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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曾开始走上特工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好奇心，或者说带有“玩玩”的初衷，哪里想到后来竟会驰名天下。
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之后，徐恩曾才第一次知道中央组织部内部还有一个颇为神秘的“党务调查科”。不过，也仅仅是知道而已，原因是“党务调查科”虽然设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内，但是自成体系，颇有点“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味道，并不与其他部门来往。不但外人不知道他们每日里都鬼鬼祟祟地在干些什么，就是徐恩曾这类终日在中央党部行走的要人，也并不清楚党务调查科在调查什么。不要说当时不可能想到他们日后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闹出那么大的一个局面，而且也没有想到将来就是自己去带领他们专干那些月黑杀人、风高放火的罪恶勾当！
令徐恩曾对调查科感兴趣的，也许并不是它的工作内容，而是它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及陈氏兄弟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比如，在中央党部内，部或处之下设科，科之下设股，部叫部长，处叫处长，科叫科长，名正而言顺。独党务调查科独树一帜，科长不叫科长，而是称为主任。第一任负责人陈立夫称为陈主任，第二任负责人张道藩称为张主任，第三任负责人吴大钧称为吴主任，当时的负责人叶秀峰则称为叶主任，此为一奇！其实，科长即主任，主任即科长，这样解释自然不能说错。不过，既然如此，为什么科长不叫科长，而要别出心裁地称什么主任呢？这主任的分量也许就有点不同于科长吧？这是徐恩曾对调查科的第一个感觉。
此外，调查科主任的升迁之快，也有点让徐恩曾眼热得不行。第一任科主任“立兄”很快升任中央党部秘书处长，这就不用说了。第二任科主任张道藩干了一段时间，即升任中央组织部秘书，也不去说它了。第三任科主任吴大钧，是与徐恩曾差不多同时赴美的留学生，干了大半年时间后，居然又跃升中央统计处处长，也升了官了。第四任科主任，由“立兄”的北洋大学同班同学并一同赴美留学的“铁哥们”叶秀峰继任，不用说，这姓叶的也交上好运了。总之，不管是谁，只要是一旦爬上调查科主任的宝座，也就恰如一登龙门，贵不可言了，徐恩曾每每想到这里，心里便冒出一股酸气，自思：都是中央党部的科长，也都是一样的做事，凭什么彼厚而此薄呢？这就有点让人看不懂了！这是徐恩曾对调查科的第二个感觉。
还有一点让徐恩曾困惑的是，党务调查科也就是那么十几二十来个人，也未见他们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是，这几个毛人用起“银子”来，恰如淌海水一样，哗哗直流。也不知道他们用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总之，他们用“银子”都是陈氏兄弟特批，还不许别人打听，真是潇洒得可以！据说，这个科权力很大，一个小干事到了地方上，都是吃香的喝辣的，神气得很。比较于总务科成天干些侍候人的差事，出了力还不落好，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这是徐恩曾对调查科的第三个感觉。
不知是出于关心，还是出于好奇，抑或是出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总之，不管怎么说，徐恩曾开始对调查科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从经费与物质方面，对调查科给予特殊照顾；对调查科的工作人员，他主动接近并予以关照；他甚至以一种竭诚的善意态度，对调查科前后任主任吴大钧与叶秀峰贡献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以表示他对调查工作的关心以及并不陌生等等。徐恩曾的这一手，使调查科的人多多少少对他产生了一些好感。大家都觉得这个新来的徐科长好接近，也好说话，好办事，善解人意，于是，也就乐于多与他相处，仕途上多个朋友多条路嘛！然而，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把他与未来的调查科主任联系起来，更没有想到这个见人一脸笑的徐科长，日后会雄踞中统王座15年。
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徐恩曾就已经有了染指调查科的意思，只是不便启齿罢了。据说，早在吴大钧升任中央统计处长的时候，徐恩曾目睹调查科主任的位子空了出来，就颇有问津这个科主任的“雅兴”。并且，利用一个机会，他鼓足勇气，当面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向“立兄”提了出来。陈立夫倒也是快人快语，把眼睛一瞪，干干脆脆地说：“党务调查科，你晓得这是干什么的？你是学电机工程的，调查科是做情报工作的，你根本不懂这一套。算了吧，你还是当你的总务科长吧，等有机会我同阿哥说说，给你调个适当的位子。”这是徐恩曾第一次从陈立夫口中听到调查科的任务是做情报工作。
徐恩曾虽然从“立兄”那里碰了一个钉子，但是并没有死心，对陈立夫所下的评语“你根本不懂这一套”一说，自然也就不服。这是什么话？学电机工程的，就不懂情报工作，也不配做情报工作，这样说，只有你懂，也只有你有资格？可是，你也不想想，你当初学的是什么？矿冶工程，找矿、炼矿的专业罢了，与情报工作有什么相干？风马牛不相及。不但你原先对情报工作什么也不懂，就是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他们也是一窍不通，张道藩学的是画画，吴大钧学的是统计，叶秀峰学的也是矿冶工程。他们哪一个是学过情报学专业的？既然他们都能成为情报专家，为什么独有我这个学电机工程的不能成为情报专家，这真是从何说起？徐恩曾内心不服，不服也就不死心，不死心也就想着要找机会老话重提，偏要玩玩这个“党务调查”，看看这个“情报工作”究竟有什么了不得！
一个人只要有耐心，机会总是有的。这一次，徐恩曾几乎不曾有过一分钟的犹豫，就迅捷而有力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叶秀峰
据当时的调查科助理干事张国栋回忆，1929年12月，调查科主任叶秀峰因某一件事，与陈立夫意见不合。叶大概受到某种伤害，使得他从此对调查科的工作表示消极，并请假赴杭州休息，调查科的工作一时没有人负责了。叶秀峰这一“甩膀子”，大概弄得陈立夫有点措手不及。由于叶秀峰并没有正式辞职不干，所以陈立夫不能很快就任命一个新的科主任；又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调查科不能一日无主。这时最急迫的一件事，是需要有一个适当的人选能对调查科的工作临时负责一下，不让这个摊子“冷场”。此时，陈立夫大约想到一年多以前，徐恩曾曾对这个位子表示过强烈的兴趣。何不就让他过把瘾，也好试一试他有没有特工“天赋”？即便不行，他也就知难而退了。也许陈立夫当时的想法，只是看到徐恩曾平时对调查科表示出特别的关心，与调查科上上下下的关系也还融洽，并且又是自己的心腹亲信，忠心与驯顺都不用怀疑，于是，饥不择食，临时拉着黄牛当马骑，让徐恩曾帮叶秀峰看几天家罢了。于是，陈立夫派徐恩曾以总务科长的身分，兼代调查科负责人，临时负责调查科的工作。
陈立夫与叶秀峰为什么事“不合”？张国栋先生没有提及（可能他也回忆不起来了）。不过，从叶秀峰与陈立夫在天津北洋大学及美国匹兹堡大学两度同学的深厚关系来看，一般的小事绝不会闹到叶秀峰“甩膀子”的程度。消极而至于请假，请假而至于要避到杭州去休养，这就表明了叶秀峰的一种强烈的不合作态度。而且，如果是一般的闹闹情绪，陈立夫也不至于要成立一个“看守内阁”，马上拉出一个无线电工程专家徐恩曾来兼代调查科的工作。显然，这在陈立夫来说，也是表示了一种强硬立场，暗示叶秀峰：调查科没有你，照样有人干！叶秀峰在杭州听说陈立夫任命徐恩曾兼代调查科的工作，态度更加强硬起来，并放出话来：徐恩曾“懂得什么调查！”在他的私心也许以为：徐恩曾那个奶油小生，像个没有骨头的妖冶女人一样，在总务科跑跑腿，做点杂事，花言巧语，百依百顺，讨得陈氏兄弟的欢心，也许能行。做调查工作，非大智大勇不行，他徐恩曾能吃这碗饭？等到他弄不下去了，立夫非重新请我回去主持调查科的工作，收拾这副烂摊子不行。到了那个时候，哼！再说吧，也还要看我有没有这个兴趣了。“甩膀子”，这在叶秀峰也是一时的赌气罢了。哪里知道这样的局面竟没有出现，从此竟让徐恩曾捡了个落地桃子。
徐恩曾从此走马兼任调查科的工作，这已经是1929年与1930年之交的事了。由于陈立夫说得很清楚，徐恩曾是以总务科长兼代调查科负责人，也就是说，总务科是他的本职，调查科只是兼职代理，一时半会罢了。这就好比一个大户人家，老爷有明媒正娶的大太太，又私下收了一个姨太太。某一日，大太太暂时离家几天，老爷不得不派姨太太临时管理一下家务。既有大太太在那里，姨太太也就不敢存“扶正”的奢望。身分不明，职分不定，自然也就不敢处处以“太太”自居。这就是徐恩曾当时的处境。所以，徐恩曾兼代伊始，也就处处存着小心，甚至在“兼代”之后，曾经派人到叶秀峰那里传话，以示恭顺。徐了解到调查科助理干事张国栋与叶秀峰曾经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里共过事，算是叶的老部下，便于在叶面前讲话。于是，徐派张专程去杭州探望叶，徐通过张假惺惺地向叶表示：他只不过代叶暂时管管家，希望叶不久就能回来。以表示对叶的谦恭与推重。这在徐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刺激叶，希望叶不要暗中掣肘于己；一方面也是为了探探叶的态度，看他是否还打算回来，以便于制定对策。张国栋回到南京后，向徐禀报：叶的态度很消极，天天打网球，并表示坚决不回调查科任科主任。徐闻报大喜。等到后来得知叶秀峰已被陈果夫派往江苏省党部任职，不再回调查科以后，徐恩曾才开始大干起来。这已经是1930年春天的事了，徐恩曾很快被“扶正”，并正式辞去秘书处总务科长一职，专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从此，开始了徐恩曾对“中统”长达15年的统治。
徐恩曾之出掌中统特务组织，表面上看，是出于一种偶然因素，被徐趁火打劫，捡了个便宜。然而，仔细分析一下，叶走徐来，也存在着某种必然因素，这就是基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严密控制党务调查工作的必然结果。
从一开始，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就牢牢地控制在陈氏兄弟手中。特别是陈立夫，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长，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长，是国民党情报工作的开创性人物，称得上是国民党特工之父。随着陈立夫在党内地位的不断蹿升，调查科主任一职不再兼了，但继任者无不是他们两个兄弟亲自选定的心腹亲信。自1929年国民党三大以后，陈氏兄弟双双进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陈果夫被选为九人常委之一），一个继续出掌中央组织部，一个出掌中央党部秘书处；追随陈氏兄弟的一批党内新进，也都纷纷进入中央党部的各级机构，相互攀援，占据要津，其势大增；有的更进入中央执委会，成为党国要人。从此有了“蒋家天下陈家党”一说。以两陈为首的CC集团，开始占据国民党主流派系的地位。作为维护CC系政治利益的重要工具—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陈氏兄弟的心目中，自然也显得比过去重要了。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陈氏兄弟为强化对调查工作的绝对控制力，对调查科负责人任何桀骜不驯的表现，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叶秀峰无论多么能干，也无论他与陈立夫的关系曾经多么亲近，但是，只要他不能时时、处处、事事对陈氏兄弟表现出绝对的忠心与驯顺，迟早都要被赶出党务调查科，这是没有疑义的。叶秀峰去职，陈立夫很快选中徐恩曾兼代调查科的工作，也正是看中了徐恩曾的忠心与驯服。在一年多以前，陈立夫还刚刚对徐恩曾讲过：“调查科是做情报工作的，你根本不懂这一套。”徐恩曾也还是那个徐恩曾，调查科也还是那个调查科，何以去年还“根本不懂这一套”的徐恩曾，今年就忽然懂起了“这一套”哩？事实上，一切都没有变化，不同之处，只在于形势起了变化，陈立夫选择调查科负责人的标准，更注重于忠诚与驯顺程度，至于是不是具有情报工作的素质和经验，已在其次了。叶秀峰一念之差，被陈氏兄弟看出了他脑后的“反骨”，毫不“脚”软地踢出了党务调查科，让徐恩曾捡了个现成便宜。
其实，即使叶秀峰与陈立夫之间没有发生这样一次“不合作”的事件，也很难说他迟早不被徐恩曾挤走。固然，叶秀峰与徐恩曾一样，算得上也是CC集团的核心高干，并且与陈立夫的关系之深，已经到了称兄道弟的境地。但是，徐恩曾与两陈关系的亲近程度，似乎还要略胜一筹。这当然是叶秀峰难以匹敌的。况且，叶秀峰的同学关系仅是对陈立夫一人而言，与CC集团的龙头老大陈果夫则素无渊源。这样一来，叶、徐角逐，叶之落荒而逃，也就不足为怪了。
除此以外，叶秀峰的失败，要归咎于他在心理上对特工活动的某种轻视。当时，所谓的党务调查，主要是调查党内敌对派系的活动情况（诸如汪精卫的改组派等等），目的也主要是确立并巩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正统地位。这样的党务调查，当然不能得到举党一致的认同。同时，党务调查科还属于初创阶段，各方面都还远未形成规模，也未能在国民党内形成多大影响。叶秀峰自然也未想到一年多以后，调查科会凭藉顾顺章一案，大红大紫起来。由于叶秀峰对调查科的分量看得不重，依恋性也就不大。一旦与陈立夫产生了一些龃龉，自觉也无恋栈的必要。从叶秀峰来说，内心深处也还保存着一种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傲气，一方面认为解决党内派系矛盾，运用特工手段似乎不够光明正大，终日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也觉得有些不屑；另一方面认为自己与陈立夫合作共事，原本是出于同学情谊，在人格上绝无点头哈腰、低眉敛首的必要，合则来，不合则去。有这些心理上的障碍，也难怪叶秀峰要倒霉了。叶秀峰吃亏就吃在当陈立夫成了党国要人以后，没有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确立一种新的僚属尊卑关系，等到叶秀峰把心态调整过来，已经是15年以后的事情。其时，徐恩曾垮台，叶秀峰再次出掌中统局。这一次，他已经知道如何处理与老同学陈立夫的关系了，也知道如何在老同学陈立夫的手下当一名忠实与驯良的部属了。有趣的是，徐恩曾兼代调查科负责人伊始，曾经派调查科特务张国栋向叶秀峰传话：他只不过代为暂时管管家，希望叶不久就能够回来。徐恩曾这一代就“代”了15年之久，而当初曾向徐恩曾表示决不回来的叶秀峰，15年以后也还是回来了。天下事原无一定之规，岂可把话说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