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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徐恩曾从美国学成归国。理想中的职业是什么呢？连他自己一时也没有搞清楚。
徐恩曾回国后找到的第一个职业是在上海南市自来水厂任工程师。“屈就”这个职业，大概缘于徐恩曾留美初期在西屋工厂实习过一段时间，可以用到从“美国大爷”那里学来的关于工厂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但徐恩曾的第一专长是无线电知识，这就未免有点屈才了。不过，对于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若是提到无线电几个字，不啻是天方夜谭。据说，在整个上海，也只有美商开洛公司装设了一座100瓦的无线广播电台，专门播送商情广告、音乐歌剧、教堂礼拜，成为他们经济和文化渗透的现代化工具。在如此落后的国度里，徐恩曾空有一身绝技，也是报效无门。
正是在徐恩曾归国的这一年，陈果夫在上海负责为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筹备后勤物资。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果夫听到了美商开洛公司的无线电广播，并为此产生了强烈兴趣，对无线电一窍不通的他竟突发奇想，要为南方革命政府筹备一座广播电台，利用无线电宣传国民革命。于是，陈果夫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远在广州黄埔的蒋介石，并询问是否需要网罗无线电人才。这个主意自然不坏，蒋介石即刻复电：很需要，希望罗致。如此，在1926年这一年，已经加盟南方革命政府的陈果夫，专程从广州来到上海，先后到上海龙华、杭州等地积极进行活动，多方邀请无线电专家赴粤，但一无所获。据说，原因是当时广东政局未稳，无线电专家无一人愿意为了专业对口而轻涉险地，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不过，令人困惑不解的是，陈立夫之兄陈果夫为何没有找到他的小同乡、有表亲关系的徐恩曾。既然徐恩曾在无线电专业方面身怀绝技，又摊上那么一层表亲关系，陈果夫要网罗这方面的人才，不可能不去找他。个中原因，无法得知。
陈果夫第一次筹建无线电广播电台的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这个计划。回到广州后，陈果夫力促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以及蒋介石出面，好说歹说，向南方革命政府的“财务大臣”宋子文讨了四万元大洋，一方面在广州筹备无线电学校，一方面在上海建立无线电制造厂。陈果夫把这两项工作都交给李范一具体负责。李范一是湖北应城人，同盟会会员，参加过武昌起义，1912年赴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后在美国的一个无线电制造厂工作，成为一位“半路出家”的无线电专家。1926年，李范一回国，立即成为国民党南方革命政府具体筹备建立短波无线电台的实际负责人，不久后即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军政厅交通处处长。于是，筹建无线电台的工作正式开始运转。
1927年4月，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筹建无线电台的工作更加迫切。此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静江打听到徐恩曾是真正一流的无线电专家，并且又是他老家吴兴南浔镇的近邻双林人，立即大生好感。于是，经陈果夫、张静江、李范一等要人共同援引、提名，国民党中央第95次常会批准，徐恩曾成为筹建中央广播电台的三名干事之一，他还同时兼任建设委员会无线电工程处的营业科长。当时，国民党已经掌握了东南半壁江山，徐恩曾向国民党靠拢，这中间的功名富贵，大概就是连呆子也能看出来了。于是，徐恩曾从上海自来水厂“跳槽”，正式介入筹建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工作。在筹建电台的同时，徐恩曾由李范一援引，还参加了军事委员会在南京筹建交通技术学校的工作。1928年春，该校正式招生上课，徐担任校办公室主任。是年秋天，该校改组，并入国民党中央军校，徐在第六期以后被裁去。实际上，徐恩曾这个时候的主要精力已经放在筹建中央广播电台的工作上，交通技术学校的事情亦已无力兼顾，所谓被裁一事，也就不去说它了。
1928年春天，陈果夫征得国民党意识形态专家戴季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的同意，委托李范一向美国开洛公司订购了一座500瓦的播音机，并选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后院作为台址。从此开始了装配铁塔及建造房屋的施工，并于当年7月着手装机。为赶在8月1日开播，徐恩曾与全体施工人员整日都扑在工地上，日夜兼程，终于按原定计划于7月中旬竣工。同月，国民党中常会第155次会议对建台计划予以追认通过，定台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无线广播电台”。在筹建广播电台的过程中，陈果夫亲眼看到徐恩曾那种谨慎精细的工作作风与任劳任怨的吃苦精神，很是欣赏。于是，经陈果夫提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正式委任徐恩曾为第一任电台主任。
中央广播电台揭幕典礼于8月1日如期举行。本来，原定这一天国民党将有三大日程：一是追悼北伐阵亡将士，二是召开中央二届五中全会，第三才是举行中央电台揭幕典礼。这样一来，不但党国元老们早已云集金陵，就连党政军一把抓的总司令蒋介石也风尘仆仆地从北平赶了回来，这就给揭幕典礼平添了一番热闹。这一天，上午的追悼会开得很是悲壮而又振奋。下午的二届五中全会出了点麻烦，原因是汪精卫与胡汉民两派势力不肯“合作”，使到会人员未达到法定人数。蒋总司令不得不宣布会议延期举行，仅开了一个非正式的谈话会，就草草收场。这样，原先定为次要日程的中央广播电台揭幕典礼，一下子成为十分突出的政治活动了。徐恩曾这个电台主任，颠前颠后地忙个不停，满脸的笑容，灿烂如花，精神亢奋到极点。不过，这也难怪，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在如此重要的政治活动中成为一个重要角色。
从世界上第一座广播电台于1920年9月在美国匹兹堡建立，到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成立，其间也只有八年的时间。在这期间，美国开洛公司在上海建立第一座商用广播电台，其后北平、天津、辽宁、哈尔滨也都相继建立了广播电台，辽宁的播音机甚至达到2 000瓦的功率。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已不能称为中国第一台（所谓“东亚第一、世界第三”的75 000瓦强功率电台于1932年才开播）。但是，从代表国民党南京政权这一点来说，第一台的身分是不争的事实。加之当时国内已建成的一些电台，从内容来说，主要是商情广告加文化娱乐。而陈果夫从一开始就规定中央广播的任务，是宣传国民革命（实际上是一党政治），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党国喉舌”。从运用无线电台作为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来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台”。
所谓物以稀为贵，由于在南京尚是第一次建台，不但南京市民是第一次听说世界有这等史无前例的“宝贝”，就是见多识广的党国要人们也大都是第一次看见这类美轮美奂的“西洋景观”。于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后院的铁塔周围、机房内外，都挤满了要看西洋景的要人，南京市内能够拥有“收音机”的阔人们也都早早打开旋钮，等待收听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盛况。自然，处于这一旋涡中心的“奇才”徐恩曾，更是风光捞足，风头出足。
下午5时半，典礼开始，一身便装而又兴致勃勃的蒋介石同陈果夫、戴季陶、叶楚伧等要人鱼贯入场，行礼如仪，奏国乐、诵读总理遗嘱。接着，便是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叶楚伧等要人讲话，内容无非是中央广播电台建成，党国的根基将更加强固等等，大话、套话、空话一大篇。最后由李范一简单报告筹建经过，揭幕即告完成。
揭幕式即为首播式，在这之前，徐恩曾派出一批经过短期技术培训的收音员，携带五灯直流收音机（PCA16号），分赴江苏、安徽、湖南、河南、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省市党部，记录播音内容，并交由当地报章发表。在南京地区，徐恩曾则派人将收音机放置于一些公共场所或马路两侧，“免费”放音，一时吸引了许多“孤陋寡闻”而又好奇的看客围观，效果自然是大大的好。特别是在一般看客的眼中，像蒋介石、戴季陶、叶楚伧这等党国大佬们，不啻是封建时代高坐金銮殿的皇帝及王公大臣，虽然名声如雷贯耳，却是只闻其名未闻其声。今日有幸免费聆听蒋皇上、戴王爷及一干权臣们的“圣音”，不听白不听。“聆听”的结果，倒也不觉得“皇上”的一口浓重的宁波官话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见得好听到哪里去。至于“皇上”从头至尾说了些什么，由于不那么好懂，自然是不知所云，好在“圣上”的旨意讲的都是军国大事，本就与“草民”们不相干，也就由它去了。倒是这一天大凡在马路上听到“皇上”讲话的人，恰如阿Q进了一回城，不但身价陡增，多了一层向别人炫耀的资本，而且也增加了小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着实热闹了好几天。
创业伊始，百事艰难，最让徐恩曾伤脑筋的，一是收听率不易提高，二是节目不易罗致。当时，民间收音习惯远未形成；加之收音工具本就稀少，能买得起这种“捞什子”的市民就更少了；又因为所用直流收音机的电池较难补充，这些都严重妨碍了收听率的提高，使得党国的大计不能很顺利地传达到“小民”中间去，这实在是有点“妈妈的”了。另一方面，电台节目的罗致，也大成问题。当时，电台仅有七名工作人员，人手较少，同时也考虑“珍惜新颖之宣传利器，俭约使用”，每天暂定播出两小时左右。节目的内容，不外源于以下几个渠道：中央通讯社和当日各大报的新闻稿件，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通告，中央党部交办的宣传大纲，中央常会、中央政治会议、国务会议、立法会议、行政院会议的报告决议案等。除此以外，中央广播电台还有一项特别节目，这就是星期一在中央大礼堂现场直播“总理纪念周”，有时还在现场举行广播演讲。至于音乐节目，主要是播放唱片，周末特别音乐，大都为南京市政府管弦乐队前来大礼堂演奏。
总起来说，中央广播电台自建立以后，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充分发挥了“党国喉舌”的作用。也正是在这次筹建“中国第一台”的过程中，徐恩曾进一步与国民党（实为陈家党）发生了密切关系，从此跨进了未来的国民党主流派—CC系的阵营，成为CC集团的头号打手。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成了徐恩曾挤进国民党权力圈的第一个台阶。