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以一个学有成就的工程专家从事特务工作，以一个嗲声嗲气的奶油小生从事恐怖活动，这不能不说是陈立夫的突出奇招。其后国民党15年的特工史也充分证明：陈立夫这一招可以算得上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从此，中国少了一个工程专家，多了一个特务头子。不过，要说真正的功劳，不在陈立夫，而在陈果夫。是陈果夫的一言之功与一锤定音，徐恩曾才能坐上党务调查科长的宝座。
据说，陈立夫临时拖出徐恩曾兼代调查科负责人之后，心里总还有些心虚，他有两个问题放心不下：一是徐恩曾的气质，二是徐恩曾的专业。这两个方面似乎都与一个特务头子相去太远。他担心徐恩曾代理调查科科长一事可能在蒋介石那里通不过，也就迟迟不敢把这件事向蒋介石汇报。但是，老是拖下去也不是办法，丑媳妇迟早都要见公婆，这样大的事情，终归要向蒋介石禀报。徐恩曾这里，到底是用还是不用？蒋先生那里，是报还是不报？陈立夫自觉仅凭自己的智力，已经不能决断，只好就此事问计于乃兄陈果夫。
陈果夫上学不多，文化程度不高，用现在的标准看，也就是一个初中文化程度。但是他的真才实学得到国民党人的一致公认，就连胡适这样的超级大儒也不得不表示佩服。陈果夫的最大学问是精于人情，老于世故，性格深沉，虑事周密。倘若看人论事，不言则已，言出必中。这可以算得上是陈果夫的看家本领，也是陈果夫能够当上国民党CC集团的龙头老大，风云国民党政坛20余年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的这一套功夫既非书本上可以学到，也非一朝一夕可以练成，必须要有非凡的悟性，再从实践中去慢慢磨练体会，方能有所成就。用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话来说，就是要交万人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才能修成这一套功夫。陈果夫与陈立夫虽属同胞兄弟，但在年龄上却相差了九岁。陈果夫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举义及二次革命，做过秘密会党工作，又下海经商多年，青年时期经历坎坷，几浮几沉，可谓更事多，阅历深，自非一帆风顺而又出道不久的陈立夫可比。
陈果夫的一套学问，既然大都来自实践，那么，随时随地注意从实践中学习观察，也就是他的一大绝招。比如，从接触徐恩曾的第一天起，陈果夫就在留心观察研究徐恩曾的为人与作风。三年多时间下来，他早已把徐恩曾里里外外琢磨了个透。于是，陈果夫把自己这几年来对徐恩曾细心观察、精心研究的心得体会，开始向陈立夫传授：可均这个人，举止斯斯文文、风度翩翩，说话轻声细语、和颜悦色，做事兢兢业业、踏踏实实，表面上看起来，真是一个让人放心的白面书生。其实，你只要从细微处去观察，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外秀中恶，心机缜密。比如，可均对我一口一个“果兄”，恭敬无比，这也就罢了，总算我比他年长。可是，他称你也是一口一个“立兄”，也是恭敬无比，道理何在？在兄称兄，在弟称弟，本无不当。若示尊敬，在官场上可以职务称呼，亦无不可。乱兄弟之序，呼弟为兄，这就有点心术不正了。
陈果夫接着说：可均这个人聪明机警，好学肯钻，悟性好，接受新事物很快，如果从事工业技术，必然是一流的专家学者，对国家社会都有大用。唯其官欲太强，利禄之心太盛，心术又不正，这样的人往往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倘若环境不好，最易误入歧途，害人害己，毁名毁身，所谓非“才”即“豺”是也。本来我不主张他从政，也就是这个道理。现在看来也是人各有志，不可强求。不过，如果将他用在特工一路，也就算是用其所长，必有“上佳”表现。他为中央党部密电码的设计足以说明。这在兵法上来说，就叫做：“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他将来的“成就”，恐不在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诸人之下。现在你先着他代理一段时间的调查科科长，等做出一些成绩，再由我和你一起向蒋先生说明，派他正式担任科长，也就是了。
陈果夫没有看错，也没有说错。徐恩曾从事特务工作伊始，党务调查科在各方面都已经初具规模，正在经历一个由初创期向发展期过渡的阶段。
国民党的党务调查活动始于南方革命政府时期，最初是仿照苏联共产党的体制和经验建立起来的。国民党一全大会后，实行联俄联共政策，模仿苏共体制，决定设立组织部、宣传部、调查部等基本党务职能部门，规定调查部的职能主要是调查统计党员的成分、学历、经历及掌握党内动态，并对社会政治进行一般性的调查统计活动等等。后因没有适当人选，调查部未能正式设立，而党内资料的调查统计工作，就在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具体承担这方面的业务。不过，这个时候的党务调查，主要还是党内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统计等，情报工作的成分并不占主导地位。
1926年5月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之后，蒋介石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长，蒋知道自己不可能主持组织部的日常事务，就任命陈果夫为组织部秘书，代理部长主持日常工作，党务调查工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但是，陈果夫当时的主要精力放在分共清党及整理党务方面，他也没有时间与精力具体研究党务调查活动，而陈立夫此时恰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担任机要科长一职，这个科含有很大的情报工作成分。当时，国民党的情报活动创建伊始，一切从简，于是，陈果夫也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把党务方面的一些调查活动，一并委托阿弟陈立夫负责。这样，陈立夫一手托两家，左手负责军方的情报工作，右手负责党方的情报工作，成为脚踏党、军两界的情报“总管”，陈立夫开创国民党的情报活动也是始于这个时期。
1927年秋间，蒋介石因党内的派系倾轧第一次下野，陈果夫也经历了一个与蒋同进同退的阶段，1928年初随着蒋的复出而复出，并在2月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身分代理部长蒋介石重新主持部务。经过了这样一次浮沉，蒋、陈都意识到了党务调查活动的重要性，也都一致认为要强化这方面的工作。于是，陈果夫提议：把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正式办成国民党的专门情报机构，专事调查党员的思想、派系隶属以及反蒋派系与中共组织的活动情况等。不用说，这个科也仍然交给陈立夫具体负责并领导。这样，国民党真正意义上职业特工机构，是始于二届四中全会之后的党务调查科。蒋介石自然也是同意这个建议的。但是，蒋介石多了一个心眼，他叫陈立夫不要再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长一职，而是将机要科的情报业务一并带到党务调查科，让他到党方去全力帮助陈果夫。至于军方的情报活动，蒋设计另在总司令部设立侍从副官一职，任命黄埔出身的军官担任，在军方另开辟一条情报渠道。从此，军方与党务的情报活动，正式分为两条线平行发展，是为日后中、军统两大特工“帝国”的源头，戴笠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跑到蒋介石身边从事情报活动的。不过，陈立夫等人谁也没有注意到戴笠这个“小瘪三”日后能成大气候，竟成为自己及党方特工活动的劲敌。蒋介石耍的这一手真是天纵“英明”，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他的“远见”与“卓识”，多少年以后，这让陈立夫想起来就感到气馁。
二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陈立夫升为中央党部秘书处长，调查科长一职也仍然由陈立夫兼着。但这样一来，称呼起来好像有点不顺了。比如，在中央党部开会时，陈立夫成为与其他部长平起平坐的党国要人；可是，到了中央组织部召开部务会议时，陈立夫又成了与其他科长彼此彼此的一般干部了。为了理顺关系，陈果夫进行了一点小小的改良，单独将调查科科长的称呼改为主任，以区别于其他科的科长。于是，陈立夫在中央党部被呼为处长，在中央组织部则被呼为主任。萧规曹随，继任的调查科长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等，也都相继被称为科主任。然而，到了徐恩曾主持党务调查科时，陈氏兄弟感到需要进行正本清源了，如是，科长的称呼重新被改了回来。
陈立夫终究不是特工科班出身，又缺乏“明师”或高手指点，创建党务调查工作伊始，一切只能靠自己摸索，用现在的话说，叫做“跟着感觉走”，无非是招兵买马，先找一些比较靠己的人，拉出一支队伍，组成班底，再开场唱戏。组织部原有负责党务资料整理工作的几个人，陈立夫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带来了几名亲信，又从中央党务学校要来10名学生，这样，七拼八凑，加在一起也还不到20人。这就是国民党特工之父陈立夫“打天下”的最初班底，也是国民党情报工作的首创人员。
接下来的事情要比较地难办一点，搭台容易唱戏难，科里谁也没有真正干过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特务工作，一切都只能是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好在陈立夫有个绝顶聪明的脑瓜子，边想边干边学，慢慢地也就开始闯出点局面来了。根据陈立夫的设计，最初，调查科内部设了两个股，一个叫采访，一个叫整理，这些名称虽然都有些含糊，但都不算难听，甚好。采访股用了一个总干事，叫杨剑虹，是上海青帮出身，依靠帮会手段搞情报。以此推断，陈立夫开创党务调查活动之初，大概也只是上海租界“包打听”的水平。整理股用了一个总干事，就是吴大钧，吴是留学美国学统计的，运用统计学搞情报，当然是一个进步，不过，这中间的距离也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陈立夫也只能这个样子了。
使调查活动为之一变的是一批留俄回国的学生加入到了这个队伍，这批人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已经知道苏共有个叫“契卡”的组织，全名叫“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后改名叫“国家政治保卫局”），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惩办奸细、恐怖分子、怠工者、投机商人及一切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这是一支有组织有训练并能严守秘密的侦查人员也都是一些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不但具有明确的政治宗旨与政治热忱，对主义无限信仰，对团体无限忠诚，而且拥有至高无上、无所不在的秘密权力，这就使“契卡”成为苏共掌握的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工具，在苏共的政治生活中具有深刻的影响力。
陈立夫听了留俄学生对“契卡”的介绍后，很快产生了强烈兴趣，认为“契卡”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与组织形式，都与党务调查科十分相似。于是，陈立夫派人广泛搜集有关“契卡”的俄文书籍，组织人进行翻译，从而作为国民党情报工作入门的ABC，以便从中吸取营养，提高情报工作水平。此后，陈立夫又进一步学习借鉴了日本特别勤务人员（亦称“特高科”）的一些做法，并在党务调查科中成立了一个“特务组”，以此专事对付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这样，陈立夫就把国民党的情报活动从初期的帮会活动及上海“包打听”的水平，一下子提高到日俄现代化情报活动的水准，使建设规范化的国民党情报组织的时间，至少缩短了五年至十年左右。
但是，有一点是很可以遗憾的。这就是陈立夫以及后来的徐恩曾为首的一批国民党特工人员虽然在初始阶段学习了俄国“契卡”的模式与手段，实际上只是从一些已经公开发表的俄文书籍中，了解或揣测“契卡”工作的一鳞半爪。加之当时留俄学生的俄文翻译水平不高，对情报业务也完全是外行，翻译出来的东西常常是生硬难懂，半通不通，令人看了不免有云山雾海、隔靴搔痒的感觉，与真正的俄国“契卡”相去甚远。这样，在比照着做的过程中不得不糅进一些中国土生土长的特工传统手法，诸如帮会流氓及上海租界“包打听”的三脚猫伎俩等等。如此，比着葫芦画瓢，画出来的却是歪茄子，从此也就常常弄出一些笑话来，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