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俚俗所谓：“处贫贱易，耐富贵难；处逆境易，耐顺境难；吃劳苦易，享成功难。”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北伐成果的分享上，国民党右派与左派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由此而引发了一场迁都之争。
本来，南方政府时期的宋子文只是一个埋头于整理财政的技术官僚，政治上还谈不上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若就政治倾向而言，宋大致处在中间偏左，与左派的关系较为贴近，与右派也没有根本冲突，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宋子文仍是一个美国化的现代知识分子，政治上比较看重美国式的民主秩序，主张一切按制度、程序办事，共同遵守能反映和保持个性的“游戏规则”。由于就政治程序而言，在这场迁都之争的初期武汉国民政府继承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法统，很自然地，宋与武汉政府站到了一起；又由于在北伐军饷供应问题上，宋与蒋始终合作得不好，关系闹得很紧张；迁都之争又是蒋首先挑起的，很自然地，宋认为是蒋破坏了大家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自不愿与蒋同流合污。
的确，这场迁都之争，本是出自蒋的“首倡”。北伐出师初期，军事上发展顺利，9月初便已打到武汉三镇城下。9月6日，汉阳拿下来了；7日，汉口也拿下来了。武昌虽然还没有易帜，但到了9日上午，敌帅刘玉春通过湖北总商会致函蒋总司令请求宽限条件，准其投降。蒋总司令很高兴，于9日中午接见湖北总商会代表，表示：“刘逆能早开城，使人民痛苦解除，自当赦免。”
武汉三镇指日可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蒋大受鼓舞，当即致电广州中央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谓：“汉阳汉口既克，而武昌城敌因无退路，故尚负隅，现在正在设法劝降中，城虽未下，而军事实无问题。”这是简要报告战况，接着转入正题了。“武昌克后，中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否则迁延日久，政治恐受影响，请勿失机。”
军事北伐，政治北移，首都的迁移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一件事。但是，在历国历邦、历朝历代，迁都都是一件举国关注的大事，需要深入筹划，慎重论证，以便取得君臣朝野的共识，哪里能像小孩子过家家，说搬就搬了哩？显然，蒋的第一次迁都建议在广州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不要紧，蒋总司令有的是激情和虚心，一次不行，可以再来一次！9月18日，蒋二次“上电”张、谭两主席重提迁都问题。不过，蒋这次退了一步，意思是可以先来几个政府委员与中央委员，组织政治委员会接管军政权力。
但迁都之事实在太大了，南方政府不得不持十分慎重的态度。10月16日，张、谭在广州主持召开党政联席会议，讨论蒋提出的政府北迁问题，决定是“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蒋的迁都之议被会议否定了。不过，蒋是一位顽强的老斗士，也是一位蔑视权威的反角。广州的消息传到前方，蒋并不认为这是应该遵守的组织决定，而是第三次“上电”张、谭仍坚持迁都之议，理由是“广东偏于隅，且地方界限甚深”。蒋并提出：在中央党部及政府机关暂不便北迁的情况下，可将中央执委会先行迁移武昌。
当时，蒋的党内职务是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称得上是国民党的“老大”。“老大”一再要求北迁，张、谭不便反复驳回。拖到11月中旬，南方政府同意派遣一个六人先遣组赴武汉调查中央迁汉事宜。这个工作组的成员是：孙夫人宋庆龄，苏联政府派驻中国国民党代表、广州国民政府高等顾问鲍罗廷，国民政府常委、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政府委员孙科、徐谦，以及中央执委兼代理外长陈友仁。
宋庆龄及宋子文一行，在一个500人的庞大卫队的护送下，11月16日离开广州北上。宋子文是财政总管，腰里有的是票子，加之年纪轻，不用说这支先遣队伍的后勤保障工作都交由子文负责。据此，宋子文脱下西装革履，穿上黄咔叽军服，背上公文包，既要与大家完成每天的行程，还要穿行在队伍中安排每天的吃住穿行。当时，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出了粤省之后必须到中央银行分行或指定的兑换所才能兑换到当地的通用货币。为防不测，宋子文不能不预先准备相当数量的碎银，从而加大了途中的负荷量。为了保障银两与行李的运输问题，也为了照顾鲍罗廷及宋庆龄等高级领导人的沿途生活，宋子文经常亲自到城镇征集民夫组织运力等，保障了行程能够按计划实施。一路上，宋子文的朝气蓬勃与吃苦耐劳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2月2日，蒋总司令亲率迎接队伍，在赣江与宋庆龄、宋子文等一行相遇，当天共同抵达南昌。下午，迁都先遣组听取蒋氏关于北伐经过的汇报。4日至6日，蒋陪同先遣组赴庐山游览。此间，蒋乘机与宋谈及军饷问题，宋同意拨付经费350万元作为接济武汉驻军的饷项。蒋大为高兴，亲电武汉唐生智、陈铭枢诸将，告知：“宋部长约四日内可以来汉，解决一切财政问题。勿念。”此间，鲍罗廷亦曾与蒋作过一次单独谈话，批评蒋筹饷过巨而导致收税太重，且指责蒋在军费项下开支不清等，使得蒋大为不满。显然，鲍罗廷的这些情报，大都是来自宋子文方面的报告。12月8日，宋子文陪同孙夫人从九江乘飞机，是日抵达武汉。
本来，蒋首倡迁都之议，初衷是通过中央政府北移借此抑制驻防武汉的湘军首领唐生智的势力，以防其坐大。但是，当蒋看到先期赴汉筹组政府的中央大员竟是孙（夫人）、鲍、宋、孙、徐、陈等人，不免大失所望了。在蒋看来，这个“六人团”，其实就是一个左派团体。鲍罗廷不要说了，俄共派驻中国的总头子；孙夫人也不用说了，党内左派的一面旗帜；徐谦、陈友仁都是党内有名的左派分子；孙科是一位惹不得的“太子”，宋子文是一位碰不得的“新贵”，两个人都有左倾的味道。这批人到武汉开府能干出什么好事，无非是为共产党插旗、开路罢了。送走了先遣组一行，蒋总司令不免又多了一层心事，对广州的张、谭两位老糊涂也不免多了一分不悦。
武汉的地位太重要了，未来的武汉政府也太重要了，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大武汉不能落到湘军头子唐生智的手里，难道可以落到俄国人和共产党手里么？这是蒋总司令不能不表示忧虑的头等大事。因此，孙夫人一行出发不久，蒋即急电广州张、谭两主席坚决要求中央与政府迅速北迁；蒋并发誓：“如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中亦不到武汉。”
中央与政府没有北迁之前，总司令便不能到武汉？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也是一个明目张胆的要挟。不过，迫于蒋总司令的压力，也出于共同的忧虑，张、谭不再等待孙夫人一行的调查结果即决定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于12月5日停止办公，次第于12月7日和20日分两批北迁武汉建都。
无论是国民政府，也无论是中央党部，一切都按照蒋总司令的意愿办事，一切都迁就了蒋总司令的情绪，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不能不说是相当圆满了。但是，独裁者的愤怒是没有限制的，野心家的欲望也是没有限制的。孙夫人、宋子文一行到达武汉之后，受到了武汉三镇十万民众的热烈欢迎；同时，在北伐胜利的激励之下，武汉的工农运动迅猛地发展起来了。这对于蒋总司令来说，不免是一个深深的刺激。从国民党左派，到共产党，再到鲍罗廷，他们的气焰都是那么嚣张！工农民众的情绪都是那么躁动！武汉三镇的环境是那么险恶！未来的武汉政府，不能不受到他们的包围控制；国民党的地位，也不能不受他们的影响和压制。
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觉醒来，蒋总司令的主意变了，不再主张迁都武汉，而是主张暂时定都南昌，并决定以蛮力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12月31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二批北迁人员到达南昌后，蒋即下令将其扣留。随后，蒋与张、谭一起自行召集政治会议临时会议，作出中央与政府“暂住南昌”的决议。当初，迁都武汉的计划，本是出自蒋的首倡和力争；今天，要扼杀与埋葬这一计划也是出于蒋的阴谋和主张。真是“赵孟所贵，赵孟贱之”。蒋的出尔反尔，蒋的以军统政、以军统党，受到武汉方面的强烈反对和严词谴责。于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迁都之争就这样由蒋一手挑起了。
迁都之争，很自然地把宋子文推到了武汉国民政府一边。虽然，就政治分量而言，宋子文不若孙夫人、鲍罗廷多了，甚至也比不上徐谦、孙科、陈友仁等人活跃。因此，宋子文远够不上迁都之争的中心人物；但是，宋子文是迁都武汉的重要赞成者和主要实践者，从心理感情到实际行动，他是坚决站在武汉政府一边的；同时，武汉方面反对定都南昌，打出的旗号是：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等。这些政治主张与口号，无疑地很对宋子文的胃口。
更重要的是，在迁都之争中，宋子文有着不容轻视的经济分量。想想看，蒋总司令手下200个团、数十万军队的军饷供应，哪一天少得了财政部长宋子文的接济。从北伐出师以来，宋对于军饷的供应，尽管不能尽如军部的意愿，甚至还有大量欠饷，但总算殚精竭虑，竭尽全力。而宋子文如果借迁都之争，对军饷的供应不再负责，彻底放手，正所谓“计毒无过断粮”了。因此，宋对于南昌方面的态度，这是蒋不能不予以最大关注的一个问题。
果然，宋从“筹款”的角度发表意见了。宋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训部部长陈公博说：“如果国民政府不搬汉口，我再不给钱，看他们有什么办法！”陈公博曾被蒋派到湖北整理财政。这个话，宋当然是说给蒋听的。这真是平地一声惊雷！而且，宋坚持“上月与本月旧欠伙食，概不发给”的主张越发坚决了，实施起来寸步不让。
宋这一手真是厉害！“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真理的发见。依照蒋总司令的性格，当然不是一个容易屈服的人。但现在的问题是：“牛有千斤之力，人有倒牛之方。”蒋的脾气再犟，能犟得过宋的票子吗？看在银子的份上，蒋不得不主动转圜，于1927年元月中旬亲赴武汉主动作出弥合迁都分歧的姿态。想想看，数十万军队每月约需军费1 300万元，每天约需40万元。数额太大了，压力也太大了。
但是，蒋的这一姿态不足以改变宋的既定方针。宋的观点是，在迁都问题解决之前，决不在军饷供应方面作出实质性让步。而在迁都问题上，双方都是各持所见，丝毫没有调和余地，事情真有点难办了。特别是蒋总司令与鲍顾问的一次正面交锋，宋子文担任的翻译，这一次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当时，双方是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鲍氏与蒋氏争论了许久，最后鲍氏不得不对蒋氏说：“你想众人都不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吧，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各大臣说话。有一天他对着各大臣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各大臣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找狗去。’”
听完了这个故事，宋真是刻骨铭心。因为七年之后，当宋被迫辞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一职时，曾说了这样一句话：“当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走狗，从现在起，我要做人而不是做一条狗。”宋关于“做人而不是做一条狗”的宣言，无疑是深深地受了鲍氏这次谈话的影响。
在武汉期间，蒋的亲善“外交”不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反而使关系更趋恶化。蒋既不能改善与宋的关系，军饷接济不上的问题不免越来越严重。各地催要饷项的电报，正像雪片一样飞来。军队中的闹饷事件，正在一波一波地出现，甚至军人的哗变事件也早已不是一个新闻。处于这样内外交困的境地，蒋实在是日坐愁城无计可施。万般无奈之下，蒋决定再派他的理财专家、国民革命军经理处长徐桴赶赴武汉进一步与宋交涉，希望能碰碰运气。
1月29日，徐桴赶到武汉，当天就见到了宋部长，随后即有密电向蒋报告：“桴因在浔待船，至今早始抵汉，当见宋部长，商以后领款办法。不料宋部长谓，现已辞职，不能负责。桴谓：‘军费前经说定，每月现洋1 000万，库券300万，辞职如何，非桴所知，在未准以前，须照此发款。如有错误，军心立涣，大局可危。彼又谓无论如何不能负责，只可收入若干，发给若干，不能照前定负责。经过再三面恳，彼又谓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
宋所谓“辞职”，当然是一个气话。因广州国民政府机关在北迁途中，已经被蒋总司令半路打劫扣押在南昌，原拟议中的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自然不能开府办公。因此，宋的财政部长一职也就一脚悬空，不能作数了。“辞职”一说即指此。不过，宋所谓“不能负责”显系托词。至于“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更是一个暗示，潜台词就是：军费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政府必须迅速北迁武汉。这是宋子文开出的条件。
的确，宋子文手上不是没有钱；解决军饷问题，也不完全没有办法。攻克武汉之初，蒋曾下令设立湖北财政委员会，派陈公博任主任。11月22日，宋指令设立财政部湖北财政处，以亲信李调生为处长，迅速从陈公博手中接管了湖北财政。12月间，宋抵汉，即下令成立财政部办事处，是为统一管辖湘鄂豫赣等省财政的最高机关；同时很快筹组成立汉口中央银行。1927年1月20日，即发行金融公债2 000万元，整理财政公债1 500万元，国库券900万元，公开的理由是：用于收回旧票，清理新债。
其实，这是一个幌子，也是一个骗局。按宋的预算计划，在这次4 400万元的公债、库券发行收入中，只有700万元用来整理武汉地区旧币，200万元用来清偿原先向湖北的借款，其余3 500万元被用来充作军政费用的支出。
据此，宋自抵达武汉后，既不是“不能负责”，也不是“一人办事不动”，一切都只是一个借口。徐桴的第二份电报，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宋部长不发款显系赌气，故意刁难。然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危，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徐桴发出这份电报的时间是2月3日。这说明徐自1月29日抵达武汉后，经过几天的秘密活动已经把武汉方面的情况以及宋的内心企图摸得一清二楚了，并以“我军命脉操在宋手”提醒蒋氏“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徐的考虑，无非是建议蒋何妨暂时退让一步先接受宋的条件，先把军费骗到手渡过目前的难关，再跟他们“秋后算账”不迟。况且，此前的徐桴曾受蒋的密令，潜赴上海，与江浙财团的许多头面人物接上了关系。故徐有此一说。
在当时的南昌与武昌之争中，徐桴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是，徐的这个建议，让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与手段。而且，正是徐桴的这个电报，不但击中了蒋的要害，也使蒋倏然间大彻大悟当即决定放弃在南昌建都的立场，从而结束了“两昌”之争。此后，蒋一心推进经营江浙的战略，等到打下上海、南京得到江浙财阀的奥援，军费有了新的来源才与武汉政府彻底翻脸。历史上如果有“一言建功”之说，不能不说徐桴的这份电报是一个切实的例证。现代流行一种说法：“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由大人物引导的。”不过，在这个说法的后面，我们还要再补充一句：“大人物往往是由聪明的小人物在幕后指点的。”这不是夸大其词，而是对历史人物的恰当评价。
研究历史的人，往往只注意大人物的轨迹而忽视了小人物的贡献，这是写历史的人常犯的错误。当然，并不是说小人物一定比大人物高明。但是，当局者处于矛盾的中心，因激于意气之争不免常有“迷”的一面，不若旁观者亦即小人物之“清”，正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现象。事实上，2月3日，亦即徐桴发出电报的当天，便收到蒋的复电。结果，一个多月来的对峙局面一夜间便出现了戏剧性变化。2月4日，宋仆仆启程，直奔南昌。8日，南昌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一律迁鄂。9日，宋致电武汉方面，谓以谭延闿为首的中央各委员数日内即可莅鄂。
“两昌之争”终于以蒋氏妥协而结束了。而蒋氏妥协的背后，是宋子文扣发军饷所发挥的巨大威力。因此，武汉方面一致认为，宋子文为结束“两昌之争”有扛鼎之功。3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论功行赏，宋子文的政治地位再一次飙升，先后当选为15人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七人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6人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28人的国民政府委员，五人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至此，宋子文已成为武汉国民政府举足轻重的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