当年拿不出70万元的“赎买费”，但宋子文能够拿得出。“一个钱做单客，两个钱做双客。”道理就是这样简单。
12月间，宋子文通过成立筹饷总处，月筹饷达140余万元之巨。当时，归属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军队，计有七个军，除第七军在广西外广东有六个军，共71个团，实际兵力在七八万人之间。薪饷发放的标准大致是：士兵每月十元，伙食费标准每月两元。排长到团长的月薪，在32元至400元之间。连长以上的官佐，每月还有一定的公费支出标准。以此估算，广东每月支出军饷大致在140万元至160万元上下。据此，筹饷的收入与支出缺口不算太大。军需粮饷的供应，总算有了一个稳定的基础。
在宋子文的威逼利诱下，同时也随着南方革命政权的进一步巩固，“革命”军阀在权衡利弊后，不得不拱手交出税捐征收大权。
在统一广东财政的过程中，宋子文打出的旗号是：“统一财政，实为统一广东、统一民政及军政、取消个人霸有民政及军政之权衡的步骤。”根据宋子文的提议，国民党二大通过了财政决议案，明确指出：“统一国家财政，实为发展国家之唯一基础。”按宋子文的观点，推进统一广东财政的改革，决不是为了与“革命”军阀争利，也不只是为了多收几个钱，而是为了统一军政、民政，发展国家基础。
看到宋子文把统一财政的认识提到这样的高度，广西的“革命”军阀、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坐不住了，多次向南方政府交涉要求早日结束广西的半独立局面，请中央从速划一整理。李军长认为：“因将北伐，其他各省将陆续归入中央治下，则此种各自为政的局面断不应继续维持。为今后国家大计设想，我广西省当局愿为天下先，将军民两政交中央统一办理。”
这是一个主动归顺，宋子文没有理由不感到高兴。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南方政府的理由是，两广军政的统一是可以的，民政的统一也是可以的，独财政不可以统一。广西的财政，仍请广西军队坐地征收，中央无意夺爱。李军长不能表示同意，对宋部长提出质询：既然广东的税收已交财政部统筹征收，各军军饷也由财政部统筹核发，则广西方面也请财政部照此办理。但宋子文说：“你们广西税收太少了，军队太多了，收支不能相抵，中央统一了，财政部是要吃亏的。”原来在宋子文的眼里，涉及国家财政统一的大计也只是一桩买卖。赚钱的买卖是可以做的，吃亏的交易是不干的。所谓“统一国家财政，实为发展国家之唯一基础”云云，都只是骗人的鬼话罢了。
原来，广西虽然只有一个军，但兵力有18个团，计四万人之多。而广西本为贫瘠之区，税捐本就有限，居然养了这么多的军队，开支方面自然是入不敷出了。当时，一个广东兵的薪饷，可以养两口之家；而广西兵不但不能按时发饷，就是每日的伙食费也只有小洋两角。官长不论高低，伙食费一律四角。各级主官除少数“公费”外，别无其他津贴。所谓养家糊口，自是免开尊口。真是同在一个蓝天下，差异何其悬殊。这就是广西的“革命”军阀主动要求归顺中央的原因，也是政府财政当局断然接受归顺的底牌。
李军长对宋部长的嫌贫爱富颇有些愤然了，“中央如对穷的省份就不统一，对富的省份就统一，这还成个什么体统呢？”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责问，更是一个义正辞严的痛斥，宋子文为之语塞了。只是，语塞尽管语塞，赔钱的买卖依然是做不得的。
广东的“革命”军阀要求财政独立而不可得，广西的“革命”军阀要求将财政统一而不可得。在两广统一财政的问题上，宋财长奉行的是双重标准。原则是原则，执行是执行，说到底都只是为了一个钱字。因宋子文不肯做赔钱买卖，广西的财政终究未能统一到广州国民政府治下。对于广西的“革命”军阀而言，这真是“想说爱你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