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不少职业政治杀手。然而,能够与德国的希姆莱齐名的,恐怕就要数戴笠了。
杀手之死大多是凄惶的。唯有中国的这位政治杀手之死算是幸运的了。
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内最有权力的270名“中央执、监委员”集中在“军委会”重庆大礼堂里,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大会。大会已经连续开了17天,围绕国民党从抗战时期转入战后的方针政策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会议期间,有人喊出“打倒特务”的口号,理由是国共和谈、国民参政会、一月政协三大会议关于取消特务机关的决议没有得到贯彻。呼声响彻整个会场,赞同者之多完全出乎发难者的想象,这在国民党历届中央全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更让人想象不到的是:特务统治的集大成者、“一号中央执委”蒋介石先生居然对此持认同态度。由此,几乎是270名“中央执、监委员”结成了一个反对特务的“统一战线”,一致把进攻的矛头对准那位中国的希姆莱。
其实,这位众矢之的的杀手,在政治上的地位是不高的。他不是“中央执、监委员”,所以他连参加这次六届二中全会的资格也没有。他甚至连国民党员也不是。在政府方面,他连部长、次长一类的政务官也没有当过。经“军事委员会”明文公布的职级,仅是一名副局长;由国民政府公布的军阶,也只是一个少将(他的局长职级和中将军阶都是死后才公布的)。
但是,在国民党的所有270名“中央执、监委员”中,没有一个人不切实感受到这位政治杀手的分量。更有的“中央执、监委员”们对他到了谈之色变,见之战栗的境地。即使是处于权力中心的“一号中央执委”蒋介石,面对着这位杀手的强大实力和现实威胁,有时也颇感头痛。
似乎是太让人不可思议了,然而事实是:这位政治杀手拥有5万多名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职业情报人员和凶狠枪手,拥有20万训练有素、装备优良、调动灵活、行动迅速的特务武装;他掌握有庞大的国家警察和保安机关,控制着陆、海、空三军组织严密的谍参系统和布满各地的稽查机构,而且还领导着全国各地的交通检查、邮电检查、航空检查、运输监察、经济缉私、税警武装等各种检查机构。他的组织布满全国每一个角落。他的实力以至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在美国陆、海军两大特工系统中引发了一场剧烈的争夺,目的只是为了谁能取得与这位中国政治杀手的特工技术合作权。由此,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他要会见一下这位中国的神秘人物。蒋介石却始终不敢满足这位世界反法西斯领袖的这一“小小”愿望。
共同的恐惧感,使这些原先自命不凡的“中央执、监委员”们不得不捐弃前嫌,暂时联合起来,向这位少将局长开战。
于是,在会议期间,由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在原先秘密成立的一个监视杀手的五人小组之外,又成立了一个八人小组,成员都是警界、特工、谍参等机构握有大权的人物。他们研究的内容,就是关于这个政治杀手的前途以及他所控制的庞大特务集团的命运问题。结果,八人小组中的七个人(撇开了这位政治杀手)秘密搞了一个“一锅端”的行动方案,准备在正式会议上发难。
接着,蒋介石为此亲自数次电召这位滞留在北平、天津一带的杀手回渝,参加这次属于“端锅”性质的八人小组会议。
3月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最后一天,这位政治杀手被蒋用“十二道金牌”从平津一带催逼起身,赶回重庆。但飞机在经过南京上空时失事,机上人员无一幸存,杀手亦同机身亡,结束了与270位“中央执、监委员”的对峙,让所有紧张不安的对手们松了一口气。但是,一切又很快恢复到原先的状态,“打倒特务”的口号不再有人敢喊,特务仍然存在,而且更加横行,只不过对“一号中央执委”的威胁完全消失了,它重新成了蒋介石手中运用自如的工具。
不过,出于十分复杂的心理动机和政治背景,蒋介石还是让这位本来死有余辜的政治杀手一下子成了国民党的史诗式的“英雄人物”,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具有空前规模的“悼念活动”。
本书向读者展示的,就是这位大职业杀手、中国的希姆莱—戴笠风云诡谲、波澜起伏的一生。
紧随在蒋介石身后的戴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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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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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5月28日下午6时前后,一个男婴降生在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保安村的一栋老宅里。哭声是那样的倔强,那样的躁动不已,似乎注定要给这世界带来某种不安;哭声也给这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带来了莫大的欣慰和喜悦。笃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祖训、很有些孝廉名士遗风的父亲,此时,双眼早已溢满了泪水,似乎在这哭声中听到祖先那金戈铁马般的得得蹄声,似乎看到那早已衰落下去的祖业将再度重现。他翻开《仙霞戴氏宗谱》,拿起笔,颇有些不能自持地在戴士富三个字的名下写上:长子,名春风,字子佩,号芳洲,生于清光绪丁酉四月二十七日酉时。后来,戴春风以戴笠二字烜赫于世。
戴氏一族,汉、晋时期祖居河南商丘、安徽宿县一带;唐、宋以后逐渐南迁安徽休宁;因元明鼎革之难,再次辗转迁徙到浙江龙游县;清代以来,又迁至浙江省江山县西南的仙霞岭定居下来。
仙霞岭像一头雄狮,横卧于闽、浙、赣边境。山间层峦叠嶂,山脉蜿蜒;山上有山,湾里有湾,奇峰怪石、古树老藤不计其数。最高峰海拔1413米,雄视八闽。尤其是南端的枫岭关,既是闽浙的分疆之处,也是浙西南的交通要冲,龙蟠虎踞,形势险要,世称“东南锁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戴春风的曾祖父戴启明,因与太平军作战屡建军功,被清廷诰封为武德左射骑,功成名就。在荣归故里之日,门上忽然来了一位算命看相的,告诉他仙霞岭山麓的硖口镇保安村有王者之气,“得此地者昌”。戴启明听后,深信不疑,厚谢来人。不久,便从龙游举家迁居保安村落户。
东南锁钥—仙霞关,古为浙西南通往福建的必经之道
保安村戴春风出生地,当年的戴氏老宅地基已被远处水塘所淹没
戴春风28岁时,在为《仙霞戴氏宗谱》作的序中满怀感激之情写道:“……我公卜此间为发祥地,遂移而就居焉。燕翼贻谋,以似以续,不数传而苗裔渐蕃,建祠开族。商人郊翼而宗汤,周人祖文而宗武,饮水思源,我启明公实保安发族之始祖也……”
戴启明自迁居保安后,即广置田产,拥有林场、良田和庄园,成为江山县的大地主。后来子孙蕃衍,坐吃山空,到戴春风祖父戴顺晴时,只剩下土地二百余亩。古人训:“乍富不知新受用,乍贫难改旧家风。”虽然家业日衰,但衣食住行仍一如大家气派,等到家产传到戴春风父亲戴士富手中,只剩下数十亩山地,成了一个内里完全被掏空的破落地主。
戴春风父亲戴士富,1861年生,字萃拔,入学乡塾时取学名冠英。由于19世纪中期以来,清廷先后武装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及西北回、维吾尔族等农民起义,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常捷军”等清军武装名噪一时,大批地主阶级子弟通过弃文从武,建立军功的途径,成为清廷重臣。受家庭及社会的影响,戴士富从小就崇尚军功,13岁时决定弃文习武。由于他体格健壮,经几年苦练,两臂有力、弓箭娴熟。此时,适逢府县招考,他考中武秀才。1884年,戴士富23岁,学使祁世祥在衢州考选武士,戴士富应试录取,在衢州府衙任职。
戴士富虽然中了武秀才,又考取了武士,但因战乱逐渐平息,舞枪弄刀已不受清廷重视,升迁自然无望。加之当时因军功出身的两湖派封疆大吏,居功自傲,气焰嚣张。他们与朝中掌握中枢大权的江浙派言官文臣争权夺势,矛盾极其尖锐,直接威胁到清廷的统治。1877年,慈禧太后藉杨乃武一案,将100多名地方大员革职,其中大多是出身湘军的两湖派将领,使崇尚军功的尚武精神一去不复返。戴士富空有一身武艺,只能屈居衢州府衙门做一名皂卒,整天被呼来喝去。他既不甘受凌辱,也吃不了这份苦,于是就辞职回乡,靠经营几十亩山地的佃租收入为生。到后来更是心灰意懒,自甘堕落。由于他狂嫖滥赌,弄得除剩下20亩山地外,家产被变卖得所剩无几。
戴春风的母亲蓝月喜生于1875年,是保安村太学生蓝炳奎的四女。受家学熏陶,粗识文字。蓝氏勤俭能干,生性也温和、慈祥,颇有治家的本领。戴春风姐弟三人,姊戴春凤,生于1894年;弟戴春榜,生于1899年。1902年,戴士富一病而亡,丢下三个孩子,大的9岁,小的4岁。蓝氏孤寡一人,含辛茹苦。她不但支撑门面,把三个孩子逐一带大,而且分别送戴春风兄弟上学,接受教育,以谋进取。
戴笠与母亲蓝月喜合影
戴春风一生中,很少提及父亲,但对母亲却十分孝顺,甚至经常以此来标榜自己。在他发迹以后,曾把母亲接到南京,住在鸡鹅巷53号进门左边的平房内,和特务处的工作人员住在一起。
伴随戴春风长大的,是一个窘困的环境。其父亲晚年的放纵和挥霍,给这个家庭留下了放荡的坏名声和窘困的生活。戴春风6岁丧父,残缺的家庭、贫穷的生活和父亲的坏名声,像三条鞭子,在抽打着戴春风的心灵,铸造了一个扭曲的灵魂。当然,要想在儿童身上找出凶狠冷酷或重大罪恶的萌芽,无疑是十分荒唐的。但儿时的家庭环境,又确实使戴春风在顽童时期就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性格:自尊、自卑;倔强、屈从,进取、放任,乖僻、热情等等,各种对立的品行集于一身,塑造了一个复杂的矛盾的混合体。随着日月的流逝,这种矛盾的混合体一天天变得更加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