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顿失重心，于是又变成互相火并，乱杀一场的局面。蒋介石则利用矛盾，挑拨是非，纵横捭阖，进退自如。等到汪精卫、胡汉民、新桂系等杀得精疲力竭、几败俱伤，他却成了各方争相拉拢以自重的一股平衡力量。蒋于1928年1月复出后，交替采用又打又拉的手段，先后赶走了汪精卫、胡汉民这两个对自己的最高领袖地位威胁最大的资深国民党人，至1928年3月7日，他先后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把党政军大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然后痛定思痛，总结了8月“逼宫”事件的教训：认为没能及时制止桂系发难和何应钦“倒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预先掌握情报、制敌机先。于是，蒋介石决定建立情报组织，充实情报人员，增加耳目，进一步加强特工活动。

蒋介石建立的第一个特工组织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1928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蒋介石为组织部长，陈果夫为副部长。中央组织部下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等。其中调查科是第一次设立的机构，首任科主任由陈果夫之弟陈立夫担任。陈立夫是浙江吴兴人，辛亥革命的著名领袖、蒋介石的导师和密友陈其美之侄，20年代初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科，曾留学美国。调查科是国民党自成立以来建立的第一个专职情报机构，以后发展为臭名昭著的中统特务组织，与戴笠的军统特务组织齐名，并称“两统”。

在建立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之外，蒋介石同时决定加强军事方面的情报工作。他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里，一下子任命了数十名侍从副官和联络参谋。这些人几乎清一色出身于黄埔军校，其任务就是搜集各部队的情况和各级部队长的政治倾向、思想动态、主要活动等，其工作都直接向蒋介石个人负责，并由原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王柏龄主持其事。这些专职情报特务中，除了蔡劲军、胡靖安等老牌特务外，又增加了不少新人，其中有两人对蒋介石今后数十年的特务统治影响极大。一个就是戴笠，因其在蒋介石下野期间积极搜集情报，颇有成效，加之胡靖安力荐，蒋破格提升戴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另一位是郑介民。郑是广东海南文昌县人，少年家贫，出走南洋打工。1924年回国报考黄埔军校，一期不中，发愤攻读，再考二期得中，毕业后由蒋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8月回国时，因蒋氏下野只好到南京中央军校找当总队长的黄埔一期同学潘佑强，由潘安排在军校任政治教官。这次，一并被蒋任用为侍从副官。主要任务是利用他在两广方面的关系，搜集桂系及粤系部队的情报。郑介民后来成为戴笠的首席助手，配合戴搞特务活动达15年之久，戴、郑二人在性格、气质、作风、经验等方面各有所长，互为补充，成为特工活动中的一对“黄金搭档”。

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后，提出要重新整顿和建设国民革命军的口号，目的是要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驾驭派系林立的新军阀。1928年初，各派军队中最有实力的是蒋介石、桂系、冯玉祥、阎锡山四大派系。但当务之急，蒋认为是要整顿好自己的嫡系部队第一军。以黄埔学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第一军，是蒋氏起家的本钱，蒋视之如命根子，并一直交给何应钦率领。但8月“逼宫”事件暴露了何应钦拥兵自重的野心和与蒋离心离德的倾向，这是蒋深感痛心和绝对不允许的。于是，蒋认为重新整顿建设国民革命军，首先必须惩治何应钦，重整他的嫡系第一军，夺回他对第一军的绝对控制权。为此，蒋于1927年11月任命戴笠为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把他派驻徐州前线，调查和掌握第一军的内部情况和动向，重点了解第一军师、旅长以上高级将领对蒋的忠诚程度，以便决定取舍，牢牢控制该军。

1928年2月9日，刚刚开完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带着少数亲信随从悄然前往徐州前线，进入第一路军总指挥部，突然下令撤销了何应钦的总指挥职务，然后派人将蒋的决定送交在外打猎归来的何应钦。接着蒋又以军纪废弛为名，将第一路军整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己兼任集团军总司令，而将何应钦调任总司令部任参谋长，何应钦从此失宠。黄埔系中的第一人何应钦尚受此打击，从此黄埔将领没有人敢对蒋怀有异心。

蒋介石的徐州之行，戴笠以联络参谋名义作为随员，经历了蒋氏重整第一军的全过程。为了加强对第一集团军的控制，戴笠继续奉蒋命以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的名义，在第一集团军中从事情报活动，调查了解各级部队长对这次重整第一军的反映，并注视第一集团军内原何应钦亲信将领的动向，随时密报蒋介石。

蒋介石在徐州将第一军重整完毕，即提出“二次北伐”的口号，消灭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集团。1928年3月31日，蒋介石再次到徐州，将第一集团军改编为四个军团，分别部署在向北进攻的位置上。4月7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北伐宣言，4月10日，一、二、三集团军同时下达攻击令，总攻开始。

早在2月份，戴笠即受到蒋介石的秘密召见，要他先期出发华中、华北各地，了解国民革命军各集团军的动态和奉张集团的部署情况，以供决策。戴笠受命从徐州出发，先到郑州、汉口、太原等地，调查了解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各集团军的动态，然后回到南京向蒋报告。当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沿京汉铁路、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沿郑太铁路分途进攻的战斗部署下达后，戴笠再次奉命赶在东路北伐军前面先期北上，潜入敌境，打探敌情。行前，蒋介石亲书“艰苦卓绝”四字赠戴笠，以示勉励，戴如获至宝，自此，他时常自诩得校长真传，是“艰苦卓绝”四字的忠实膺者。

戴笠自山东潜入敌境后，自济南、保定、天津、北平一线，一路北上，了解张宗昌、孙传芳、张作霖等各奉张军阀集团的虚实，有闻必报。戴笠原以为此行凶险难测，命运殊难逆料。岂知奉系军阀及北洋军阀残余中的各级将领大多是老粗，文盲多，没有政治头脑，缺乏常识，轻信谣言，贪图小便宜，讲江湖义气等，利用老军阀这些弱点，戴跑遍华北各省，如入无人之境，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二次北伐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戴由此受到蒋的器重。 J9mSijQ9OVEzTz5v3G80M/tkbCPSLcfp11fLJcEgMf54SgOJFtPmOihHpBITbtK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