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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里的林黛玉有一句名言：“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年轻时看到这里，以为这不过是小说家言，作不得数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更事多，阅历渐深，这才知道大家庭的事并不简单。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一个大家庭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因相互间亲疏及利害关系的差异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当然也就有了“风气”之争。所谓“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的确不是一句诳语。在1927年的那个夏季，宋氏家族成员中就刮起了一场“风向”危机。
如果纯以“风向”划线，宋家政治上崛起于南方政府时期，原本刮的是一场“西南季风”，从宋庆龄到宋子文再到孔祥熙，都曾在南方政府中负有重要责任。但是，到了宁汉相争时期，以宋蔼龄为首“拥宁派”家族成员强烈主张与南京政府合作，宋家又刮起了一股“东南季风”。从此，一股是以宋庆龄为首“西南季风”，一股是以宋蔼龄为首的“东南季风”。宋家两大“季风”之间，围绕着“拥宁”还是“拥汉”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季风大战。
宋家爆发的这场政治风向危机，并不让人感到是一个意外。作为南方政府的“第一家族”，这正是他们所必须支付的一个政治代价。自从孙中山第三次在南方开府以来，从宋庆龄到宋子文再到孔祥熙纷纷走上政治舞台，在政治上负了那么大的责任，具有那么大的影响，任何政治势力要想在孙中山之后的南方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都不能不想到要利用宋家的力量。况宋家并不是铁板一块，因其成员间的价值观念取向不同，也就有了不同的政治倾向。而蒋正是在得到宋家新掌门人宋蔼龄的支持之后才决定在石头城上扯起“龙旗”，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的。
因此，宋氏家族的政治危机，不但是国民党高层政治危机的缩影，也是宋氏家族成员政治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所谓“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愚有贤”是也。蔼龄与庆龄两姐妹政治立场的对立，正是蔼龄的市侩气质与庆龄的理想主义气质的恰当反映，是两姐妹不同的人生历程的赐予。
在宋家的这场“季风”大战中，子文成了被蔼龄与庆龄两个姐姐互相争取的重要对象；事实上，也成了被宁汉双方竞相争夺的重要猎物。本来，蒋家要与宋家结盟打的是一副多米诺骨牌，先将第一张牌宋蔼龄推倒，次第宋美龄、宋子文、宋庆龄。此前，宋家大小姐蔼龄已经转舵了，宋家三小姐美龄也已转舵了，下一步就是争取宋家大少爷宋子文“易帜”了。
然而，争取宋子文“易帜”的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无论是蒋总司令的“狼虎成群”还是大姐蔼龄的“洗脑筋”，都不能让有点倔头倔脑的子文屈服。不过，子文尽管没有转舵的表示，但他也做不到像二姐庆龄那样，对蒋氏背叛国民革命、屠杀中共党人及革命民众的罪行进行无情的揭露与鞭挞。显然，宋子文处在一种彷徨不决的两难境地，与南京政府合作显然有其顾虑；复归武汉政府，亦非心甘情愿。
有意思的是，如果纯就政治立场而言，这个时候的宋氏三姐弟正好代表了国民党内左、中、右三大政治势力。蔼龄代表了国民党右派势力，明确表示支持南京政府，拥护蒋介石的反共清党政策；庆龄则代表了国民党左派力量，明确表示支持武汉政府，坚决执行和捍卫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大政策，主张与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从而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与中坚，也成为中国人民的良知与榜样！
在很大程度上，宋子文显然代表了国民党中间势力。在国民党左、右两大政治势力的斗争中，这些人大都处于一种彷徨、动摇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忧于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要他们继续忠于武汉国民政府已非所愿！另一方面，因不满蒋介石的军人独裁统治，要他们转舵与南京政府合作亦非所愿！正是在受到工农运动与军人独裁统治两面挤压的情况下，以宋子文为代表的国民党中间势力在宁汉对立的初期大都处在进退维谷、左右徘徊的游离状态。
宋子文由国民党左派立场退步到中间势力阵营，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性格的反映。既敌视工农运动与工农革命，亦反对军阀政治与军人独裁；希望能在工农革命与军阀政治的夹道中，走出一条美国式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道路，这就是宋子文的政治理想与追求。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心理性格的层面上分析，宋子文所以不肯屈服于“狼虎成群”的恐吓，亦不肯转舵与南京方面合作，除了政治立场的差异之外，也还有着高傲自负、崇尚气节的心理因素。
在国民党政坛上，说到宋子文的政治节操，尽管人言人殊，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比起孔祥熙等皇亲国戚及汪精卫等政客作风来说，口碑要好得多了。一方面，这是宋子文的自负其才与自负其智，眼睛长在额头上，才智等而下之的自然难入他的法眼；另一方面，这也与宋子文的家庭出身及所接受的教育有关。
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嘉树），是一个集冒险家、传教士、商人、革命党等多种身份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也许我们可以为他老人家再加一个头衔：伟大的家庭教育家！正是这位老先生在子女中亲手调教出了两位第一夫人，一位首相夫人，一位首相；即便是最不争气、最没出息的两个小儿子，也都成了大财团的老板。以致这样一个家庭，在中国现代史上成了赫赫有名的一代家族王朝。
事实上，宋家的兴起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考察其外因与内因：一方面，它是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过程中所提供的一种特殊机遇；另一方面，也是植根于其久远而深厚的一种家族传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这是老子的哲学，也是历代王朝得以成功的经验，何尝不是宋家得以崛起的写照。
司马迁在考察三代及秦国之兴的历史渊源时，曾写道：“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一朝之兴如此，一家之兴亦不能例外。
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家族传统的宗法社会。宋耀如出身于海南文昌县的一个韩氏家庭。这是一个有着独特家族传统的大家族，其先祖可上溯到战国时代的韩国君主。秦灭韩，国破家亡，韩公子虽谓之天潢贵胄，到了这个时候也只能“下岗”，归入失业大军另谋生计了。据说，一位公子最终选择了以货殖为业的道路，且世代相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下海经商了。
宋子文之父宋耀如
从商，在一个充满了商业气味的现代社会当然是一个不坏的选择。中国几千年来是一个崇尚读书做官的社会。一个人即便经商发财成为亿万富翁，也不能看作是人生的成功。有了机会，还是要做官，这是许多韩氏子孙梦寐以求的选择。于是，十世纪的北宋时期，韩氏远祖韩琦因戍边之功被封为魏国公，这可以被看作是韩氏家族的一次昙花一现的光荣！随着金人的南侵和北宋的衰亡，韩氏家族甚至连世代聚族而居的河南安阳也蹲不下去了，不得不举族南迁，千里历险到达广东廉州地区。12世纪末，韩氏族人韩显卿更是冒险渡过琼州海峡，进入被称为蛮荒之地的海南岛文昌地区，开始了韩氏家族的拓荒经历。从而在韩氏家族的血统中，注入敢为天下先、勇于冒险开拓的进取气质。
16世纪以后，以冒险家的拓荒精神从事海外经商活动的历史，已经成为韩氏家族的一种传统。一代代人漂洋过海，相继向南洋岛国、夏威夷、南北美洲、欧洲各地进军，演绎着一个个海外拓荒历险记的传奇故事。到了子文的祖父韩鸿儒这一代，海外拓荒历险的热度有所淡漠，毕竟成功者虽有，而失败者居多。相对于祖辈来说，祖父是一个变化。他不再迷恋于海外历险，而是极力推重儒家的价值规范，为人宽厚，急人所难，热心公益事业等。与其说祖父是一个商人，不如说祖父是一个社会慈善家来得恰当。其实，商人从事慈善活动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快地发展商业，祖父偏偏忘记了这一点。结果，出入不能平衡，中年以后即耗尽祖传积资，跌入贫病交加的窘境。
不过，祖父的努力并没有完全付之东流。从宋庆龄的身上，正可以看到祖父的深刻影响。不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是一个影响了几代人的伟大慈善事业，从而把祖父推重的慈善活动推向了一个极致；而且宋庆龄一生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又何尝不是一个更高意义上的“慈善事业”。从韩鸿儒到宋庆龄，这正是一个隔代遗传的现象。
当然，从经商的角度看，祖父的经历不能算是一次成功，只能是一次惨痛的失败。祖父的失败，对于父亲来说留下的不只是痛苦屈辱的回忆，也还有贫困交加的生活，更有对先辈传统的重新审视与总结。祖先的光荣与祖父的失败，从此刺激了父亲重蹈先辈之路的强烈欲望。祖父对于先辈是一个反弹，父亲不得不对祖父再来一个反弹。为了让后代重新回归家族传统，祖父的失败正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反面教材。这是一个家族在保持固有传统时所必须支付的代价，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不断完善的过程。
矫枉必须过正。父亲对于祖父的否定，就是在9岁那一年，他与哥哥一起义无反顾地远涉重洋，前往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三年后，再从爪哇岛随堂舅前往波士顿，并改姓宋氏，开始了在美国拓荒的艰苦历程。直到1886年1月，宋耀如以一个美国南方卫理公会传教士的身份回到上海。此前，他已经在印尼及美国度过了15年令人难以想象的传奇生涯。
加入基督教会，从事传教活动，对于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韩氏家族来说当然又是一个反弹；不过，从乐善好施、急人所难、拯救众生的最高教义看，未尝没有相通之处。即便如此，家族的“货殖”传统仍然是不可战胜的。1892年，宋耀如毅然辞去教会职务转而从事实业，并通过翻印及出售包括《圣经》在内的各种书刊、经营面粉厂等，很快成为一个富有的商人。
一边向家族传统回归，一边为家族注入新的活力：民族意识。宋耀如从返国传教到从事民族工商业，多少证明了这一点。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传统是一种放大了的家族传统。因此，当宋耀如结识孙中山之后很快成为一个秘密的革命党人，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感到惊奇的选择。事实上，革命党人的冒险经历，正与韩氏家族那种拓荒历险的气质相吻合。而且，正是通过这次冒险活动，宋耀如不但与大批革命党人成为好友，而且使他的众多子女先后融入革命党人的队伍，从而奠定了宋氏王朝的基石。
王者的霸气，商人的精明，冒险家的勇锐，敢为天下先的拓荒进取精神等，都是韩氏家族血液中的重要遗传基因。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宋子文的那种高傲自负的霸气，那种善于理财的精明，那种大刀阔斧地扫荡旧制的改革精神等，除后天的因素之外正是得自家族传统的深刻影响，并非都是无源之水与无根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