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刀赴‘沪’”

从北伐出师到武汉政府成立，蒋、宋一次次斗法，赢家几乎都是宋子文。宋颇有些顾盼自雄了。不过，中国人有句老话：“谁笑在最后，才是笑得最好！”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蒋不但被排除在权力很大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之外，而且被排除在“出镜率”很高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之外。这不能不说是蒋的失败。

然而，大家对于蒋介石这个人都还是有点小看了。结果，在随后而来的宁汉之争中，武汉方面惨遭覆辙。而造成这一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两昌之争”结束后，宋在军费问题上所作的让步。蒋得到宋提供的军饷，迅速向江浙方向推进，仰给江浙财赋，在军饷方面有了立足之地，也就有了向武汉政府抗衡的真正实力。不过，蒋既在迁都问题上作出了让步，宋也没有理由不接济军费。结果，宋在武汉地区理财三个月发行公债收入3 500万元，2 600万元都送给蒋作了军费。这真是一个惊人的代价。

事实上，宋在武汉期间的理财实践前后只有三个多月时间，一切的措施都还只是开始。从加强税项的征收到发行金融公债，无不是照搬南方的经验。即便是汉口中央银行的设立，宋亦强调：“办事须取法广东中央银行总行”，“今后再发行兑换券时，以中央银行所有现金之相当额为度”。这当然是一个信用问题。不过，这是一个牛皮。广东中央银行的信用，不是因滥发纸币而彻底破产了么？这次，汉口中央银行在发行钞券时不但以大洋为单位，并在券面印有“汉口”字样，与广州中央银行所发行的以小洋为单位、券面有“广东”字样的钞券已经有了明显区别。

一个政府，两种纸币，不能不说是一个新闻。宋的理由不外是：两行钞券发行的范围不同，都有相应的现金准备，由于国内交通不便，给不同钞券的兑现、调换带来相当困难，所以汉口与广州所发纸币须有区别标志。同时，宋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钞券从票面文字到所代表的贵金属种类与数量单位理应加以统一，“但现在之国民政府，于军事政治外交方面，诸端待理，今欲即行从事于此等理想上之改革，乃极困难，换言之乃不可能之事。故拟与各般施政之改善，同时详细研究，而徐徐谋其进行也”。

当然，这是一个堂皇的理由，也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不过，在湘鄂赣各省，广州央行的纸币不但已经铺天盖地，而且早已臭不可闻，汉口央行还敢穿老鞋走老路，继续沿用广州央行的纸币么？显然，宋所谓“交通不便”，所谓兑现、调换困难等，都只是一个逃避责任的掩饰。

其实，宋对于湖北财政的整理，对于湘鄂赣各省财政的整理，都只有一点浮面上的成绩；许多措施都还停留在规划阶段，并没有得到推行，比起广东时期的大刀阔斧与雷厉风行逊色多了。不过，武汉政府的权威远未建立，与工商金融界的关系远未打通，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时，随着南京政府的建立，武汉政府受到军事与经济两方面的压迫，一切的财政措施都不能不受到严重影响。加之，宋作为武汉政府整理财政的“总设计师”，3月下旬便已前往上海与武汉方面失去了联系。所谓“人亡政息”，在制度不健全的社会里正是一个必然。

从1926年12月10日抵达武汉到1927年3月27日离开武汉，宋滞留武汉的时间仅110余天。宋为统一广东财政，前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而要整理武汉财政，100多天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宋过早地离开武汉，可以看作是武汉政府不能在财政方面做出成绩的重要原因；不过，即使给宋子文两年的时间就能把湖北的财政搞定么？20世纪20年代，湖北尽管也称做是中国的财赋之区，但比之广东就差得远了，比之江浙之区差得就更远了。基础不厚，用给不足，这是湖北的财政不能像南方那样做出成绩的先天因素，而宋子文急于赶往上海不能不说是挽救武汉政府财政危机的一着要棋。

因此，国民革命军北伐，从财政部长宋子文到总司令蒋介石，无不时时关注着上海银行界的政治动向及财政金融情况。据此，早在二届三中全会期间，宋曾痛心地向大会报告：上海银行界已经被军阀张宗昌强行借款100余万；同时，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招商局经理傅筱庵反对国民政府，竟以招商局全部长江轮船借给孙传芳运兵与国民革命军做对。为此，大会根据宋的提议：通电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和总商会对张宗昌的借款要严加拒绝，否则便以甘心助逆论处；对军阀走狗傅筱庵则通缉严办。二届三中全会还决定迅速设立浙江、江苏财政处，由宋子文亲兼处长负责办理两省的财政统一事宜。

3月22日，北伐军攻占上海，上海有落入蒋介石掌握的危险，这是武汉政府赶派宋子文（财政）、陈友仁（外交）、孙科（交通）三大部长赴沪指导一切的原因。宋尤其不敢懈怠，早在启程东进之前便已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指派总务处长宓瑞峙、盐务处长兼统计处长朱忠道、印花处长唐肇凯、税务处长张福运等财政部四大处长先期赴沪，为宋氏赴沪预为准备。

为了能切实控制上海局面，也为了能切实统一上海财政，武汉政府指派吴稚晖等六人组成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海分会；承认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为上海人民的正式代表机关；市政府委员由市民代表大会选举，经上海特别市党部呈上海政治分会转中央批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并指派郭沫若为上海北伐军政治工作指导员等。显然，一切的措施都是为了防止蒋总司令凌驾于党政军之上，保证武汉政府的各项治权能够得到落实。

为了与蒋总司令争夺对上海的治权，武汉政府剑及屦及绝不含糊。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原则是原则，执行是执行。陈友仁与孙科因事耽搁，不能很快就道；三大部长，立去其二，剩下宋子文单刀赴会不能不说是武汉政府的失策。3月27日，宋赶乘英商太古公司“重庆”轮离开武汉，赶赴上海。当日，武汉政府致电上海当局和各界：“国民政府对于财政统一，已决定具体办法。特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即日赴沪，全权管理财政事宜，所有江苏、浙江两省财政，均归统一。关于一切税收及与中国商界银行等筹款或借款等事，必须由财政部长办理方生效力。此外，无论何人用任何名义，如有干涉财政税收或擅自借款及擅定其他筹款办法者，国民政府概不承认。”上海及江浙的财政金融问题，只有宋子文才有权说了算，这就排除了蒋介石觊觎上海及江浙财赋的权力。显然，这是宋子文在出发之前对蒋介石下的一道战书。

能不能顺利接管江浙及上海财政，不但事关财政事权的统一，更涉及江浙及上海的治权。这不是宋财长的庸人自扰，也不是武汉政府的杞人之忧，一切的忧虑都有着充分的根据；一切的警告，也都是十分必要。事实上，北伐军占领上海以后，正以各种借口自行筹饷及管理财政。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与金融中心，也是国民军垂涎与觊觎的目标，特别是财政部与军部在筹饷问题上的纷争由来已久了。上海一旦落入蒋的掌握，不但武汉政府的税赋失去最大的源泉，而且蒋的独裁势力将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一切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掌握上海财政的管辖权，既是宋财长的认识，也是武汉政府的认识；同时，这也是武汉政府派宋子文先期赴沪的初衷。从广州到武汉，北伐军每攻克一省都要由财政部派出接受财政的人员，这是一个老办法了。从武汉到上海改由宋子文亲赴上海接受财政，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但是，在江浙及上海地区“革命军阀”蒋介石势力太大了，影响也非同一般。一切的措施，都不足以与蒋的势力抗衡，何况已经采取的一些措施还不能得到切实的落实，真是一件很令人可惜的事情。

其实，早在宋氏赴沪前一个多月，蒋就以南昌中央政治委员会名义委任吴稚晖等15人为上海政治分会委员，并公开宣布由上海政治分会指挥一切。在政治措施之外，财政方面亦有许多切实的举措。辛亥革命之后，蒋曾在上海滩上混迹了数十年。从上海黑社会到工商金融巨子，蒋与之都有往来或建有相当关系。蒋要争夺江浙及上海财源，不能不与江浙财阀及早接上关系。据此，早在1927年初，蒋就已经派政治密友黄郛、国民军总司令部经理处长徐桴潜赴上海，与陈光甫、钱永铭、虞洽卿等江浙财阀的领袖人物接上了关系，取得他们帮助筹款的允诺，并率先秘密借款50万元开蒋总司令向江浙财阀筹款的先河。

可见，早在北伐军攻克上海之前，蒋对于江浙及上海财政的管辖权不但有志在必得的举措，而且有切切实实的进展。然而，武汉政府及宋子文对蒋的这些秘密活动不但一无所知，反而推派蒋的“政治师爷”吴稚晖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海分会首席委员，不能不说是一个可笑的事情。而本应与宋一起赴沪主持工作的陈友仁、孙科竟因事耽搁，不能就道，都说明武汉政府对上海方面的形势缺乏应有的认识。何况，蒋的一切举措都有强大的军力保障，比之武汉方面的坐而论道自不可同日而语。以宋氏一个光杆司令企图对抗蒋氏数十万大军，无疑是以卵击石。宋子文的上海之行最终以失败而夭折，正是一个合理的结局。

3月29日，宋抵达上海，当即设立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着手布置接收江浙财政事宜。上海这个地方，对于宋子文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四年以前，他从这里乘船南下，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钱庄经理！四年之后，他从这里上岸，已经是赫赫有名的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了。今天，宋财长重返故地，既有梦里依稀的感觉，更有荣归故里的满足，所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正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此行，尽管意识到会有各种困难，但是他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上海是他的故乡，各方面都十分熟悉，是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然而，宋登岸之后就发现上海的形势远非自己想象的局面。如果说，蒋、宋之间曾有过多次的冲突，但是从规模上说那只是一些小小的接触而已；只有这一次，才是一决雌雄的决斗。其实，宋子文于3月27日才离开武汉，蒋介石就已于3月26日驾临上海，迅速宣布成立“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任命江浙财团的领袖人物、上海银行家陈光甫为主席，声称将由该委员会领导江浙及上海财政。

武汉政府宣布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海分会”，蒋总司令也成立了“上海政治分会”，上海滩上同时出现了两个国民党政治权力机关。现在，蒋总司令成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宋子文也成立了“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上海滩上同时冒出了两个代表国民党政府统一财政的机关，岂非咄咄怪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不但武汉政府成立的“中央政治委员上海分会”事实上只是一个空中楼阁，而且宋子文成立的“财政部驻上海办事处”因为得不到江浙财阀的支持也未能发挥任何真正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出现了两个政治分会、两个财政机关，但在蒋总司令与宋部长共同抵达上海的初期，双方都预留了转圜的余地，并没有一开始就将脸皮抓破。只是，此前的蒋、宋之争，总是蒋迁就宋氏；而这一次，却是宋迁就蒋氏了。抵达上海的次日，宋便登门拜访蒋总司令，商谈江浙及上海财政如何统一的问题。高傲的宋部长也知道在蒋总司令面前“谦虚”了。

4月1日，汪精卫返国，在沪作短暂停留，并与蒋进行政治会谈。结果，在联共与反共问题上，双方争论激烈。耐人寻味的是，自始至终与会的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完全是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对于蒋、汪分歧，宋装得不以为然，以为：“凡政党每有意见参差之处，英美各国皆然，国民党员亦不能外此例。惟政见虽有不同，决不致分裂也。”其实，这正是宋子文的聪明之处。蒋是“有枪阶级”，整个的上海都已在蒋的控制之下。不但统一上海财政的事情要借助蒋的合作，甚至宋某人的生命安全也离不开蒋的关照。“百无一用是书生”，秀才与大兵闹意气，说到底是秀才吃亏。这个道理，宋博士不是不懂。

不过，蒋尽管对武汉政府大加鞭挞，对“左派领袖”汪精卫更是大发丘八脾气；但是，对于曾经在军饷问题上多次掣肘的宋部长，蒋则显得颇为优容，也颇为大度。经过宋的反复交涉，蒋同意由宋子文统一江浙财政，并于3月上旬颁发布告，表示“所有江浙财政事宜，应即交由财政部接收整理，以期统一。嗣后无论任何机关团体，对于财政概不得加以干涉，其对外一切契约行为，并由财政部办理。”

这真是一个原先没有想到的进展。其实，在没有与武汉政府完全决裂的情况下与宋子文达成暂时的妥协，让宋子文继续为自己筹措军饷，对于蒋总司令来说正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早在2月份，宋就向蒋作过承诺，每月为国民军筹饷1 300万元。在这张支票没有全部兑现的情况下，蒋不想让宋子文找到逃避责任的借口。同时，出于蒋的认识，宋确是一个理财专家。宋如果能发挥其所长为己所用，帮助自己整理统一江浙财政，蒋、宋未免不可以长期合作下去。

蒋的“合作”态度顿使宋如释重负。为此，宋部长公告天下：“本部长奉令接受江浙财政，现经设立驻沪办事处于民国路慈善救济会旧址，以资统辖。以后所有江浙两省中央直辖财政机关一切收入，应均扫数解交本处接受。其属于前江苏财政厅范围者，应解江苏财政处，属于浙江财政厅范围者，应解浙江财政处，概不得擅自拨支。”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宋的自信与强悍。而且，无论是江苏财政处还是浙江财政处，处长都是宋氏一个人。所谓“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xUAEfbmXqM9Q2pHq4slV+bK14lVLi8biKG6JKZGvSfaKBQ80l6VVabwwspc8V1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