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街头

宋本以为：蒋既已允为合作，一切的问题都已经解决。所以，4月8日，发出了“本部长奉令接受江浙财政”的通知；4月9日，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正式开署办公，中央银行筹备处亦在沪成立。宋同时规定：一切国税收入应统行解缴设于中央银行筹备处内的财政部金库。宋并电谕武汉方面将江浙闽皖等省公文及税务文件全部封寄上海办事处承办，以统一事权。一切都表明，江山已经坐稳了。

其实，这只是宋的自我感觉良好。事实上，蒋并不是一个健忘的人，一个多月前的事情都还历历在目。徐桴的那份“我军命脉操在宋手”的电报，真是给了蒋一个振聋发聩的警觉。现在江浙打下来了，上海也打下来了，难道还能再来一次“我军命脉操在宋手”么？

其实，蒋允为合作只是一个缓兵之计。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发生在4月上旬的事情。而这个时候距中国现代史上一段最为惨痛的日子——“四一二事变”，只剩下几天了；距离南京政府成立，也不到十天。一切的布置，都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等到正式打响消灭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分子的第一枪，等到南京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宋的武汉政府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在上海滩上还能有立足之地么？到了那个时候，不但军队操之我手，而且政权亦操之我手。所谓“在人屋檐下，怎敢不低头”这个道理，宋不会不懂。因此，蒋允为合作，这是蒋的自信，也是蒋的手段。

况且，尽管有蒋总司令允为合作，但江浙财团并不允为合作。在蒋的反共大旗下，整个的江浙财团都表示支持蒋总司令。结果，蒋抵达上海不久，就从江浙财团那里拿走了300万元巨款，而宋子文抵达上海之后，从江浙财团那里没有借到一个铜板。4月中旬，宋曾反复向上海银钱业说明困难恳请借款300万元。上海银行公会则藉此提出五项苛刻条件：请国民政府财政当局宣布宗旨及维护金融业之方针；借款应请限定用于江苏，并须开示用途大纲；借款不能一次缴足，可分日缴齐；借款担保应由银团组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保障旧欠之归还等。并要宋子文公开登报保证之后，才同意筹措借款。宋只得予以满足。直到4月17日，上海银行界始同意借款300万元，并通知宋办理第一笔100万元的签收手续。

但在这个时候，国内形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4月12日，蒋在上海及南京地区公开“清党”。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颁令将蒋“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同日，武汉政府封存汉口中国、交通、广东、香港国民等银行现金400余万元，上述银行通电与汉口断绝往来。

宋子文进退维谷了。一方面，按照银行方面的条件，这笔300万元的借款必须用于江苏，也就是说只能交给蒋总司令用，而蒋已被武汉政府宣布为“人民公敌”，宋如何可以公开资敌；另一方面，因南京、武汉已处于敌对状态，各地银行均与武汉方面断绝往来，这笔借款即使到手已无法运至武汉用于改善武汉政府的财政状况。既然武汉方面得不到了，当然不甘心让南京方面得到。于是，宋拒绝在300万元借款中的第一笔100万元垫款合同上签字。是日，根据武汉政府电令，宋并通知江苏财政处与国民军总司令部军需处断绝一切往来。蒋大怒，指示由白崇禧签字后将款解往南京总司令部军需处。

这是一个信号，既表明蒋、宋合作关系已经结束，也表明宋的利用价值已经失去。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日，南京政府任命古应芬为财政部长（由钱永铭代理）。在南京政府眼中，宋的武汉政府财政部长职已经是“伪部长”了。20日，蒋宣布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在南京成立，陈光甫等上海商界的代表人物出席了是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会议作出发行2 000万元公债、续垫临时借款、接收江苏财政处等一系列重要决议。

南京政府与江浙财阀结成了新同盟，而宋子文则被淘汰出局。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召开会议的当天，一队“丘八”封闭了宋的武汉政府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不过，蒋是个有始有终的人。半个月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曾颁发布告，表示一切财政事宜交宋的财政部办理。朝令夕改，蒋不能不对这件事有个交代。4月25日，南京政府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分别发表布告，进行解释和纠偏，称：“关于江浙财政，曾经布告归财政部直接办理，原冀其责有专成，在此最短时间中，得积极整理，不意近来故障迭生，长此因循，何以为政。现国民政府已建都南京，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亦已正式成立，所有江苏财政，嗣后应由该委员会负责办理。”这是南京政府的布告。总司令部的布告更声明：“此后江浙两省，关于财政上用人行政及一切筹借款项各事宜，统归各该省财政委员会负责办理，以一事权，无论任何军队团体，不得加以干涉。”次日，南京政府秘书处宣布，所有以往财政部通令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前发布告与南京国民政府布告抵触者，应即撤销。不但新债不得发生，而且须偿还旧债。所谓“矫枉必须过正”，正是一个合理的逻辑。

宋在上海的处境，真是一脚悬空，有点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了。南京政府已经把他看做“伪部长”，当然是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武汉政府虽把他看做真部长，但什么事也帮不上忙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忙忙碌碌的宋部长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从4月下旬财政部上海办事处被关闭到7月上旬离沪赴汉，其间近三个月是宋子文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

事实上，宋完全是一个西化的人物。就其政治认识及党派信仰而言，脑子里装的都是美国人玩的那一套，不外是：议会政治，专家治国，党政分轨运行，军人远离政治等等。以这样的政治价值观念来看待南京政府的成立，宋博士当然要对蒋总司令说“不”了。此间，宋会见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赫贞，痛心疾首地说：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都被推翻了！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到上海采访宋子文，宋亦直言不讳地说：尽管他讨厌诸如劳工煽动罢工等群众运动，然而他认为南京政府只是一种改头换面的个人独裁政权；武汉尽管有共产党人，但仍然代表了国民党纯洁的传统。在宋子文看来，成立南京政府不但是对国民革命的反动，更是对其政治理想的炮击。

宋的财政部长，已被南京政府开革了；但宋的利用价值，并没有被蒋介石看轻。为了拉拢孙夫人宋庆龄，为了与宋氏家族结成政治联盟，甚至也为了赢得宋三小姐的芳心，都不能不借重宋子文。不过，蒋总司令很清楚，像宋子文这样的人，出身名门，青年得志，仕途一帆风顺，所谓宗室骄恣，桀骜不驯，正是这些家伙常有的毛病，不能不给他一个切实的教训。先抑后扬，先打后拉，这是谋略家的老办法！

但是，宋并不是一个轻易就范的人。早在南京政府筹备时期，蒋就曾派人邀宋到南京出席中央执监委会议，只是武汉政府强烈抨击这个会议，宋是“拥汉派”，南京的会议当然去不得。财政部上海办事处被查封以后，武汉政府曾派人赴沪劝宋返回武汉，但遭到宋蔼龄、孔祥熙的强烈反对，他们说服宋子文与蒋介石进行合作，就连母亲也对儿子的安全表示深深的忧虑。

就像一只猎物已经钻进了猎人的套索。蒋总司令开始对宋子文这只猎物收紧套索了。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上海各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长陈群，都是有名的恐怖人物，上海人民送给他们一个恰当的绰号：“狼虎成群”。5月间，“狼虎成群”盯上了宋子文。宋在上海期间住在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这是一幢花园式别墅，是当年几个旅美华侨购置之后送给中山先生与庆龄的。但是，宋子文发现在房子四周一些彪形大汉转来转去。宋每次出门，他们都用泛着绿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宋子文，这使宋十分紧张也十分恐惧。甚至连匿名恐吓信也送进了莫里哀路29号。宋读了这些信，只觉得后背冒出一阵阵寒气。

当时，对于宋的处境，美国记者希恩曾作了这样的报道：“他的住宅一直受到特务的监视（这栋住宅从建造以来白天黑夜每时每刻都在监视之下），这使他心情十分紧张。他不敢走出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因为中国这个城市无处没有蒋介石的士兵。他们转眼就把他抓走。如果被他们抓走，那就只有两条路：要么当财政部长，要么坐牢。”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是一个万人瞩目的高官，但高傲的宋子文并不想当；至于做阶下囚的味道，当然也不是宋子文所愿意品尝的。

在这种情势下，深居简出只能是宋的选择。可是，宋不是个修身养性的人；况且，一个人住在莫里哀路的空房子里真是无聊极了。大姐蔼龄的房子，在西爱咸斯路；母亲与美龄的住所，在西摩路。这是宋子文常去的两处地方。不过，每去一次，遇到大姐都要被“洗一次脑子”，这是他最感矛盾的事情。

对于大姐的劝告，宋子文提不出反驳的理由。大姐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许还是一个政治市侩。不过，不能不佩服她对于问题的剖析要比自己深刻得多。在大姐看来，蒋总司令虽是政治上的一个暴发户，南京政府也可以说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军阀政府；但是，蒋是一个实力人物，不但军队在他的手中，上海的商人也站到了他那一边。宁汉之争，蒋汪之战，从实力的角度看，稳操胜券的无疑是蒋总司令。“胜者王侯败者寇”，在历史的教科书上未来的武汉政府只是一群草寇罢了！

并且，宋子文对于武汉政府领导下的民众运动，也从心里表示厌恶。他曾说过：“事实是，我不是一个社会革命者。我不喜欢革命，不相信革命。如果劳工政策使所有商人和工厂老板吓得不敢开业，我怎么能平衡预算或者使货币流通呢？”

但是，从国家法统的角度看，宋子文不能不承认武汉政府正是南方政府的一个继续，“武汉尽管有共产党人，仍然代表着国民党的真正传统”，这不但是他的认识，也是当时大多数国民党人的认识。只有武汉政府才有资格代表国民，也才有资格继承国民党的法统。从政治道德方面说，他不想被人看作革命的叛徒；况且，他对蒋的蔑视民主、独断专行的军阀作风实在不能认同。从蒋的政治道德与作风到蒋的政治手腕与气质，他觉得他们之间差异太大了，实在没有弥合的可能。

宋子文的处境，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HsmXRXqo9eobebP7xxwZOHEbcolNPYcqSglcmxFe94kwLrSFP8b6XpUzwBj1kAv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